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间传奇

没有音乐的音乐家

甄玲珑

1952年8月29日，纽约，一座半露天的音乐厅里。台上有一架钢琴，钢琴前面端坐着一个年轻的钢琴家，台下座无虚席。支持当代艺术的观众们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钢琴家要演奏名为《4分33秒》的曲子，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一分钟过去了，钢琴家仍然安静地坐着，钢琴盖都不曾翻开。大家心里不由得嘀咕：不打开琴盖怎么弹钢琴？又过去了一分钟，钢琴家依然故我。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观众席上开始轻微地骚动起来。在观众席上一位老太太向邻座说：“看，这孩子，就像在做祷告……”她的邻座在心里嘟囔：“多么糟糕的一次祷告！”

这时，稀稀落落的雨丝洒进音乐厅，微风不时闯进大厅调皮地兜圈子。观众们窃窃私语，有的干脆万分恼怒地走出音乐厅。惟有钢琴家不动声色，似乎在倾听着什么，全身心地沉浸在风声雨声低语声中。终于，4分33秒过去了。钢琴盖依然闭合，钢琴家起身离开。原来这就是《4分33秒》！不触及一个琴键的《4分33秒》。

这首曲子的作者叫翰·凯奇，他是美国后现代艺术的杰出代表。不管鄙视也罢，愤怒也罢，凯奇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深深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艺术。

凯奇希望观众把欣赏焦点转向生活本身。大千世界中，禅无处不在，音乐也无处不在，音乐存在于一切细枝末节中，而不单单在人为的知性活动中，我们应该向生活张开耳朵。凯奇曾经说过：“什么是我们作曲的目的？这中间不应该有什么目的……音乐不是企图给无序定规则，而是单纯地趋近我们所拥有的生活本身。我们如果能去掉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让生活走自己的路，那该有多好啊！”《4分33秒》没有一个音符，是寂静无声的。按照传统观点，它根本就不是音乐。但是，观众身边有风声雨声，有低语声，这就是音乐。只要我们拥有恬淡的心境，把注意力从钢琴音符转向身边，处处都有音乐。

那些撒谎的美国总统们

毛春初

总统为何会撒谎？他们是不是比大多数人更喜欢撒谎呢？

从华盛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总统不撒谎。杰斐逊曾经隐瞒与女奴的私情；哈里森编造说，自己出身贫贱；罗斯福甚至吹牛说自己能够在1分钟内阅读1200个单词。

二战以来，美国总统开始向谎言的深渊迈进，撒谎开始变成了理直气壮的一件事。肯尼迪当政时期公开宣称，政府的“权利……就是对公众撒谎”；而克林顿在撒谎时所表现出的高深的修辞技巧使得他讲真话时，别人以为他仍然在骗人；一贯虔诚而厚道的基督教徒小布什也堕落成了美国第一撒谎高手，总统也是人啊！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劝诫人们不要说谎。

然而，对于一个想要达到伟大目的的总统来说，实话实说并不是个优点，总统的职责使得这群人比一般民众承受更多的东西——比如他要负责一个国家的安全，所以那些长袖善舞的领导者往往是撒谎的高手，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耍计谋、花言巧语、恫吓，或者撒谎。在不同的听众面前，他们高唱不同的调子。

强势总统更喜欢撒谎

由于谎言带来的好处会多过代价，所以总统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综观美国历史，越是强人总统，他撒谎的频率就越高，而撒谎技巧也是一般总统望尘莫及。当然，这些人带给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在历史上表现平庸的总统通常最喜欢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撒谎：一是竞选的时候，二是谈及自己私生活的时候。这些谎言应该说对历史无关痛痒，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无害的谎言”，而且这些谎言往往容易穿帮。但强人总统就不同了，他们撒谎时表现得信誓旦旦，不露破绽，而即使被识破以后，嘴巴硬得仍然像茅厕里的石头。

