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城签

抽签，是民间认定的一种宿命游戏。历史含有的戏份，有时会超过它很多。

很多遥远的记忆，都是我们通过曾经的当事人讲述后获得的。发黄的文字也会留住一些铁打的史实，这样就阻拦了道听途说的人们信口开河。但是，依附在那些人事上的温度早已随风消散。或许从风干的标本里，勉强可以提取一些我们需要的元素，但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潮汐风尚、身段眉眼、气息感觉，从来都是难以复制而一去不返的。岁月容易老化的程度，甚至不如一扇窗户，昨天被大家仰望的东西，到了今天便已不知所终。就像那高悬在夜空的月亮，年轮的太阳还未喷薄而出，它则已经消遁于无形。

显然打捞是本文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不妨把过往的岁月压缩成一口硕大的深漆皮箱，然后把一座江南古城两千多年的各种标本，塞进少有缝隙的箱子深处；并且以一种游戏的玩法，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地位的尊卑出牌，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出场的先后。

第一张签：沿运河行走的少年

徐溥决定给李东阳写一封信。

这位1497年的退休宰相，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皇帝，避过了太多的血雨腥风，终于幸运落地，在浩荡的皇恩庇护下，安居在江南太湖之滨的古城一隅，过着波澜不惊的晚年生活。

给李东阳写信，并不是闲来怀旧，而是因为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今天的人一定认为这很牛，一定值很多钱；但是古人，特别是仁义之交的故友，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精神托付。徐溥在整理旧物时，在一口樟木箱里发现了它。多年前的一天，大理寺卿朱文征来宰相府见他时，将此画带来，两人一起在书房欣赏，徐溥还能记得，当时两人秉烛赏画、以茶代酒的情景，但是，当时朱文征为什么没有将此画带走，他却记不清了。想来朱文征是故意把画留下的。大理寺卿，正三品，老朱为什么要送此画给他？倒不是纯粹的拍马屁，而是仰慕他的人格与品位。当然，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孝宗皇帝对徐溥特别倚重，你不能要求一个身在染缸里的官员像少女一样纯洁。

想来，此画自北宋宫廷流出，在战乱中流落民间，辗转易手，可谓荆棘塞途，山高水远。这幅画名头太大，如果作为礼物，重到足以把一个书生之本的宰相徐溥压垮。朱文征应该知道徐溥大人的秉性，朝野皆知的两袖清风，小心翼翼几十年，堂堂一个宰相，居然在京城没有自己的一座宅邸。朱文征聪明，他希望给徐阁老这样一种感觉，虽然官职有尊卑，但精神是可以互通的，也是可以共享的。或许朱文征和徐溥在赏画时故意说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以致让徐溥大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站起身，走到一张巨大的地图前说事，然后他们一起出门，直奔紫禁城而去，接着仆人就来收拾房间了。

多年之后徐溥再度见到这幅画，却失眠了。当年与朱文征的秉烛夜谈还历历在目，这位大理寺卿的心思让他感慨不已。甚至他也有自责，或许他当时赏画时，流露出太多对此画的喜欢，实际上已经流露了占为己有的意思，所以朱文征只能割爱？但又知道他爱面子，所以故意把画遗忘在他书房里？按理他不应该这么健忘，健忘到给人一种装糊涂的感觉，而且一装就是很多年。

总之，徐溥心里五味杂陈。晚年的他，已经把人生想得更透了，所谓财富，不过是人活在世上的一种依附，所有的身外之物，于己是累赘。特别是这样一幅国宝，留给子孙肯定是祸害，若赠与他人则是恩泽。他不能占有这样一幅稀世国宝。他现在还有能力做的一件事是，把这幅画归还给朱文征。

但是，当他再次瞪大目力不济的老眼细细观赏这幅画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此画的题款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墨迹。

也就是说，此画更早的时候，曾经属于李东阳的叔祖。如此说来，最合适的继承人，应该是李东阳。

这个李东阳既是同僚，亦可称他的得意门生，此人天顺八年举二甲进士第一，授庶吉士，官编修；弘治八年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文渊阁。其文采斐然，堪称天下文章领袖，更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茶陵诗派掌门。

而朱文征老先生早已解甲归田，且驾鹤西去。所以，徐溥踌躇再三，决定将此画送给李东阳。

在徐溥留存的文字里，我们没有见到他写给李东阳的这封信。但是，依照徐溥的性格和办事特点，《致李东阳书》一定是有的。按时下的“情景演绎”来推算，他应该回忆一下当时他们一起在内阁共事时的和谐情景，然后婉转地告诉李东阳，《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会在他的手里。当时我与朱文征都太忙乱，以致把这样一幅国宝丢在我这里也不知道。既然画上有尊叔祖的题款，那么现在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这是徐溥式的表述。波澜不惊，点到即止，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徐溥大约知道，他们之间的任何一通手札，都有可能被后人评头品足。

然后，他会阐释一番自己的财富观，作为徐溥，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并且努力不以一个恩师、一个曾经的上级，而是以平常人的口吻。字面上还是平静的。最终，他笔调一转，含蓄地建议李东阳，其实这样的一幅画放在任何人家里，都不是最好的归宿，即便它是祖传的，它也早已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

国家是谁？“朕即国家”，连天下都是皇帝的，难道要李东阳把这幅画送给皇帝吗？徐溥怕李东阳产生歧义，于是颤颤抖抖地把这一段删去了。

写完这封信，徐溥心里痛快多了。

问题是，如何将此画送到李东阳手里。此事他不可能惊动任何人，必须悄悄地进行。派谁去京城呢？他圈定了孙子辈的老三，名文灿，号中书舍人。这个孩子因为排行第三，昵称小三子。十八岁的英勇少年，却是难得的性格稳当，办事妥帖。徐溥将写给李东阳的信塞进鳄鱼皮制的画筒，让仆人把画筒缝进一个缀满补丁的布袋里。行前，他与小三子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谈话。他要求小三子穿破旧的衣衫，只带少量盘缠，去时不坐船而是步行，沿着运河一路往北。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住大车店而不是驿馆，不与闲人搭讪。如果迷路或盘缠不够，要学会问路和讨饭。任何时候不可惊慌失措。等等等等。

