第二章 别把曾国藩当“人”

曾国藩是一头狮子，因为他带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队伍；曾国藩是一条狗，因为他对其主人大清统治者忠心耿耿到了愚忠的地步；曾国藩是一匹狼，因为他深谙“狼道”！曾国藩还拥有一大批影响力非常大的拥趸，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偶像。

——作者题注

一、曾国藩是一头“狮子”：领导力卓越

由一头狮子领导的一群羊，可以战胜由一只羊领导的一群狮子。

这是西方非常有名的谚语。它告诉世人，一个组织和团队的成败，领导者是关键因素。为什么在与太平军交战时，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与绿营都被打得闻风丧胆、屁滚尿流，而以农民和文人为主组成的湘军，却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甚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呢？根本原因是，湘军拥有一头卓越的“狮子”——曾国藩。

1．“唯涤公马首是瞻！”

历史上的曾国藩，既没有长期真正拥兵，更没有对朝廷挟军威以自重，对来自北京的命令也十分服从，军中一切大事小事都忘不了请示汇报；皇帝在谕旨中也经常申斥和敲打他，对此曾国藩不但口头上很少还嘴，还表现得诚惶诚恐。在战略决策中，即使他认为朝廷是在瞎指挥，不符合前线的实际情况，也会不厌其烦地向皇帝陈述自己的建议，或者在落实的过程中打一点折扣，既实现了自己的决策，看起来又不违背朝廷的意图。这比起那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骄兵悍将来，他显然要有智慧得多。

在整个湘军体系中，曾国藩是拥有着绝对的领导地位的。后世一提到湘军，总是以他为实际统帅；同时代的人，也视他为湘军领袖；湘军中的将领，更是对他敬佩有加、生死相随，“唯涤公马首是瞻”。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福兴奉旨赴江西会办军务。但福兴来到瑞州视察湘军时，湘军诸将都把他当成是客帅，而非主帅。福兴想调动湘军，大家根本不听他的。但只要有曾国藩的一张纸条，湘军就可以奔赴千里之外，救援身处危局的友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而“唯涤公马首是瞻”的状况亦可见一斑。

曾国藩这次在籍守制期间，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统筹全局，使湘军的东征取得了重大胜利，并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还大力举荐和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其声望、地位之隆，俨然有取代曾国藩之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却专门给胡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他说，环顾国内大局，唯湘军是赖，而要实现克复南京、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人还说出了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

当时的曾国藩身处危难之中，但李续宾等将领并没有抛弃他，反而为了能使他尽快复出而努力奔走。患难见真情，落魄显真心。曾国藩与湘军诸将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曾国藩对湘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同一般的。

2．曾国藩是湘军的精神领袖

湘军的高级将领多为书生起家，如人们常说的“悍将”李续宾其实是罗泽南的得意门生，乃一员典型的儒将，水师将领彭玉麟则能诗善画。文人之病，在于“相轻”，而曾国藩却能赢得他们的真心倾服，自然不是只靠严格的上下级控制关系。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等人对他的感情，是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事实上，曾国藩卓越的领导力与强大的个人魅力，已经在客观上使之成为了湘军上下的精神领袖。那么，曾国藩的地位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呢？

在湘军发展初期，有3个人可以称为统帅：江忠源、吴文镕和曾国藩。

三人中，发迹较晚的江忠源在官场上却素有“知兵”之名声，击败太平军的蓑衣渡一役更使得他一举成名，官运亨通，在两三年间便升至安徽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打出的旗号便是为江忠源补充兵源。可惜江氏命不好，在巡抚的椅子上坐了3个月，就在1854年1月因兵败而自杀。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在曾国藩初练湘军时，他任湖广总督，是湘军的大靠山。遗憾的是，他在1854年2月战死于湖北黄州。江忠源、吴文镕之死，使得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勇成为了两湖地区的主力部队，曾国藩也由此成为了湘军体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人物。

其实早在回籍守制之前，曾国藩就在六部中的五个部担任过侍郎（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副部长），是和巡抚一样的二品大员，现在又是皇帝钦命的团练大臣，论资历，论声望，湘军之主都非他莫属。

1854年2月，当曾国藩坐在统帅座船上，率领着17000余名湘军将士踌躇满志水陆并进迤逦北上之时，他的职位其实是有点尴尬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官非绅”。他有“前侍郎”和“现任团练大臣”的空衔，手中却没有实际的权力；他可以为手下的将领向朝廷邀功请赏（他有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但却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掣肘，难以大显身手。湘军是“体制外的军队”，像没爹亲没娘疼的孩子，朝廷希望他们多打胜仗，又不愿意对他们有所付出，因此在发饷等问题上就寄希望于他们自行解决。这样，曾国藩实际上成了湘军官兵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将得利益的争取者。

他利用“官绅之间”的特殊地位，积极筹捐办厘，保证了湘勇每月都能领到白花花的饷银；他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力，每次战后都向朝廷列出一份长长的立功者名单和奖励请求，使那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不怕死伤、奋勇向前的官兵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对于曾国藩这样的能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锦绣前程的统帅，试问，哪个部属不愿意追随？哪个部属不愿意死心塌地地卖命？

