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蒙面之城》的构造与发生

——2001年6月9日答《中国青年报》刘县书

一 音乐与少年

刘县书：你看过劳伦斯的《出走的男人》吗？

宁肯：没有。

刘县书：那里面也写了一个流浪的男人，不过他已经人到中年，有老婆有孩子，某一天突然抛弃一切出走流浪，他妻子永远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出走。我多次向女性朋友推荐这本书，我觉得女人要了解男人或者说要了解男人的某一方面，一定要读这本书。

宁肯：那很有意思，哪天我找来看看。

刘县书：你常听CD？

宁肯：听得很少。小时大概会吹一点口琴。对音乐基本不懂。两个哥哥吹笛子很好，可能受他们点影响，我音乐很差。

刘县书：《出走的男人》中男主人公即吹笛子，沿途卖艺为生。

宁肯：但我对音乐的反应比较大，感受比较强烈，虽然不懂，虽然听得不多。我不知道自己听得对不对。我听过一点摇滚。从小说里看起来好像我懂很多。小说中的人物（马格）受音乐的影响，通过音乐表达思想，写作时我调动我所有的音乐感受，然而是抛开技术层面的。

刘县书：你对摇滚很有探讨？

宁肯：原来听过一些崔健的，但真正对摇滚感兴趣是为写这本书。因为想到马格的出路与音乐有关，当我考虑马格的归宿时，想到了摇滚……

刘县书：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读小说时我就想：马格怎么办？就这样无所事事流浪下去？出路多半要从音乐那儿寻找。

宁肯：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开始有意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泡了不少摇滚站点，像瀛海威的“中国摇滚”，我泡了将近半年时间，从那儿下载了二十多万字的东西。

刘县书：你为什么想到以音乐作为人物的归宿？

宁肯：像马格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还能干什么呢？音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有其模糊和神秘性，比较接近马格茫然的状态，选择摇滚，也比较符合现代青年的接受习惯。

刘县书：关于后面音乐的出路，似乎前面写少年马格时有点伏笔。

宁肯：对，比如，马格从小学过钢琴、与波罗练过吉他等。我动笔写这小说时已经想好以音乐作为出路，所以开始有点小小的伏笔。其实在想好这个出路之前，小说只有些片段，马格到深圳之后干什么呢？故事怎么发展下去？突然想到让他成为一个歌手……

刘县书：不能老在建筑工地上转啊，老开灰车就没故事了。

宁肯：哈哈。对，不能老那么混，一是故事本身就没故事了，另外从精神逻辑上说，他应该找到一个抽象的东西寄托精神。有趣的是，我是找到这个音乐出路后，才决定写这个东西。

刘县书：你写的少年部分（北京）很节制，写得很干净，我觉得非常难得。因为怀想少年时光人总容易迷失和感伤，在情绪色彩的笼罩下，对青春期的写作容易落入一种套子……

宁肯：但其实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写作很重要。有的作家拿这段经历可以写一辈子，即所谓童年（或少年）视角的写作。少年时代，越遥远越有诗意，具有出发地和成长全部的诗意，无法解说的情绪……

刘县书：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成年之后对逝去的青春的不断回顾。青春一去不复返之后对它不断地进行回顾，这是写作的一个基本驱动力吧。

宁肯：对。

刘县书：青春或曰少年时光，可以说是一切写作的源头。

宁肯：人类文明也是这样，不断发展，不断怀旧，世界不会没有回忆。

刘县书：你向我提到这部小说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你说你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始终放不下的东西。我想这种东西来源于你的少年时代？

宁肯：对。比如，《蒙面之城》第一部分写的就是青春期的混乱，某种精神的混乱，寻找出口的躁动，里头有我自己的影子，原来我中学时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人，哈哈！不过我把时间移到了八十年代末，本来我的少年时代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

刘县书：我看出了小说中时间的混乱和错位。

宁肯：对。在时间问题上我有意模糊，不写具体年月。在此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原本是一个古老民族，但现在人们目光很短浅，老盯着代，好像几年就能划出一代。应该有大历史的概念，所谓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的不同，以后回头看其实都是一代人，我想后人会将我们划为一代，细节的不同会被历史滤掉。