小三子居然一一应允。末了，只说了一句话：万一路上遇到险情，晚辈何以应付呢？徐溥笑了，孩子毕竟还嫩。他从衣袖里拿出一个锦囊，命他缝在贴身口袋里，说不到生死紧急关头，不可取出。

头戴阔边深网巾，身穿缀满补丁的粗青布衫裤，手上搭一条青布长手巾，脚上蹬的是一双靸鞋——这是一种鞋帮纳得很密，前脸较深，上面缝着皮梁的布鞋。小三子这副行头，是当时江南地带典型的脚夫打扮。

一个薄雾缭绕的清晨，小三子悄悄出发了。

被乡亲们称为“徐阁老”的徐溥，平生乐善好施，退休后对乡里族人格外关怀体恤。晚年的他视力不好，大晴的天，眼前也是雾霭重重。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宅邸到底有多大。某日，他由两小僮搀扶着，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面墙壁和每根楹柱。仆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其实，六尺之躯，有张眠床就可以了。”

一是本色，二乃耿介。几十年夹着尾巴做人太久了，也有停不下来的惯性。

小三子上路已有月余。徐溥心里牵挂，经常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谛听着路上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某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将大路迁到河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少有的勃然：“此乃何人主意？岂可为我个人安逸，而劳乡亲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消息传到民间，百姓无不赞叹。

仿效宋代范仲淹置义田之举，将自有田产八百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是徐溥一直以来的心愿。更深的考虑是，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

然后，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徐溥做这些事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疏财本是人生安稳的根基。一个富人身边如果集聚着三千个穷人，那他的日子一定孕育着危机。中等生活之外的所谓财富，其实是有害的。可以流传于世的东西唯有精神，而物质的东西如果太多，会把一个人的心志毁掉。只有穷人的掌声，才是世界上最金贵的东西，它不但让你安睡无虞，还让你彪炳青史。

这些道理，书上有吗？

三个月后，小三子终于在一个无月之夜回来了。他皮肤黧黑而粗糙，脚板上长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漫长而曲折的京杭大运河，让一个官宦人家的江南少年，变成了一个坚毅沉郁的青年。

小三子并没有过多地渲染一路上风餐露宿、讨饭问路的艰辛，也没有眉飞色舞地描绘见到李东阳大人的情景，他只是迫切希望知道，爷爷缝在他贴身口袋里的那个锦囊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徐溥呵呵一笑。允。

谜底解开了。那只是一张对折的白纸。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世界上哪有什么锦囊妙计？假若真有，那也只能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心里。

徐溥如是说。

爷爷太厉害。沿着运河行走了三个月的少年有些开悟了。三个月的运河行走，足以让他回味一生。

顺便交待一句，小三子后来入仕官至尚宝司卿，正四品。这是一个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官衔。他敦厚周慎、洁身自好，加之一直得到李东阳的关照，仕途也算顺风顺水。一直到爷爷去世了，他才悟到老人家当初让他步行去京城送画，含义多重，既是一次“劳其心智、饿其体肤”的历练，也是给他一个面见李东阳大人，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

想那李东阳，虽然远在京城，却与阁老心心相印。时隔多年他在那幅画上题下长文，说明早先在此画上题跋的李祁乃是他的叔祖，祖孙在同一幅画上见面当属罕见，而徐阁老却是收藏此画最有风度的一位。

他没有忘记给恩师补送一份厚礼，那是一篇激情充沛、洋洋洒洒的《徐溥义田记》，这在当时，是件颇不小的事，勒石立碑那是一定的。几百年过去，碑文已然风雨斑驳，偶有残缺模糊，但文字的力道还在：

阳羡徐氏义田者，少师谦斋先生所置也。盖自先柱国公修祠堂、置墓田，又惧族指日众，昏嫁或不给，欲仿范文正遗法，为田赡之。以先生有职于朝，命少子时望领其事，事未就，而公遽弃养。暨先生入内阁，跻极品，获锡命，念禄赐寖裕，而先志尚未酬，乃召时望至京师，亲与计划，期于必举。未几时望亦卒，先生以宗子元楷专领祭田，供祀事，比于有职。命次子元相出地若干亩，渐增入之，如范氏之数，且酌其旧规，为条约若干目，于是义田之事始备。先生复具其事，请命于朝。下户部议，谓以元臣为义举，其系于天下甚重，宜如所请。别立义庄为户，有他人侵夺，若本族争分沮坏者，官为禁治，仍令府县正集其族属，宣□□□，俾世世遵奉，毋有所废。又按洪武间解学士缙言：“世臣义族，当旌复以为世劝。”高皇帝时嘉其议。今义庄别户宜□示优异，其于国典亦有光焉。天子以为义田之举有补风化，令有司严为防护，仍蠲其徭役，如户部言。元相既得□□□□庙，退而受籍治事，因具书京师，请记于予。予惟家有训、国有法，虽小大殊，其道一也。然训止于劝戒，而法则有刑，刑之所施，□训之所不得行也。夫为国者，必使家不殊俗，乃可以言治，而势每弗及。亦惟修身正家示其所可慕者，其有弗率，则以法加之，使之有可畏焉，其本末次第固如此。先生厚德硕学孝友之行，仪于厥家，而又居庙堂台阁，佐天子□□为天下风化首，义田之训，何患乎弗行也哉。而必告之朝廷，闻之有司者，盖深见夫习俗之易移，礼义之难守，不如是不能久而无弊也，然则先生之心诚厚且勤矣。且家必有贤子孙，而后能守其训，国必有贤有司，而后能守其法。周之东郊，以周公之圣，继以君陈，毕公历三纪而其政始治。范氏之田，累代而不废者，以忠宣为之子，正平为之孙，其规制定，而势可依而久也。今徐氏自柱国公以义为教，至先生，前后数十年，屡议屡置而后备。田之成若是其难也，而其子方敦孝慕义，竭志力以为父干。诸孙林立，皆起而承之，其势亦奚容以但已乎哉。使凡掌是田者，皆礼先生之心不敢怠，凡为子孙者，皆遵先生之训不敢倍，贤有司又从而维持之，以化其乡党，及于天下，则圣天子惇孝明义之风，大臣元老辅治弘化之绩，岂非一代之盛举，足以为后世式哉。东阳晚且劣，不能为钱公辅之记，以扬成美，谨述国法家训之大者，刻诸金石，用征于来裔。

