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爱情小唱》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组十四行诗集，与《婚颂》一起装订成册，发表于1595年。《爱情小唱》部分的版面设计风格是一首诗一个页面。《婚颂》则配有一个主题页。《爱情小唱》之后紧跟着一组抒情小诗。这组抒情诗习惯上被称为“阿纳克里翁体讽刺诗”。这种诗集的版面设计结构（十四行组诗后为一变调，再之后是一首长诗）是斯宾塞对塞缪尔·丹尼尔《迪莉娅》传统的传承。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对这种结构形式的运用很广泛，其中的长诗往往是一首幽怨曲。这种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卡图鲁斯等罗马人的作品。但斯宾塞呈现给我们的则是一首令人欢欣鼓舞的婚礼喜歌，可谓英诗中的首创。而且与前人不同的是，斯宾塞的《婚颂》是诗人献给自己妻子的诗。确切地讲，斯宾塞并非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为妻子，而非为情人或他人之妻写十四行诗和《婚颂》的人。之前曾有法国的让·萨蒙·马克林（Jean Salmon Macrin）为他钟爱的女子写过十四行诗和婚颂；被放逐的奥维德在其作品中哀唱过千里之外的老爱妻；米开朗基罗的朋友维多利亚·科隆纳（Victoria Colonna）也曾为她已故的丈夫写过十四行诗。

即便如此，斯宾塞的十四行诗却为英国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同时又无比强大的元素。大多数批评家们一致认为斯宾塞的十四行诗暗示或影射出他向伊丽莎白·伊尔求婚之念，而《婚颂》则是为了庆祝他1580年6月与博伊尔（他的第二任妻子）完成爱情长跑，喜结良缘而作。那场婚礼最可能的举办地是爱尔兰考克郡的约尔镇或诗人在爱尔兰的府邸基尔科曼堡（Kilcolman）。《爱情小唱》中有几首诗的创作时间显然更早，很明显是诗人为另一个或者一些女子赋写的诗歌。比如第八首就是在1580年前的一份稿子中发现的。这几首诗之所以出现在《爱情小唱》中，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一般都乐于重复利用自己的诗作。第七十四首中的指代指向1594年的复活节季（即斯宾塞成婚的那年）。《婚颂》的创作时间则是指那年的夏至日，亦即英国人一直沿用到1752年，从未更改过的儒略历上的那一天，那天是6月11日。所有这些都将这组诗和斯宾塞的自传联系在一起，而且更让人相信1594年某时或1595年年初，斯宾塞创作了一些新诗，也重写了一些旧作，并将其集结成册，于是才有了这个吸引人眼球的创意。

十四行诗，又名“商籁体”（意大利文sonetto，英文Sonnet、法文sonnet的音译），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意大利中世纪的“西西里诗派”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生年不详，约卒于1246至1250年间）是采用这种形式创作诗歌，并使之成为具有严谨格律的第一人。十三世纪末，十四行诗体的运用由抒情诗领域扩及叙事诗、教谕诗、政治诗、讽刺诗，押韵格式也逐渐变化为： ABBA，ABBA，CDC，DCD，或ABBA，ABBA，CDC，EDE。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彼特拉克的创作使其臻于完美，故又称“彼特拉克体”，后传到欧洲各国。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马洛首先把它移植到法国。“里昂派”拉贝，“七星诗派”诗人龙萨、杜贝雷的作品，使十四行诗成为十六世纪法国的重要诗歌形式。

十六世纪初叶，萨里、华埃特把十四行诗介绍到英国，到十六世纪末，十四行诗已经成为英国最流行的诗歌体裁。格式演变为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押韵的方式是ABAB，CDCD，EFEF，GG。在这种类型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变体。英国类十四行诗体分为3段四句加最后两句。最后的两句通常与前面的大不相同，比意大利类第九句改变更大。产生了锡德尼、斯宾塞，莎士比亚等著名的十四行诗人。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也以写作优秀的十四行诗享有声誉。一般英国十四行诗的韵牌是“‘莎士比亚体”： A-B-A-B，C-D-C-D，E-F-E-F，G-G(称为）、或更严格的“斯宾塞体”A-B-A-B，B-C-B-C，C-D-C-D，E-E、以及“雪来体”A-B-A，B-C-B，C-E-C，E-D-E，F-F。

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破除传统的框框，追求自由不拘的诗歌形式，十四行诗一度被冷落，但十九世纪下半叶又得到复兴，卡尔杜齐、邓南遮等均留下了佳作。二十世纪继续流行于诗歌创作。

斯宾塞十四行诗的题材则转向谈论婚姻。毕竟婚姻是给可怜的“爱星者”的一个答案。“爱星者”认识到，虽然自己竭尽所能从他心仪的女子那里学习理想主义，但“desire still cries,‘gives me some food’”（菲利普西德尼的作品《Astrophil and Stella》）。那时，大多数写十四行诗的诗人都为没有一丝或者任何真诚的希望而备受煎熬。斯宾塞的新娘能荣耀、贞洁、愉快地屈服，而彼特拉克的劳拉，锡德尼的斯黛拉却不能。

英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彼特拉克本尊。乔叟以及奥尔良公爵查尔斯（Charles Duke of Orléans）写的英文诗（他在英国坐牢期间所作）就是见证。众多英国诗人继承发扬了他开创的体裁。但运用这一体裁的几位有名的诗人都和彼特拉克一样共享了自我分裂这一概念，即肉欲与理想化的混合体。他们有时候还用化名指代一个能够激发诗人玩文字游戏，或运用含沙射影手法的女子。比如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锡德尼笔下的斯黛拉以及能够激发人联想的博伊尔。

