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与气

风气源于精神，

山川始于胸怀。

一 古碑

行旅天下，古碑总是绕不过的。

我们的祖先似乎深谙人类健忘的毛病，也知道岁月剥蚀的巨大力量，更兼借一种庄重的行为艺术的仪式感，希图用勒石与碑刻，来铭记那些不该忘却的人事沧桑。于是，漫长的岁月里，所有蓬头垢面的古碑都充当了最好的历史解说员。当我们在一块古碑面前站立，冥冥之中总有一个苍老深沉的声音在告诉我们，这里从前原来是这样的。以致我们会产生一种思维上的惯性：一个地方，没有几块古碑，总感觉历史在这里遗忘了什么，没有根基，时间的隧道也被湮没了，容易产生一种难言的肤浅。

说话间就到了太湖边，水色迷离，天光炽炽。

传春秋时，伍子胥逃离楚国入吴，一路风餐露宿，饥肠辘辘。一日，来到溧阳与古阳羡交界的南溪河畔，一个叫虾笼泾的渡口岸边。见一村姑正在河边浣纱，便上前讨食。村姑见其相貌不凡，心生敬慕。但家中并无现成食物，只有身边一盆浆纱用的糨糊。伍子胥顾不得许多，狼吞虎咽，将一盆糨糊全部吃光。问明去吴地的方向后，便拜求村姑，万不可告诉即将追赶而来的兵士。村姑一口应允，伍子胥不放心，回头又交待一遍。村姑默默转过身，留给子胥一个柔弱的背影。他走不多远，听到背后扑通一声，人不见了，河面上泛起些许波澜。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好刚烈，竟然一头扎进河中自沉了。伍子胥跪拜于河边发誓，若有将来，定在此地建祠造庙，纪念村姑的忠义贞节。

子胥为吴国宰相后，专来虾笼泾寻找村姑家人。但村上人告诉他，此女姓史，名唤贞女；父亲早亡，言终身不嫁，事母孝纯。其殁后，老母亦亡，家中已无一人。又说，此等事情不必在意，乡风如此，换了谁，都会这样做的。

此时，河面应该有风，轻轻拂过，呈呜咽之态。

子胥有大感慨。当时的狼狈，只有这个史姓姑娘看见了。印象中，这个恩人长得不丑，眸子是黑漆漆的，腰很细，粉盈盈的樱桃小口，齿特别白；如果她能活下来，说不定他还可以收了她做小妾。不过故事的走向就偏离了轨道。死，有时对于成全一个人，成全一件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后人回忆，伍子胥当时从村上走过去，坚持不肯骑马。走到村庄拐角处，他分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裙裾飘飘，一阵风过来了。啊，那不是史贞女，又是何人？

快步走近细看，那女子确实与史贞女有几分相似。子胥便热热地呼喊了一声：姑娘，真是你吗？

先生，民女史小芽，乃贞女姐姐的堂妹。

哦，堂妹。

子胥眼里，竟然有薄薄的泪光。

虽然长得不如姐姐。但眉宇之间，气质还是有几分相近的。

能说一个姐姐的故事吗？那天，子胥心情有些特别。觉得这村子里，到处都是史贞女的气息。

于是子胥走进了一个语境里。那女子，五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聪慧而勤快，到及笄之年，上门提亲的人便络绎不绝。贞女誓言孝母而不从。

有一天，贞女在走亲戚的途中不慎落水，被一个邻村的放牛郎救起。面对着救命恩人，贞女长跪不起。放牛郎说，我可以娶你吗？若是可以，明天我就请媒人来提亲。贞女取过对方的镰刀，割下自己的一缕青丝赠与对方，说，若是肯等贞女，便回去等。等到老母归西，贞女自然便是郎家的人。

听到这里，子胥长叹一声。

跃入河中的一刹那，史贞女难道把奉养老母抛于脑后了吗，难道把放牛郎的期待忘却了吗？纵身一跃，那是何等巨大的力量啊。

突然明白，史贞女不是为他死的，而是为了践行自己不出卖他的一份承诺。这个死，支撑着一份天大的义，它可以跨过生命的栏杆，把活在人间的所有快活与义务统统消解。

子胥洒泪。遂抛千金于河水之中，并建西溪贞义女庙，供后人景仰。

一座庙里供奉的香火，就像故事的情节在延伸，缭绕的烟气里，故事的外延会变得诡异而曲折，不断被融入教化的成分。

中国的乡村，庙是一个特殊的处所。那是人们安放精神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能让人们涣散的精神产生敬畏、有所寄托的地方只有两处，一是庙宇，二是祠堂。给一个故去的人建庙，受百世景仰，当是中国人身后的最高礼遇。

唐天宝十五年，春，蜀人李白来此。闻听此事，心下怦然。李白在阳羡游山玩水，只因堂房孙辈李铭在这里任县宰。他给这位李家的后人留下了一首《赠从孙铭宰义兴》诗，勉励他好好做官为人。想来这一路留下的率性诗文并不少，就像我们旅行时随手写下的博客与微信一样。但是，他知道，这些应景之作，或许随风吹过。与其说他觉得这个故事可以传世，还不如说他被一个忠贞的女性所感动。他甚至有点嫉妒伍子胥，作为一个男人他真是幸运的，即便是在落荒而逃的危难时刻，他还能碰到史贞女，没有超过三句对话，对方就为他跳河而死。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一个好男人都能遇上的。按说，这并不是一个宏大叙事类的题材，但它连接着一个诗性男人发自肺腑的景仰。这一篇铭文，洋洋六百余言，是从心底喷出来的；深情赞颂史姓贞女功德之后，顺便也把江南灵秀敦厚的气脉源流，表扬了一番。文笔豪迈而凄婉，深沉而明隽。篇末的词句这样写道：