刘县书：你觉得七十年代的少年和八十年代的少年没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宁肯：在人类初期少年时代，本性的东西是不变的——那种原始的生命力，蓬勃的野性状态，是不变的。

刘县书：可能是这样：七十年代的少年和八十年代的少年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你关注的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你认为不同的东西其实是表面的差别，是现象的和暂时的。

宁肯：对。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清楚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不变的东西也许更重要一些。有些作家愿意追着变的东西，造成一种肤浅、表面化，这类文字容易过时。你看我的小说里时间是错位的、模糊的，我接受一种观点：有的小说就是消灭时间，没有时代背景，就是写人，人的活动，人在干吗，突出那些不变的东西和细节，这是作家独特的东西。原来我在马格的少年部分还写到了甲A，但那时（八十年代末）还没有甲A，“错乱”有点太明显了，后来便去掉了。

刘县书：你也是在北京长大的，少年马格身上有你自己经历的多少影子？

宁肯：主要是心灵的影子，内心相似，其他如（北大的）家庭背景、故事等，完全是虚构的。恋爱也是虚构的，中学那段恋爱有些我自己的影子。那是1975年左右，一段混乱的恋爱。那时意识形态像锅盖一样覆盖着，完全不可突破，但其实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内心真实是脱节的，在底下人性的发展非常野生状态。我一直在北京上学。我把我们这一代人归结为既没有知识上的导向，也没有政治上、伦理上的导向，有的只是表面上的意识形态，什么毛泽东思想啊，表面上那么喊，其实底下想干什么干什么，非常野生状态。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个女生，就调位子跟她坐一块儿，经常几对男生女生一起逛公园去了。

刘县书：这是不是北京特色？那时是不是只有北京的中学生这么野？天子脚下的少年才敢调侃政治。

宁肯：那会儿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是，就是人性的东西，人的本性的表现，这也是大的意识形态衰落之后的现象。它与以后的思想解放是自然衔接的，人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框，在具体的方面已经完全解放了。

刘县书：没经过的人可能以为那个时代铁板一块，人都唯唯诺诺，什么都不敢干，学生都是充满革命热情的革命小将。

宁肯：其实那只是一段，后来很快便溃散了，包括知青一代，一到乡下便很快溃散。

刘县书：最近工人出版社推出一套“知青备忘文本”，所披露的知青真相便很残酷。其实知青后来什么都不信了，退化到原始蛮荒的状态，发生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刘县书：在小说中，随着时间推移地点转换，马格少年时代的人物只有何萍后来重新出现，其他朋友什么的都丢掉了，你对少年时代的态度够决绝的。

宁肯：这样处理有技术上的原因。我没办法让过去的人物重新回到马格生活中，如果回来得太多，技术上操作起来有困难，枝蔓多。

刘县书：你写得比较干净。

宁肯：原来我也想过让他少年时代的朋友比如菠萝，后来也到深圳，但他到了深圳会有什么事情呢？不如不提。小说表述的动力不在于重逢，他们见面能说什么呢？

刘县书：但如果重提，能回顾一下他的少年，也许会有更完整的效果。

二 完整地写一个人

刘县书：我看到后来，就想你要如何结束，结尾是一件为难的事情。

宁肯：是。我非常为难，现在这个结尾没弄好，它涉及我的立意，却欲言又止。你对这个结尾怎么看？

刘县书：我觉得还不够有力，什么意思弄不太清楚，好像比较模糊。

宁肯：看来我弄得过于隐蔽，导致多数人理解不了这个结尾，我的立意还是非常深的。

刘县书：我在捉摸你为什么这样结尾。

宁肯：马格是个天马行空的人，从精神逻辑上讲，是自由的个性的，但是他有三次被公安局收审，比较明确的就有三次。国家机器对他的影响，表面上看他似乎没受损，放出来没事儿似的，其实每次都有相当的损失，例如那次他被遣送回到深圳时，小说中稍有暗示。