里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编造毫无根据的故事的行家，比如，他说树木比汽车制造更多的污染，而这恰恰反映他眼中的世界。这个演员出身的总统在“伊朗门事件”前后，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是他“把真相带给了美国民众”。

老布什曾经被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体面的家伙，但是在涉及自己利益时，撒起谎来毫不心跳。1989年老布什命令美军侵入巴拿马，捉住了巴国总统诺列加，而老布什向美国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巴拿马向美国输入毒品。而事实上，巴拿马的毒品贸易在美军人侵以后更加繁荣发达了。1991年，老布什在海湾大打出手，明明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石油利益，但是他却说是为了保护科威特的领土完整。

克林顿曾经在偷腥问题上义正词严地当众撒谎（达三次之多），而且他在撒谎时所表现出的高深的修辞技巧留下了很深的后遗症，使很多美国人即使是在他讲真话时也怀疑他在撒谎。小布什由于是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所以美国人一开始相信他是个厚道人，而且小布什说话本来就不讲究文风和委婉，这种坦率、直接的风格使他受益不少，以至他明显在撒谎时也是充满自信的，表情是坚毅果敢的，人们根本无法立即找到证据来证明他在撒谎。

当然，是谎言总有戳破的时候，尼克松终于在谎言中黯然离职；克林顿在承认与莱温斯基有一腿后，遭到了老婆希拉里的多次暴打；而小布什在由“老实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会撒谎的总统后，陷入了可怕的煎熬中：如今，他成了美国漫画界最大的讽刺对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挖苦他。

撒谎的代价可能是百万人命

有人研究过，战争时期是总统撒谎的高潮，而且他们常常认为撒谎是应该的。正如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说：“在战争时代，真相是如此珍贵，我们得请谎言来把把门。”不过，人们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提出疑问。自由派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在《如果总统说谎》一书中指出，尽管总统在战时说谎可以不受追究，但美国近年的历史显示，这时候说谎付出的代价却最为高昂。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的撒谎带来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于是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而艾森豪威尔在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后还嘴硬，使得苏联铤而走险，以古巴导弹危机还击美国，全世界差点陷入了核大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神经兮兮地夸大了苏联的威胁，约翰逊总统的一句谎言使得美国对越南动武，造成了美国36万人伤亡，美国国力遭到重大挫折。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时，接受《骑士报》记者采访时把美国在U－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他说：“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是如此的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嘴不发一言。”

希金森的小木船

王悦编译

1944年6月的一天，15万士兵在诺曼底登陆，诺曼底成功登陆对加速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登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人：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森。

希金森是个脾气暴躁的造船家，善于设计成而简易的小船，它们非常适合采矿者和狩猎人在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中使用。希金森自信可以造出更适合战略登陆的快艇，但海军专家们不以为然，更不要说他那个“疯狂”的主意——希金森认为造登陆艇应该用木头做原料。

希金森开始了单枪匹马的“战役”，他要让那些海军官员们承认自己的船更好。他出言不逊：“海军对造船狗屁不通，但是我懂。”最后在议员哈里·杜鲁门的争取下，希金森的小船和海军的船舰进行了一场比赛，希金森轻易打败了海军。

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希金森还是一个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天才。1939年时，希金森的工厂只有100多名员工，但是到了1944年，他的工厂扩大到2.5万人，拥有8个分厂。当一个工厂的地方不够用时，他就把机床搬到街道上生产。一次有种原材料紧缺，他竟然到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炼油场里偷了一批来。一位海军将领评价希金森时说：“这个家伙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二战期间，希金森的公司生产了两万多艘登陆艇和鱼雷舰，乘坐希金森小船登陆的士兵比乘坐其他所有船只登陆的士兵的总和还要多。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没有这些小木船，诺曼底登陆将无法成为现实。”

希金森的“胆大妄为”，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之一，他能做到的，许多人同样也能做到。

名人改名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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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既是人的一种符号标志，也是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由于中国文字意象繁复微妙，不同文字的结合常给人一种或简单，或深奥，或粗俗，或典雅的印象，不同的姓名也直接反映着命名者的心理和素养。