粲粲贞女，孤生寒门。

上无所天，下报母恩。

春风三十，花落无言。

乃如之人，激漂清源。

碧流素手，萦彼潺湲。

求思不可，秉节而存。

伍胥东奔，乞食于此。

女分壶浆，灭口而死。

声动列国，义形壮士。

入郢鞭尸，还吴雪耻。

投金濑沚，报德称美。

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尤是那句“明明千秋，如月在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李白对这篇铭文颇为满意。写女人，这是李白当时文稿中最好的一篇。接下来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书丹。当地的书家，李白觉得名气不能与己比肩，于是找来族叔李阳冰。此公一生为官，精研书法，专攻篆书。其时正在离阳羡并不很远的浙江缙云县做县令。李白称其书法“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阳冰以敬畏之心，饱蘸心血而书。其碑额为大篆，碑文则楷书，金钩铁划，字字如鼎。历代文士到此莫不仰慕，题咏是一定有的。所谓景观，那都是气场的叠加与升腾。局外的人懂不懂，从来并不紧要。

据说李白与李阳冰游历古阳羡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此地文脉深厚，民风敦良。大抵的原因不外有二：一乃在此为官者，大都文士，皆有情怀，堪称草民榜样。其二，是佛教在当地的影响。地方官员向李白介绍，阳羡素有“佛窟”之称，六朝时，境内已创建大小庙庵寺院二十一处，几乎遍及乡村各处。且有二位大德高僧，即隋唐佛教天台宗师灌顶和湛然大师。佛教的盛行对民风的影响，当是必然。善根，需要文化之水来滋养。

古碑自有气场。不怕风雨剥蚀。

西晋时的江南，尚不拥有今天这样的文化厚土。就连南京也有个“冶城”的别称，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曾在此设兵工厂。满城皆是锻造兵器之声。其时群雄纷起，吴越争霸，越王剑、吴王戈闻名天下。《汉书·地理志》曰：“吴越之君兼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三国至西晋时代，江南的尚武之风，依然占着社会主流。

当时江南阳羡有个蛮汉周处，祖上系官宦，周姓乃当地第一大户人家。由于父亲早亡，周处幼时并未受到良好教育。渐为乡间凶悍之人。世称其横行乡间，无恶不作；后悔悟，斩水底蛟龙，射南山猛虎，终是为民除害，改过自新。后入吴，拜陆机、陆云兄弟为师。其时周处三十六岁，陆机才十八岁。陆机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史书评价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其弟陆云，亦早慧，小小年纪便文才过人，与兄长陆机齐名。祖父陆逊，乃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因战功卓著，封华亭侯；父亲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可谓门庭显赫。

陆机为什么肯收一个比自己大十八岁的蛮汉为徒？因为周家与陆家是世交，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陆机敏锐地发现了周处身上的潜能。

看来，读书果真能将一个蛮汉变成一个君子。先读什么，再读什么，那是有讲究的。就像一个中毒颇深的人，要洗胃、洗肠，要放掉毒血、清空，然后针灸，拔火罐，说不定还要经历“刮骨疗毒”之类。可见要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并不容易。陆机兄弟提供的一条龙服务，除了学术上的提携，处世上的提示，还应该包括著述的出版、推介。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入仕。不做官，就没有话语权，你凭什么改变这个社会？古人做官，著述非常重要，周处作品有《默语》、《风土记》（又称《阳羡风土记》）及《吴书》等。流传最广的，还是写他家乡一带的《阳羡风土记》，为写此书，周处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此书被誉为记述地方风俗和风土民情的开山之作。陆机首先出来为他站台，使得此书广受推崇。一直到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亦称其书“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清人严可均认为，周处《风土记》除“《山海经》《水经注》外，此为最旧，《三辅黄图》《华阳国志》并出其后”，给出的评价甚高。

在陆机的处处关照下，周处开始做官。其间辗转颇多，从芝麻绿豆小官，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不过这个官衔在当时的职责，主要还是将百官的奏章呈递给皇帝，并且对百官进行考核。考核是把双面刃，中央级别的官员，大抵是司马系统的贵胄皇亲，你怎么考核他们？官场的潜规则是，考，可以鼓声隆隆，核，则如鸟兽散。周处骨子里，虽然已经不再有斩蛟射虎那股子蛮劲，但他耿介，嫉恶如仇，秉公执法。这个“耿”字，包含的不仅是正直、仁良、磊落，更有倔强、执著、不善变通的含义。它诱发于江南文化的核心，也是江南人最醒目的性格标识。有人曾经用江南盛产的芋头来比喻江南人的“耿”，芋头质地软糯而不糊烂，任怎么煮，筋道是不改的。

古代在官场上，耍的都是太极拳。周处并非不懂，但他就是不理会。陆机很着急，能教给周处的，他都教了。而怎样做官，如何在刀光剑影的官场游刃有余，还要靠自己的悟性。周处的性格想必得罪的人太多，别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一个人是不能得罪的，那就是手握实权的梁王司马肜。

让他去打仗，给他封个“建威将军”，让战争的魔手去掐断他高傲的脖子吧。司马肜一族此计高明。

那场战争，是剿灭被晋室驱逐的西北氐羌。氐羌族群，是中华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氐族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政权。周处和氐羌打的那一场恶仗，五千疲惫之师对七万精兵，而按兵不动的晋室嫡孙们内心窃喜，周处还没有死，但他们已经在给他准备一份言辞壮烈凄婉的悼词了。“建威将军”的名头当然不够，就让他死后做个“平西大将军”吧。

周处死时，本可弃阵逃生。卫士劝他保存性命，以图将来。

周处大笑，乃口占一绝：“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

陆机知道后痛哭失声。英雄末路，早现玄机。那个绵绵不断的“耿”字，让周处终究成为周处！惨然为其作《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泣血之书，记述其品行忠勇、高洁。

……

俗歌揆日，人谣何暮。

忠贞作相，追踪绛侯。

将亭嘉茂，遽掩芳猷。

潜光阳甸，返旆吴丘。

旧关虽入，乡路冥浮。

从荣制墓，终非画游。

春墟以绿，清淮自流。

深沈素幰，缭绕朱旒。

玄堂寂寂，黄泉悠悠。

书方易折，家楬难留。

……

为死人树碑立传，一般总是锦上添花。但周处之死，陆机的悲切是发自内心的；先生对学生的恩情，可以用“再造”二字。但脸面光鲜有什么用？周处若是不死，那将是多大的气候！周家和陆家联合起来，可以做多少事情，江南还有别人插足的余地吗？所谓势力，有势才有力。人死势去，虽然周处留下了四子一女，长子周玘已然成熟，显示出沉着从容的风范。但纵然有一百个儿子，也换不回一个周处。而陆机失去的，何止是一条臂膀？周处之死，已经成为西晋提前灭亡的祭品。此篇铭文，当是陆机泣血之作。同时，此事也给了他最后一个机会。写过《平复帖》的陆机，非常清楚这篇铭文的分量，后世之人，会从这块碑文里认识周处，记住周处，同时也认识并记住作为周处之师的陆机。