时弘治十一年龙集戊午三月吉旦，男元相谨立石，工部文思院副使东鲁阎杰镌。

第二张签：湄隐园

这是一座从来不曾存在的园子。

不过它已在纸上活了三百余年。

这座园子的建造者，叫卢象升。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明代的一员军事骁将，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一日，他率五千残部至巨鹿贾庄，与敌遭遇，被数万清兵层层包围，激战中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两年前，亦即三十七岁时，他写下这篇《湄隐园记》，时值抗清最艰难、最危急之际，写作此文的直接动因，当与江南故乡家奴的远道前来有关。

家书抵万金，那不用说。胸臆打开，乡愁是起始，关键还是心路历程。

长须从里中来，话其崖略。荨鲈之思，宁待秋风而后起乎？

家奴向他述说了老家的境况，他动了思乡之念，联想到当年张翰不慕名利弃官而去的历史典故，顿时心生退意，欲“角巾竹杖，归钓溪湄”。

若是能够归去，他必要建湄隐园。这是他少时的梦想。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标配。那园中，应该有松径、桐蹊、花棚、竹坞、藕池、奇石，以及各种花草植物；更有双桂轩、斑衣亭、豹隐斋、听鹤山房、读书楼、敞居台、月窟、旭坞、明农逸墅、石友堂等景观点缀其中。

读书，休憩，酬唱，书写。读书人的精神需要安放。那是必然。

国家忧患之时，当以身许国，“夙兴夜寐，效一割於铅刀”；待局势安宁之后，卸甲则可归田。“角巾竹杖，归钓溪湄。尽发藏书，流览今昔，究养生之秘典，窥述作之藩篱，致甘旨以奉二亲，讨义理以训子姓。”

观卢象升此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来路：儒家的道德浸润。无论文臣武将，忠孝节义是渗透到骨髓里的。遗憾的是，卢象升的这个志向，只实现了一半。抗清果决且英勇，让他终得彪炳史册，两年后他为国战死沙场，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理想中的湄隐园，最后只留在浩繁的历史深处。

文章有点长，但是非常有趣。很多高大上的英雄，我们只能仰望他的丰仪，却无法读到他的内心。这里的卢象升，却把内心全部打开了，像汩汩流淌的山泉，澄澈而晶莹。

阳羡桃溪，在邑西七十里，万山环匝，林壑鲜深，溪水涟沦，其中复有平畴墟落，映带左右，真习静奥区也。出城舟行雪蓑烟寺间，凡数百曲，乃至溪湄，余家读书园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绕垞，苍峦绣壁当其前，远岫烟村绕其后，篱落鸡犬，景色蓊翳。衡门数尺，不容车马，今将凿石为额，曰“湄隐园”。门以内，松径桐蹊，花棚竹坞，及所谓“双桂轩”“斑衣亭”“豹隐斋”“听鹤山房”，皆创自家君，年来稍廓旁址，得旷地十余亩，余思筑室而归休焉。

有板有眼，娓娓道来，语境被渐次打开。

拟构书楼五楹，即颜曰“读书”。楼列架满，其四悬签万余，为朝夕自课地。楼须高敞，周以复道，绕以回栏，丹垩不施，绮绣不入，虚其中，前后洞达，令溪山烟月据吾坐上，时时遣我岑寂。启楼后望，作露台与复道平，宽广可十余武，列怪石、盆草、磁墩、石几之属。夜深人静，月冷风长，瑶琴一弹，洞箫一弄，此亦吾之丹丘也。台名“敞居”，镌片石识之。去台二丈许，高垣圭窦别为院宇。曲室数区，宛委而入，东西莫辨，岩壑同幽，为避暑室三楹，曰“月窟”，为暖室三楹，曰“旭坞”，大寒暑则入而盘礡焉。过此，开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垄其间，值山雨乍晴，吟诵余息，荷锄戴笠，亲执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时亭毒，曰“明农逸墅”。此楼以后之大概也。楼前三丈许，凿藕池半亩，引流以入，星布怪石于莲芡间，可据坐以钓。叠石为岛屿，峙乎中流，荷香酽时，或一披襟其上，亦不减登华顶看玉女洗头盆也。

或隐于道，隐于禅；或隐于医，隐于卜；或隐于诗，隐于酒。这些都是明季江南文士的归隐方式。且看卢象升的笔下：

池旁垂柳、瘦石、短草、欹花掩映萧疏，俾有远致。再前丈许，编柏为苍屏，作高轩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与双桂轩近矣。客过予者当止于是，胜日偶逢良朋适至，汲清溪以煮茗，采园果而开樽，藉草飞觞，荫桐点笔，搜讨疑义则代尘以松枝，嘲弄风月则取茵于花片，乐不取乎丝竹，礼无拘乎送迎。堂前宽平，令有余地，石丈可呼，故所以名吾堂者於石、於友有取焉。花须茂密，树贵萧森。松桧、竹柏、棕榈、高杉有不瘁之颜，后凋之操，吾爱其贞；牡丹、芍药、桃梅、海棠有欢悦之色，吾尚其不寒俭；兰桂、蜡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莲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属，并以韵胜；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属，并以幽冷胜；橘柚、葡萄、香橼、佛手、银杏之属，枝柯已极可玩，果实复具珍珠，咸当博求佳种，多植远移。夫吾园之富有至於如此，视古人三径松菊、蓬蒿一室不太侈乎？