刘县书：我在想你为什么最后写他成了一个“废人”。

宁肯：哎，对了！有些个寓意，是个玩笑，你也可以当真。

刘县书：但你可能铺垫得不够充分，这个线索表露得不够清晰。

宁肯：对，我也不敢。不敢太正经严肃地提出，马格被要求签字保证才放出来，他无可奈何，不得不低头，不容争论分辩。

刘县书：这个可能也不是你的重点，你刚开始的写作冲动不是从这儿出发的，你如果写多了这个，可能反而削弱你小说的特质。

宁肯：人如果向上突破不成，精神就会下探，它总要寻找出口，于是堕落变形，不断自虐。我原来还设计了另一个结尾，后面还有一段的，后来删了，讲那小姐第二天又回来了，和马格住在一起，她的想法是你不是不行了嘛，我们住一起，可以省点房租，还可以照顾马格，马格也无所谓。是很荒诞的一个结尾，特别堕落的精神变形的感觉。以后如果续写，也许可以从这儿开始。不过正如你所说的，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是想正面表现现代人的个性，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表现自己的个性，如果这种东西多了的话，是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刘县书：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放不下的自己独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促使你多年经营这部小说的东西？

宁肯：我一时讲不太清楚……

刘县书：像一个网友讲的，其实人人身上都有马格的成分，人人都有过对流浪和自由的向往，你所念念不忘的是这种东西吗？是通过马格表现的这种精神？

宁肯：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所说的这种东西，人人身上都有的这种，只不过我身上更强烈一些；另外一个原因，实际还是八十年代以来那种启蒙的东西，对人的挖掘，从思想解放以来终于感到人的存在，人对自由的向往，人的欲望、完整性，对自己的尊重，对自然的向往，等等。另外，我看我们的文学史上完整地写一个人的作品很少，不是歌颂他或批判，不是把他搁在某一种时代背景下，比如，战争背景中，就完整地写一个人，从人性出发。我希望写这么一个人物，谁也没写过像马格这样的人物，我希望有这样的人物。

刘县书：其实王朔小说里有过类似的人物，有一些类似的元素。

宁肯：哎，有一些，像《动物凶猛》里的人物。

刘县书：就你想表达的，你为什么要塑造马格这样一个反功利、不断放弃、不断拒绝的人物？

宁肯：我有一个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这部小说，题目叫《放弃的道路》。咱们现在通行的价值观是不断地抓住一些东西，要成功，要成就一番事业，用其他东西证明自己，马格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不断放弃，拒绝一些东西，他的哲学思想核心是自食其力、随遇而安。

刘县书：你是怎么得到这种想法的？这个主题是感性的产物，还是从哲学上思考的结果？

宁肯：是感性的产物。最初我觉得人应当是自由的，不应该为任何东西（包括人生目标之类）所限制，否则人就不再是人，会失去本性，我想人的自由是人的本性之一，中国人活得太实际了，被种种人生模式和价值观束缚着。

刘县书：但你同时又塑造了成岩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身上是否寄托了你的另外一些思考？

宁肯：马格是一个理想人物，谁也做不到他这样完全拒绝，但人们心中都有马格的成分；成岩是可以做出来的，他心里想什么便不择手段去实现。我描写了两类人，一类是成功的人，一类是不断放弃的人。

刘县书：其实成岩也是现实中不太可能的，谁也很难做到那样，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义无反顾直奔目标，大多数人是介于成岩和马格之间的。

宁肯：哎，对。有些东西我自己说不清楚，有朋友说我不会描述自己写的东西，我不是个能把自己作品说清楚的作家。要我说某个东西，我得在某个场合里阐释，环境因素对我很重要，模糊思维主导我，不很清晰，我完全凭感觉这么写，不能完全说清楚为什么。

刘县书：我和你一起分析一起解读一下。我觉得你说不清也好，让它保持一定的神秘性，说实话，我觉得你抛头露面上电视也不好。

宁肯：是，我上电视特痛苦，也语无伦次的。

刘县书：你可以学学写《麦田守望者》的赛林格，他成名后刻意离群索居，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小说写到的四个地方四种状态，北京、西藏、深圳我都可以理解，西藏我知道你待过，深圳还是我们一起去的，还阳界是怎么来的？代表什么？

