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国庆节，一点节日气氛也没有。

虽然在9月18日就举行了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但全国人民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上上下下都打不起精神，私下里担忧国家的命运。

明天就要出发进西藏了，上午，我将整理好的行李箱拉到火车站托运，又到一位住在汉口的远房亲戚家道别。

10月2日下午1点，我们湖北省首批95名援藏大中专毕业生齐装满员，列队武昌火车南站。湖北省委领导、各大专院校师生、社会各界代表及援藏学生亲友，都来到站台上，为这一大帮意气风发的湖北儿女送行。

再见了，我们的大武汉！

登上武汉至西藏特快列车，我们就与母校、与省会武汉渐行渐远了。

富饶的江汉平原从眼前掠过，车厢里，各校同学高谈阔论，互诉理想。继承毛主席遗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建设边疆，把青春献给新西藏，是我们的共同话题。

毕业前夕，我曾写下一首小诗，充满了豪言壮语，此时拿出来朗诵，获得一片掌声。现抄录原文如下：

手持金箍棒，一步踏珠峰，

指点西域山水，寒热应相同。

横扫妖魔鬼怪，搏击恶浪狂风，行者乐无穷。

若遂凌云志，旌旗遍地红。

毛主席，共产党，育英雄。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①，填平三大鸿沟^②，战士永冲锋。

全球花烂漫，她仅笑于丛。

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58年11月，毛泽东与人谈话时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

②三大鸿沟：即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23点后，车厢里渐渐沉寂。第三天到宝鸡。看着窗外寂静的黄土山川，越走越荒凉。5日早上，我们到达了进藏的第一个中转站——甘肃省柳园火车站。

下火车后，我们这一大帮疲惫的学生提包拎袋，住进柳园兵站，却被告知要节约用水，只能擦脸，不能洗澡。据说这里是沙漠边缘，水都是从外地拉来的。

我们在武汉时，一天洗几次澡，晚饭后还跳进长江去游泳。这次在火车上，已经四五天没洗过澡，身上都是一股酸臭味儿，全身痒得难受。这下可郁闷到家了。特别是女生们，酸鼻子皱脸噘起嘴巴。

进食堂吃饭，伙食也特简单，印象最最深刻的，就是有一种用大白菜叶包裹着腌制的豆腐乳，味道特别好，吃了还想吃。

我们住在兵站里，等待从西藏派来接学生的公交车。

柳园镇不大，还不如湖北的一个中等自然村，几分钟就可以转遍全镇。但从地图上看，这里可是河西走廊上火车到新疆的唯一通道。从西藏进出的客车货车，都得在这里停留。

在柳园兵站一等就是十来天，其间我们很少外出，基本上都是按照湖北省委组织部在武汉组织进藏学生集中学习时划定的大组小组，每天学习中央文件和有关政策，讨论西藏现状和政策内容，有时也集中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关心国家大事。

熟悉西藏情况的长途车司机告诉我们，到拉萨还有2000多公里路程，沿途高寒缺氧，到处冰天雪地，路况十分复杂，要跑十几天才能到达。同学们听说我在工厂时就会修汽车，出发前都推举我坐到司机旁边，随时给司机提供帮助，处理一些意想不到的紧急状况。

16日早晨，我们一行4辆大客车从柳园站出发。在戈壁滩上颠簸，黄沙扑面，一片浑浊，前后车不得不拉开距离，否则因为视线不清，后车很容易撞到前车屁股上。

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经交谈知道司机师傅姓张，四川人。他个子较矮，胖胖的，脸上黑乎乎的，透着因紫外线强光长期照射形成的“高原红”。张师傅开车时全神贯注，很少讲话。他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西藏人”。

终于看到有绿树了，一小块绿洲出现在视野里。张师傅说，敦煌到了。

这天行程128公里，早早安排住宿。

敦煌是一座很小的县城，昼夜温差很大。查了一下随身带着的地理知识简介，原来这里就是古代的“沙州”——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当年如此繁华的地方，如今自然环境却这样差。当年的绿洲，已经被沙漠侵占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不抓紧治理，这块绿洲很快就会被沙海吞没。看到敦煌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由得感慨：沧海桑田，一点不假。

