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苏轼与辛弃疾作为词史上的两颗璀璨明星，历久弥新，成就斐然。他们扩大了词的题材，家国天下，抒情言志，其特色“以诗为词”“以议论为词”“以骚入词”“以散文入词”，开拓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大大推进了词体的演进速度，对词体的日渐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

盛晚唐时期，词作为一种新鲜曼妙的流行音乐——燕乐，开始诞生并日渐昌盛起来。词作的内容多流连光景，表现男欢女爱，艳丽多姿，通俗易懂。由于它承担了士大夫们娱情的需要，契合了诗文正统地位压抑下的人性需求，因此表现出自由活泼、婉约精美、流丽通脱之气，使后人在翻阅唐宋作品之时有眼前一亮的惊喜。

词的这种打破诗教的娱情特质适应了社会发展新阶段人们情感多样化，发现了更多自我需要的趋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文人乃至文化日益发展的市民的需要与喜爱，更多的文人也参与了进来，如白居易、刘禹锡诸人都开始尝试创作新词，李清照论曰：“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李清照《词论》）以至于到了唐末五代，还形成了西蜀词人群与南唐词人群两个创作群体。至此时，“郑声淫，远郑声”的传统观念已经远远被抛到了人的脑后，甚至成为社会消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郑卫之音”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正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如果考量唐五代词的词体学意义，那么，词体在这个时期，它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写作承载教化作用的诗文之余，士大夫对表达个人性情的需求。词人们用一种朦胧的手法来传达人类对两情相悦式爱情的向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对现实中家长制下不考虑感情的传统婚姻的反对。情到深处可以是废寝忘食、魂牵梦绕，可以为之生、为之死，这样理想的精神状态严肃而不乏亲切，深刻而又让人感动。这样，词就把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融合得浑化无痕，从而使词在满足个人性情抒发的同时，富有了深厚的社会属性与人文意义。这种心态创作出的作品，使词人们在词的世界里摆脱了现实的无奈与困惑，达到了一种熨帖、自在、超功利的自由精神状态。如果说唐五代词在摆脱诗文承载教化方面在文学上贡献比较突出的话，那宋词则更加突出“士大夫文化”，多了一些“温柔敦厚”的色彩，弥合了诗的社会功能与词的个人性情之间的鸿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轼。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论：“词则好比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从里到外都剔除了外来物的残痕而显得通体透明、浑圆光亮。”“比较诗文作品，词就更像天真烂漫的孩子那样，其啼笑哀乐更是显得真情勃露和毫不作假，而不像诗文那样时常会讲一些‘官话’或摆一番架子。”（杨海明《唐宋词美学》）而词与诗文分别承担了人的社会性与个人性的两面，共同搭建了人的生命质量。

二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由于欧阳修、苏轼等文豪进一步参与到词体创作中来，词体日渐走上案头化的道路，与诗歌的界限越来越小，苏轼的以诗为词更是彻底打破了诗词之间的界限。这一时期，传统和乐的“俚词小曲”亦一直发展，然过于庸俗化，如黄庭坚的俚词颇为高调，影响了一批人，阻碍了词体的正常发展，这进一步促进了词体的案头化发展进程。虽然以李清照为代表的歌唱派词人既反对这种句读不葺的创作方法，也反对太过俚俗的填词之法，然而词作案头化的趋势已成为众多不甚通晓乐律的文人参与词体创作的最佳选择，词体格律化成为时代之必然。尤其是欧阳修、苏轼诸人，他们没有让词停滞于唐五代时“代言”“静描”的状态，而是努力改造词体，借助词体来表达内心世界，抒发内心情感。这种拓展词体表现内容范围的做法，客观上提升了词的地位。尤其是苏轼，主张“诗词本一律”。他在《与蔡景繁书》中谈到“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又在《答陈季常书》中谈到“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苏轼《苏轼文集》）。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词体的改造，强化了词体的表现功能，扩大了词体的抒情范围，以至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词的表现领域也扩大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刘熙《艺概》）。可以说宋代的文人身份更加独立，士大夫们进一步融汇词体功能，使词体的表达能力达到了任情随性而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境地。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这里的“古人长短句诗”“诗人之雄”与汉唐“诗言志”已是不同，前面已经讲到，自韩愈、欧阳修、苏轼以来，更多的文人对诗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诗言志”的传统已经有所突破，诗歌已成为很多文人的“余事”。苏轼的做法其实是降低了诗歌的教化地位而提高了词的文体地位，使二者的鸿沟不再像唐五代时那么明显。