茅盾

大革命失败后，他难以逃脱黑暗的追寻，不得不隐去真名—一沈雁冰。面对残酷而矛盾的现实，他并不胆寒，在构思《幻灭》时，茅盾将讽刺和嘲笑交织在一起，亮出了“矛盾”署名。叶圣陶窥透他的心态，因百家姓找不出矛姓，于是巧妙地添了个草头。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在日本留学时，一直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曾一度回国参加一些活动，因学业未完只得回去，但心是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遂改名“沫若”。“沫若”二字取自家乡两条河的名字。沫水（水渡河）和若水（岷江）。这里有借代之意。

徐悲鸿

原名徐寿康。他幼时由于家境贫寒，衣着俭朴，也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常遭别人的冷落。后来为了在社会上谋生立足，他想进学堂读书，但父亲拿不出钱来，于是他便向别人借，可谁也看不起他，这使他深感前途渺茫，世态炎凉，不禁悲从中来，有如鸿雁哀鸣，遂改名为“悲鸿”。

张恨水

原名张心远，青年时读李煜词《相见欢》“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于是改名为“恨水”并致力于悲欢离合式的章回体小说。

周瘦鹃

原名周国贤。青年时期读清代词人黄韵珊的《帝女花传奇》，那第一折楔子的《满江红》词末一句是“鹃啼瘦”二字，于是改名为“瘦鹃”，并开始致力于“鸳鸯蝴蝶”式小说的创作。

邹韬奋

原名邹恩润，幼名萌书。“韬奋”是他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时才开始用的笔名，后来成了他的真名。至于“韬奋”两字的含义，他曾对人说：“韬”就是“韬光养晦”，“奋”则是“奋斗不懈”，含有自勉的意思。

刘墉的智慧

游涵

曾有人问刘墉：“众所周知，您每次在内地出书，版税（稿费）均无一保留地捐给希望工程，可与您合作的出版社没有一家不头痛的，因为您要求的版税条件实在太高了，不仅要求保证首印须是几万的印数，而且还得是税后净额。这两种极端的做法，哪一个是您的本色？”

刘墉回答：“都是。”

问：“大方和抠门儿本身就矛盾呀？”

刘墉回答：“你说的两个概念是做生意，而我只是在转移资金。这就好比泄洪，将水较为集中的地段挖开，流向干旱的地区，这样一来，两边都不会受灾。”

又有人问：“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希望工程来捐款？”

刘墉回答：“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问：“他们让您产生了同情心？”

刘墉回答：“一方面是这样，但主要是在履行一句老话的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在教育上投资，自然在教育上受益——我的儿子刘轩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女儿刘亦凡现在在美国曼哈顿某中学成绩也是第一名。

有人问：“从您的书中得知，您曾任台湾某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业绩突出，可在事业到达顶峰时，您毅然选择了离职，到美国去做美术教员。这在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也很难做到的，您当时是基于何种考虑？”

刘墉回答：“道理很简单，就好比一个人登山，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顶峰时，惟一的选择只有下山。一方面，是开始走下坡路；另一方面，如果还要登另一座山，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现在的山上下来。我无非是想多登几座山，从不同的高度看看风景。”

又有人问：“您曾提到过在上大一的时候，曾主动向老师请求放弃英文课程。可谁都知道，英文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考虑是否曾影响过您的大学成绩？”

刘墉回答：“英文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可大学一年级是多么好的年龄，我要画画，要练习演讲，要参加校外活动，要搞写作，要交女朋友……哪有那么多精力？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规划这宝贵的四个年头，还好，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演讲拿到了第一，这为后来成为主持人的我打下了口才基础；画画的功底很扎实，这为后来成为美术教员的我挣得了饭碗；校外活动频繁，这为成为记者、编辑，进而创办出版社的我打下了实践社会的基础；多有诗作和散文发表，造就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我；最重要的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

