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忠彦

我是1976年暑期大学毕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愿报名，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由交通部武汉第二航务工程局到西藏支边工作的。孔繁森是1979年由山东省聊城地区选派援藏的。他进藏后担任中共岗巴县委副书记。当时，岗巴县委书记是我们麻城张家畈镇的何志善同志，我在拉萨与他们见过面。1988年年初，他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首次到墨竹工卡县调查和检查文教等工作，我俩在直孔区又见过面。那时，他戴一顶灰色毡帽，我戴的是一顶白色宽檐安全帽，有人还为此开过我俩的玩笑。过一会儿，大家将会在影片中看到墨竹工卡县的一些镜头，那就是我和我的爱人李敏曾经工作过十几年的地方。尤其是孔繁森同志从地震灾区抱养3个小孩的直孔区羊日岗乡，更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搞过扩建灌溉水渠，调查牧场，解决驻军与当地的用水矛盾，还曾带工作组主持公社改乡工作，进行过残疾人抽样调查。一次下乡，马惊车，我差点在那儿殉职。群众告诉我，解放初期，墨竹工卡县有一位汉族县委书记，就是因惊马摔死在当地学绒河里。我有两次获得县人代会代表资格，就是从这个乡选举出来的。

孔繁森同志长我5岁，两次援藏共10年。他的事迹极其感人，以至于在内地，很多人感到惊奇，也有些人感到很玄乎，甚至有些人对此不相信、不理解。但是，我们在西藏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的那些事迹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在西藏，援藏干部职工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像孔繁森那样的干部很多。西藏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比较特殊，在那种传统的政治大气候下，你在那里也会被感染和陶冶，照样会全心全意地为藏胞服务。西藏有以下三个特殊：

一是，西藏政策好，执行政策严格认真。干部的援藏宗旨和责任明确，组织上对每个同志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爱护。单位经常召开支部生活会和单位民主生活会，有意见都在会上当面指出。该你得的工资、津贴、差旅费、各种补助费，个人不用过问，一分不少，没有后顾之忧。

二是，自然环境、工作条件特殊。高寒缺氧，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冬长于夏，有半年多吃不上新鲜蔬菜。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大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煮不熟饭。我们刚去时，供应给我们的是三分细粮、七分粗粮，下乡工作时则与藏胞一样手抓糌粑，吃生牛羊肉。生活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我工作的墨竹工卡县平均海拔4000多米，开水只能烧到76度左右。乡下海拔大都在4500～5000米，开水的温度更低。地广人稀，地理条件复杂，交通不便(现在有所改善)，常发生雪崩、山洪、泥石流、交通等事故。跟我一起进藏的湖北同学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两位，因扑救山火和车祸，光荣牺牲了。我在那里工作，也经历过多次生命危险。

三是，人文环境特殊。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藏胞们，朴实而又单纯，他们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把从内地来的干部，都当作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代表着毛主席。

我们在西藏工作的干部，特别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基层干部，都自觉地把自己当成是党的代言人，往往以“党的代表”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纪律，一心一意为西藏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无论到基层区乡村，还是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吃饭、喝酥油茶，买肉、买蛋等都自觉给钱，有时还多给。记得在1988年夏末，我刚调回麻城任工业局副局长，第一次到化工厂检查工作，中午在厂食堂就餐。饭后问该付多少饭费，工业局陪同人员和厂长、书记都感到很奇怪，说从未听说过领导吃饭要给钱。

援藏干部职工对工作更是认真负责，都有吃苦和奉献精神。在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过节，墨竹工卡县医院吴允华院长请我们在县上工作的几个汉族干部到他家里聚餐。饭菜刚上桌，忽然有人进来说，医院来了重病人。吴院长和曾医生两位汉族医生二话不说，立即拿起碗来，把饭菜往嘴里倒，一口吞下半碗饭。我们还没来得及动筷子，他俩就甩下碗，嚼着饭，向我们几个人说声抱歉，一边往身上套白大褂一边向医院跑去。

我们每逢下乡，或在工地上，干部都同工人们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同饮食、同娱乐。

其实，在西藏，像孔繁森同志这样工作生活的同志很普遍。孔繁森的事迹是援藏干部们的真实写照。他是我们援藏干部的杰出代表。江泽民同志将西藏干部的这种精神加以总结，并高度提倡，这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我还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孔繁森与藏族人民心连心，不怕吃亏，真心实意地为藏族人民服务，把藏族老人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敬奉，把藏族孤儿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抚养。这些，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当地老阿爸和老阿妈们，也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照顾；藏胞们同样把我们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亲密无间；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我常年在乡下工作，对这种情同手足的关系感触很深。尤其是几次在乡下生病，都是在藏族老乡精心照顾下治好的。接触老乡多了，交了很多好朋友，他们时不时地或自己、或托人捎带一些肉、蛋和青稞酒等，到县上送到我的家里，给钱不收，不要还不行，只好给他们一些乡下用得着的物品回赠。在西藏，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而有信，明借明要，从不勉强，夜不闭户，无偷无抢。在那个地方工作和生活，大家不分彼此，互相以朋友相待，互相帮助，似乎有一种共产主义的味道。我至今怀念那种既艰苦充实又心情舒畅的工作和生活。

我虽然在西藏工作过12年，也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些实事，但比起孔繁森同志还有差距，还要继续向老孔同志学习，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力争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实际工作。

1995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