第二天，我们接到通知，乘车到敦煌以东25公里处的莫高窟参观。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莫高窟有多么了不起。

坐在车上，只看到一片大沙丘。司机说那就是鸣沙山，千佛洞就凿在东麓的断崖上。下车走过去，看到山崖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门洞，特像我小时候喜欢用竹竿去捅的蜂子窝，往大里说，更像是鸽子笼，上下排列，看上去有四五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密密麻麻，横向伸展出三四里远。

壮观！

下车看洞里的壁画、佛像和雕塑，更加令人惊叹。最大的佛像，有十来丈高，讲解员说是34米。从一层看上去，只觉得奇高无比，大得惊人。待走到顶层，看下边的人，都像木偶戏里的小伶仃。据说这是我国第三大佛，也是世界上“室内第一大佛”。

再去数佛洞有多少个，数来数去把自己搞糊涂了；换个角度再数一遍，越发乱套。那个讲解员笑着说，佛洞现在清理出来的已经有480多个。

啊呀嘞，古代有多少工匠在这里敲凿雕画，才弄成这等奇观！千佛洞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当地人说，这佛洞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最早是前秦建元二年(即东晋太和元年，366年)，有个叫乐僔的僧人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旺，在武则天时代有洞窟千余个。现在清理出的洞内壁画有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000尊。若把壁画全部展开，一方方连接起来排列，有60多里地长。乖乖！

我们入室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都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特别是那些叫做“飞天”的仙姬，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借助云彩，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千姿百态，千变万化。

接着我们走到叫做“三层楼”的洞窟前，讲解员说这是很少见的窟中窟，前窟建于唐朝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851年～867年)期间，而后窟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王道士主持修建的。

就在这时，那讲解员突然说，最早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是湖北省麻城县人。

啊？我老乡？这荒山秃岭里居然还曾经来过我的家乡人？！我一下子惊呆了。

讲解员介绍说，清朝时，大约是1900年，王道士想将已被遗弃许久的一些洞窟改建为道观，于是开始清除淤沙。那段时间，他天天坐睡在这个前窟北侧的甬道处。忽一日，偶然发现土墙上有一条小缝，他顺手捡起一根芨芨草从裂缝处往里面捅，草捅得全没了还没有到底。他感到很奇怪，想探个究竟，于是，顺着小缝挖墙，竟挖出了个千年前封闭的藏经洞。

走进藏经洞，是个约8尺见方的方形窟室，内壁绘有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的坐像。讲解员说，洞里原有价值极高的古代(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经卷、文书、画卷等文物5万多件。

藏经洞是王圆箓在无意中发现的，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报官。

他从藏经洞拣出两卷经文，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不料那位姓严的知县爱理不理，把两卷经文当成了擦屁股都嫌不好用的废纸。过两年，敦煌又来了一个姓汪的新知县。汪知县是位进士，王道士又去报告藏经洞的发现。汪知县便亲自来莫高窟查看，并顺手捡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好生看管藏经洞。王道士两次找县令，没人管这回事，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肃州(酒泉)。这道士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找到了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大人认真浏览一番，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本大人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县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话说了等于没说，总而言之谁都不管。王道士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写了密报信，仍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中国的大官小官都不管事，外国人却闻风而至。

7年过去，1907年，王道士为了筹钱修复莫高窟里的佛像，开始向外国探险者斯坦因等人私卖藏经洞文物。英国的考古学家斯坦因仅用了200两银子，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银子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中国的考古学家、画家、官员，与那些洋教授一样，开始了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和掠夺。1900年发现的5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讲解员接着告诉我们，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

王圆箓在几十年间，不断地筹钱修复莫高窟里的佛像和壁画，有效地保护了莫高窟。此外，他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部分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