耿节、忠勇、坚贞。陆机认为，是淳厚的乡风造就了周处。

当时的神州，因为周处，也因为陆机写周处的这篇祭文，一齐把目光投向了偏安一隅的古阳羡。

书丹，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执笔者，乃会稽文士王羲之。

此时王羲之书名已然大噪。周处的碑文，由这样等级的书家来书丹，应该是当时主事者的一个英明抉择。当时王羲之在湖州做官。他没有推辞，一口气从湖州赶到阳羡。感念周公身世，研墨时，王羲之落泪，滴入砚池。这个细节应该是后人附会。但此碑书丹，的确荡气回肠。完全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叩拜，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仰望，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长吁。

唐元和六年平西将军周处碑（黄兴南摄））

一个地方，有这样一块碑，够了。

且说三国。东吴，天玺元年。忽一日，江南风雨狂加，地动山摇。位于太湖西岸古阳羡境内的离墨山忽然裂开大口，深不见底；周边天象奇异，邑人莫不惊骇。而东吴末帝孙皓却以为，这是改朝换代、统治天下的吉祥之兆，俗称“上天降祥瑞”。

看史书，历代皇帝都有些神神叨叨。那是装的。为什么？需要。一旦当上皇帝，他一定认为自己原本就是真龙天子，天上地下，必须有些东西来配合他，佐证他。当然，搬弄天上地下的，还是人。

于是派人到当地，举行封禅仪式，并在离墨山顶竖碑纪念。

此碑为圆锥形巨石，浑然天成，形如“国”字。百姓趋之若鹜，在他们看来，它更像古时的米囤，故民间俗称“囤碑”。离墨山，相传是仙人钟离墨在此修炼，得道而名。山即被奉为国山。一如草寇被招安，顿时身价百倍。

此碑的碑文，由东吴名家董朝所撰、苏建书丹。除了记述东吴得此祥瑞，封禅于国山之事，还详述当时吴国境内发生的数种奇异现象，洋洋洒洒一千余字。其风格篆势遒劲，结体圆中见方，饶有隶意。

本来，这只是一个末代皇帝为自己粉饰太平而自圆其说的记录事件，但它无意间，却是对中国书法史的一次提气与成全。此后历代文人书家，纷纷来碑前膜拜。李白、李商隐、杜牧、陆游、朱熹、文征明、沈周、唐寅、郑板桥……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他们当然不是来凭吊那位颟顸的孙皓末帝，而是对碑上汪洋恣肆、一气呵成的书法，深深致敬，一再致敬。

两晋时期，因阳羡周氏一族称雄江南，成为晋室倚重的地方力量，特别是周处子孙三兴义兵，平定江南之乱，为西晋初期的安宁立下奇功。晋室为此专设义兴郡，下辖六县，地跨苏浙皖；北方一些大族蜂拥而至，中原文化与一些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择机南来。古文献《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写道：

震泽与苏、常接壤，春秋时吴、越已从而争之矣。六朝都建康，以义兴为重地，东方有变，必争义兴，以其抗震泽之口也。

所以，朝廷派到此地做官的，或是王公贵族，或是当世名流。其中不乏书画大家，且能写一笔不错的诗文，如著名书法家孔侃、刘超、桓玄、羊欣、毛喜，文学家、书法家任昉等。

朝代更迭太快，“国山”一词早已成后世笑柄。但国山碑，却扛得住风雨剥蚀，一千多年过去，依然鲜活，魅力不减。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原以隶书见长，圆笔为主；得临国山碑文，兴奋异常，于山脚下，搭茅棚，守碑三月。后人评其书法，自临过国山碑后，结字方中见圆、横粗竖细，变隶书结体扁平为纵长，倾向使然。金农坦言，国山碑对他的书体有莫大影响。

1979年，日本现代书法领袖人物青山衫雨，率日本书法代表团专访国山碑。此行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为了这次访问，他们准备了二十年。青山衫雨认为，此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绕不过的里程之碑，极具代表意义。参观完国山碑回到日本，这位日本书法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告诉他的儿子，真的没有想到，国山碑文如此恢宏壮观。但是，作为一件国宝，它的待遇太差了：连上山的一条几乎无法辨认的小路，都被齐腰深的荒草所覆盖，而且，碑文久被风雨剥蚀，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不清，太让人痛心了。

由此，青山衫雨判断，此碑的“待遇”跟中国那些年的文化命运有直接关系，那被齐腰深的荒草所覆盖的上山小道，那被风雨剥蚀而模糊不清的碑文，恰恰是一种中国式的“天问”。

好在，青山衫雨在回国之前，将原话告诉了一位他在当地结识的朋友——制壶大师顾景舟。而顾景舟骨子里是个文人，书法功力极深。青山的一番话对他刺激很大。好端端的国宝就在旁边，竟然无人知晓。他让徒弟悄然去离墨山，将国山碑全文拓印下来，并以一位政协委员的名义，郑重地给政府写了一个“关于保护修复国山碑”的提案，国山碑终于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二 仕与途

古代到江南做官，仪态与才学都很重要。

要会吟诗作赋。这大抵没有问题。一个文人，一步一步考到进士，多半变成了“两脚书橱”，人情世故方面，大都不是强项；官场是什么样子，还只是听说而已，说他们是“书呆子”有点刻薄，但确是实情。那些场面上的功课，当然要慢慢补上，除非你不想做官。朝廷的盘算，体现着当时的一种价值观。什么是应该挂在嘴上的，什么是应该记在心里的，什么是做做样子的，士子们必须心知肚明。江南这个地方，历来是朝廷的粮仓。但最关键的，是个文雅、知书达理的所在。就像凫水一样，你得下河，倒不是说，一定要你在水深的地方呛几口水才能学会凫水，但不呛几口水，你不会知道河的味道。