欧、苏等人的这种做法，使词体的境界达到了一种现实与理想充分融汇的地步。它帮助当时的士大夫们在现实与理想、功利与超功利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宋人在体察人的“严肃生命意义”的同时，又能超越功利带来的各种困惑，而使“人”有了更加丰富的情感，雅趣与情调成为新阶段文学发展的要求与方向。词体描摹的“应然世界”，还不仅在于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诗教传统观念的束缚，刻画了一个超越功利的自在世界，更在于唐宋人利用词体充分表达了每个个体生命的不同性情学养与情感体验，以及他们在思考宇宙、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认识与作为，从而形成个性多样的风格。由于词能充分表达新阶段人发现自我后的自然性情，程式化、僵化的“诗言志”传统自然不能满足个人的不同性情。词体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整个词人群体乃至当时的所有人的需要与梦想，又能充分体现与表达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这样，词人们秉承着不同的性情、学养与阅历，最终形成了词的多样化风格。如温庭筠之秾艳细密，韦庄之清丽，柳永之任情随性，苏轼之清旷中略透幽咽，秦观之“妍丽丰逸”，朱敦儒之超逸，黄庭坚之亦庄亦谐，陈师道之艰深峭拔、语出惊人、情致风生，晁无咎之格调豪爽、语言清秀晓畅，姜夔之清雅，等等，对人生的不同态度成就了他们的个性与不同风格。可以说，多样化的风格体现出词人们对自身生命质量的一种关注、一种关心、一种关怀，使作者们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与人生体味达到了个人所体味的自由徜徉的精神状态。作为个体的人或不同的群体，词体在人的发展中展现了它的丰富多彩与个性差异的一面，这正是人学的发展趋势。宋人以更加超越的眼光在整个宇宙人生中体察自身的生活状态与生命质量，超越现实带来的种种无奈与困惑，最终达到了“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高度。

同时，由于苏轼“以诗为词”，词体地位逐渐提高，也渐渐开始抒发内心的情志，以至于到了辛弃疾、王沂孙等人手里，词体更是成为部分士大夫们言志的媒介，词的娱情特质逐渐减弱。到了清代，由于汉学又占了主导地位，再加上文人进一步抬高词体地位，词体进一步大量描写词人的人生志向，书写时政，借物托志，以至于词亦有了“词史”之说，最终被纳入诗教的传统中。词的娱情性消退，被驯化为教化的工具，词亦成为言志的工具。而用以表达性情的媒介的重任，则旁落到了曲体与小说之类的“小道”文体上了。

三

靖康之耻后，南宋偏安一隅，过着屈辱的生活。岳飞、陈亮、辛弃疾、刘过等人力图恢复北地，重现大宋盛世。然而，由于朝廷的私心，主战派劳而无功。这时的词界，一部分人歌舞升平，浑然忘却了之前亡国的屈辱，而主战派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其中尤以辛弃疾最为突出。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辛弃疾的出生地当时已经是金国的领土，他少年即投入抗金的战争之中，擒拿叛徒张安国后归宋。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相继被起用为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绍兴知府、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等职。赠少师，谥号“忠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条陈战守之策，闻名天下。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故国为志，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刘克庄言：“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轩集序》）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言：“抚时感事，慨当以慷，其源出于苏轼，而异军突起。苏轼抗首高歌，以诗之歌行为词；弃疾则横放杰出，直以文之议论为词。苏轼之词，雄矫而臻浑成，其笔圆；弃疾之词，恣肆而为槎丫，其势横。词之弃疾学苏，犹诗之昌黎学杜也。周邦彦栝唐诗入词，弃疾则栝经子语、史语、文语入词，纵横跳荡，如勒新驹，如捕长蛇，不可捉摸。”（《中国文学史》）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继续扩大词的内容，拓宽词的题材。其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战争、写历史、写哲理，写友情、写恋情，写田园、写民俗、写人情，写日常，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刘辰翁曰：“自辛稼轩之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如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辛稼轩词序》）钱基博先生亦言：“弃疾以议论为词；而过此作直以传记之笔，而为设想之词，与三贤游，固可睨视稼轩；然视香山和靖之清风高致，则东坡所谓‘淡妆浓抹’，尚且掉头不顾；稼轩富贵，更焉能相浼哉！磊落英多，盘空硬语，直欲推倒一时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矣。”（《中国文学史》）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是多种多样，他会随着题材的变化，或雄伟奔放、富有力度，或曲折委婉、回肠荡气，或朴素清丽、生机盎然。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单纯的性格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拥抱世界。