3．曾国藩打造“铁军”有一套

在清末，地方团练的性质只相当于现在的民兵，真正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因此中央政府历来都不会向地方团练提供军饷与武器等后勤支持。但为什么由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湘军，能在曾国藩的打造下异军突起，取代了绿营与八旗这些正规军，成为抗抵拥有数倍于己的军力的太平天国，并最终战而胜之呢？甚至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的部属李鸿章、左宗棠的部队，还长期担任清朝末年的主要武装力量，直到甲午战争后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拥有狮子般领导力的曾国藩，究竟在组建“湘军”时，做了哪些事情呢？

显然，能够打造出一支“铁军”，曾国藩自有其一套非凡的“秘籍”。下面就是曾国藩打造“超级团队”的四大核心秘籍。

秘籍一：重视思想教育，练出“铁军”。

作风顽强：扎硬营，打死仗。

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湘军与八旗绿营相比，堪称“铁军”，其战斗力强大的关键是“扎硬营，打死仗”。所谓的“扎硬营”就是号令严明；“打死仗”就是有压倒对方、以小搏大的必胜决心。

思想教育：拉水准，聚共识。

来自社会基层、熟悉中国国情的曾国藩深知，必须要有严格的思想教育，才足以去管理好由书生（军官与幕僚）与农民（士兵）为主体组成的湘军。

为了把湘军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敢打敢拼的部队，他拟订出了“勤教、转移与严绳”的思想教育策略，用密集的精神训话（勤教）、赏罚分明的奖惩升迁制度（转移）以及制定严格的部队操练准则（严绳），来统御湘军。

尽管当了很多年的官，但曾国藩对敷衍塞责的官僚习气极为痛恨。为了在湘军中消灭掉“僚气”，他在部队中大力推崇实事求是的“乡气”。

刚开始招募兵勇时，曾国藩会每天都坐到招募处，观察前来报名的每一个人的气质。如果来者说话油腔滑调，曾国藩就会请他另谋高就。如果是朴实言拙者，曾国藩便会盛情邀请其加入湘军。这就是用“乡气”取代“僚气”。

为了让文化程度很低的士兵能迅速明白遵守军纪的重要性，曾国藩写了《爱民歌》、《保守平安歌》等，通过浅显易懂的军歌，来教育士兵们要善待老百姓，不要横行霸道，不能让老百姓反感。

在每个月固定的全军操练日上，他会不厌其烦地亲临训话。他还把“四书”、《孝经》等书籍，下发到每一个士兵手里，营造学习气氛，将部队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

秘籍二：鼓励内部创业，做大局面。

鼓励独立：与门徒共同做大局面。

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名领袖，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一直很重视从湘军的内部去培养人才，很注意给左宗棠、李鸿章等顶级人才提供挥洒才华的舞台。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传统都是不鼓励门生与属下出去自立门户，甚至超越尊长的。但曾国藩不这样，当湘军的规模日益庞大时，他便鼓励湘军将领搞“内部创业”，支持他们独立发展，一起把局面做大。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提出前往上海操练淮军的构想时，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亲扶李鸿章上马，这般如山师恩，令李鸿章终生难忘。当李鸿章招募起淮军后，曾国藩除了亲临祝贺，还调拨了八个营的湘军兵力，供李鸿章驱驰。

兵权下放：打通将才舒展能耐的出口。

任何一个建立伟大功业的人，都必定是自己成功的同时让别人也跟着成功，自己发达的同时也让别人跟着发达的人。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

当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起义者，成功地挽救了大清朝后，湘军的各级将领和幕僚均飞黄腾达。当时清朝有18个行省，其中的13个省的一把手，是出身于湘军的将领！

要让部队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就必须下放兵权，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这是走向上下共赢的最可行之路。事实上，客观因素也逼着曾国藩必须要兵权下放。

到同治三年（1864年）时，湘军的气势达到了顶峰，曾国藩统领着近30万湘军，其中，李鸿章部12万人，左宗棠部6万人，曾国荃部5万人，沈葆桢部1万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曾国藩必须鼓励部将们出去独立发展，否则根本没法纾解人才拥挤的状况，更无法开创新的局面。

曾国藩在150多年前所遇到的人才升迁瓶颈，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企业与组织也还会经常遇到。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的高阶职位有限，部分高阶人才在碰到升迁的问题时，企业倘若不适时地鼓励内部创业或者提供更大的工作舞台，最终必定会使高阶管理人员流失。事实上，“内部创业”已成为现今众多成功企业发展出新事业的一条快捷方式。

秘籍三：善于识人用人。

曾国藩识人用人的功夫着实了得。他所带出来的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与沈葆祯等大将，个个都是“超级人才”，影响了清末50年的历史发展。