不过，像苏州这样的文脉厚重之地，一般文人是镇不住的。唐朝时，朝廷先后派了三个重量级的诗人在苏州做刺史，分别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以他们的诗名，完全够得上我们今天的“专业作家”，但光会写诗，肯定当不好刺史。所以，古代的文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诗好，文字好，就不做事了。韦应物在苏州做了三年刺史，他对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切感受。“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他理赋税，勤民务，为苏州人做了许多好事，诗却写得很少。古人爱用“两袖清风”来形容官员廉政，而韦应物三年任期做满离任，连回陕西老家的路费也没有，只得暂住苏州城外的永定寺。不做刺史，便没有了官俸，一家老小的生活，却还要继续下去。便与子弟们租地耕种。这时他终于有时间写诗了：“野寺霜露月，农兴羁旅情。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韦应物竟然在贫苦中病死，放在我们今天来考量，几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并不奇怪，如果连一份清贫都守不住，你还配称什么文人士子。当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也是古时官场的普遍现象。按理，以苏州的富裕程度，无论如何不会让一位卸任官员在贫病中死去。这里的解释，除了操守，或许还有死板？与外界的沟通与特定环境下的转圜，都是一个退休的官员所要面对的课题。韦应物的死，颇给了朝野一些震动。苏州的百姓自然非常敬仰他，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些场面和溢美之词。但他的诗作是传世的，后世的文学史家们给了他“韦苏州”的美誉，那是很高的评价了。不过今天的人或许觉得那还不够意思，因为那里面一点也不包含物质的奖励。

白居易的境况当然要比韦应物好。他也勤政，几个月不出衙门，也不宴客，当然更不会接受吃请。埋头处理公务，诗是肯定没功夫写了。他为苏州做的一件千秋好事，就是疏浚开凿了一条从阊门到虎丘长达七里的山塘河。对此，陆文夫先生在他的《老苏州》一书里这样评价：“河边筑堤，堤上遍植桃李，两边开了许多店铺，这就是现在的山塘街。七里山塘不仅解决了水患，同时还为苏州人游虎丘提供了水陆交通之便，造成了阊门外千百年来的繁荣。”这件事做完，白居易松了一口气，诗心上来了：“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那种为百姓做了好事以后的成就感、得意感，溢于笔端。

等到白居易离任，刘禹锡来了。他跟白居易诗缘颇深，两人常有唱和。但他们都知道，做官不是作诗，所以他们的交接应该没有诗情画意。刘禹锡到苏州当刺史的前一年，苏州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水灾。他到任后一看，洪水虽然退了，但到处都是灾民，便立即投入赈灾。刺史相当于地方长官，权力有限。官府的粮仓，是给朝廷守的，动一颗粟，也要皇上恩准。最后朝廷被他说服，同意开仓济民，整整十二万石，按户发到灾民手中，并宣布免除赋税和徭役。苏州安顿下来了，这对整个江南都是一个极大的抚慰。刘禹锡在苏州两年，主要精力用在救济灾民和恢复生产。诗，被扔到了脑后。直到他离开苏州，才写下自己此时的心情：“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

回过来说，为百姓办事的好官，历史上会有很多，但为什么比不上三位诗人加起来主政苏州才六年的影响？从长远看，他们对苏州的贡献，主要还是开了一代文风，用他们的秉赋和才情，为苏州的文脉注入了清新婉约的基因。这一点，一般官员绝对做不到。苏州的知名度一直很高，主要还是诗人的功劳。历代的大诗人，有几个没有写过苏州？好像苏州历来就是一个让诗人展露才情的擂台。就像张继，与白居易他们比，名气要小得多，但他写了一首《枫桥夜泊》，四句诗，就把他自己和苏州捆在了一起，名声响彻了天下。

唐代江南的“刺史”阶层里，还可以提到离苏州不远的另一位官员，时任常州刺史李栖筠。

说李栖筠，不妨先从陆羽说起。陆羽后来的出名与成功，光靠他自己是没用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的起跑线太低，一个被僧人救命抱养，在寺院里长大的孩子，虽然他在无锡结交了官员兼诗人皇甫冉，还在湖州结识了同样是官员的书法大家颜真卿，但分量不够。他还有一位诗僧朋友，谢灵运的十世孙——释皎然。后来他的际遇表明，这个著名的和尚对他也很重要。但是，他要取得全国级别的影响，在当时封建的农耕社会，一定要靠够分量的官员出手相助，才能成功。于是时间到了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一个对陆羽，对茶乡阳羡非常重要的人物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常州刺史李栖筠。

太湖西岸的这一片好山好水，唐代归常州府管辖。大凡常州府的主政者，对古阳羡这个辖地总是重视的。这里风景优美，溪山如画，春夏秋冬物产丰富，佳肴美食应接不暇。但李栖筠并没有一般贪吃多拿的官员的恶习。他常来太湖边干吗？居然是剿匪。此地东部临湖，南部则多丘陵，正是盛产茶叶的宝地，无奈常年受贼寇侵扰，茶农们苦不堪言。李栖筠认为，阳羡的茶事要兴旺，不剿灭山匪不行。史载当时南部山区有个宿贼名叫张度，长期占山为王，欺压百姓，官府多次征讨，总是扑空。李栖筠知道了，还就是不买账。此公居然善用兵，没几下，就把张度的匪巢端了，其余喽啰一网打尽。史笔对这位官员不乏钟情，说他所到之处，尽受百姓拥戴。“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不知不觉，李栖筠为阳羡茶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生长环境。

接下来李栖筠做了一件天下人很少知道的好事。陆羽隐居在顾渚山一带写他的《茶经》，被李栖筠知道了。一次，陆羽在与浙江毗邻的湖山区落脚，在朋友的帮助下，准备在那里建一个“青塘别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室”。李栖筠与之见面，大有惺惺相惜之意。读完《茶经》，他非常兴奋，果断地把陆羽和阳羡茶一起推荐给了皇上。看起来这只是李栖筠的举手之劳，细细分析，至少有三点：第一，他要真正懂得陆羽和阳羡茶；第二，他要有朝廷的人脉与管道；第三，他要有足够的胸怀。李栖筠的眼光肯定没有问题，虽然他只是一个刺史，但他早年做过唐肃宗时代的殿中侍御史，还当过吏部的员外郎、工部侍郎，至少是宠臣。史载，本来他可以当宰相，受人排挤，才远放常州。所以，他把陆羽和阳羡茶推荐给皇上，人脉与管道，应该是畅通的。说到胸怀，那才是最重要的，古时官员用文人，大都是利用，为自己所用。如果这个文人气场太大，本事太大，不能为自己所用，那他何必要用？不但自己不用，还不能让别人用，更别说皇上了。看着昔日的属下比自己还风光，于他们，也是人生的一种残酷。这样来看，李栖筠真是雅量。