唉，江南，这是一片过于柔软的土地，本身就不合适铁石心肠的政治家来耕作和培植。

然木石烟霞，造物不忌，吾将奢取之。平生无他嗜好，林泉、图史之癖苦不可医。一行作吏与山灵别，且十五年，隔溪长松再翦再茂，今又丈余，能作怒涛声闻于两岸矣。长须从里中来，话其崖略。荨鲈之思，宁待秋风而后起乎？家有藏书千卷，久束高阁，日事马足车尘，今谋归逸，方当觅绿醑红欹，纵酒欢乐，顾以读书名流作老博士生活，又远去城郭，索居荒寂，想闻者当为捧腹，然亦各从其志，不可强也。犹忆少时，每读书至“生于忧患”，未尝不低回三复斯语。年逾二十，筮仕得司农郎，持筹穷日夜，如是凡三载；出守天雄，值军兴征发如雨，讼狱、钱粮之苦视为郎时十倍，如是复四载；寻备兵畿南，镇抚郧楚，再拜简命，督七省将士，与大司马洪公同任讨贼，躬冒矢石，大小数十战，不宿署舍，岁且三周，无云家矣。今年东西兵阑，入上谷，奄至近畿，仓皇奉诏入卫，介马驰三千里，敌旋解去；再佩赐剑，督诸路勤王之师，远出塞外登木叶山，周视边地，振旅西回，及滦阳，宣云之命又下矣。时势孔艰，天语亟趣受事，因驰观边隘，冒朔风朔雪，束马度飞狐之塞，屈指前后在兵间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马前，深入穷搜，分餐剑首，军吏林立，煎迫所求，叠叠笺书、纷纷奏檄，唇焦腕脱，无间晨宵。褊衷欹肠之辈，复环伺而思刃。嗟乎！余之经历忧患至矣。独蒙圣明生全以有今日，岂非幸哉！

儒家理想人格的要求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丧失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

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读古人书，所在蹈危履险，触忌招尤，先哲所云“济变戡乱”之道，未之闻也。国恩深重，报称无期。今年三十有七，马齿渐长，心血已罄，夙兴夜寐，效一割於铅刀。倘穷边稍有起色，敌骑不敢南窥，当控朝端，亟辟贤路，角巾竹杖，归钓溪湄。尽发藏书，流览今昔，究养生之秘典，窥述作之藩篱，致甘旨以奉二亲，讨义理以训子姓。昔日谿中鱼鸟应有狎余者，山灵岂终相笑乎？或问卢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庐舍数楹而已，未有改也，纸上园林，得毋为乌有先生之论耶？余曰：不然。兰亭、梓泽，转瞬丘墟。何物不等空花，岂必长堪把玩？向者邯郸卢生一枕睡熟，毕四十年贵贱苦乐。此吾家故事，吾园又何必不作如是观？客首肯，揖余而去。

（《四库全书·忠肃集》）

儒寒道瘦。其中说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另一支——道家。老子以“损”的观点反对“以求生之厚”，主张“少则得”，无为不争，知足常乐。以读书起家的江南文人大抵的思想脉络都是这样，开始是轰轰烈烈做事而功名兼得，突然却在一个节骨眼上大彻大悟，迅速退场。形成了士大夫清淡寡欲、不求闻达的隐逸文化。卢象升亦如是也。

索性将其译成白话文吧，或许并不能十分准确地传递原文的精髓，但可以让更多的读者进入湄隐园，去感受这座园子的脉息与气韵。

阳羡地域之桃溪，在城西七十里，群山环绕，树林青翠，山谷幽深，溪水泛起涟漪，其间亦有平坦的田地和村庄掩映围绕，完全可以静心在此安居生活。

出城乘船，行走在隐士的房屋和缥缈的寺院之间，大概只要拐上几百个弯，就会到达我家的读书园子。茂密的柳树垂在墙边，清澈的水流绕着小丘，前面对着苍翠的山峦和精美的墙壁，后边围着远山和烟雾迷蒙的村落，篱笆墙的院子，有鸡有犬，景色郁郁葱葱。横木做成的门几尺宽，容不下车马，现在准备刻石做成门额，刻两个字“湄隐”。园门里边，松树小径、梧桐小道、花棚、竹坞以及所谓的双桂轩、斑衣亭、豹隐斋、听鹤山房都是在我父亲手里创建的。

近年来，这园子稍微往旁边拓宽了一些，得到了十几亩空地，我想要盖些房子，在这里隐居休养。

准备构建五座书楼，取名就叫“读书楼”。读书楼里陈列着满架藏书，根据书的分类挂着一万多个颜色不同的标签，这是供我自己日常阅读学习的。书楼必须高大宽敞，周围是回环的道路和栏杆，墙上不使用带颜色的泥土涂饰，里边不放置丝绸和刺绣，楼中间是空的，楼前后是通的，让我坐在楼里就能看到溪水、山丘、烟雾、月亮，让它们随时排遣我的寂寞。

往楼的后边看，建有和道路齐平的露台，这露台有五丈宽，陈列着怪石、盆草、瓷凳、石几。夜深人静的时候，月亮发出寒光，大风吹着，我在这里弹奏瑶琴，吹起洞箫，这也就像是我的仙境了。露台的名字叫“敞居”，设立一块刻字的石头，标明这个名字。

离露台两丈左右，另外盖有一个院子，高高的院墙，小巧的院门是圭形的。院里有几间深邃的小屋，弯弯曲曲地走进去，辨认不出方向，就像山洞一样僻静幽深。三间是避暑室，名叫“月窟”，三间是温室，名叫“旭坞”，严寒酷暑的时候就进来盘桓。

过了这个院子，还可开辟一小块土地，其中种植小桑树、小拓树、蔬菜、稻谷；在山雨刚晴的时候，吟诗读书的业余，我扛着锄头，戴着斗笠，亲自来到田边地头，观察各类作物在四季生长的情况。这里叫“明农逸墅”。