谈到曾国藩的其他方面，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100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持异议，那就是曾国藩识才用才的能力。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因为天王不识贤臣，而湘军的成功则是因为曾国藩善识人才。元帅、军事家刘伯承同志也曾说过，曾国藩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会用人。

那么，曾国藩在识人用人上，有哪些值得世人学习的呢？

第一，他很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办什么事要用什么样的人才，办天下大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

第二，他很爱才惜才。他认为自己一生有“三乐”：“一乐”是读书时发出金石般的声音；“二乐”是在辛苦劳动之后能好好地休息；“三乐”是奖励人才，使其一天天进步。

第三，他看人很准。他死后的声名比生时更为隆盛，主要原因是找对了接班人。他的学生李鸿章继他而起，执掌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足有30年，权倾天下。但李鸿章任何时候对他的老师曾国藩都是发自肺腑地尊敬，这对曾国藩身后地位与形象的巩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那么，曾国藩是怎样识人的呢？他常用的秘诀有两个：情境测验和日常观察。

情境测验：洗脚难倒李鸿章。

用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是曾国藩常用的识人之道。

为了考验门生李鸿章的耐心，喜欢洗脚养生的曾国藩想到了很妙的一招。有一天，当李鸿章登门求教之时，曾国藩故意在他的面前继续洗脚洗了一刻钟。这让李鸿章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于是便脸红脖子粗地拂袖而去。凭借这一观察，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尚年轻气盛，在短时间内很难委以重任，于是继续把李鸿章留在身边历练。

日常观察：一颗稻谷见真章。

曾国藩经常利用与部属吃饭的机会，暗中观察他们。每天中午，他都会与幕僚们一起用餐。有一次，大家在用餐时发现，饭里面有没去壳的稻谷，大多数人都是把壳弄掉，然后吃里面的米。但这时曾国藩忽然发现一位戚姓幕僚，他居然仔细地把每一颗稻谷都挑出来扔掉。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说话，但饭后他立即差遣账房拿出20两白银给这位幕僚，请他走人。众幕僚忙问其故，曾国藩解释道：“他从农村到湘军总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忘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若留在军营里，难免见异思迁。”

在大家为他求情的情况之下，曾国藩最后勉强留下了他，但将他从幕府的参谋调去负责管理菜园。戚某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马上改过，每天都与菜园的仆役一起耕作，甚至比别人更努力地去劳动。

曾国藩则一直都在观察他的改变。一年后，曾国藩又起用他。后来，戚某从一个乡下人，一路因功晋升，最后官至观察使。

秘籍四：建立人才库，赏罚分明。

曾国藩除了是一位拥有一套缜密的用人选将哲学的识人用人高手，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培训大师。

对于真正的人才，对于给湘军做出贡献者，曾国藩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简拔的。当然，他对于将才的标准，也有严格的界定。他认为，将才必须具备四条标准：第一，才堪治民；第二，不怕死；第三，不急名利；第四，耐受辛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曾国藩自称为觅得良将，“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一旦遇到可心之才，他又成为善于发现、使用和培育良将的高手。一旦拥有了人才，他又善于提供其发挥才能的舞台。

对于手下的将领与幕僚，在管理和交往中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原则，即宽严相济，“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因战功而奖赏、保举时，他毫不吝啬，也不太较真；涉及“礼”“义”等他所认为的原则性问题时，则毫不留情、从严处理。通观整个湘军发展史，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部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居多，很少对他们施展雷霆手段。

［经典案例］论功行赏，自建功勋：全军备受激励

要想人才死心塌地地为你所用，就必须赏罚分明。曾国藩是很懂得利用自建功勋，来激励士气的。据史料记载，有一回，当湘军在连续攻克湖南岳州、湖北武汉与汉阳之后，曾国藩为打了胜仗的湘军将领向朝廷申请了该得的封赏后，忽然觉得自己个人也该向这群陪着他出生入死的湘军弟兄表示感谢了。

在想了整整一天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极妙的可以让全军都受到鼓舞激励的招儿。他找人打造了100把精美的腰刀，并在刀面上刻上了“涤生（曾国藩的号）曾国藩赠”字样，还为每把腰刀打上了编号。在颁奖前一天的晚上，他最终决定只颁发50把腰刀，以彰显立功者的身价。

曾国藩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授刀典礼。他把近400名湘军军官集合到了操场上，所有与会军官都穿着正式的朝服，大家都翘首期盼着曾国藩即将颁发的奖赏。这时，兵勇抬来了一个沉甸甸的木箱。曾国藩从木箱里取出了第一把腰刀。现场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曾国藩手中的腰刀，心想到底这把编号为第一的腰刀是要颁给谁呢？很快答案揭晓，是湖南水路提督塔齐布！接下来，剩余的49把腰刀也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它们各自的主人。

从此，曾国藩所赠的腰刀，成为了湘军重要奖励的象征，每个人都拼命地在沙场上奋勇杀敌，以期争取到这难得的荣誉。

二、曾国藩是一条“狗”：忠心耿耿

君王喜欢忠臣，犹如人类喜欢看家护院的狗。

在世人心目中，狗往往被作为对主人“忠诚”的代名词。狗可以帮助主人保护其财产免遭侵犯，因此，没有主人会不喜欢维护自己利益的狗。当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看，对敌人忠心耿耿的狗，就会被称为“走狗”。但这也证明了“走狗”是多么维护主人的利益。

