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观

尘埃里的我们，染有现实最深的底色
——杨遥《补天余》

杨遥的小说大都将聚光灯投向没落在现世尘埃里的小人物，但吊诡的是，他面对现实的这种抓地和深入，又有着散淡的气质。在与现实的疏离和切近之间，他的小说载沉载浮。新作《补天余》中，这种矛盾和张力尤甚。这或是因为，比起之前的作品，《补天余》的情节更淡了——这个关于靠捡石头做投机生意的王二的故事，高低起落，无法圈点，甚至难以提炼和概述其间的转折和高潮。王二的命途进程，都是断断续续地从“我”跟王二的几次相遇来反映和推进的，但要命的是，“我”跟王二也只是萍水相逢，一切纯属巧合。一旦情节推进所依附的藤蔓如此飘忽，那就注定王二的故事是点断式的。事实上，这个潦倒的投机者的故事，就是“平”的——曾经做过其他小生意，发现捡石头也能赚钱后，就转了行。对于石头，他似乎懂一些，但俗气和精于小算盘的本色，从一开始就决定他不可能发家，只会更潦倒。

看来缺乏姿色的故事，实则染有现实最深的底色——无奈的，平淡的，落寞的，困扰的。通过“我”与王二的几次巧遇对王二经历的间接表现，隐去了王二作为第一被叙述对象，直接现身的许多机会，这构成一种引人联想的修辞和隐喻——多数人，都是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淡淡生活，他们个人的奋斗、挣扎、浮沉，终究要悄无声息地与尘土同归沉寂。而这巧合，用迈克尔·伍德的话来说，也是一个隐喻，它“不是为人物而设置的，而是为我们体验生命的秩序和无序设置的”。

《补天余》令人着迷的地方，并不只在于这往地下沉潜的力量，而在于与之对应的，有一种向上飞升的格调。“我”看似只是一个讲述者，但“我”与石头的渊源却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色彩。小说以古城的村子、古城墙和老戏台起首，“我”这个古村的老师，在学校放假时操场的摆摊上闲逛。当戏台上的戏唱到“雪花儿晒干我要二斤”时，“我”发现了王二的石头摊子；在选了几块石头回宿舍把玩时，越看越兴奋，觉得“它们带来种远方别样的气息”；而关于“补天余”这个看来古怪的文题，作者如是破解：“（我）兴奋之余睡不着，听见老鼠又在咬东西，便抓起本苏东坡诗集，随手一翻，看到‘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顿时有种莫名的伤感，于是穿上衣服，来到戏台上。这时整个校园里的灯火都熄灭了，戏台隐藏在黑暗中，偶尔有种奇怪的声音响一下，像睡不踏实的老人。我隐藏在黑暗的戏台上，像没有观众的主角。下面的操场被月光染得一片雪白，远处是灿烂的星空，‘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补天余’，我用脚尖一笔一画写这几个字。”

“补天余”的提法，有一种遗世的古感，而石头，在此刻被赋予了象征的意义。杨遥的笔法是隐忍节制的——我们忍不住低头审视自己和四周，好像彼此都堪比这“道旁石”，但抬起头，又觉惘然。这种淡然让小说从一种永恒而抽象的关系来描写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种种。这小说如印象派的绘画，细节处用笔触堆砌描摹，但终极目的是将这些笔触隐入大背景，以氤氲出蛰伏在混沌与清晰间的物象或是风景。

在侧面讲述王二贩卖石头的失败经历时，古戏台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它仿佛承载着作者的终极意念，我们向上望去时，他站在那里对我们淡淡地笑。入乎生活的琐碎，又出乎人生的哲理，这个平淡的故事，读来并不寡淡，反倒散出悠长的余味。

或许，这就是一些评论者认为杨遥的小说是指向现代主义的缘由——象征的意味被埋在现实的记叙中。杨遥的许多作品都是用这种风格围起自己的世界，他似在寻找一种自足，以对抗现实的虚无。只是有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从第三人称角度叙述的作品，往往用力过猛，而一旦“象征”太过明确，作品的气韵反而会受损。杨遥比较成功的作品，恰恰都是“隐匿”功夫做得好的，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表现一种与我们的世界相交的现实秩序，它既不完全和尘世相同，又和尘世相去不远”。这需要作者在意识与抑制间求得平衡。杨遥近期的作品，比如《雁门关》《匠人》《流年》，都将结局设得更为平淡，显现出他在这点上的自觉。

布鲁姆曾经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中引过作家佩特的话：“如果不能每时每刻在周围人们中看出一些激情澎湃的姿态，在他们的才华的光辉中看到某种悲剧性的力量分歧，那么就像，在这冰霜和阳光交织的短暂的白天，在天黑之前就要入睡。”短篇小说的“短”是限制也是特点，它似乎总是偏好那些跌宕精彩的故事。但如果，一个短篇能显现切入凡俗生活的任何一段也可自成一格的能耐，让人体味到更深层的人生况味是平淡和普通，才是更终极意义上的象征。杨遥的一些短篇正有着这样令人钦羡的倾向，但这反过来也造成，短篇是最适合他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