宁肯：还阳界主要要表达的是什么，可以追溯到寻根文学。曾经有一批作家写过这种无背景无时间的原始的地方，比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包括郑义写的《老井》那样的，八十年代有过一批这样的作品，我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另外有一个考虑，我特别感叹中国这个民族的衰老，没有活力，被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和规范的。那时人们谈论中国文化，便往前倒，清朝不行，明朝也不行，唐朝好点儿，汉朝也还不错，一直追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时中国人有活力，所以越往前追越古朴原始，越有活力。我是想写个原始点的东西，包括岩画，用原始的生命为衰老的生命注入一点活力，寻找源头的生命，带着这种模糊的想法，我写了还阳界那样一个消灭背景的地方。

刘县书：你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吗？有没有一点经验摹本？

宁肯：没有。

刘县书：我倒是去过类似的这种地方，在中国西南山区有这样的偏僻小站，小说的虚构很荒诞，也意外的真实。

宁肯：那年去西藏的路上，我坐火车经过秦岭中的小站，我觉得这种地方应该有故事，多神秘啊。你去过成都吧，中间路过秦岭时，电力机车在山间爬行，嘉陵江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那感觉特刺激我的想象力……

刘县书：这一部分比较奇异，但看得出情节虚构的痕迹较重。

宁肯：实际这一段1993年我就写出来了。这部长篇是在两部中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不是1998年一下想得这么齐全。西藏那段我1985年就写了。1985年我在西藏的房子里，就着电炉和蜡烛，便趴着写出马格到卡兰和果丹那一段，当然那时写得简单粗糙。我是1984年到的西藏，在那里待了两年。我1985年写《青铜时代》（即马格在西藏部分），1992年在浙江一杂志《江南》发表，有两万多字，但没有任何影响。在《青铜时代》中交代马格的经历时，那时就叫马格了，提到北京和嘉陵江边一小站，小站部分后来放大成“还阳界”和“岩画”这一段（1993年），那时名字叫《还阳界》。然后在《青铜时代》和《还阳界》的基础上，我从1998年开始写这部长篇。《还阳界》没有发表，写完《还阳界》我就干广告了（在中国环境报社），所以搁下了好几年。但我最初写中篇时，便是个长篇的构思。

三 不是一个学院派人写的

刘县书：当年你为什么去西藏？带着明确的意识吗？

宁肯：当时意识很明确，我就是想去体验，那时我已决定搞文学创作，需要生活经历。当时我没有什么“生活”，属于中学毕业后考大学，我是1978级大学生，很年轻上了大学，然后出来教书，没什么生活，怎么写作？所以想经历一下自己想象中的生活，去西藏支边教书。

刘县书：当时你在西藏常利用假期到处跑？

宁肯：是，我利用寒暑假跑藏东藏北。小说中的卡兰其实是藏北的那曲，里头有我真实经历的影子。1985年夏天我去那曲，那儿当年确有一批诗人作家，其中一位女作家马丽华给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在那儿写作，有一个诗人就有点像成岩那个形象。

刘县书：《蒙面之城》中有一场马格在暴风雪中奔跑，差点被埋在雪里的描写，那是你的真实体验吗？

宁肯：那是。关于那次经历，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叫《雪或太阳光》，在《大家》上发表过。

刘县书：关于西藏你写过一组散文，发在《大家》上，那时我们一起在深圳看到的，你从深圳书城把杂志买回来。

宁肯：对。

刘县书：我那时读你的散文，感觉你是凭直觉写作，凭性情本能，状态不是很自觉很清晰的。你的文字中有自己的东西，也有你受的影响，但你的学习是这儿一点儿那儿一点儿，一鳞半爪的，你自己组织消纳，混合成了自己的风格。