忠臣，其实就是君王的“看家狗”。当然，也有不少忠臣认为，自己是为天下老百姓看家的狗。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什么几千年来会有数不胜数的臣子，像狗一样对其君王忠心耿耿呢？因为“忠”可以使“狗”名利双收。

事实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而且还是成就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

“忠”字实乃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会讨厌忠心耿耿之人呢？

言归正传，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对皇帝最忠心耿耿的臣子，曾国藩绝对可以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因为曾国藩不但在维护清廷统治上呕心沥血，还把“忠”字发挥到了极致——愚忠。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是晚清统治者手下维护主人权益最为得力的“狗”。

1．满门愚忠，以忠诚为天下倡

晚清的社会动荡，给传统的封建秩序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与从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比较落后，一方面是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很少跟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南方沿海地区发生联系。这就使得此时的湖南人在思想上相对比较保守，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厚的三纲五常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在学术文化上，程朱理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湖南这种浑厚的理学氛围对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好友，例如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都是在湖南接受的传统教育，共同的生长环境，共同的文化气氛，造就了他们在思想道德、人伦价值方面的认同感，这也是后来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办好湘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国藩对于这一点也非常肯定，在他看来，社会风气的转变，要有几个中心人物，由这几个中心人物作为垂范，社会风尚才会慢慢好起来。

千古以来的无数事实证明，社会风气的好坏跟贤哲的垂范有关，榜样的力量再借助国家权威的强化，往往很容易成为普通民众的楷模。联系到他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精力的湘军，他更是深有体会，如果不是他和一帮朋友坚决地竖起忠义的大旗，创办湘军，就根本不会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

1860年以后，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内外交困的局面使统治阶级头痛不已。曾国藩作为受儒学伦理教育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把维护君主统治当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从这种道德榜样的理论出发，曾国藩强调要加强对官吏“忠义”的教育与培养。

曾国藩在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时，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力太小，因此没有受到什么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其理论才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

在曾国藩周围，有着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政府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才。

当然，曾国藩的“忠”基本上局限在非理性的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愚忠”。曾国藩自己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1863年初，曾国藩在给自己死去的弟弟作墓志铭时，思考了一个晚上，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反而想出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皆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这副挽联，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曾国藩一家人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而立下的不朽功勋，同时也点明了曾国藩愚忠的角色。在曾国藩的眼里，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臣对君的忠就被称为了“愚忠”。

2．忠孝持家，奠定人生基石

作为一个饱读经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的人，三纲五常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家族里，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强调以孝悌为本，始终将“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烟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她专心致力于相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恭毕敬”，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

有如此家学渊源，养出一个像曾国藩这样的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自然顺理成章。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家族的领导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基本内涵。

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骄傲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在家书中，曾国藩曾不断地告诫家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如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三日的家书中就曾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3．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是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这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家长会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以使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时，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

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的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制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大清王朝，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剿灭太平军的重担。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万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他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曾国藩一生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战功赫赫，功高盖主。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他发现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勤劳。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最终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

湘军和后来的淮军的势力不断地扩大，成为了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而曾国藩则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如果没有曾国藩及其训练的湘军，清政府的绿营、八旗兵是不可能战胜来势汹汹的太平军的。

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占领南京，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事业上达到巅峰之时，有不少知己朋友和幕僚劝他趁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自己当皇帝。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都曾经向曾国藩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结果全遭到了曾国藩的拒绝，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其实，曾国藩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忠于君主、忠于朝廷的思想也在制约着他。一旦造反，他一辈子转战南北、辛辛苦苦得来的声誉将会毁于一旦，死后还会背上千古骂名，他可不愿意担这个风险。

正是因为曾国藩保持了一生尽忠报国的声誉，他死后，安徽巡抚英翰具上奏折，希望为曾国藩建立专祠，以表彰他为国尽忠的事迹。曾国藩的家族和后人，也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奖赏。

三、曾国藩是一匹“狼”：深谙“狼道”

如果说曾国藩是一头“狮子”，那是因为他带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队伍；如果说曾国藩是一条“狗”，那是因为他对其主人大清统治者忠心耿耿到了愚忠的地步。其实，曾国藩更是一匹“狼”，因为他深谙“狼道”！

“狼道”何来？自从英国动物学家绍·艾利斯发现在狼的身上，有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情感、最具韧性、最有成就者，莫过于狼后，有些人便从狼身上总结出了一套适用于人的生存哲学，概称为“狼道”。

狼道，本质上是狼或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素质，比如坚韧、顽强、耐心、战斗、合作、分工、策略、沟通、危机意识、适应能力等等。

