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要开往何方？
——文珍《夜车》

文珍的内心有着浓重的“出走”情结，她笔下的人物常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醒来”——与人私奔、逃离既定安稳生活或是闯入一个人生新阶段。这恰如其分地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作家为什么写小说，我们又为什么读小说？因为被想去别处生活的欲望挟持。虽然素朴简单，但是颠扑不破。这个深入骨髓的情结，被文珍视作“藤蔓”，她就着这藤蔓，望向宽阔的天地，触碰不同的人生，收获丰饶的主题。文珍的难得之处在于“收放自如”。在故事开始的地方，投下一束光，光晕却一圈一圈四散开去——她惯于在现实的“此岸”设置明线，然后将取景器面对着“出走”途中的风景，捕捉勾画隐匿其中的情感和情节，而后一程又一程，稳妥地更迭、展开，呈现出已成过往的“彼岸”世界，所以她的小说“景深”丰富。比起许多“80后”作家过多地聚焦内心以至于自我重复，文珍小说的主题开阔却并不架空。

《夜车》是她的新作，从题目开始就应和了她一贯的特点。或者，可以理解为，她更清晰地了解了自己的特点。

在一辆连夜开往格达奇的火车上，身患绝症的丈夫“老宋”和历经感情创伤的妻子“我”结伴出行。文珍再一次显露了她切换镜头的娴熟技艺——伴着火车行进中的颠簸和忽明忽暗的夜灯，回忆一次次显现，老宋和“我”的前尘往事一点点完整。

在小说的主要脉络中闪回，自如地穿插、旁逸出其他的情节，正是文珍小说由细处切入却最终主题开阔的重要原因。比如《第八日》。在连续失眠了八天之后，顾采采与往生打了照面。“失人、失物、失恋”，虚妄的碎屑的往事袭来，那么真切又那么远，却像梦魇，在我们的身后投下阴影。而这些被穿插进主脉的，并非锦上添花的点缀，相反，常常令她的小说拥有了引人思量的纵深。

这一点在《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表现到了极致。虽然是小儿女离别前夜的题材，却与个人的追求乃至政治事件交融在一起。是交融，而不是嵌入，因为历史和时势没有被当作背景板。文珍的难得在于可以沉潜入微地游走在个体的“细”和时代的“大”之间，却不会让人觉得中间需要“桥”来过渡。她深谙“小大之辨”。

而这次，文珍更为大胆而任性地踏上了“夜车”。依旧游刃有余地在现实和回忆中切换，却没有再用力地与历史或是社会事件发生联系。但这并不意味她有所放弃。当个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更为密集地重合，任何交代或者点明，都会显得多余。文珍开始直面和直陈，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她会直接选择切中“出走”情结的“列车”来作为铺展故事的发生地，并且即使是以“我”为第一人称叙述，也还是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似乎已经不需要再投入撕心裂肺或是苦思冥想的情感，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助和无所皈依，已经满满地氤氲开来。越体贴和同情个体，才会越真切地触碰群体，历史或是时代的气息，此刻会不请自来。

但可惜的是，这一次，她太明确地标示出了“列车”的停靠地。在《夜车》的前半段，文珍延续了以往利落的切换和叙事风格——前事翻滚中，“我”和老宋在特殊的地点和时刻，领悟到了真情的千回百转，尤其，老宋曾经出轨。这让人一度陷入对于情感的困惑和辨识中。但随后对于这个故事走向的明示，却太过“用心”地填补了结局的空隙——老宋病逝，“我”与那个她在追悼会上相遇，“我”从她口中得知，老宋在我们之间的情两难……小说和人生的魅力，常在于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而糟糕的是，文珍的这次填补，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境：“在希腊戏剧里，当剧作家设法让情节无望地纠缠在一起后，有时会求助升降机一类的设备，让一个神降临到舞台上，让他来施与奖惩，解决剧情。”（托马斯·福斯特语）我想文珍可能在情节的处理上走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境地，于是启动了“升降机”。但这并不妨碍她葆有复杂而模糊的故事内蕴的努力，所以在完整地交代了情节之后，她还是将小说最后定格在了一声叹息中——“关于老宋到底最爱谁这个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再也无法知道真相了。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事情已经这样，爱啊不爱啊赢啊输啊什么的也没那么重要了。人世间有些事情往往就是如此。”

在文珍最为驾轻就熟的“镜头切换”技巧中，留白的处理至关重要，它统摄着小说的节奏，也决定着小说的魅力。而结局的处理更是如此。唯有在明暗冷热交错的空白处，人生况味的细节才会被感知和触摸，如她大爱的那两句《桃花扇》唱词：“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过度的清晰会让小说窒息，文珍并非对此没有意识，只是在情节的处理和对其背后意蕴的发掘中，脱了节。

列车要开往何方？这个问号最好的归宿，就是不要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