无论十四行诗背后的真情或真正的欲望是什么，彼特拉克式欲望的表现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英国女王及其争宠者们纷纷通力合作，将女王塑造成被爱慕的对象中的典范。她的求爱者们则被塑造成害相思病的痴心汉。斯宾塞十四行诗将倾慕对象和倾慕者之间这种联系编织得更加错综复杂。例如第七十四首当中，诗人在对伊丽莎白这个名字的歌颂中就糅合了他对母亲和爱人的赞美。

斯宾塞与彼特拉克式传统处于全面对话状态。这种传统又受到新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因为它能部分地缓解求爱遭拒给人带来的痛苦。但同时又受到讽刺与自嘲式诙谐打趣诗歌体裁的影响。因为这些讽语能有趣地顶推那种诗人有时表现出的真真切切的苦与痛。

诗人心怀渴望，献诗给自己以为可以用合法手段博得芳心，甚至娶进家门的心仪女子，而不是企图通过赋诗去勾引他人之妻（比如菲利普·锡德尼）或赢得仙界某位天神的支持。对斯宾塞来说，这是摆脱或修正这种传统的一种方法。斯宾塞对此还做了进一步改良。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能用心理学意义上的综合暗示，通过掌握贤良女子自己的性爱特点来激发她的性爱，同时又不致让其丢脸，才可谓上策。正因如此，他将宗教改革中有关性与婚姻的思想运用到彼特拉克传统中。由于彼特拉克派诗人倾向于将婚姻中的性趣拔得比禁欲还高，他认为诗人有义务提醒那些没有婚姻经历的读者们，贞节和童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忠诚的妻子即使性欲很强也是贞洁的。斯宾塞之前，没有任何人写过如此富有条理性和独创性的组诗。这组诗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彼特拉克。超越之处在于斯宾塞抓住了派特拉克那只高速奔跑的鹿，并将彼特拉克没有发现的那艘飘摇在风雨中的轮船驶进港湾。他向柏拉图谦卑地鞠躬，同时又对他置之不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期歌颂已经修成正果的爱情和生儿育女的希望。是他建立起了一种综合性的与奥维德讽刺史诗之间的关联。他笔下的心仪女子本身就智勇双全，而且读者还从她身上发现她与自己心爱的人分享着一种他们二人之间共有的担当意识。

斯宾塞献给伊丽莎白·博伊尔的十四行诗数量之多可与《公祷书》中所列出的宗教节日和礼拜日的数量等量齐观。《爱情小唱》中收录的十四行诗则是诗人从圣灰节（Ash Wendnesday，复活节前第40天）开始到法定春节为止这段时间期间创作的作品（英国法定春节也叫报喜节，3月25日，即儒略历中的天使报喜节），夫妻俩在《爱情小唱》之后有过一次小别，之后又开始了《婚颂》系列。《婚颂》（Epithalamion）也叫《新婚喜歌》，共计二十四节，三百六十五行，刚好形成一种圆形诗篇。

《阿纳克里翁体讽刺诗》在第一版中没有题目，也没有任何有关其独成一体的说明。人们将其称作阿纳克里翁体讽刺诗，皆因错误地将其归类到阿纳克里翁风格。实际上，阿纳克里翁风格是由古希腊抒情诗人阿纳克里翁（Anacreon，约公元前572？—488年）创立的一种短诗形式。阿纳克里翁擅长用生动、机智的诗句歌颂爱情和豪宴。他的短诗被称为阿纳克里翁风格（Anacreontics）。其作品现在仅存一些片段。Anacreontics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其他歌颂饮酒与风流风格的欢快短诗。阿纳克里翁的诗作通常四行为一节，交替押韵。斯宾塞改写了法国老诗人克莱芒·马罗的两首讽刺短诗。这些诗也因此成为时尚和优雅的象征。

斯宾塞的情诗中暗含他对爱情与上帝、情与性、爱情与婚姻、爱情与政治、甚至爱情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正能量的积极思想。斯宾塞情诗的深度还体现在不安与纠结的痕迹中。这种不安与纠结无法从欢乐中剔除，但又是性体验（包括对婚姻的预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迎亲曲》创作于1596年，由十个诗节组成，每节十八行，共一百八十行，正好形成一种半圆形诗章。《迎亲曲》和《婚颂》赞颂的人物都是高富帅和白富美。诗篇结尾处，诗人不仅在歌颂新郎新娘，而且也在歌颂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伯爵不但是两位新娘的亲戚，更是一位手握重权的王家宠臣。

《迎亲曲》中所赞美的两位新娘是爱德华·萨默塞特的两位千金。爱德华·萨默塞特是沃斯特郡第四任伯爵。他家的两位千金分别叫伊丽莎白·萨默塞特和凯瑟琳·萨默塞特。她们于1596年11月8日在伦敦的埃塞克斯府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伊丽莎白·萨默塞特和亨利·吉尔福德结为伉俪，凯瑟琳·萨默塞特与威廉姆·彼得雷尔喜结连理。诗人斯宾塞很可能与新娘家的亲戚熟悉。但他为什么会为她们创作赞歌，其背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很可能希望以此得到埃塞克斯伯爵的青睐，以便为自己在王宫找到一把保护伞。但这毕竟只是小人之心的猜测，真正原因还有待斯宾塞的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

译者这里只不过是鹦鹉学舌，将Anne Lake Prescott和Andrew D. Hadfield两位斯宾塞专家的观点归纳整理了一些而已。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不当之处，定当改之。

译者自序于新时代花园陋室

201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