几年前，探讨“狼道”的书汗牛充栋，但总结起来不外乎那么几条。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你有心把这些“狼道”跟曾国藩的生存哲学与处世智慧放在一起比较，将会惊奇地发现，曾国藩简直就是一匹“狼”，因为他很懂得如何运用所谓的“狼道”。

由于后面还会详细探讨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智慧，其中有不少和“狼道”智慧类似，因此，这里只选取“狼道”之中的5条，试做解读与探讨。

狼道一：卧薪尝胆

原理：狼不会为了所谓的尊严，在自己弱小时攻击比自己强大的东西。

解读：若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容易在以后的交战中招致失败。羽翼未丰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乾》中的“潜龙勿用”亦告诉世人，君子要待机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切勿轻举妄动。

案例：初创湘军时，朝廷屡次下旨征调，但曾国藩都婉拒，为什么？

早在初任京官时，曾国藩便深研《易经》，且对潜龙在渊很有心得。初建湘军时，他的湘军，水陆两军加起来也就一万来人。这时的湘军，若去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起家资本，曾国藩曾4次抗拒清廷圣旨。

在1853年，当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后，不知深浅的江忠源马上向清廷和盘托出。结果，船炮未齐、兵马尚弱的曾国藩，很快就招来了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

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军攻打到蕲、黄一带，武汉危急，于是清廷接连下令，让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但曾氏没去。第二次是1853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火速开赴安徽救援，再次抗旨。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拒绝前往。第四次是眼睁睁看着老师吴文镕被击败而没驰援。

为何曾国藩会屡屡按兵不动呢？原因是，他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是在陆上，没有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所以他下定决心：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对于自己卧薪尝胆、潜龙在渊的苦心，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诉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狼道二：自知之明

原理：狼也很想当兽王，但狼知道自己是狼，不是老虎。

解读：自知之明，出自老子《道德经》，是“了解自己的情况，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的意思。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他人，从而立足于社会，建功立业。故古人提倡：人贵有自知之明。

案例：曾国藩没有造反，反而裁军，为什么？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湘军挖掘地道，轰开天京城，一场与太平天国历时10余年的战争宣告结束。二十四日，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二十九日，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七月，曾国藩下令将活捉的洪仁达、洪仁发、李秀成就地正法，并奏请裁撤江宁城内外的湘军22000余名。

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华大地的600余座城市陷入了战争的旋涡，让当时的清朝政权几乎到达了灭亡的边缘。对于清政府来说，毫无疑问，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谁消灭了太平天国，谁就是立了开国以来的第一功。当这个功劳被曾氏兄弟拿下后，清政府理应给予他们最高的奖赏。

然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清政府历来对汉人警惕有加，一直在自我提醒着，不能授予汉人很高的军权，以防危及自己的统治。灭了太平天国后，曾氏兄弟的势力掌控了大半个中国，于是传言四起，说曾国荃正想劝其兄长曾国藩，趁着湘军气势正盛，挥师北上，推翻大清，自己去弄个皇帝当当，湘军将士更是蠢蠢欲动。

从客观上看，即使曾国荃真的给兄长曾国藩来一个黄袍加身，亦事出有因。原来，当初皇上曾许过诺，谁打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就封谁为王。可是，当曾国荃带着来自湖南家乡的弟兄们出生入死，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煎熬，以血肉之躯相搏，最终终于拼下这天下第一功后，朝廷却并没有完全兑现承诺，仅仅是封了他一个伯爵。因此，性格非常激烈耿直的曾国荃难免会有情绪。但更令他想不通的是，曾国藩上奏要裁撤湘军。

幸而，曾国藩想得通。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一首诗“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中很明白地说了：9年来，老弟你确实是劳苦功高，很不容易，可是，这漫天谣言你知道吗？这黄袍加身的事可不是我们兄弟能玩得了的啊，不要去想那么多，去休息一下吧。对了，你的生日就要到了，我们两兄弟好好地去庆祝一下！

曾国藩的想法是对的。湘军在打下天京后，就不再是什么威武之师了，因为一直以来，这些将士跟着曾氏兄弟拼死拼活，其实也就是想着能升官发财。如今，他们能有的都有了，比如官职、财富；不能有的也有了，比如骄奢淫逸、飞扬跋扈。若是让他们继续存在，就只能像绿营兵一样给老百姓添乱。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是以理学家自居的。他崇尚道德教化，如果真的放纵弟弟去演习“陈桥驿兵变”的往事，这等于是自己背叛自己，那么他所标榜的一切都将不攻自破。熟悉历史的他非常明白，历史上那些手握重权而不知自省的人，到头来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是以卫“道”之名而建立起这支军队的，如果他自己首先叛“道”，那么他身边这一大批一直尊崇他为榜样的文人士子幕僚，也许不用等到朝廷有什么动作，就会上演太平天国杨韦事变自相争斗的一幕了。