“我只放弃了一门课程，却赢得了生活和事业方面的种种资源。毕业前近一年时间，我重新拿起了英文，当时旧的单词还没有忘光，所以还有新鲜感，头脑刚好用于记忆，考试顺利通过，四年下来，一门也没有耽误。其实道理很简单，我认为人一旦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就应该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

高尔基回忆契诃夫

刘维成

有一次契诃夫邀请我到库楚柯伊村去做客，在那里他有一块土地和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他一面带我看他的“产业”，一面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我有许多钱，我就在这里为老弱病残的乡村教师建一所疗养院。你知道，我会建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楼，窗子大，房间高；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各式各样的乐器，还有养蜂场、菜园和果园；要举行报告会，为教师讲农学、讲神话……教师应该知道一切、一切，亲爱的。”他突然沉默了，咳嗽着，用眼角看着我，露出温柔迷人的微笑。那微笑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人去倾听他的讲话。

“听我的幻想是不是让你觉得无聊？我真的爱讲这件事……你知道每个俄国乡村是多么需要一位优秀的、明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啊！我国应该给教师创造特殊的好条件，而且要尽快做到。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俄国就会崩溃，像劣质砖建的房子那样倒塌。教师必须是艺术家，深爱自己的职业，而我们的教师只是匠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去农村教书倒像是去流放。教师工作累，吃不饱，还要担心丢掉饭碗。实际上教师应该是村子里的头号人物，农民应承认他的权威，尊敬他；谁也不能对他吆三喝四，羞辱他。可是我们这里谁都敢欺负教师：警察、老板、牧师、学校督察员等等，都敢高声斥责教师，当面侮辱他。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教育，只知道照抄照发上级公文。教育人民的人收入如此微薄是荒唐的。教师们衣衫褴褛，在潮湿透风的教室里冷得发抖，30岁左右就患上中风、关节炎或肺病一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的教师，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活得倒像个隐士，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同伴，没有书籍，没有娱乐，人也因此变得呆头呆脑了。这一切都令人失望，这是对从事教育这样伟大工作的人的讽刺。你知道吗，每逢我见到一位教师，我就感到难为情，因为他衣着破旧，好像教师的悲惨境遇该由我负责似的。我说的是真心话。”一丝愁云掠过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眼角的鱼尾纹使那双眼睛更显出沉着的气韵。他环顾了一下，开玩笑说：“你看，我是拿激进派报纸上的大块文章对你放炮了。得了，为了奖励你的耐心，我给你泡茶。”这就是他的性格：言辞恳切，带着些许的温暖与真诚，然后突然对自己和刚说过的话置之一笑。这个人知道言辞和梦想的价值。在那伤感而温和的笑容里，人们能感到他心中微妙的怀疑主义也闪动着可爱的谦逊和细腻的敏感。我们沉默着漫步往回走。那是个炎热而晴朗的日子，水波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一只狗在下面欢快地叫着。契诃夫挽起我的手臂，咳嗽着慢慢地说：“说来可耻又可悲，但却是事实：许多人羡慕狗的生活。”他马上又笑着加上一句，“今天我净说泄气的话，这说明我老了。”我经常听到他说这一类活：“不久前这里来了一位教师，他生着病，有家室。你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我临时为他安排了一下。”或者：“听我说，高尔基，这里有个教师想见见你，他生病了，不能出门。你不去看他吗？一定去啊。”要不就是：“我说，女教师希望有人送书给她们。”

有时我真的会发现有那么一位“教师”在他的房子里。教师通常会坐在椅子边上，因意识到自己的笨拙而脸红，汗涔涔地斟词酌句，力图把话说得流畅并显出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本来是个拘谨害羞的人，却要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竭尽全力不在一位作家面前显出愚蠢，于是就接二连三向契诃夫提出一大堆临时想到的问题，弄得作家苦不堪言。