结果，皇上尝了阳羡茶，龙心大悦；陆羽的《茶经》，陛下也很受用。其中，陆羽用传神的文字，吊了一下皇上对江南阳羡茶的胃口。大凡皇上开心和愤怒时，都喜欢拟旨。陆羽和阳羡茶一起，从江湖迅速走向庙堂，应该是朝野始料不及的事。太湖边的这个江南小邑，也一下子从大唐辽阔的版图上脱颖而出。不过，让李栖筠感到意外的是，皇上想赐一个“太子文学”的头衔给陆羽，让他当太子的老师，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寺太祝”，陆羽居然均予拒绝。李栖筠最终明白了，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做官。陆羽在这个时候，已经底气十足，就是给他个皇上，他也不干了。

无论如何，阳羡茶成为朝廷贡茶，头功当记李栖筠。为了方便修贡，李栖筠在古时阳羡一个叫罨画溪的地方，建起了一种茶舍。当然那不是为达官贵人休闲娱乐所备，而是一种季节性的制茶场所。史料表明，这种茶舍应该就是最早的贡茶生产与监督之地。一到采茶制茶的季节，李栖筠就在这里现场办公，官员们纷纷效仿，不敢懈怠。新茶的采摘与制作，想必在官员们的监督下，品质都有大的提高。今天的人们喜欢用“挑灯夜战”来形容加班加点，古人却不是这样的。早春时节，鸡叫时分，山野里还非常寒冷，茶农们就被官员们督促着上山了。干吗？敲锣打鼓把春山喊醒，好让茶芽快快生长。这种催生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依据，但极具仪式感和娱乐性。山鸣谷应，此起彼伏。山野里到处都是欢快的脚步，果然太阳提前上山了，山风也不刺骨了，雾岚退去，茶树们都在阳光下婆娑起舞，拼命拔节。星星点点、深深浅浅的绿，居然布满了山岗。那凌厉的风神也回过暖来，变成绿色的精灵，它牵引天光，吐纳地气，铺陈翠绿，营造一种可人的清馨。那种似仙非仙的氛围，今天的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完成。李栖筠置身于此，能不陶醉吗？他一定有成就感，但他或许会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去，而他一点也不摇晃的背影，让属下们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

古时贡茶，为保新鲜，采制完毕即用八百里铁骑加快，程程相送，一直送到长安，史称急程茶。在李栖筠手里，大约还建立了一整套驿路传递的程序与制度。好茶从来离不开好水，而金沙泉与阳羡茶堪称绝配。李栖筠干脆将此泉之水一起送往长安，贡茶若是新娘子，贡泉便是伴娘，主婢共获恩宠。李栖筠还在金沙泉附近建茶亭五座，“时役三万，工匠千余”。看官说，那还不是拍皇上的马屁吗？为臣者，当然要讨君主的欢心，但又何尝不是在提升一个江南茶乡的地位呢？

到后来李栖筠肯定爱上了这片山水。当他离开常州府，调任苏州刺史时，人们发现了他写阳羡的一首诗：

春日题山家

偶与樵人熟，春残日日来。

依岗寻紫蕨，挽树得青梅。

燕静衔泥起，蜂喧抱蕊回。

嫩茶重搅绿，新酒略炊焙。

漠漠蚕生纸，涓涓水弄苔。

丁香正堪结，留步小庭隈。

此诗写得颇有情致。画面非常生动，景致里流溢着温馨的暖意。轻松恬淡、活色生香的背后是什么？是对这块土地的深情。你看，紫蕨，青梅，嫩茶，丁香，蚕桑，溪流，新酒。此公的身段全部放下来了，他就是个穿官袍的茶人。原本这里就是李栖筠的精神家园，其间贯穿着中国文化语境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怀，也是他性情深处的根本所在。

有地方文人考证并发表议论，这样的一首好诗，居然没有被收进《全唐诗》。这不奇怪。古往今来，文坛和官场一样势利。即便你写出一首好诗，也是偶然的。且你产量也不稳定，东一枪西一棒的，显然名气不够响亮，文坛也就对你没有期待，何来持久的关注？更何况《全唐诗》并不是唐人所编，而是清康熙年间的产物。其间岁月悠悠，被忽略的名气不大的好诗，估计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不过，像李栖筠这样勤政的官员，写诗于他，完全是兴之所至；对政声的在乎，肯定超过他对诗名的期待。道理大家都懂，所谓的身后名，莫如天上之浮云。好在今天的我们，还是读到了这首诗。《全唐诗》可以忽略它，但老百姓用口碑把它流传下来了，野史笔记把它保存下来了。到这里，官场和民间的力量突然发生了逆转，一千多年前的江南风情，温度依然，质感还是清新的。

不过很遗憾，有一天，突然有权威的资料从故纸堆里跑出来，说这首诗不是李栖筠写的。它真正的作者是李郢。此公诗风老到沉郁，官做得不大，到老也就是个侍御史。他也爱阳羡，最有名的诗作是《阳羡春歌》，当然他的文名要比李栖筠大，所以，《春日题山家》并没有被《全唐诗》所忽略。这个冤案必须澄清，否则对不起李郢，也对李栖筠不公平。古人的不严谨有时也无法避免，以讹传讹的种种可能里，是否有老百姓心情的某种附会？或许他们认为，这首诗真应该是李栖筠写的，只有他才配写这首诗。因为他太爱阳羡的山水。那个时代的刺史级官员，都是进士出身，写几首应景的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为了照顾到民间百姓的情绪，同时也表明李栖筠的诗才，笔者不忍心把这首诗拿掉，但为了证明李栖筠的诗才，便从《千首古诗咏阳羡》一书里，找到一首真正属于李栖筠写阳羡景观的诗：