这，便是读书楼后的大致情形。

读书楼前三丈左右，挖半亩荷塘，引活水进来，怪石在荷花与水草之间星罗棋布。可以坐在这儿垂钓。池塘的水中耸立着石块堆成的岛屿，荷香正浓时，如果有一个人敞着衣襟站在岛上，也不亚于在华山顶上观看“玉女洗头盆”的胜景了。塘边掩映着疏落的垂柳、瘦石、小草、斜花，便生起一种高远的情致。

再往前一丈左右，有个柏树枝编成的苍绿的屏风，盖了五间高大的房屋，取名叫“石友堂”。这个堂的位置靠近双桂轩了。前来访问我的客人应该住在这儿。在美好的日子，偶遇好友到来，打上清澈的溪水煮茶，采摘园中的果子下酒，在草地上举杯，在桐阴下运笔，谈论深奥道理的时候，用松枝代替拂尘，吟咏风花雪月的时候，用花瓣作为地毯，取乐不用演奏音乐，不拘泥于迎来送往的礼节。

堂前宽阔平坦，有空余的地方，有可爱的奇石。因此把我的这个堂叫作“石友堂”，既有拟人化的石头，又有活生生的朋友。多好！

花卉必须茂密，树木贵在萧森。松树、桧树、竹子、柏树、棕榈、高杉有不会憔悴的容颜，不易凋零的节操，我喜爱它们的坚贞；牡丹、芍药、桃花、梅花、海棠有欢悦的外表，我崇尚它们的富丽；兰花、桂花、蜡梅、茉莉有激烈的花香，我欣赏它们芬芳而不柔媚；芙蓉、垂柳、梧桐、莲花、菊花以及水仙、秋海棠之类的花木，都以韵味取胜；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类的花木，都以幽静取胜；橘子、柚子、葡萄、香橼、佛手、银杏之类的花木，枝条已经足以赏玩，果实又像珍珠一样佳美，都应该广泛寻求优秀品种，多多种植。我的园子丰富到了这种程度，比起古人在朴素的住宅简单地种些松树、菊花、野菜，不是太奢侈了吗？然而草木、石头、云霞是天地不禁忌的，我应当尽情享受。

平生没有其他嗜好，只是深深喜爱山林泉石图画历史，苦于无法戒断。我一旦走向仕途，离开故乡灵秀的山川，已经将近十五年了。溪水那边挺拔的松树经过砍伐又变得繁茂，现在又有一丈多高了，能够发出汹涌的松涛声，这涛声在溪水两岸都可以听见。家奴从故乡来，告诉我关于故乡的大致情况。

对于故乡，难道一定要像古代的张翰那样，等到秋风吹起以后才开始怀念吗？家里有藏书千卷，都长时间存放在高阁里没人打开。我每天车马劳顿，现在谋划回乡隐居，正应该寻觅美酒名花，放任地饮酒作乐。只是我想以读书名流的身份去过一种老学究的生活，又远离城市孤独地居住在寂寞的郊野，听说这种事的人必然会捧腹大笑。然而这也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

还记得年轻时，每次读书读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总是徘徊着多次反复念诵这句话。

年过二十，我当官了，担任司农郎，夜以继日地理财算账，这样的日子总共过了三年。

后来我去管理天雄军，正赶上战争时期征兵，案件和钱粮方面的工作难度，比起我当司农郎的时候大得太多啦！这样又过了四年。不久以后，我到京城南部组织军队，镇压安抚郧地、楚地；又多次接受皇帝的命令，监管七个省的将士，与大司马洪公一起讨伐贼寇，亲自冒着弓箭垒石，参加了大小数十场战役，不住在官署宿舍。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从无家室可言。

今年，国家的东部和西部都发生了战乱。敌人进入上谷，忽然来到京城附近。我在仓促之间奉旨保卫京城，披上甲胄骑着战马飞驰了三千里，不久京城解围。我又佩上御赐的宝剑，率领各路勤王的军队，远远地来到塞外，登上木叶山，环视边境地区。挥师从西部回来，到了滦阳，皇帝的新命令又下来了。

现在的局面非常艰难，皇帝急促地给我下达任务。所以我又到边塞巡视，冒着北方的风雪，策马度过飞狐关。

屈指算来，我前后在军旅中已经生活了八年。我经常追击流窜的敌人，战马前流淌着战血，深入敌境寻找敌人的踪迹，在剑环的辉映下吃我的战饭。无数的军人和官吏逼迫我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没完没了地写着书信、奏章、檄文，嘴唇都说干了，手腕也累断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心胸狭窄、心术不正的人们还围绕在旁边，想要找机会杀害我。唉！我经历过的忧患算是到了极致了！只因圣明的皇帝保护了我，今天我才活着，岂不是侥幸吗！

然而我深深后悔当官太早了，没来得及多读古人的书。我所在的地方是险境，触犯忌讳，招致怨恨，先哲所言“济变戡乱”的道理，我从来都不懂得。我受了深重的国恩，没有办法报答。

我今年三十七岁，年龄渐渐大了，心血已经倾吐完了。我每天早起晚睡，效法前人，用我微薄的能力为国家效劳。如果边境的战事稍微有点起色，敌人的骑兵不敢觊觎我国的领土，我应该请求皇帝赶紧另选贤能，我将恢复平民装束，回到桃溪边去隐居。那时我把藏书都拿出来，浏览古往今来的著作，研究养生的秘诀，体会写作的境界，获得美味的食物奉养双亲，探讨儒家的思想教育晚辈。当年桃溪那边的鱼儿、鸟儿应该有愿意亲近我的，山神不会总是嘲笑我吧？

或许这些都是我的白日梦。有一位客人问我：“如今桃溪边上，你的家里只有几间房子而已，境况并没有改变。你纸上谈园，可不是纯属虚构吗？”我说：“不是这样的。著名的兰亭、金谷园，转眼之间就成了废墟。任何东西不都像是容易消逝的雪花一样吗？怎么能够让人们长时间地把玩？从前邯郸的卢生在枕头上睡熟了，在梦中完全体验了四十年的贵贱苦乐。说到我家的旧事——我也姓卢，我的园子为什么不能视为邯郸一梦当中逼真的体验呢？”