凭曾国藩的睿智，这些他都能考虑得到。为避免功高震主和曾国荃闹出什么事来，他在奏请裁撤湘军后，马上又上奏，称曾国荃病势日重，需要开缺回籍调理。两个月后，曾国荃离开江宁，回到了湘乡白杨坪老家。再接下来，曾国藩开始裁撤厘金局，停收因战争而不得不收的苛捐杂税。然后，又恢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曾国藩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儒家信徒，这些读书人已经10多年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了，他们的前程都因为战争而阻滞，这些事似乎都不能再拖了。

做完这一切，朝廷的猜忌、天下百姓的悠悠之口，几近消弭。

狼道三：知己知彼

原理：狼尊重每个对手，狼在每次攻击前都会去了解对手，而不会轻视对手，所以狼往往成为最后的赢家。

解读：知己知彼，出自《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指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起仗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泛指如果对双方情况都很了解的话，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失败。

案例：为什么文人曾国藩能取得与太平天国较量的最终胜利呢？

因为曾国藩对湘军和太平军都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战争的整个大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故而他虽然当不了冲锋陷阵的将，却能做一个指挥得当的帅。他常常告诫诸将：

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也绝不可以在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的前提下去开仗。

用兵的最基本道理是，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

当敌人向我进攻时，若能仔细地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向敌人发兵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

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时，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要务。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时，我方却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然会有漏洞和毛病，同时也很容易被对方看出来。不要在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出战，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这样，你自然就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狼道四：愈挫愈勇

原理：狼的字典里没有“失败”，狼是“失败乃成功之母”信条最卓越的实践者。一次失败的捕猎行动，只是单纯地磨炼了狼的技能以及增添了其对成功的渴望。

解读：没有失败，只有暂时还没成功。

案例：曾国藩在一生中遭遇过什么样的挫折，他靠什么愈挫愈勇？

曾国藩的一生，其实充满了挫折。参加7次科举才中进士；当官后差点被皇帝砍了脑袋；太平天国时，每次亲自率军都吃败仗。他甚至投江自杀了好几次。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后人佩服呢？

因为，曾国藩虽然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失败，但每次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再战。追根溯源，曾国藩愈挫愈勇的品格，源自其父亲曾麟书的身教。

从小跟在父亲身边的曾国藩，看到父亲连续考了17次科举才考上秀才，在这样的耳濡目染的教育下，曾国藩养成了不服输的个性。

在湘军的起兵初期，曾国藩屡遭挫败，作战老是吃败仗。湘军在1854年5月的首战中，水军险被歼灭。9个月后，曾国藩更是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破湘军水营，100多艘战舰全被烧毁，就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抢走，湘军的重要数据全数被敌人掠走。1856年夏天，曾国藩还坐困南昌。

曾国藩在接连败仗的打击下，曾拟了一份奏章给咸丰皇帝，自责带湘军作战“屡战屡败”；但最后被属下建议修改成“屡败屡战”，希望咸丰给予湘军更多整军备战的机会。

咸丰看了这样一份奏章之后，被曾国藩愈挫愈勇的精神所感动，不再责怪曾国藩吃败仗的事情。最终，天生湖南“骡子”脾气的曾国藩，没有因一时的挫败而失志，屡败屡战，重整旗鼓，终于在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这启示后人：即使是最坏的环境，你都有机会使之变好。

狼道五：授“狼”以渔

原理：大狼会在小狼有独立能力的时候坚决离开它，因为狼知道，如果当不成狼，就只能当羊了。

解读：道家有这样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意思是说，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解长久之饥；如果想永远有鱼吃，那就要学会捕鱼的方法。更深层的理解是，要传授谋生手段给别人，更要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

案例：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那曾国藩是如何治家和教育儿女的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人父母者，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得比自己好的，也都想给儿女们留下些什么。有的留钱，有的留权，有的留名。曾国藩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做父母的，要想让儿女真正有出息，就不应该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金钱物质。

他说：儿子如果有出息，那么不靠我的宦囊，他也能自己挣饭吃；儿子如果没有出息，那么我多积一钱，他就会多造一孽，以后淫逸作恶，一定会大大玷污我家的名声。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也决不肯留银钱给后人。

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做官的人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们自己明白不能依靠长辈，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弟们就会渐渐勤劳，知道要想办法自立了。

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告诫说：银钱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也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是一个“阅历数十年，对于人世间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智者。他总结了一个规律：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他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因为，钱多就容易骄横，就容易奢侈，就容易淫逸，就容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身败名裂。

终其一生，曾国藩都严格坚持不给子女留余财的原则。他曾经明确规定，女儿的嫁妆，不能超过200两白银。曾国藩的前三个女儿出嫁，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的。直到第四个女儿出嫁时，欧阳夫人仍然按照这个规矩来办。

曾国荃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不敢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再三感叹，以为实在不够，便又赠送了400两。

嫁女如此，娶媳妇亦如此。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派人送家信和200两银子回家，以其中的100两作为曾纪泽的婚事之用，另100两作为侄儿的婚事之用。那么大的一个官，办个喜事用100两，确实是太难得了。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听说林文忠公（即林则徐）3个儿子分家的时候，各人只得6000串钱；林公为总督、巡抚20年，而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亮节，实不可及。我们这些人做官，就应该效法这样的作风。