张公洞

一径深窈窕，上升翠微中。

忽然灵洞前，日月开仙宫。

道士十二人，往还驭清风。

焚香入深洞，巨石如虚空。

夙夜备蘋藻，诏书祠张公。

五云何裴回，玄鹤下苍穹。

我本道门子，愿言出尘笼。

扫除方寸间，几与神灵通。

宿昔勤梦想，契子在深衷。

迟回将不还，章绶系我躬。

稽首谢真侣，辞满归崆峒。

三 生命书

单锷不愿意做官。

嘉祐四年中了进士。其兄单锡，亦进士，早他两年，与苏东坡同榜，且友情甚笃。苏东坡喜欢阳羡风土，主雅客勤，系单家常客。最多时，一家三十余口，住在单家，那可不是举家出游，而是避难。后来他把自己甥女嫁与单锡为妻，此事东坡甚得意。但他说服不了单锷，这个书呆子，终究不肯入仕。

后来东坡不再劝单锷做官。可能他发现，单锷的志向，比入仕高洁。那个时代，求官之道已然拥挤，由士而仕，是主流社会拥戴的光明大道。归隐者当然亦有，那只是异数。后来，单锷身边的人都知道了，他要写一部书，不谈风月，亦非志怪，而是关乎水利，寻觅根治洪涝之策。

单锷的人生，走到这里，一下子就到“歧路”上去了。

本来，进士已经到手，“主流社会”已经对他刮目相看。此人早晚是要做官的。吃请之类，会一天天多起来；一些场面上的活动，断少不了他。古时风月和佳人，都是为成功者预备的。那时江南，对文人士子的“标准”，有如此概括：起个斋号，出入有轿，刻部书稿，讨房妾小。是文人就得有这样的“地位”，就别说那些个士子心气有多高了。男人就算是铁打的，也不会不喜欢“风雅”，更何况那是一种被公认的“普世价值”。单锷会附和吗？凭什么他不喜欢？更多细节，我们无从知道。但从他此后的选择看，他大抵不会看重并且超越了这些东西。

终于有一天，单锷背着一口袋干粮上路了。轿子肯定没有，随从书童，也勉为其难。单家的家谱记载，当时家里硬逼着他骑上一头驴子，但是沿着太湖行走，都是水路，把一头驴子搬上小舟，岂非累赘？于是，那头驴子只能乖乖在家待着。

此人应该是将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装进心里了。此话有点大，但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解释，莫不是滔天的水浪，时时击拍着一颗强悍的心灵，他何需做出此举？

原来，在单锷居住的山村一带，几乎每年都要遭到山洪的袭击。此地人称山洪为“发礁”。有记载的1055年，特大的山洪暴发，大量民居被毁，一千多人丧生。一块巨石如野牛般从山顶冲下坡底，最后在山镇湖的小街上刹住其放纵的脚步。邑人称其“天石”，是老天爷赐给百姓的，遂肢解成若干块，造桥数座，还债于民。

从太平兴国二年，到宣和六年，其间一百四十余载，太湖流域共发生洪涝灾害二十余次。十年九荒，百姓遭难。有一年洪灾特大，单锷亲属之中，有数人被洪水卷走。

发誓要写一部水利书，于单锷，当非偶然。但根治水患，这个计划过于宏大，意味着他将以一己之躯，走遍吴中各地，沿太湖察访灾情。与之为伴的，只有星辰日月、风霜雨雪。

而悉心给出良策，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也是太难的课题。

世人皆曰，不切实际。

想必单锷上路之日，并无仪式；家人担忧，生离犹如死别。无论如何，都拗不过一个死心眼的士子。但见他一身皂衣，脚蹬山袜，腰束麻绳，怀揣遗书，俨然死士。

乘一叶扁舟，顺画溪河、蠡河，过诸家荡口，入茫茫太湖，遁影于天际。

想那风餐露宿，终是必然；驿路艰辛，更是秉笔难书。古时士子于驿路，总有红颜相随，然单锷却无。即便有与之肝胆相照的女子相随，也会半路退却，毕竟月黑风高，驿路茫茫。但一路之上，并非没有知音，凡知晓他心中宏图伟业者莫不击节称叹。想那沿途一沟一壑、一河一浜、一圩一坝、一潭一塘，单锷无不周览。沿途笔记，兼及水文资料，手提肩扛，即便三头六臂，亦无可奈何，应该船装车载才是。

以上笔墨，出自文人想象，读起来赏心悦目，也能自圆其说。但单家的家谱记载，当时单锷上路，并非一人独行，身旁伴有一条汉子，是他的二哥单钊。此公也饱读诗书，但一生未得功名，连个秀才举人也没捞到，所以史书便毫不留情地忽略了他。但单家的家谱却忠实记载了他伴随三弟单锷辗转太湖沿线的艰辛历程。单钊本人当然不愿意掠美，他甚至不希望弟弟提到他，他觉得自己能辅助弟弟写一部于人间有益处的大书，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自此竟三十年，单锷终于写成《吴中水利书》。这是一部以血肉之躯丈量太湖流域的万古奇书。该书结尾如此写道：

锷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观一沟一渎，未尝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间曲折宛转，皆非徒然。惟执事者上之朝廷，则庶几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书写成，又如何？

一石沉大海。

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对单锷之书大喜过望，极为推崇。杭州离阳羡很近，风习与地貌，血肉毗连。其主政浙西水利，当然以该书为参考。苏东坡素与朝廷周旋有术，凭他眼光，此书甚珍贵，远远超过那些“传世”的诗文。与朝廷较劲，这砝码够重的了。他多次劝单锷将此书上奏朝廷。这时单锷已经五十余岁，功名之类，更是随风吹过，况且，他对朝廷失望，已非一日。“上奏”之事，终是抛掷一边。而东坡心有不甘，于元祐六年，具疏代奏于当朝。然而，苏东坡的《水利奏状》呈上去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当然，没有消息本身也是一种消息。后来知道了，竟是苏东坡的某个政敌——比如沈括之类，认为《吴中水利书》是一部散漫而学术上疏漏太多的著作，没有推广的价值。皇上的耳根有时偏软，反正，吴中那点水患，就那么一调羹罢了。既然有人认为，那部书没多大价值，皇帝当然就把它随手撂在一边了。为什么这么一部治水的好书，竟然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关键在于，推荐人是苏东坡。敌人的朋友，自然也是敌人。凭什么让苏东坡的朋友得到皇上的重视呢，相反，必须把这种可能性掐死在襁褓里。