我记得一位教师，瘦高个儿，面有菜色，长长的鹰钩鼻子朝下弯着，显得一脸晦气。他面对契诃夫坐着，黑眼睛死盯着他的脸。他用忧郁的低音说：

“从教师一班人生活空间得来这样的印象，有一个物质的团块轧碎了任何以客观态度对待周围世界的可能性，这世界不是别的，正是教师生活的呈现……”他一头扎进哲学里，在其表面滑来滑去，像个醉汉在溜冰。

“请告诉我，”契诃夫平静而慈祥地插话说，“在你们学校里，打孩子们的那位教师是谁？”

那教师从椅子上跳起来。愤怒地挥动双臂：“你说谁？我？从来没有！打孩子？”他气呼呼地哼哼着。

“不要激动，”契诃夫继续说，露出让人放心的微笑，“我不是说你。但我记得—一是在报上读到的—一你那个学校里有位教师打孩子。”

那教师又坐下，擦他那出汗的脸，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用他深沉的低音说道：“是的，有这样一个案子，那人是马卡罗夫。你知道，这不奇怪。这样做很粗暴，但也是有原因的。他成家了，有4个孩子，老婆病着，本人患痨病，他的工资仅有20卢布，学校像个地窖，这位老师只有一间屋子——在这种情况下，人有时会无缘无故地鞭打上帝的天使……相信我。”这个人刚才说话时满口都是聪明的词藻，完全不顾契诃夫是否吃得消，这时忽然不祥地翕动着鹰钩鼻子，开始用一些简单的、有分量的、鲜明的字眼儿说话。这些话像一把火，照亮了俄罗斯农村生活里那可怕的、该诅咒的真相。

告别的时候，那位教师把契诃夫枯槁的小手握在他那双干瘦的手里，说道：“我来你这里的时候好像是去找政府当局，怕得发抖，想表现一下，像火鸡一样卖弄，让你知道我并非等闲之辈。现在我要告辞了，却把你看作是一个什么都懂的好朋友……什么都懂，真了不起！谢谢你，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去：大人物更淳朴，并不高深莫测，在灵魂上比周围的平凡人更接近我们。再见！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的鼻子翕动着，嘴角露出善良的微笑，忽然又加上一句：“说真的，坏蛋们也不快乐—一让他们见鬼去吧。”

他走了出去，契诃夫目送着他，笑着说：“是个好人……当教师当不长。”

“为什么？”

“他们会弄倒他，把他打跑。”他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补充说，“在俄国，一个诚实的人就像扫烟囱的，保姆们总拿这种人吓唬小孩子。”

好色的袁世凯

王国永

袁世凯生性好色，公开的妻妾10名，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不计其数。他年轻时在烟花柳巷认识的妓女大有人在。后来的候补之妾更是珠环翠绕，不下数十人，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天，袁世凯正和客人畅谈，突然大喊腹痛，然后就说去厕所，匆匆忙忙地进了内寝。客人信以为真，其实哪里知道，他是要去发泄兽欲。袁世凯在甬道东张西望，突然发现一个艳丽少女走了过来，他窜上去一把搂住了。原来，此女是奉夫人之命折花插瓶的侍女，顿时吓得大喊大叫，拼命挣扎。正在这时，袁世凯的大儿媳从对面走过来，听到呼喊声，不由厉声喝问：“什么人在此大惊小怪？”袁世凯听了一惊，连忙撒腿就跑。大儿媳见是公公，知道准没好事，又羞又气，转身就走。

事后侍女向于夫人哭诉经过，于夫人听了大怒，责问袁世凯。袁世凯毫无隐瞒地说：“好色这是我的天性，生来就是如此。我也自知不好，只是不能改。婢女仆妇本来可以做侍候之妾，我就玩一下又有什么关系？”于夫人见丈夫如此不可理喻，就颁了一个明令：凡是袁世凯平日经过之地，婢女仆妇都要绕道避开。

