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为什么会得癌症

我为什么会得癌症？从2005年7月9日手术清醒后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反问自己。8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我才刚刚有解：五大原因“功不可没”：

一、长期情绪感冒，致使肝气郁积；

二、压力山大常熬夜，致使褪黑激素下降；

三、喜欢少动多静，致使抗氧化能力缺乏；

四、从小爱吃肥肉，致使脂质代谢障碍；

五、多年便秘缠身，致使肠道毒素堆积。

可以明显看出是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为自己请来了“癌症”这个客人的。

医学界始终认为：癌症是一种基因病，源自基因损伤、突变累积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的健康反映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总和。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身体是社会和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我更赞同说，癌症是我们生活中好事情和坏事情综合起来的结果。

专家发现，一个人的健康有五大决定要素：

一、遗传，占15％；

二、社会环境，占10％；

三、自然环境，占7％；

四、医疗条件，占8％；

五、生活方式和精神因素，占60％。

前四项要素占的比例相当少，加起来总共才40％，而较多影响健康的是生活方式和精神因素，它占到五分之三的比例。

专家们告诉我，每一个癌症患者的两个器官组织都是有问题的，它们是所有癌症的根源。这两个器官就是肠道和肝脏。经功能医学的检测：我的肠道内积滞着大量的毒素，肝胆内也被垃圾和毒素阻塞。一方面通过肠道向体内输送毒素，另一方面肝脏解毒功能又不好，这两者的结合才让癌症在我薄弱的脏器——乳房内登陆，终于让我患上乳腺癌。

从这一层面分析，得癌症了，应该表述为“人得癌症了，而不是某个脏器得癌症了”。因为不管是什么癌症，本质是一样的。这就好比雪、雨、冰雹，它们虽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都是水。

为了深刻反省，我必须细细列出每一原因中存在的层层内核，方才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长期情绪感冒，致使肝气郁积

我的长期情绪感冒与我生命中的三个男人有关。

第一个男人是我第一任丈夫。原本是小说中的故事，却在现实中变成了我的事故——我的学生介入了我的婚姻。在情感领域我被自己的学生PK，最终，婚姻被重组。我太没面子了，一段时间内非常郁闷，经常独自流泪，最后导致我的两个乳房胀痛难忍，一直用伤湿止痛膏贴着。后来延伸到胸前区刺痛，心速始终很快，每分钟120下，还出现过阵发性的室上速，这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心律。我被送进医院的ICU病房救治，时年我40岁。从此，心脏病就成了我的顽疾。

第二个男人是我第二任丈夫。我小心翼翼地在46岁那年步入第二段婚姻。我接受前一段婚姻“夫妻同龄”的教训，找了个比我大10岁的老公，以为大龄丈夫会疼老婆。可没想到，婚后他有一个规定，每周礼拜一到礼拜六跟我过，礼拜日雷打不动地要去原来的家。于是，每到那天，我就想着人家三口之家是多么其乐融融，而自己却独守空房，泪水拌饭吃，饭是苦的，我心更苦。曾一度像祥林嫂似的与朋友重复着同样的抱怨话，抱怨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整夜整夜地纠结到黎明，终于得了忧郁症。

第三个男人是我儿子。与他爸离婚时，是我心脏病发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连拿热水瓶倒水的力气都没有，生活自理成了问题。经常住医院，不得不病休在父母家，由我年迈的父母照顾我的生活。当时，我实在不忍心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才同意16岁的儿子先与他爸住在一起。可万万没想到，当我要见儿子时，却遭到拒绝。更让我伤心的是，我去学校见儿子，儿子居然也不想理我了。

天下哪有这档子事，我向苍天哭喊，我冤！几近崩溃的除了肉体，还有灵魂，整个人恍恍惚惚的。接下来就是不停地发心脏病，不停地挂急诊，不时地在责问自己：这一切的一切，谁之过？谁之过？！我向时间与空间发问。