单锷的治水主张，一时受困，灼见与博识，只囿于书卷之中。

单家的人，并不认为受搁浅的只是一部书稿。他们看到的是官场的昏聩腐败，一句话，没意思。做学问的人，无非是当权者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

但《吴中水利书》还是在民间活下来了。

单锷活了八十一岁，在宋代，已属高寿。他有不灰心的底线。因为，吴中治水之策，是他用三十年生命丈量太湖流域、披肝沥胆之作。有的书，生便是死，所谓速朽；有的书，毋庸贴金，而需要用时间来做证明，而人们认知上的姗姗来迟，更多已转换成付出代价后的警醒。

他相信，《吴中水利书》会比他活得更长。

大观四年，单锷病逝于家乡。

如果说，《吴中水利书》最初是以手抄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水患的蔓延，如梦初醒的人们想起，时光深处的那一部被搁浅的奇书。那绝非是一堆故纸的复活。它从来就没有死。遮蔽的尘埃一旦拂去，这部江南第一治水之书，便成为汹涌灾患的克星。据载，明代疏通吴江水门，修筑溧阳两坝，均参照该书。各种刻本在坊间流传，几乎每一位县官的案头，都会放一部《吴中水利书》。

一个文人写一本书，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然后，持久地活在他写的书里，在江南，当是独绝。

这是单锷一生的最高褒奖。

四 山人

一个小地方的书生，熬成一个县长也算是造化了。何况这县长还是在本地当，如同太阳顶头，不似在外地为官，被人说“锦衣夜行”。要说资格，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县长，又是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富庶之地做官，无论如何是很牛的了。此公名叫储南强，本地为官不算，还两任南通县长，县志说他“除积弊，平冤案，办学堂，修水利”。离任时，百姓夹道相送，还给他塑坐像。官做到这个份上，应该可以了。

古代做官讲究颇多，有些清汤寡水的虚衔，想腐败都没有机会。但此公最“实惠”的官，是在民国初期北京政府在苏州设立的“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任督办。具体地说，管辖江苏二十三个县，浙江十六个县的水利项目。那银子，要用马车拉几天几夜呢。

时年五十岁，正是做官的好年龄。他却突然登报声明：不干了！辞官卸下乌纱，谢绝一切世事，称自己从此乃“一介山人”也。

为何不肯做官呢？储南强坦言，做官很容易作孽，做清官太难。每天要吃三碗面：台面、场面、情面。这话好像是杜月笙讲的，反正民国时很流行。储南强被这三碗面包围得太久了，严重败坏了胃口，这才痛下决心突围。

不声不响隐居山中，起先以为他仅是避世，却不料修建了两个天下闻名的山洞。

早先，大凡人们在太湖西岸弃舟上堤，有两个地方是必去的，那就是善卷洞和张公洞。修建这两个山洞的主人，即是储南强，此公字铸农，别号简翁，前清拔贡。受“东林书院”的影响颇多，早年也是个愤青。特别在乎士者人格气节的高蹈。又与南通的张謇、无锡的荣德生意气相投，交往甚多。其时“西学东渐”之风弥漫，“经世致用”的旗帜被士子们举得很高。储南强为什么要修那两个洞？在他眼里，整个太湖西岸山清水秀，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园。那时说到旅游，还是一个奢侈的词。但储南强非常希望天下人都来喜欢湖畔的这座江南古城。而要吸引人的眼球，必须要有点睛之笔。此地的溪山属于喀斯特地貌，有“洞天世界”之称。善卷洞和张公洞，应该是众多奇洞中的极品。在储南强看来，溶洞文化，也是江南文化遗产的一脉支流。他有一份雄心，但没有钱。一份骨子里的清高，让他不愿搞任何名义的募捐，更不向政府伸手。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放在储南强身上有些冤枉。世人皆说袁枚是清官，想当初他在南京修随园，光是题名的景观，就有藤花廊、小仓山房、盘云中、古柏奇峰、金石藏庋、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鸳鸯亭、渡鹤桥、山上草堂等几十处之多。据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随园为原型的。这么一大笔造园的钱从哪里来的？简直匪夷所思。同样做了多年县官的储南强却是真的没什么钱，他女儿储烟水回忆，家里稍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去当铺变现修山洞了。储的儿媳是大家千金，光陪嫁的一笔钱就三万银元。有段时间储南强不吃不喝，赖在床上怄气，家里人知道他为了什么。儿媳很开通，把陪嫁的钱全拿出来，说，爹，钱都在这里，你拿去吧。后来她甚至把戒指都捐出来了，不光如此，还动员自己妹妹捐助了一万元。一万银洋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县城里一个警察的月薪才两块银洋，可以养活一家数口。

连儿媳的嫁妆也不放过，这简翁也够狠的了。还有一个朋友，储南强也是不能放过的。他跑了一趟无锡，工商巨头荣德生请他吃饭。储南强说，上素菜吧，你请我吃饭的钱，还不如买几斤水泥给我修洞。荣德生说，简翁啊，饭要吃，水泥也要给，你那善卷洞，水泥我包了。储南强桌子一拍，说，既如此，上蹄髈！

储南强的“山人”名号，与那些攀附风雅的文人是不一样的。修洞的年月，他常常住在山洞里，好在那洞中是冬暖夏凉的，冬天他就睡在善卷洞的上洞，夏天就住在下洞的水仙龛里。睡觉的枕头是铁的，连鞋底也包了铁。一件自制的大衣，缝满了口袋，里面塞满了各种图纸、笔记。他说，这是我的办公厅。十余年间，无论人间发难，还是天公作恶，他带领工友吃住洞府，俨然都成了仙人。白天在洞里洞外忙乎，晚上秉一支蜡烛看书，床上、地上、书上，到处都是一滴一滴的蜡烛油。储南强看书，随手总要放把剪刀，看到重要的或者精彩的段落，立刻就把那页书剪下来，另外保存。所以他的藏书多半是缺页的，有的就扔掉了。他认为一部书的精华，也就那么几页，剩余的都是渣滓。