宁肯：对，我是经过自己整合的东西，你看不出这个人的阅读背景、知识背景、文化背景等。

刘县书：你的文字给人感觉有点生涩，这种生涩可能是你的特点，也可能是你的缺点。

宁肯：就是说不像一个文人写的东西！

刘县书：不是一个学院派的训练有素的人写的。

宁肯：有点野生状态，哈哈哈！

刘县书：我看小说，发现你爱用的一些常用词，这些词可能跟你的西藏体验有关系。比如，你爱用“光感”，描写阳光你常用“如雨如瀑”。“光感”是你的特色词，还有些词是你自己生造的。你描写阳光的方法，我想可能与西藏、北京的阳光强烈有关。另外，可能与北京有关的是，好多地方你用到灰尘的比喻，北京正是一个到处灰扑扑的城市……

刘县书：我觉得小说的四个地方对应四种人生状态，北京是少年时光，《还阳界》有点性幻想的味道，像一个梦一样，在中年世界是不可能的，它是青春期的。

宁肯：对对。

刘县书：西藏比较高远，到深圳就很现实，扎进世俗社会了，从精神世界回到人间，从孤独的个人回到人的社会。

宁肯：另外，写这四个地方，我还有个想法。我感觉小说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比较内向的，写内心、意识流，空间比较集中；一类是外向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大。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喜欢的小说应该具备两点：具有空间感，具有时间感，两者构成长篇带有史诗味道的东西。另外，也与我的性格多变有关，我这人不会在一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磨叽，像有人开头在一个地方说那么多，打死我也写不出来，我肯定得换地方。所以我有一个朋友问我的星座，我是白羊座的，他说这不像白羊座写出来的东西，写出这样的东西得有很强的毅力，而白羊座的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细看看，这东西就是多变的，隔一段换一地方，按你那理论不错，他说白羊座人兴趣不持久，多变。

刘县书：但你的人物没变，虽然地方在变，而且你这么多年念念不忘这个东西，终于把它完成，很不容易的。

宁肯：对，这些年它一直在我心里生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是个特别难的事，它自然地在我心中生长。

刘县书：但很多人心里有过的这种创作冲动，被生活慢慢磨掉了，最后就写不出来了。

宁肯：可能与我有两个中篇的基础在有关系，没有这两个中篇，萌芽的创作冲动也许慢慢就丧失了。

刘县书：四个部分，你写起来感觉哪部分比较顺手哪部分比较难？

宁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刘县书：是西藏部分最顺手？

宁肯：不是。第一顺手的是深圳部分，一气呵成，改动很少；第二是还阳界，第三是西藏，最不顺利的是北京部分。

刘县书：看来你写虚构的顺手，写离现实近的反而难。

宁肯：对，虚构最自由，想怎么表达怎么表达。我觉得这部小说最见功力的是第一部分北京，因为北京这个地方精神资源最复杂，家族背景与现实交织，传统与现代糅合，进步的与落后的并存，你怎么通过一个人物把这些东西高度概括进去？特别不容易。其实我觉得第一部分绝对是一部长篇的内容，如果精雕细刻那些人物。这部分是我最后写定的，反复改得最多。

刘县书：改得挺棒的。你选择铁路来表现，很神，生动有力，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宁肯：多少有一点。上中学时学工劳动，在青年湖附近，后面就是铁路一个大货场，停着火车，我们常在铁路上在火车头上玩。有一回正玩着，火车头突然开了，赶紧往下蹦。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如果大家没来得及跳，要被火车带到哪儿去呢？铁路是无限延伸的，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刘县书：小说从铁路切入开头，感觉特别好。

宁肯：这个开头是最后才找到的。原先是从马格去接波罗开头，波罗要放出来嘛，然后他们谈到铁路，他们是从铁路走过来的，由此我想到他们小时候在铁路边追跑打闹。

刘县书：你这个铁路符号，一方面与北京有关，表现城市北京和少年时代；一方面它与马格后来的漂流有关，铁路让人想起旅途，人心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想起大地上的城市，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宁肯：它一下子成为全篇的象征。北京的铁路（旧铁路）很有北京特色，我们单位《中国环境报》那儿就有一段铁路桥，当我写小说想到铁路这儿时，我曾从广渠门那儿自己走了一段铁路。