我度日如年，回忆着儿子“不同凡响”的出生：

1977年5月22日晚上10点半，我那黄毛几簇、体重3.7公斤、用大嗓门来报到的胖小子终于从我腹中蹿出。但一周后，世界就被改变了。

我们突然发现出生才过一周多的儿子，有点烦躁，食欲不佳，并伴有低热。于是，他爸就赶紧抱着儿子去医院。可焦急地等回来的只是丈夫一个人，儿子住院了。他因臀部的皮肤感染，长了一个小脓包，需要开刀引流。两周左右可以出院。

啊？开刀？这么小的孩子？我心疼得大哭。“那他睡在哪里？我们能不能陪他？”丈夫说，不能陪。他睡在暖箱里。

这天，夜，特别长。

我的乳房胀得难受，必须不停地起身，用奶吸吸奶，促进乳腺正常分泌。这是儿子的粮食，我得好好将“粮库”保管好，等儿子出院，保证有高质量的粮食让他享用。

掐指一算，离儿子两周出院的倒计时还剩四天。那天，我发现丈夫从医院回来的脸色不对劲，反复询问后才得知，医生发现儿子的肾脏有问题，情况还很复杂，初步诊断为由先天性马蹄肾而引起的肾盂积水，必须切掉一只坏死的肾，才能保住性命。但现在孩子太小，经不住大手术，所以得分两步进行。先做个小手术，插管引流，将积水排出，才能保住另一只肾；然后把插着引流管的儿子接回家，疗养一个月后，再住院，实施大手术。医生认为儿子要经历大手术，不适合母乳喂养了。

我听完，居然一动也不动。我的头、心、双手双脚，整个人从上到下都凉了——因为天塌了！我和丈夫都哭了。别人生孩子完完整整，我生孩子怎么就零件不齐。我们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

无人回答。

7月中旬，儿子回家了。医嘱：引流管的伤口处每天要用酒精棉球消毒，并贴上消毒纱布，千万不能感染；每日早晚各服0.125克的消炎片SMZ，捣碎后，和着水吞服，小心呛到气管；尽量让他多吃点牛奶，长得强壮些；特别是这根引流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滑脱，否则，他又要吃苦头了，要到医院重新插上。显然，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地承担起“特级护理”的职责，才能让儿子少遭罪。

婆婆把我们三人接到了她16平方米的家。婆婆曾经当过托儿所所长，护理婴儿有经验。时值大热天，那时的中国人，家里都没有空凋。为了儿子，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凑足了购买一台12台扇的资金。

儿子的右腹部，插了一根引流管，很难用平常的姿势抱他。所以，医生不主张我们多抱他。最艰难的是每天三次在儿子睡的小床里帮他洗澡，必须三个人一起分工合作：一人将他托起，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他整个身体分段洗；动作既要轻，又要麻利，特别是要巧妙地避开他右腹部的伤口处；更换温水，既要迅速，又要稳当，不能溢在他的小床上。

这个出生才两个月不到的婴儿，却已经经历了两次无影灯下的刀光针影，每想到他还要再见一次更大的刀光针影，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炼狱，一片一片地割的是我的肉，一滴一滴地淌的是我的血……

看着儿子吃苦，我有入炼狱的感受，因为我是他母亲。经受了身体劫难后的儿子，一定会更健康。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也因为我是他母亲。

当儿子体重增加到5.5公斤的时候，他再次入院。医生经过对儿子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满意，随后就安排手术。术前医生找家属谈话。手术风险如何如何大，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便手术成功，还要艰难地过感染关，一只肾脏的排毒能力只有50％……一大箩筐的恐怖语言，顿时又一次让我跌进了冰窟。

“这个孩子，以后跑医院，就像跑外婆家，麻烦大着呢！我们可以给你们开个证明，再养一个吧！”医生说得如此轻松，当然他也是一片好心，有医院证明，就不违反当时“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国策了。我边摇头边抹泪，眼眶里始终是湿漉漉的，一片混沌……