客人点点头，给我行了个礼，走了。

这便是卢象升。才情风貌，筋骨气度，识见眼光，意趣闲情，皆在字里行间流溢徜徉。

记得牟宗三先生在其《历史哲学》一书里曾这样写道：文化生命有两个层面，一是尽才、尽情、尽气；二是尽心、尽性、尽理。在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背景下，很多历史人物的诗文手札，看似信手拈来，却都洋溢着山长水远的深意。无论豪侠义士、高人大儒，还是才子佳人、名姝国士，在他们素朴随心的文字里，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意绪和思辨皆在这两个层面的疆域里信马由缰，尽显着生命的奔放与活力。

今天读来，卢公此文的语境仍然是鲜活的。古人说，闻歌始觉有人来。是的，正是这样的一咏三叹，木坚而焰透，铁实而声宏。以其纯粹的本质上的中国诗性智慧，来完成它的还乡之旅。

品读这样的文字，感佩之余，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卢家的后代，乃至崇拜卢象升的乡亲后学，不能按照卢象升此文意蕴，在他老家的那片山麓之间，建一座湄隐园呢？

想来，他老家边的那片山水，一直在等这座园子的诞生，一等就等了三百余年。对于有文化理想，特别是有审美需要的精神生命来说，以他生活经验的陈述、记录、反思，都需要借助语言文字的着力刻画。江南的存在，当然需要江南化的文字来描摹。这或可理解为一种江南话语。它的筋骨与力道，是通过软糯而铿锵的感性文字，来展现其理性的光辉和韵味。

后人纪念卢象升的场所颇不少，如忠肃第、卢公祠等，但是，湄隐园却鲜有人提起。或许，在儒家的文化里，这座园子不是用来励志的，而是安放懈怠、休闲的心情的；或许这于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而言，终究有些“不合时宜”。世人难以接受一个卸下盔甲、不再领兵驰骋疆场的卢象升，一个闲散疏放、避世隐逸的卢象升。

这其实是对卢象升的一种误读。以读书起家，开始是轰轰烈烈做事而功名兼得，突然却在一个节骨眼上大彻大悟，迅速退场。这正是江南士大夫清淡寡欲、不求闻达的隐逸文化。卢象升的心路历程亦如是。

这样想来，便又释然。安息在历史沧桑的烟尘文字里，何尝不是湄隐园最好的归宿。

第三张签：浮在一壶茶里的沧桑

前两张签也太高大上了吧，动不动就是宰相名将，老百姓仰望了一会儿，脖子也有点酸。其实古城内外世世代代苟活的，太多的还是平头百姓。很久以来他们的精神如何安放，如何给他们构建一些够得着的精神平台，往往容易被历代太忙的大人物们所忽略。

上庙烧香，下馆喝茶。老百姓的精神就是这样安置的。烧香的事咱们不说，就说喝茶这件事，基本与口渴没有关系，它是人的一种精神念想，一种肢体活动，一种瘾。一张喝茶的嘴，在这里只是帮衬。古城外的南山上产茶，南山边上的黄龙山，还出独绝的紫砂泥。水呢，到处都是，弯腰就舀。这里的人爱说一句话：用壶泡茶的地方，哪怕是个茅棚，也是茶馆；用水杯解渴的场所，就算富丽堂皇，也只是个喝茶处所。

太湖之滨的这座江南古城里，原先茶馆很多。大大小小，有五条河穿城而过，古城就像一把大茶壶，舒舒服服地泡在水里。茶馆就设在邻水的楼屋，不是湘西的那种吊脚楼，那比较逼仄；江南茶馆的格局，要的是宽敞明亮，要的是河风穿堂而过，要的是边品茶边凭栏欣赏河景，人坐在里面当然舒服。不过古城外的乡村茶馆不会那么讲究，乡下人也要喝茶。有点实力的角色都去了城里的茶馆，草民也分三六九等，进不了城里的茶馆，乡下人就去小街上的茶社、茶摊，一样开心。

老娘舅的一壶茶，喝了几十年。

古城的茶馆，首先不是讲喝什么茶的。它是当地新闻的权威发布中心，比如当年，国民党要走，共产党要来。各种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手里的金圆券都变成废纸了，以前银行的存款还作数吗？新政权甫一落地，为了安定民心，贴了很多布告。但是，毕竟许多百姓是不识字的，以讹传讹的事谁敢相信呢？再就是江南的雨水多，一夜风雨刮下来，什么都没了。准确的消息，还是要到茶馆里去打听。

老娘舅的信息发布，总是蛮准时的。

或许，你掀起茶馆的门帘，就听到他的公鸭嗓在发布消息：凡是国民党遗留的银行债权债务之清理，一律以人民币结算，一元人民币折合金圆券六千五百元。利息呢，结算至1949年4月23日。

这一天是共产党进城掌权的日子。

没有人会问，老娘舅，您这消息准确吗？

不需要问，既然是老娘舅说的，基本八九不离十。

好了，大家都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讲道理的，虽然过去的钱已经不是钱了，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擦屁股纸。老娘舅肯定不拿政府一分酬劳，但是他一张嘴，那些泡沫般的流言蜚语，都没影了。

久而久之，在茶馆聆听老娘舅说古道今，慢慢成为此地茶友们精神上的一种依赖。

老娘舅在茶馆的江湖地位，是经过多年历练慢慢形成的。他祖上是这城里的衙役头子，自己早年练过几路拳脚功夫，一张嘴能说会道。关键是，他辈分大，记性好，这古城里，稍上些年纪的，稍有点身份的，他都认识；不但认识，还能说出你幼时拖鼻涕辰光是什么样子，还能说出你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尿床尿到几岁，右眼旁边的那个疤是怎么落下的。

