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最早的中译者是鲁迅，所译《鼻子》《罗生门》，收入周作人编《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芥川自己曾经写过一篇书评，题为《日本小说的中文译本》，其中有云：“这本小说集比之目前日本流行的西方文艺译著，也绝不逊色。”还说：“至于翻译水平，以我的作品为证，译得十分准确，且地名、官名和器具的名称等，都认真地附有注释。”芥川“汉文修养出类拔萃”（见《芥川龙之介全集》前言），所言当是切实感想。

《鼻子》和《罗生门》一九二一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鲁迅均写有《译者附记》；《现代日本小说集》又有《附录》，也对芥川龙之介做了介绍。《现代日本小说集》共收入十五位作家的三十篇作品，其中鲁迅译了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的十一篇，其余系周作人所译。《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中有关鲁迅所译作者各则，后来编进《鲁迅全集》，题为《关于作者的说明》。这恐怕有点儿问题。整篇《附录》应该都是周作人所作，其中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查周作人日记，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有云：“上午晴，编理《附录》了。”所谓“编理”，当指根据各篇原来的附记以及其他材料加以编写。日本小川利康君曾经撰文论证此事，登在《鲁迅研究月刊》。现在谈到芥川龙之介，不妨略作补充说明。

鲁迅《〈鼻子〉译者附记》云：“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这篇也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罗生门〉译者附记》有云：“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略过《〈鼻子〉译者附记》的第二点，而以《〈罗生门〉译者附记》所说来解释第一点，实际上否定了“不满”：“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回过头去看《〈鼻子〉译者附记》，对于“不满”虽未明言赞同，却也无意彻底否定。其间差异，也许正显示出自两人之手。

芥川曾经访问中国，并且写了《中国游记》等。他来北京时，周作人正在西山养病，也未见着鲁迅。倒是曾与胡适会晤，不知为何所写《北京日记抄》没有提及。在《胡适的日记》里可以找到一点材料。如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便道到扶桑馆访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他已出门了。芥川是一个新派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周作人先生兄弟曾译过几篇。前几天，周豫才先生译的《罗生门》，也是他的。”六月二十五日：“今天上午，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他自言今年三十一岁，为日本今日最少年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六月二十七日：“八时，到扶桑馆，芥川先生请我吃饭。同坐的有惺农和三四个日本新闻界中人。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饭，做了那些脱鞋盘膝席地而坐的仪式，倒也别致。”胡适记载了芥川关于改革中国旧戏园的一番建议，又写道：“芥川要用口语译我的诗。他说中国诗尚未受法国新诗的影响，此言甚是。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传记作家形容芥川“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读他的作品我们也有类似感想；但在胡适笔下，显得安详多了。

不久前中文版《芥川龙之介全集》面世，给我们充分了解这位日本“鬼才”的机会。我曾经说，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他们都是最先感到“现代”来临，既无法应对又无法躲避的人。芥川最著名的当然是小说，但就像卡夫卡一样，随笔和书信对于揭示其内心世界也很重要。如果说这部《全集》还有什么不够完美之处，其一，每卷均达七八百页，阅读不便，不如多分几册更好；其二，有些译法不很统一，譬如《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与《续文艺的，太文艺的》，《西方之人》与《续西方的人》；其三，则如主编之一在《总序》中所说：“其中《掉头的故事》一篇内容欠妥，故本书未收入。”其实是否“欠妥”，读者自能辨别，不劳他人代为决定。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