刘县书：我读到你这一段时，就想到你可能受报社附近铁路的启发，跟那一带的环境有关。

宁肯：没错没错。你写一部长篇时，得调动自己所有的资源，灵感来自多方面，不是一下就能想得那么周全那么到位，像以铁路开头是最后才改出来的。

四 喝狼奶长大的一代

刘县书：刚才提到你这样坚持不容易，你在单位长期干着一份与文学无关的工作，把创作的构思放在心里生长，这很需要心里的韧劲。而且你很会保护自己，这些年在单位隐藏得很深。单位很少有人知道你的写作。

宁肯：这与我的习惯有关系，我把越宝贵的东西隐藏得越深。为了两个原因，一是这样不受别人干扰，二是不暴露它，它永远在蓄势，它会自己生长，而如果一旦说出来，这种力量就减弱了。大概是这意思。

刘县书：一直到这小说出来，你身边的人很少知道你在写作。

宁肯：我也有一些文学上的朋友，另外，报社有些人可能影影绰绰知道点。家里人当然知道，家里人知道我的梦想，我立志写作，由来已久。

刘县书：你没有考虑职业写作？

宁肯：我很难理解过早成为职业作家那样的人，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很佩服。

刘县书：如果条件成熟，你会做职业作家吗？

宁肯：会，我有此打算。到一定时候职业写作就有必要性，职业写作有相当的好处，我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开始职业写作。过早开始，体验不到非作家的原生的经验，职业作家终究是旁观者，是不自然的；但到了一定时候，他作为人的感受力差了，倾向于回忆、怀旧，消化过去的东西，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宝贵的东西，再不让他职业写作，总受到非写作的事务干扰，就没道理了，职业化无非是写作时间更多一些。

刘县书：职业写作会不会有一种空虚感？

宁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不会，我现在是感觉写作时间不够。

刘县书：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职业写作了吗？

宁肯：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但还要看经济条件，主要是饭碗问题，能不能靠写作生活？如果不能，便不能辞掉现在的工作，要看对写作收入的预期，要看经济条件。我已经初步具有这个条件，至少可以只找一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只要保证挣点基本生活费。最近正在与北京市作协谈合同制作家，他们每年有一批名额，作协每月提供一千元生活费，作为回报，只规定要完成一年不低于十五万字的创作。你得申报，他考核，如果明年他能每月给我一千元，我可以职业写作。

刘县书：一千元不多。

宁肯：但如果没有，那吃饭也得吃存款，坐吃山空，心底没底。

刘县书：我看你书中那张照片，印象很深刻，能想见少年宁肯的那种天真、烂漫、放肆和羞涩，现在见不到了，除非在你忘形大笑时还能偶尔一瞥。

宁肯：他们说有点像马格，有点调笑，他们说在那儿勾引人。

刘县书：但是看上去又特别不成熟。

宁肯：其实那是我很自然的一张照片，是别人在旁边抓拍的，我也很喜欢，可以说是我青春期的一个代表。那是在西藏，天真无邪，有一点坏，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特别自然，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刘县书：特别“少年”。

宁肯：多少还有点荒凉。

刘县书：具体是怎么拍下来的？

宁肯：就是在西藏，我们一帮人在房间里开会，正在说笑，旁边人给我抓拍的，用了闪光灯。表现的是我的一个侧面。我觉得我的侧面是比较多的，经常给不同人以不同的印象，而且都是和我交往比较深的朋友有不同的印象。

刘县书：你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稳重，挺小心的。

宁肯：啊，比较稳重吧。但是跟艾铁鹰、杜琳（报社同事）他们在一起时，我完全是另外的样子，胡说八道的。

刘县书：是不是你少年时还挺调皮的？后来……

宁肯：不，我是少年老成。在中学里我是那帮坏孩子的头，现在那些人用的阴谋诡计，那时我早就用过了，要不我怎么让他们服我？后来老师把我招安，让我当文体委员，我一方面跟老师协调，一方面管那些孩子，像村长似的，一方面跟鬼子打交道，一方面照顾八路军，那时就锻炼出来我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特别强。我非常知道怎么跟那些孩子一起玩玩闹闹，逛公园，台面上我又是班里干部，得整顿他们，他们得听我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双重角色，别人都在班里没办法，只有我在班里特殊地位，老师也得哄着我，有时我还冲老师发脾气。