强烈的爱国精神是辛词最主要的题材。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建了悲壮雄豪的感情基调，“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白寿彝《中国通史》）。

四

“苏辛”并称，“苏辛”能够成为词学家的一大现象，可以说是词学史发展之必然。词体本是燕乐的歌词，而自西域传过来的音乐与中原音乐结合，其发生初期风格多样，从早期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以及《云谣集杂曲子》的词作来看，既有婉约柔媚之作，亦有豪放横出之作。自晚唐五代以降，“花间”“尊前”成为主流，词日渐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在此时期几成定格。虽然北宋初期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比较阔大豪放之作，然在晏殊、柳永等大量柔媚词作面前，数量显得太少，影响有限。一直到了苏轼，以天生豁达之性，豪健纵放之笔，创作了大量的豪健之词，之后一直到辛弃疾，才更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而把“苏辛”并列，发生得很晚。

词之分为婉约、豪放二派，始于明代中期之张綖，他于《诗余图谱凡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由于张綖《诗余图谱》成为当时填词的范本，甚至教材，影响巨大，之后的词话多受其影响，如清代王士祯《花草蒙拾》引张綖语曰：“张南湖（张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把苏轼换作了辛弃疾。清初的阳羡词派以豪壮著称，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苏辛”终于合到了一块儿。尤侗亦云：“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间接肯定了苏辛词之豪放。沈谦亦曰“步武苏、辛”。到了清季之时，“苏辛”并论成为共识，如谭献评析赵野航词：“亦尝染指苏、辛。”（谭献《复堂词话》）蒋兆兰《词说》亦论曰：“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放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嗣兹以隆，词家显分两派，学苏、辛者所在皆是。”民国时期，徐珂《近词丛话》：“（纳兰）不似《花间》词之秾腻，也不似南宋词之深晦，又不似苏、辛之健笔豪情。”相似之论说，比比皆是。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谈道：“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吴梅先生以其高标的人格，在词曲领域的高超造诣，加上最早进入高校教授词曲之学，门下弟子众多，如唐圭璋、钱南扬、任中敏、卢前、王季思、王玉章、沈祖棻、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梅兰芳、俞振飞等，很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词曲研究的中流砥柱，影响巨大。之后，“苏辛”并称成为常识，并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科书之中。

严格说来，东坡与稼轩之词还是有所不同的。苏词胜在旷达自在，是北宋前中期特有的安定时期的“学士”之词，儒雅宽厚，书卷味道浓重；辛词胜在豪壮沉郁，是南宋中后期家国忧患时期的“英雄”之词，雄放横出，豪侠义气深厚。苏轼生前与去世后，是宋朝最为安定的时期，澶渊之盟后，宋辽边界安定，金国还不够强大。而且，北宋极其优待知识分子，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下，苏轼总体发展顺利，虽然经过乌台诗案，深受打击，然并无性命之忧。辛弃疾生于金国统治区域，由于金国的残暴统治，他少年即加入抗金队伍，后到金国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可谓文韬武略，力大才大，而南宋偏安一隅，积极压制主战派，稼轩一腔热情，慢慢转变为英雄沉郁之气。

五

此次选注苏辛之词共200首：苏轼存词340多首，选其80首；辛弃疾存词600多首，选其120首。通过这200首作品，我们几乎可以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到二位旷世奇才词作的内容、风格等情况，进而摆脱先前只学习他们几首、至多十余首作品产生的片面理解。这也是编辑此书的目的与归宿。

在注重回归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的一点是，本书内容多有承接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之处：苏词以王宗堂、邹同庆先生编著的《苏轼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02）为蓝本，其中多采用了苏轼词作的编年、注释，解读亦多有借鉴。辛词采用了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与辛更儒先生的《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两书。由于辛弃疾词“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以经史入词”，其中典故甚夥，远超想象，而邓广铭先生与辛更儒先生以多年积学苦心孤诣而成，尤以注释所得最多，本书多采用之，望读者知晓，并对三书的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感激。同时，感谢参与此书解读与校对的硕士生禹晶超、张寒涛、彭哲、王婧娴、豆小楠、种书蕾、张超、魏东志、刘志佳、王凯等同学。

“一切史都是当代史”“诗无达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都有自己的理解，本书所选篇目未必能够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故于此表示歉意。文中难免存有一些认知偏差，还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