不过，虽然不留钱财给后人，但曾国藩非常重视接济自己的亲戚。曾国藩曾经从俸禄中省下来1000两银子寄给家里。他详细地开了一个单子，说明这1000两银子的用处，其中400两是馈赠族人和亲戚的。在给家里的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拿出接近一半周济亲戚族人：

我之所以十分重视馈赠，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家的气运太盛，不能不格外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办法。一旦旧债还清，就会好处太全，恐怕反而会盈极生亏。留有债务没有还清，就会感到美中不足，家庭中也就会时时提醒自己了。第二个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们都很贫困，而且上了年纪，现在不周济他们，他们的日子不知该怎么过呢。家中的债务，虽然现在先不还，以后总是能还上的；馈赠自己的亲友，现在不做，恐怕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曾国藩同时说，不要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和祖父的主张，这样才符合恩出于上的情理。曾国藩的父亲收到信后，认为这是很好的美德，所以完全按照曾国藩所开的单子馈赠了亲友。

曾国藩一生节俭，他去世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曾家后来人才辈出，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官，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曾国藩的家训。

如何治家，很值得后人三思；曾国藩的家训，很值得大家学习与借鉴。

四、曾国藩是一个偶像：“粉丝”无数

当一个人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传奇之事后，这个人被佩服与崇拜似乎会变得顺理成章。

当今传媒发达，只要在电视网络等传媒上多露几次脸，就会有几个拥趸，更别说你是做出了一些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几乎每个名人、明星，都会有若干“粉丝”。如果一个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他的“粉丝”将很可能成千上万。

成功者拥有几个拥趸很正常，但是，如果其拥趸不计其数，且当中不乏影响力巨大的人物，那么这位成功者可就值得人们另眼相看了。

曾国藩就是这么一位成功者。他的“粉丝”阵营里，有不少名字真可谓如雷贯耳。比如伟大领袖毛泽东、大学问家梁启超、晚清末年权倾30年备受后人争议的李鸿章、蒋介石等等。这些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超过曾国藩，或者至少不输于他。

当然，在“粉丝”们崇拜和学习他们的偶像时，他们往往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正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取得像曾国藩这样的成就或者影响力，所以才成为了曾国藩的拥趸。

1．赞赏者把曾国藩推崇得极高

晚清统治集团中的人，或出于对曾国藩中兴功业的感激，或出于私谊，都对曾氏极尽讴歌，虽不免有夸大粉饰之嫌，但大多还是发自内心的。其中，以容闳的评价最有代表性。

容闳赞赏曾国藩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当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到了清末，许多革命党人也都对曾国藩表示敬佩，但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曾国藩帮助“满人”攻打“汉人”，则又痛惜痛恨。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认为：“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民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角逐颇为引人注目。这两位政坛和战场上的对手，在对曾国藩的看法上却异乎寻常地一致。毛泽东年轻时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不仅向其子女推荐《曾国藩家书》，自己也表示要把曾国藩当作老师和榜样去学习。（毛泽东与蒋介石对曾国藩的学习，稍后有较详细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史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海外史学界，大都对曾氏评价颇高。史学界中，梁启超最早把“扬曾”的高度拔到了极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还满怀憧憬地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著有《曾国藩传》的萧一山，以“隔代知音”的姿态，这样分析和评价了曾国藩的一生功业：

他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要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与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不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官僚、旧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旧的。何况舍弃了自己民族的立场，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我们佩服曾文正公，就因为他有这种远大的眼光，就因为我们要救国家民族离不开这种原因。……

曾国藩既能发先圣先王之义蕴，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一般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以“汗马勋名，问牛相业”、兼具圣王双层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时人称为“圣相”，真可以当之而无愧。

……

前人被后人评价，毁贬者有之，褒誉者有之，公正者有之，失当者有之。然而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后人对他的评判有天壤之别，誉者奉他为精神偶像，敬拜推崇无以复加；而毁者指他为千古罪人，切齿恨之唾之犹不满足。

本节，我们主要探讨的是被当作偶像来崇拜和学习的曾国藩。为此，我们将特别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和蒋介石会当曾国藩的“粉丝”，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又是如何当曾国藩的“粉丝”的。

2．超级“粉丝”之青年毛泽东

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其实很大。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如今收藏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都很注意这一点。曾国藩认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而毛泽东在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曾国藩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很久以来即为人所熟知，只是极少见诸文字。20世纪50年代，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引证了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时“独服曾文正”的态度，这对许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也许有些人会说，那是毛泽东“早期”的认识，还有某些不成熟的成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其实受曾国藩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些都渗透在了他的思想中，并体现于诸多方面。