又有一天，袁世凯的三儿媳在院中散步，恰好他来了。袁世凯从三儿媳背后看，以为是自己的一个小妾，顿时淫性勃发，猛地窜过去。三儿媳陡遭袭击，大惊失色，边喊边回头看是谁。袁世凯抱着她正要亲吻，一看是自己的三儿媳，连忙放下转身就跑。于夫人怒气冲冲地找他算账，袁世凯自知理亏．暗地里让洪妃替他向于夫人请罪，还订了一规矩说：“我本性如此，调戏到儿媳纯属误会，决非出自本意。从今以后，凡是亲生女儿和儿媳，均应佩戴一种标志，让我易于辨识，不致再发生这种误会，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女儿和儿媳如果穿一种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就不会犯此错误。你们要不信，不妨试一试。”

从这以后，在袁府里，他女儿、儿媳和婢女仆妇，都穿上了红裤子。

他们当年多年轻

贾永　徐壮志

一批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将领，一支装备和训练都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队伍，他们将靠什么来战胜那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创造长征恢弘史诗的人，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硝烟遮不住年轻的面孔。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核心。是时，毛泽东度过他第41个生日才不到一个月。在今天，这不过是一名团级干部的正常年龄。

在毛泽东左右，是一批同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年轻的红军领导人。这一年——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37岁；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43岁；堪称年高德劭总司令朱德，当年也不过49岁。

在他们身后，是更加年轻的红军将领。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28岁；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36岁；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30岁；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37岁；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28岁；邓萍，红3军团参谋长，27岁……

红军时期，军级干部平均年龄大约为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平均为25岁。长征开始那一年，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才18岁。他所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也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官兵们的平均年龄恰好与肖华的年龄一样。他们生命的花季本应和今天喜欢梦想的年轻人一样美丽如诗，只是血雨腥风使理想信念的花朵更早地开放了。

与国民党中央军中普遍受过正规西式军事教育的军官队伍不同，红军将领中，除了刘伯承、林彪、左权等少数一批人拥有正规军事教育的背景外，多数红军指挥员包括毛泽东本人，几乎都是从战争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鲜血和炮火的战场就是他们学习战争进而掌握战争艺术的课堂。

他们所率领的更是一支刚刚放下锄头、绝大多数都目不识丁的农民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8.6万人共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即使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马刀，也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红军士兵是赤手空拳踏上远征的。有相当多的士兵都是在紧急“扩红”中召来的新兵，甚至未来得及进行起码的军事训练。

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而险些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靠着红军将士们的空前勇敢，最后杀出了一条绝地逢生的血路。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此时，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红军与国民党军之比为l：5。

红军，面临长征以来最危险的境况—一倘若被阻断在湘江东岸，就将陷入敌人的重兵围困。危急关头，年轻的红军将领们一马当先率先渡过湘江固守脚山铺的红4团三面受敌，后来担任过共和国第五任国防部长的团长耿飚不顾身患疟疾，举起马刀冲向敌人，团政委杨成武也率部反冲锋，腿部中弹。这一年，耿飚25岁，杨成武20岁。

数十里外的光华铺，上演着同样残酷的血战。仅3军团10团，就顶住了敌人的1个师又1个团的进攻。战斗最激烈的30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又牺牲了。战斗最激烈的阵地，就是红军指挥员的岗位，战士们“都是跟着营团首长们的背影冲锋的”。整三天三夜，红军在南北两面顶住了敌人潮涌般的进攻。阵地，都是在打光最后一个人之后才丢失的。

殿后的5军团34师、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是役后，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人。

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指出，大量指挥员的牺牲，说明了战斗的惨烈程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牺牲的以及受伤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在冲锋时中弹的。

“彭总都在第一线，谁敢不上？”提起长征中的红军将领，老红军方国安首先想到的，就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激烈的娄山关战斗，彭总就在前线指挥。参谋长邓萍劝他往后撤一点，他说：“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

几天之后，26岁的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了遵义城下。这位与彭德怀、藤代远一起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年轻将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战将。

在长长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

1935年7月，红25军在冒雨渡河中遭敌突袭，政委吴焕先亲自率兵直插敌侧后，被子弹打中胸部，他按住胸口继续指挥部队冲锋，直至把敌人截成两段。胜利的号角吹响时，还差1个月才满28岁的吴焕先停止了呼吸。