知根知底本身，就是一个谁也夺不走的饭碗。大凡江南一带的古城，人口稠密，各式人等聚居在一起，政府的掌控总是脆弱的。民间智慧人物便在这样的环境里脱颖而出。这与上海滩上的爷叔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是顺势而为，而不是无事生非。有些消息，本身就是替政府在说话。比如，抗美援朝那会儿，政府号召捐飞机、大炮，有人在茶馆里说得慷慨激昂，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呢，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一进茶馆老娘舅就问你，喂，老贾，你捐了多少？哎哟，老李你太厉害了，捐这么多啊！

最后政府统计的数字，老娘舅也在这里传播：“全县人民共捐献飞机大炮折合人民币57.9万元，慰劳品284 365件。”

没有捐献的人，喝茶的那颗头颅，怎么也抬不起来。

当然也有政府不便公布的负面消息，老娘舅在茶馆流传得特别厉害。因为消息本身是带翅膀的，即便是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你也封锁不了。你不报道真相，谎言就会登堂入室。比如，刚解放那年，徐舍区美栖乡政府助理员杨某，被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头子高某策反，居然携一挺轻机枪投匪。杨某投匪后，先后在张渚、鲸塘、徐舍、官林等地发展特务组织，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多名。此事在茶馆被老娘舅编成了段子，茶客们听得心惊肉跳。最终大家还是嘘了一口气，共产党江山都拿下来了，还怕你几个虾爬虫？

有些事情传起来特别来劲，比如古城东门外最大的尼姑庵“净山堂”被遣散，十多名尼姑还俗，其中有两个号称绝色美人，她们去了哪里，如何安生，还俗后她们会嫁人吗？茶客们比政府还上心。又有某青楼老鸨居然摇身一变，当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也笑翻了大家的肚皮，至于谁谁谁贪污腐化吃官司了，谁谁谁咸鱼翻身平步青云了，都在老娘舅的辛辣点评之中。

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一个字也不能说；什么话只能点到为止，什么话可以信马由缰，都在老娘舅的口舌间自如切换，说他滴水不漏，与其说那是一种功力，不如说那是一种境界。

说茶馆里只有茶香，那是外行话。一壶茶之外，还有蟹黄生煎馒头的飘香，各式应时零食的诱惑，也是不可阻挡的。比如百合莲子羹、推酥麻糕，以及蛤蟆酥饼、烧麦、炸春卷、鸭饺面、鸭血粉丝汤、开洋馄饨等花样小吃，纵然你有两个肚皮，也让你吃撑了兜着走。

嘴里吃着，耳朵和眼睛也不能闲着呢。本地戏曲有滩簧调，俗称常锡文戏，昆曲和苏州评弹，也让茶客们着迷，扬州评话与南京白话也不赖，说武松血溅鸳鸯楼，光是从楼上跑到楼下，就讲了一个月，听众还真没办法不跟着如痴如醉。江湖上的草根说唱艺人，大有大的来头，小有小的出处。他们的献艺场所，主要还是茶馆里。自诩品味高雅的诗人词客，也会放下身段，到茶馆的雅座间里吟诗作词，号称雅聚。清末民初，本地有白雪诗社，江南一带小有诗名，常熟太仓、昆山江阴，这些地方的骚客文人经常跟他们来来往往，客人来了，大家就在茶馆里轮流做东。到民国初年，古城最牛的茶馆当数凤阳楼了。老板姓王，家藏唐伯虎、郑板桥等名家字画，茶馆里有时来了大菩萨（本地对大客户的俗称），王老板为了给客人助兴，就会把那些镇宅的宝贝挂在茶馆后边的一间雅室里，供茶客们欣赏，座间也时有艺人前来清唱助兴。乾隆年间，西城墙下靠近护城河的一家茶馆，名叫春泉楼，某日来了一位皂衣茶客，包了一个雅间，大锭的银子往桌上一搁，要当地唱滩簧戏的头牌花旦莫水蓉来给他唱上几曲。可是那天有一个当地的巡捕头子过生日，提前一天订了莫水蓉的戏牌。当时戏就在他的隔壁唱，一阵阵软糯婉转的曲调传过来，让这个茶客好没面子，此人故意去隔壁挑事，没好好说几句话，就跟巡捕头子打起来了，从楼上一直打到楼下，围观的人跟着起哄。原来那客人是苏州巡捕房的，也是个捕快领班角色，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当地的巡捕头子赶紧谢罪，把那莫水蓉拱手相让。没想到莫水蓉是个有血性的女子，她竟然不依，朝那苏州巡捕房的客人唾了一口，水袖一甩，掀翻一盘送上来的银锭，转身就走。围观的茶客一齐鼓掌，说这女子真帮咱古城长脸。

特殊情况下，茶馆跟戏园子一样，也是可以包场的。比如民间诉讼，类似土地纠纷、房屋债务、婚姻冲突等，矛盾的双方都不愿意去官府报案，花冤枉钱，影响也搞得太大，相比之下，还是在茶馆“吃讲茶”，私了比较妥当。如此，茶馆就变成了一个临时审事庭。大法官是谁？当然是“老娘舅”，平时他就吃三碗面：场面，情面，人面。比如兄弟两个为了祖传的房屋起了争端，不惜大打出手，于整个宗祠都没有面子。老娘舅虽然不是宗祠的长老，但是，即便是长老，也得给他面子。把茶馆包下来是因为家丑不能外传，费用是按座位计算的，由双方平摊。茶馆收了钱，有义务把场子重新布置一下。老娘舅肯定是高居中间的主位上座，他的左右边，分别是矛盾的双方。待堂倌给每位泡上香茶，老娘舅就开始讲话，实际上是给双方制定一个游戏规则，有理可以说理，无理不可取闹，更不可大声喧哗。每个人手里的一盏茶也在提醒大家，这里是说理的茶馆，不是喧嚣的闹市。各种申述、争辩由此展开。如果哪一方情绪激烈、言辞失当，老娘舅就会适时地假咳一声，这比法官的惊堂木灵多了。其实双方的矛盾分歧，老娘舅心里早就心知肚明，要不他还能吃这碗饭？他用的是平衡法加推背法，说是非他必有定见，讲公道则不带私情。他说出的每一句话，看似随口而出，实则深思熟虑，句句都是点到为止，进退自如。说到最后，有理的一口气终得释放，亏理的脸面上也能过去；赢了理亏些钱，赢了钱挨些骂，大家心理上都扯平了。若是夫妻破镜重圆，还得给老娘舅送份厚礼。