跟随储南强修洞的人回忆，老先生绝不只是一介书生。他太聪明了，什么都懂。原始的善卷洞中，到处乱石坍塌，淤泥遍地，险象环生。上洞与下洞原本是不通的。上洞的游人要去下洞，必须从洞外绕入，因颇多不便而兴味索然。储南强多番测量，决定把上洞与下洞打通。而洞内施工不能用炸药，只能用人工，靠钢钎凿子。这一工程长达十年，两洞打通之时，储南强胡子都白了。

储南强的朋友中，还有个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一日，张静江来访，把盏叙旧之间，自然要说到尚在修建中的两个山洞。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常委，与蒋介石私交好，说话管用。此公还经营着江南汽车公司，财大气粗。其时正奉命构筑京杭国道，一高兴，顺便就在图纸上多画了一条线，为善卷、张公两洞修了一条善庚支线。一下子就把两个山洞跟世界接通了。这时的储南强，你让他下跪都肯的。张静江很够朋友，回去跟蒋公一吹，居然让蒋先生怦然心动。1934年，蒋介石正忙着第五次围剿红军，忙里偷闲，真的就到善卷洞来了。储南强不卑不亢，陪着蒋公这里转转，那里看看。那天蒋先生兴致很高，不住赞叹。张静江在一旁提醒老储，请“委座”题词啊。储南强刚说出口，蒋公就爽快答应，但说，回去写，此处不便。光线昏暗的山洞里，连走路都举着火把，书写确实困难。过后不久，题词到了，蒋先生一口气写了三幅，分别是“江南第一瀑”“江南明珠”，还有一幅是给储南强题的“美志清风”。上款南强先生雅正，落款是蒋中正。

换了别人，得到“委座”的题词，等于祖坟冒了青烟，不知要折腾出多大动静。可储南强悄声不响，将题词往抽屉里一塞，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感谢当然是要的，他给蒋先生回了一封信：

主席崇鉴，承赐字，在此万机丛中，亲挥宝翰，奖勉策反微劳，钦感钦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敢不勉之。敬祝政躬健康。

山人储南强 叩

或许是储南强这封不长的信里除了掉些书袋、讲些平常的客气话，并无引起“委座”更大兴趣的内容，故后来储南强通过张静江向蒋公要钱修洞，并无下文。储南强感觉吃了个空心汤团。张静江说，简翁啊，你修两个洞就跟“委座”要钱，你知道泱泱民国有多少山洞要修，有多少窟窿要填！

蒋介石虽然没有给钱，但还是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前，推荐了江南两洞美景。不久林森老也来了。钱照例没有，题词则多多益善。林森老法师，文字一级棒。储南强见了，还是蛮开心的——松已奇，实为石；鳞万片，柯千尺；撑洞府，镇蛟宅；娱诗人，忙画客；乾坤魂，宇宙魄——短短几十个字，把储南强的心声全写出来了。

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储南强对新生的政权充满希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善卷洞和张公洞无偿献给政府。共产党对储先生也很敬重，还是请他主持两洞工作。有人说，储南强厉害，当年蒋介石给他题词，他居然没有半点声响，莫非他当时就掐算出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话传到储南强耳朵里，他呵呵一笑，不卑不亢。又有人推测，如果换了毛泽东给他题词，他还能往抽屉里一塞吗？储南强听了，还是笑笑。之后，又捐出不少节衣缩食珍藏多年的文物珍玩，其中包括紫砂鼻祖之作——供春壶。

储安平是储南强的侄子，有一段时间名气特别大。他出道很早，早年给《中央日报》编副刊，自己写一手好文章，日子过得非常舒适。后来他想去英国读书，申请官费没有门路。1935年的柏林奥运会给了他一个机遇，当时中国太穷，派不起记者。储安平自告奋勇提出，不用专款，只需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任务。当时有个名叫张道藩的，因为跟一位江南名媛有着特殊关系，故对老家人的事情，格外关照。张某人为了成全储安平，专门给江苏教育厅打招呼，但迟迟没有下文。关键时刻，储安平回了趟老家，把伯父储南强从山洞里请了出来。对这个自幼父母双亡的侄子，储南强视如己出，不愿求官的他，亲自跑了一趟省城。“山人”出马，居然比张道藩还管用。教育厅很给面子，很快一笔两千元的官费到手了。去英国学什么？如果保险些，那应该学金融，将来的日子会很滋润。但储安平一心要读政治系，研究英国宪政。老到的储南强心头掠过一丝忧虑，他知道侄子的秉性，许多地方跟他是一样的。江南的士子，骨子里的独立性、对社会的批判精神，都可以追溯到东林书院的那一脉。既然安平决意要走那条路，他不能阻拦他。谁料想，这一笔两千元的官费，把储安平推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若干年后，储安平倒霉，不久便以“右派”的戴罪之身，在北京一条胡同里“面壁思过”。远在老家的储南强寝食不安。有一次，让孙子储传亨去看望安平，带去了一个长辈的问候。根据储传亨的回忆，当时他到北京鼓楼附近的一座小院里去看望储安平，总以为他会告诉自己一些受委屈的内情，但储安平对自己的际遇半点没提，却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说，你知道你的祖父共捐了多少文物珍宝给政府吗？这里我给他列了一张清单，也只是记忆中的一部分而已。储安平把这份《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郑重地交给储传亨，又说，你知道你的祖父为什么要修善卷洞和张公洞？他是想让家乡名扬海内外啊！

储南强看到这张侄儿的手迹，听了孙子转述的内容，两行老泪顺颊而下。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古时贬官，可以“开籍回乡”，如果安平在北京实在待不下去，干脆回老家得了。哪怕出家做和尚，也比在政治旋涡里受难强。家乡南部山区，有一处南岳寺，环境幽静、与世隔绝。寺中主持是他老友。安平若去那里“改造思想”，并且修身养性，当是最好了。甚至他还让家人多腌了几罐安平爱吃的“雪里蕻”。

知情人私下里说，老法师，越老越天真了。

1959年，储南强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弥留时的最后一句话是：

“安平有什么消息吗？”

他的声音比较微弱，身边的人误听成了：

“平安有什么消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