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井原西鹤

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接近末尾处主人公各有一句话，实为画龙点睛之笔。前一本里，世之介说：“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我都无一遗漏地见识过了。”后一本里，“我”说：“出卖色相的行当我全都干过了。”论家或称这两部小说为“社会文学的杰作”，或称为“‘好色’文学的佳品”；其实无论属于哪一种文学，都应该以这两句话为前提去理解。而这正是井原西鹤有别于此前此后日本和世界大多数作家的地方；所著之所以无可置疑地成为“杰作”、“佳品”，亦与此不无关系。按照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的解释，世之介是“天下第一好色汉”，“我”是“天下第一放荡女人”；这大概是作品分别取名《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之题旨所在。然而世之介和“我”并非寻常人物。他们的话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自身经历的完整性；作者描写此种经历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借此展现另外一种“完整”，无论是作为存在的“社会”，还是作为观念的“好色”。《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都是井原西鹤对于“好色社会”的全景式的把握。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好色五人女》，虽然由五个独立的短篇故事组成，所有故事却属于同一类型，仍然旨在体现一种“完整”。——附带讲一下，日本小说译为中文，书名往往沿用原来的汉字写法，不过“同文”却未必是同样意思。而日语“色”及“好色”本身含义也很复杂。译者说：“三部作品同冠以‘好色’二字，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有些刺眼。实际上‘好色’一词，日本的释义和中国不尽相同。中国的‘好色’是以男性为主，指男性玩弄女性。日本则不然，指的是男女互相喜爱乃至痴情。”这番话形容《好色五人女》比较恰当，我曾见过此书别一译本，即题为《五个痴情的女子》；《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则似乎还以前引《日本文学史》的解释更近实际。

《好色一代男》里，只有世之介这个人物始终存在；他“见识”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登场一次便不复出现。《好色一代女》里，“我”则把世间各色身份、不同级别的妓女逐个当了一遍；其间遭遇的一干人等，亦有如过眼云烟。世之介一生境遇虽然多有变化，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却无明显因果关系；“我”也同样如此。作品这种结构方式，似乎与西方文学史上稍早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不谋而合，均由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的情节。《好色一代女》更采用了此类小说常见的自述体写法。有所不同的是，“流浪汉小说”的情节往往是杂凑的；西鹤的小说尽管也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说的“情节的整一性”，所有事件却不可或缺地构成前述“好色社会”的一部分，从而被赋予一种情节之上的“整一性”。也就是说，当“我”道出“出卖色相的行当我全都干过了”时，此前的所有行为都不再是偶然或个别的了；对世之介来讲，也是这样。说来西鹤作品与大约一百年后歌德的《浮士德》略有相近之处，世之介与“我”历尽“好色社会”，有如浮士德在梅非斯特的引领下穿越时空。相比之下，《好色一代女》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突出。

将前引世之介和“我”的话对照来看，会发现他们说的本是一回事；世之介既然声称“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我都无一遗漏地见识过了”，那么“我”应该也在其列。《好色一代男》里，这个角色只是世之介的对象之一；《好色一代女》里，她替代他成为主体。两本书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对立的——世之介“祝愿她们能‘永为名妓’”；“我”却说：“回首自己的往事，满身的耻辱，无可哀告。”世之介曾经“仔细思索，感到信佛毫无乐趣，来世如何，谁也没有见过，最终还是觉得以往那种既不近鬼神，也不见佛院的人间俗世更好些”；“我”最终却接受了这样的劝告：“死的事交给时间安排好了。抛却以往的妄念，复归本来之心，进入佛道。”世之介想的是“人生苦短”，“我”想的是“人生苦长”。两本书的色调，其一明亮，其一晦暗。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把《好色一代女》称为“一部反《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它写女子一代的性生活，与男子一代的性生活寻求快乐得胜而骄傲的乐天主义是相对照的；它是写从太夫逐渐下降，最后堕落为街娼的悲惨过程的悲观主义。”《日本文学史》则强调《好色一代男》“完全是依靠偶然性和空想来安排情节的”，而《好色一代女》“自始至终探索了一个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性的命运”，区别在于一虚一实。——作者在小说中也曾借一位妓女之口指出，世之介“是日本这块土地上不曾有过的人”；而“我”则“把自己内心清纯的莲花从它盛开直到枯萎的这一生一世的所经所历，毫无遗漏，直言相告”。《好色一代男》写在一六八二年，《好色一代女》则于四年后面世；其间作者的认识容有提高，遂以后一本书来“反”前一本书，亦不无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两部作品分别从男性与女性、虚幻与现实、肯定与否定、愿望与命运的立场或层面来把握“好色社会”，从而展现更高程度上的一种“完整”。至于将男性置诸虚幻的、肯定的和表达愿望的一端，将女性置诸现实的、否定的和承受命运的一端，则显出作者眼光的独到与深刻之处了。

论家谈及《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常与中国古代的《肉蒲团》和《痴婆子传》相提并论。实则截然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在于，虽然世之介与《肉蒲团》里的未央生，“我”与《痴婆子传》的痴婆子行径仿佛，西鹤笔下却全无淫秽描写。我想这并非出乎道德方面的考虑——《肉蒲团》和《痴婆子传》或许是故意要写，《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却不是故意不写；此事大概与作者所处立场有关。《肉蒲团》和《痴婆子传》那种写法，毕竟带有猎奇色彩；作者乃是置身此一世界之外，向着内里窥视。西鹤所著被称为“町人小说”，作为町人即城市商人的一员，他完全属于那个“好色社会”。生息其间，是以“见怪不怪”；当他对这一社会做全景式的把握时，并不为外在的趣味和关注点所左右。因此可以说，《肉蒲团》和《痴婆子传》“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不隔”。但也可以反过来说，《肉蒲团》和《痴婆子传》“不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隔”。——后一方面，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说，井原西鹤“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者实在可疑。正如莎士比亚在先验的‘道德剧’框架中，以古典为基础来写作戏剧一样，西鹤并没有观察‘事物’”。《肉蒲团》和《痴婆子传》所写近乎“当下所见”；西鹤面对的则是整个“好色社会”；“社会”之为存在，“好色”之为观念，均远远超越于“当下所见”。归根结底，彼此所表现的并不是同样的东西。

然而井原西鹤也还留意别的方面：季节交替，景色变幻，衣着打扮，举止言谈，等等；不肯放过其间种种微妙之处。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在《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和《好色五人女》里有着充分体现。世之介和“我”可以分别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化身。川端康成曾说：“日本小说始于源氏，达于西鹤，由西鹤而达于（德田）秋声。”以审美体验作为日本文学的主要线索，井原西鹤的确起着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此种审美体验，总是落实于某一细部，某一瞬间，由此升华达到永恒。这里举个例子，《好色一代男》描写世之介爱上隔壁牢房的女人，二人同获释放，她却被人劫走了：“他支撑起上身寻找，但是，女人早已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那辆柴车，使人回忆女人躺在那里的姿态。世之介悲痛欲绝：‘本来，今天才是我们初夜共枕的日子。……可是，我们仅是两心相通，我连你的肌肤是粗是细都不得而知，实在太可惜了！’他越想越悲伤。巡视四周，见有一只黄杨木梳子掉在那里。世之介拾起梳子，仔细把玩：‘还带股油味儿，说明这是那女人用惯了的什物。这是胜过一切的纪念品。’”不禁令人想起后来田山花袋的《棉被》，所写男主人公爱恋女弟子而不能满足，遂将她盖过的被子狂嗅不已，或许正是从西鹤那里得到启发。

二〇〇四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