军一级将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身先士卒地冲锋，即使是冷兵器时代也十分罕见。然而，在红军长征中，这样的情景却司空见惯。聂荣臻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在这些红军指挥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毛泽东重掌指挥权的第一场战斗——土城之战，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上一线指挥。后来与朱德一起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也都出现在激战的阵地上。

长征路上，红2军团5师师长贺炳炎右臂中弹，只剩下一点皮连着肩膀。没有截肢工具，医生找来一把木工锯。将军担心使用吗啡会影响自己日后指挥作战，命令卫生员把自己捆在门板上，让医生动手。仅仅6天后，这位勇悍的红军将领又出现在了阵地上。

红5军1师师长彭绍辉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左臂。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战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独臂骑射。出院后，周恩来特批他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长征出发时，他担任少共国际师师长。

在遵义会议上力推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的王稼祥，带着重伤走完了长征。1933年4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之后，便一直用一根橡皮管将脓液排出体外。到达陕北后，美国籍医生马海德检查他的伤口后惊叹：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余秋里，独臂；晏福生，独臂；钟赤兵，独腿……没有人能够具体统计一代长征战将到底负过多少次伤，更没有人能够统计出，直到一代长征战辞世，身上仍有多少弹片未被取出。他们仍在创造历史1937年9月25日，由红军1军团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1000多人，一举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率部强渡大渡河的红1团团长杨得志和率部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政委杨武，以及另一位长征中的团政委杨勇在平型关战斗中“三‘杨’开泰”。杨在战斗中臂部中枪，仍率部奋战。两年后，杨成武指挥部队在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那一年杨成武25岁，而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阿部规秀52岁。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0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端枪冲在部队前面的716团长，就是后来的独臂上将、当时24岁的贺炳炎。又过一天，八路军129师769团夜裴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人。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当的769团的团长，是19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这位后的开国上将一生负过四次重伤，三次子弹穿过身体。长征，走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毛泽东、少奇、董必武、李先念、杨尚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元帅中的9位经过长征的考验。1955年授衔时，10位大将平均年龄s1.7岁。55位上将平年龄45岁左右，肖华上将只有39岁。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孙继先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地的司令员。而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元帅，则成了我国尖端科技的奠基长征胜利25周年的时候，聂帅亲自选址，特地把我国的一处卫星发射，建在了当年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欺血为盟的大凉山中。当一枚枚火从这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乳白色箭上那醒目的标志：长征。

夏奈尔：20世纪的时尚女王

依明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没有议会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长久，她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法律般的效果。”同样身为设计师，位居第17位的克里斯汀·迪奥由此惊叹：“一个女人凭惜一件黑色套头毛衫与几串珍珠项链，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时装。”相对于迪奥铺陈的叙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位的画家毕加索则言简意赅地说：“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可可·夏奈尔，私生女，在孤儿院长大，25岁之前对巴黎一无所知。1913年，夏奈尔在第一个情人史蒂安·巴尔桑的帮助下，在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杜维尔开了一家小时装店，借助自己在孤儿院练就的缝纫与剪裁本领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虽然这家店铺的月营业额常常不过几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尔已经做好了向陈腐的设计风格挑战的打算。“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晚年的夏奈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是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戴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帽，让人觉得她们实在是可怜至极。”

1914年，夏奈尔来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夏奈尔的新奇设计很快站稳了脚跟。由于物资紧缺，以普瓦雷为代表，奢华夸张的传统设计风格难以为继，而夏奈尔的作品既节省了布料又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而另一天，我在观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时感到有些冷，就随手穿了一件宽大男式套衫，并在腰间胡乱匝了一条带子。”于是，在1916年的一期《时尚》杂志独家刊登了这一“妙手偶得”的设计，并把它命名为“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借助数十万赴欧参战的美国军人，这一革命性设计在“一战”结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此时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开始叼着昂贵的雪茄，对这位娇小妇人提供的样装评头品足，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全球顾客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