儿子手术很成功。一个月后，儿子出院了。整个医疗费用，让我瞠目！

我和丈夫是同一个企业单位的。那时的医疗体制，家属可享受半“劳保”，即有一半的医疗费用单位可以报销，而另一半则是自负的。单位把我们自负部分的费用先给垫上了，以后每月从我们72元（我和丈夫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工资：36元）的工资里扣10元，总共扣163个月，也就是说，等到儿子14岁时，我们才能还清这笔相当于现在近24万的债务。能让我无息贷款，解决燃眉之急，我实在心存感激！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单位人”。

计划经济年代，很多供给都是按人头配给的。我们三口之家是小户，小户的鱼、蛋、肉、糖、粮，甚至香烟、火柴、肥皂等都是最小量的，这当然是非常公平的。但我碰到的“不公平”是儿子术后需要大量的营养，而“最小量”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牛奶和鸡蛋。

先说牛奶。牛奶是那时的短缺产品，所以它必须被计划为只有两类人可以享用：婴儿和有医生证明单的病人。儿子既属前者，又属后者。因此，牛奶的需求量是满足了，可双倍的费用，让我们的经济又紧了一层。

再说鸡蛋。小户的鸡蛋量是每月一斤。一斤蛋10只，只够儿子10天的量，每月缺口两斤。怎么办？买计划外的高价蛋，我实在囊中羞涩。

我动起了不增加费用负担又保障供给的脑筋——用香烟票换鸡蛋，反正丈夫不抽烟。与农村烟民资源互换，“石油换大米”，各得其所，而这种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行为”在当时是违法的，也违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纪律。

每次党的“组织生活”，当要求党员进行“斗私批修”的时候，我的心都怦怦跳，几次想主动坦白交代自己那“违法乱纪”的事，可为了儿子的鸡蛋，终究没有勇气“自我揭发”。

为了给儿子最好的营养，我们夫妇节衣缩食，但每月的经济还是捉襟见肘，相当拮据。我再次想到了做绝育手术。首先，是实现我曾在儿子病床前许下的愿：儿子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妈对你决不二心。其次，我绝育以后，儿子就是标准的独生子女了，可以提前3年享受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而当时的政策是：孩子必须满四周岁，除非夫妇已有一人绝育。

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一年就是60元，三年就是180元。这个数目，对解决巨大的债务，虽然杯水车薪，但分摊在每个月中，着实是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

“一箭”能“双雕”的事，我绝对应该做！

我做通了丈夫的思想工作，开始打听哪种绝育手术最不痛。报纸上报道了上海新华医院正在试行一种“无痛无切口不流血”的药物绝育方法，是将药物直接打入输卵管，使其结痂堵塞，达到绝育的目的。我看了很高兴，居然能让我心想事成。

手术做完了。真的无痛。我准备回家休息。怎么回家？叫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前者要花5元钱，后者只要5分钱。当然是坐公交车回家。

一到家，我就感到肚子不舒服，腿一软，下身一股热流涌了出来。“血，流血了！”带着体温的血，顺着裤腿一直流到脚跟。“不是说不出血的吗？”

我心里有点紧张，那时的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与医院联系。我先让自己镇静镇静，而后一想，估计是刚才坐公交车颠的。我收拾干净后，马上平躺休息。我完成了一件我想干的事，心里是舒服的。

那个时代，有一件事，既光荣又能赚钱，就是“献血”。我报名参加单位的献血。当时的献血待遇是：献200CC血，获营养费18元，公休3天。报名人的名字用大红纸贴在单位大门口的墙上，凡进出的人都能看到，真是光荣得鲜艳。

“医生，我身体很好，我能多献100CC吗？”在给我手臂静脉处消毒的医生，停下她的动作，抬头看看我，我朝她自信地微笑着。随后，我看见她将储血的袋子换了一只，我知道她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