曾国藩的德行、功业、言论、治学、为人与做事等多方面都为后世所推崇，这在湖南的影响更大。湖南人每每教子与教学，都多以曾国藩为楷模、为圣哲，皆以湖南出了一个曾国藩而骄傲。作为湖南人，曾在曾国藩的籍地湘乡读过书的青年毛泽东，同样非常推崇曾国藩。曾国藩的许多著作，毛泽东都曾认真读过，曾国藩的学习方法、读书路径，毛泽东都模仿着走过。他曾把曾国藩治学方法的许多言论奉为金玉良言，以曾的言论作为检查自己、鞭策自己的标尺。例如他检讨自己在学习上不重视课堂的系统知识，却只是一味追求个人兴趣时，曾说：“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泽东写这段话时是1915年，这一年他已经22岁。如此年龄，尤其对毛泽东这样成熟早的伟人来说，自然已有了自己的成见，因而不能说是太盲目了。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精神境界、经世之学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这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大量记载。毛泽东在这些方面评论曾国藩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在这里毛泽东是说，著名的人物也有“办事”之人，即只求功业，没有思想理论的人，也有“传教”之人，即有思想、有理论，传播而影响后世的人。他认为诸葛亮、范仲淹是前者，孔、孟等是后者，而曾国藩则是既建事业又有思想理论的代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之高。

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段话是在其论断“大本大源”时说的。他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写这段话时是1917年8月。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已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新思想，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有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向。这时的他主张：“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可见，毛泽东当时正是处于寻求救国救民的根本道理与道路，打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之际，大量研究、比较中国前代较有影响的人物，提到了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四位，其中以“大本大源”论，“独服”曾国藩一人。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大本大源”是什么呢？他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是想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创造出一种能根本打动全国人民心灵的思想、能根本号召“万夫走集”的理论，从而率领亿万人民去革命，去创造一个富强幸福之国家。此时他推崇曾国藩的“大本大源”，就已不再是青年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以曾为范本，进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了。

当然，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是以保卫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来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从而号召大众去围歼洪秀全的“异教异理”，对此，毛泽东是很清楚的。毛泽东要建立的“大本大源”不再是照搬曾氏的“大本大源”，但这个“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尚在探索之中。不久，毛泽东便找到了这个“大本大源”，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然而这个理论也不是从条文中照搬的，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其中曾国藩的东西他也吸收、借鉴了不少。有人举例说，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有着渊源和借鉴关系，这似乎不无道理。《爱民歌》歌词共560字，摘之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另外，毛泽东的许多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原则等，都受过曾国藩的不少启迪，从曾国藩的军事论述中均能找到印证。如曾国藩“人胜于器”的军事思想，“灵活变通”的军事原则，“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等战术理论，毛泽东都认真地研究、反复地实践过。

总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极高的，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些虽然都是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前的事情，但曾国藩的诸多方面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只能浅谈一二。

3．超级“粉丝”之蒋介石

当毛泽东及其师友们在研究和模仿曾国藩时，蒋介石也在努力地学习着曾国藩，并用曾国藩的思想行为作为自己的指导，还公开地将他奉为宗师。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也同那个时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样，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坚实的儒学文化基础，他尤其对王阳明的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由于当时潮流的推动，他也自然把曾国藩作为近世成功的儒者去学习。一种已成定论的说法是，蒋介石的一生学问，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严格地引导他学习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和他自己选择的曾国藩精神，这才使得他后来能够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从而成为孙中山倚重的“股肱”人物。

在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无论战斗生活多么紧张，蒋氏都要把伦理学、曾文正当作“日课”来学习，并按照曾国藩的一整套学习、自省等方法去进行。对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曾国藩是个身体力行的典范，而蒋介石亦完全按照这个范例的样子去实行。他不但用这套思想精神要求自己，还用它去教育子女、治理军队和推行政治路线。

蒋介石也曾谈论过曾国藩打败洪秀全之事，他的结论是：曾国藩的学问、精神胜过洪秀全。所以，蒋介石训练军队也是照曾国藩的那一套去做，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他读得烂熟，并且还进行了补编。他不仅自读自效，还用来训练军官、教育士兵。他言必称曾、胡，说：“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

蒋介石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在高度评价、极力效法曾国藩方面的代表人物。

4．超级“粉丝”之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尽管以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疑忌重重，但曾国藩毕竟对地主阶级政权赤胆忠心，替他们在疆场上冲杀，除掉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所以，清朝地主阶级视之为“中兴名臣”，尤其在他死后更是把他树为忠诚报效朝廷的样板。除了对曾国藩一生的活动全盘肯定，大加褒扬外，还追赐他为太傅，予谥文正，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宣诏国史馆立传。

他不仅在死的时候得到了最高的褒奖，而且在以后的40余年里，被统治阶级抬得越来越高，成为了他们仿效的偶像。包括后来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对曾国藩的推崇几乎是无以复加的。他们的思想、行为、政术、学术虽与曾国藩有小异之处，但他们都是极力学习、继承他的那一套，可谓大同。正如清末学者夏震武所说的“合肥（指李鸿章）、南皮（指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同时指出不光是李、张二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夏震武的评论不无过当之处，然而却大体描述了曾国藩死后的40余年，清朝统治阶级对他至高的评价，也说明了曾国藩的思想、行为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