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世纪中期的文学

第一节 莱蒙托夫

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伤后死去后，莱蒙托夫（1814—1841）立即写出了《诗人之死》一诗，在对普希金之死表达震惊和哀悼的同时，也直接控诉、抨击了导致诗人悲剧的上流社会和宫廷。这首诗让莱蒙托夫一举成名，人们因此而感慨：一位大诗人的死，造就了另一位大诗人的“生”。

莱蒙托夫与普希金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了：他们都出生于贵族家庭，都生在莫斯科，都很早就开始写诗，都受到过西欧文化的熏陶，都既是大诗人又是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对俄国的乡村和自然怀有深深的眷恋，都对专制制度持强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同样曾被流放到高加索，最后又都同样死在决斗中。

莱蒙托夫自画像（1837－1838年间）

人们常说，像普希金这样的诗歌天才，一个民族两百年才能出现一个，可莱蒙托夫却在普希金之后立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又一个诗歌天才。反过来看，莱蒙托夫的“出现”，较之于普希金就要困难得多了。在普希金夺目光辉的映照下，有多少富有天赋的诗人显得黯然失色，只好抱怨自己的生不逢时。其实，在普希金在世时，莱蒙托夫早已开始了认真的诗歌创作，其创作历史已长达十年；到普希金逝世时，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近卫骑兵士官学校就读的大学生莱蒙托夫，已陆续写下了几百首抒情诗，占其抒情诗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就包括《帆》等名作。然而，他还是默默无闻。普希金为当时文学界的诗友写了大量的献诗，却没有一首是写给莱蒙托夫的。但是，普希金死后，在普希金的近朋们大都保持沉默的时候，无名的莱蒙托夫却大胆地喊出了许多人心底的话，公开点明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就是沙皇及其制度。《诗人之死》不是莱蒙托夫的第一首好诗，甚至也不能算作他最好的一首抒情诗，但它却宣告了一位新的民族诗人的诞生。天赋和机遇，良心和勇气，共同造就了又一位俄国大诗人。

普希金的创作生涯持续得并不长，只有20余年；可莱蒙托夫呢，他在《诗人之死》之后只写作了短短的4年！而这又是在公务、流放、行军、战斗和囚禁等等之中度过的4年！可就在这4年之间，莱蒙托夫最终写出了《童僧》、《恶魔》等多部长诗，出版了一部抒情诗集，写作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完成了一个文学大师的历史使命。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如此丰硕的成果，这向人们显示出了莱蒙托夫超人的天赋。此外，莱蒙托夫还是一位艺术上的多面手，他不仅擅长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精通英、法、德、拉丁文，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在一个半世纪前描绘出的高加索风情画，至今仍焕发着丝毫不亚于其“东方抒情诗”的光彩。

《恶魔》（1841）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长诗，这部作品利用一个宗教形象，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人物。这便是恶魔的自白：“我是个眼露绝望的人；/我是个谁也不会爱的人；/我是条挞罚众生的皮鞭，/我是认识和自由国之王，/上天的仇敌，自然的灾祸……”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个性，他憎恶天庭，向往自由，却又与环境格格不入，不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自称没有爱，却真诚地爱上了少女塔玛拉，可他的毒吻最后却夺走了爱人的生命。莱蒙托夫的天性是孤傲的、叛逆的，有些近似他自己笔下的“恶魔”。据说，生活中的莱蒙托夫很少言笑，待人比较冷淡，经常嘲笑各种人和各种事，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他很刻薄、恶毒。除了十二月党人诗人奥陀耶夫斯基等个别人外，莱蒙托夫在文学界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在军中，他对同事的嘲讽，多次导致了决斗场面的出现；在被流放至高加索时，他与同样也被流放至当地的十二月党人接触较多，但他们却认为他属于“怀疑的、悲观的、冷漠的另一代”。他回避严肃的谈话，常以冷漠和嘲笑的态度面对社会问题，很少向人敞开自己的内心，他的这一处世态度，甚至使他在1837年与对他评价很高、一直关注他创作的别林斯基等人也逐渐疏远了。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恶魔”的形象也是经常出现的，从两首同题抒情诗《我的恶魔》（1829；1830—1831）中的抒情主人公，到长诗《恶魔》中的“恶魔”，甚至连剧作《假面舞会》中的阿尔别宁和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也都带有某种“恶魔”气质。可以说，具有一定“自画像”性质的“恶魔”形象，在莱蒙托夫的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

比亚季戈尔斯克（莱蒙托夫作，1837－1838年间，莱蒙托夫就是在这里与人决斗后因伤去世的）

《当代英雄》（1837—1839）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实际上是由5个中、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它们各自独立，又互有关联。在俄语中，“英雄”一词又有“主人公”之含义，而“当代”即为“我们的时代”，因此，“当代英雄”又可译为“我们时代的主人公”。小说发表之后，正是这一“主人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一些人认为毕巧林不是典型的俄国人，而是西方的舶来品；而别林斯基则在小说发表后立即指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当今的奥涅金”。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代英雄，我尊贵的先生们，诚为肖像，但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集我们整整一代人疯长陋习之大成的一幅肖像。”同时，这一人物也体现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这一形象的出现，本身也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庸俗和无为，一个健康、智慧的人在黑暗、压抑的社会环境中逐渐丧失了精神的追求和生活的目的，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沦落为无用、多余的人，人们该谴责的，首先是造就了这样一种人物的社会，而不仅仅是这样的人物本身。这大概是莱蒙托夫写作《当代英雄》、塑造出毕巧林这一形象的初衷和主旨之所在了，尽管作者在同一篇序言的结尾处声称，他“绝不至于那么愚不可及”，“会心存奢望，想成为医治人类陋习的良医”。

坐着的恶魔（弗鲁别尔作， 1890年）

对毕巧林这一形象的塑造，莱蒙托夫主要使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多侧面的刻画。5个故事采用了3种叙述方式（即他人的转述、作者的叙述和主人公的自述），多方地对人物进行观察，使读者能获得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二是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穿插进小说的主人公日记中，作者让主人公向读者敞开了心扉，在对人物作描写时，侧重的也多为毕巧林的所思所想，即支配着毕巧林行动的意识和意志；此外，作者还在高加索大自然的映衬下、在激烈的冲突场景中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及其微妙的变化。这样的描写，使毕巧林成了俄国文学中最为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在此之前的俄国小说中，这样的心理描写和具有这样心理深度的文学人物都是鲜见的，因此，莱蒙托夫的小说创作对于俄国文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古米廖夫认为莱蒙托夫“在散文中高过普希金”，“俄国散文就始自《当代英雄》”；别林斯基认为莱蒙托夫是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新阶段中的“中心人物”，理由也主要就在于此。这样的人物塑造手法，这样一种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后来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