“一战”后的经济复苏造就了奢侈商品行业的重新繁荣，香奈尔也不例外。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家在开业时只拥有两名员工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00名职工，业务遍及世界，年服装销量达28000套的时尚巨擘。

与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夏奈尔破天荒地开拓了自己的香水制造业，并使其成为了同品牌服装的完美互补。1923年，正是夏奈尔事业的黄金时期，夏奈尔服装销售良好，于是她又将目光瞄向了香水市场。在著名的香水调配师恩尼斯的协助下，夏奈尔终于在无数样品中选出了第5号样品。“这就是我要的。”她说，“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香水，一种女人的香水，一种气味香浓、令人难忘的女人的香水。”

香水推出的过程更是在夏奈尔的精心策划之下。她将香水样品分成小瓶带回来，慷慨赠予出手大方的客人，又叫店员将香水喷在试衣间内。于是过了几天便有人向她询问何处可以买到这种香水。不过夏奈尔并未急于透露风声，而是故意推说已经不记得了。店员一再在试衣间里酒香水，而这一幕也重复上演。很多收到小赠品的顾客纷纷回到店内，询问香水的来源。

于是夏奈尔开始发电报给合作伙伴恩尼斯，要他火速增产，而她则展开第二轮推销。“你认为我真的应该将这种香水拿来自己卖吗？”“你真的喜爱我的香水吗？”她不断地问着身边的客人。等到思尼斯回信说已经开始生产，夏奈尔也终于将自己的首瓶香水推向了市场。整个过程安排得不露声色，在看似无意间投注高额筹码的情况下，若非敏锐的判断力加上过人的聪慧，想必也不会成就今天的夏奈尔王国了。从那时起，没有任何号码，像夏奈尔5号那样深入人心。提起NO.5，人们即想到夏奈尔，联想到一股幽香，神秘性感，杳渺飘忽，萦绕了大半个世纪。持续不褪的香气，以始终不变的姿态，成为上世纪的经典。

1954年，当沉寂多年后的夏奈尔返回巴黎时，喜新厌旧的欧洲时尚界却认为这位奇才已经是明日黄花。然而，这位71岁的领袖无疑将发起一场革命。当时紧身彩色裤、迷你裙与小号凸条毛衣很是流行，而夏奈尔固执地以宽松外套、仿珠宝项链与镶边花呢外套来对抗。有趣的是，这场绝地反击之所以成功，除了来自香水制造部门稳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美国妇女。她们比自己的欧洲姐妹更厌恶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于大城市的公司与郊区的住所之间，夏奈尔的简洁明快立刻打动了醉心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对高成本的小宗制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个月内，整个美国时装行业就已经夏奈尔化了。《时尚》杂志评价她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装”是“时尚界的福特流水线汽车”——它的确像福特汽车一样经久耐用，直到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第几内的早餐》中仍然选择它来诠释自己的性感。

“与她的罗曼史一样，夏奈尔与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装设计业的关系呈现出一道从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礼的明显轨迹。”马塞尔·黑德里希在传记结尾时写道，“当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来回绝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时，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在男性的强势群体中艰难地争取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寓言。”无疑，这种抗争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她的创作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解放运动领导人伊莎贝拉·邓肯所表达的那样，她们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的诉求。“时装演变，但风格延续；风格，就是我。”夏奈尔如是说。

她的晚年生活相对较为安宁，主要忙于女装店的事务（该店的经营常常入不敷出，但母公司总是很乐意帮它填补亏空，因为其知名度有助于其他每一种夏奈尔产品的销售），以及发表言语辛辣的评论和赛马运动。

她在尚蒂伊的赛马中有一匹名叫罗曼蒂卡的著名的母马。

夏奈尔比她的许多好朋友活得都长，并感到与他人很疏远。她终身未嫁，这并不是因为她宁愿过孤独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她“从来都不愿像小鸟一样太多地依附于某个男人”。

她对时装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