刘县书：原来你在什么学校？

宁肯：我在一个很普通的很闹的学校，北京一八〇中学。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出怎么发挥自己的能量，协调关系，在人群中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我当时像宋江，当时正批宋江。我是有一个回归，越来越天真，那时的心眼最多，搞阴谋诡计，后来我越来越批判自己，受了西方的影响……

刘县书：对了，你立志写作，除了生活上的积累，阅读上学习上有什么准备？什么书对你影响大？

宁肯：我是78届中学毕业，1979年上的大学。当时因为大学大办分校上来的，我这种底子本来上不了大学。1978年北京考生考得比较好，那年我考了318分，但当时北京分数线是340分，后来大办分校才被录上。大学我读了四年书，正课基本没学，主要读自己的书，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的，主要读外国的。所以有人说六十年代这一代作家是喝狼奶长大的（韩东的说法），我读的中国书很少，过去基本是一片沙漠。

刘县书：对你影响较大的作家有……

宁肯：托尔斯泰，法国的司汤达，英国的狄更斯，这三个作家。《安娜·卡列尼娜》我读了三次。后来的卡夫卡对我影响很大，完全改变了我的小说观念：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刘县书：你什么时候看卡夫卡的作品？

宁肯：在中国读卡夫卡我算比较早的，在《世界文学》上看到的《变形记》，大概应该是八十年代吧，很震惊，把人的压抑感、无奈表现得如此……

刘县书：你为什么选择中文系？

宁肯：我中学后期便有这想法。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原因，我们那时要恢复高考，中学便开始分快班、慢班，好学生和差学生，我当时是特殊人物，虽然学习不好，但没有被分进慢班，但这一点特别刺痛我：如果按照学习标准，我是要到差班的。我当时比较狂，我想如果我被分到差班多屈辱。后来写作文，我写了一篇四千字的作文，根据自己的心理过程，写一个差生如何转变、发愤成为好学生，被老师宣读并拿到别的班示范，我因此很受鼓舞，确立了上中文系、搞写作的目标。

刘县书：我发现你描写人的面相很有意思，比如写马格，“面孔生涩”；你说某人长得“荒凉”（刚才你也提到少年宁肯的照片有点“荒凉”），没有具体的五官描写，而是直接写出一种感觉。

宁肯：对。

附录

与刘县书的通信

宁肯：你好！

现在将九个月前我们的对话录完整地传给你。惭愧啊，重读当时的对话，不觉中间已隔断二百七十个日夜。好在正如你所言，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真正变得那么快，历史会过滤掉很多琐碎的事物与光阴，我们只是一代人，我们留不下很多东西，如果能留下哪怕一点耐磨损的东西，亦足安心。对于《蒙面之城》的存在，九个月也许还不算什么。我重读此对话，感觉当时我们谈得挺好的，没想到我们谈得这么深入细致，如抽丝剥茧，双方都很老实，我们没说什么空话假话——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骄傲。也许它能在什么杂志上用一用？如果能用，我建议尽量保持原生态，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录。我相信其中有一些独特的价值。

县书：辛苦你了。

但是值得，读这个九个月前的对话，几次停下来，“雕刻时光”的清茶、木桌如在眼前。“雕刻时光”已不复存在，拆了，但可能会因为这个谈话存在于被后人“雕刻”的时光中。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的确“雕刻”出了一些东西，并且原汁原味，是一段难得的时光，像一段长调的音乐。说实话，我已不记得那天都谈了什么，你整理出来一看，感到惊讶，我们谈得真的不错，多么自然，多么现场。两个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读书人，在一个古色古香而又十分平民的现在已被拆除的书屋，谈论过往的一切，具有永恒的知识、方式以及内心体验的传承动感，如同一幕电影。历史的相似性多于不同，我们在走前人走过的路，连方式似乎都没变。我们的独特性在哪儿呢？没有更多，一点点已是贡献了，虽然微不足道，但我们延续了某种东西，这就是我们最为可贵之处。

四月我们去“归真园”小住，再谈。

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