古城茶馆听评弹，幽梦与闲适，俱在一壶茶中（韩青秋摄）

想一想也真是，一座古城真该有那么多的茶馆。那都是存放精神的一个巨大气场，是江南市井文化的一个载体。它不具备教化的功能，但时时在提供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喝几十年茶，肯定会有恬淡、通达、世故、善于转圜的脾性。每天去茶馆里舒舒坦坦喝一壶茶，换一口气，释放一下精神，应该是江南男人不可删除的一份资历，也是庸常人生得以润泽的一份乐趣。

可是，时光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古城里的茶馆，却只剩下两家了。

并不是喝茶的人少了，而是大大小小的茶馆经历了合并与归公，这里并不是说合并与归公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作为公家，他总有全盘的考量，在一种跟以往不同的价值观的支配下，他有权力对茶馆进行改造。经营不善的可以撤并、改行。所以最后就剩下两家了。

一家叫畅和茶馆，场面很大，就在蛟桥附近的闹市，喝茶的人大都是“五匠”：泥瓦匠、木匠、铁匠、油漆匠、箍桶匠，当然它的外延太大，还可以有钟表匠、豆腐匠、弹棉匠、理发匠、阉猪匠、补锅匠、焗碗匠，等等。有些还称不上匠人，凭点死力气吃饭的角色，比如脚夫、撑船佬、举重（非体育项目，单指抬死人的行当），也在这里喝一壶茶。

被保留下的另一家茶馆，叫公园茶馆，略偏僻些，在古城南的护城河——南虹河边，原来的任姓私家公园里。有巨大的银杏、倒垂的古柳，有九曲桥、藕池、半山凉亭。茶客多半是教师、医生、会计、文书、画人像的、代写书信的、邮差、唱戏的、写招牌的，反正都是断文识字、有文化墨水的人。

老娘舅去世以后，接班人断档了。年代也不一样了，一个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人心也有些叵测。但还是有人喜欢站出来说话。有个刘木匠年纪并不大，但颇有点老娘舅风范。他是匠人里的班头，喜欢管事，爱打抱不平。嗓子不大，却似闷雷。据说在家练过童子功，当然是甩石锁、舞宝剑之类。他对文化人蛮反感的，嫌他们酸文假醋。但凡有文化的人在那里滔滔不绝，他就会凑上前去，提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为什么火车不能站起来开，为什么豆油和水不会融在一起。这些倒也罢，关键是，有的问题让人发恼：为什么这世道还是挣钱不出力，出力不挣钱。你一个耍嘴皮子的人，凭什么比我做木匠挣得多，等等。

有一位王老师，据说在古城中学里教英语。他也好一壶茶。刘木匠挑事的时候，他就出来接招，四两拨千斤，他有时会把刘木匠搞得很难堪，因为刘木匠的问题到了他这里，全都变成了他讲课的内容，那些一般茶客还不太懂的知识，在王老师这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当然不是以教训刘木匠的口气，相反，从来是和风细雨的，有学生说，王老师在学校里上课就是这样，你不觉得他在上课，而是在跟你聊天，或者谈心。但越是这样，刘木匠反而更尴尬，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为了汲取知识而来。

自打这古城有茶馆以来，茶客们都是“混搭”在一起的。虽然古人说绸不搭布、穷不搭富，可在一壶茶面前，人人都是客人。为什么后来的茶馆会这样分？那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成分”有关。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出身、成分太重要了，两个陌生人在茶馆相遇，一起喝茶前，先要问一下什么成分。贫下中农是不可以和地主资本家坐在一起喝茶的，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有必要重温一下当年成分的划分，贫农乃至雇农，是最可以依靠的革命阶级，中农这个档次里面比较复杂，下中农还可以跟在贫雇农后面一起进步，但已属于受重用的边缘；轮到富裕中农就要打折扣了。因为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富裕中农肯定是不愁温饱的，甚至是饱暖思淫欲的，能重用他们吗？至于地主富农，那是被打倒的阶级，是剥削贫下中农的。

过去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房大房小，而是穷人基本上不识字，而识字的大都是剥削阶级。按这个意思来理解，那些能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其“成分”基本上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畅和茶馆就变成了古城的一座革命大本营；刘木匠就成了这里的老娘舅。匠人们都来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或者是贫下中农底子的工人阶级。凑在一起喝茶时，虽然也开一些不那么革命的玩笑，但是他们大体上不会豁边；共同的乐子，共同的嫉恶如仇，编织成一种温暖的、不可替代的氛围，而且这是茶资以外的馈赠，是免费的，大家都很在乎。他们凑在一起还有一个好处，谁要修个房子、砌个灶台、搭个牛棚、堆个猪圈，你只要到畅和茶馆，大着嗓子一喊，立马就有一圈人站起来跟你走。

公园茶馆的茶客呢，如果你说他们没有那么革命，他们会生气的。事实上，在那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努力进步而生怕被时代抛弃。有些娘胎里的“毛病”，比如，书读得多了些，脑子就会多动一些，眼光就会独特一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几乎是共同的“毛病”，让他们的人生总是磕磕绊绊。比如王老师，据说他成分不太好，祖上是富农，比地主稍微好一点点。后来他就成了公园茶馆的权威人士，他讨厌“老娘舅”这个称号，这里的茶客，也不需要一个老娘舅式的人物，因为大家都有文化，都有点小清高。

那时的小知识分子，成分都不太好，在单位里即便不受排挤，也会过得不太顺心。打死也改不了清高、雄辩、爱激动的毛病，有点事就长吁短叹。而他们喜欢了一辈子的古典诗词，已经逐步让位于时尚的口号与标语了。怎么办呢，毕竟精神的标配比口渴的时候喝一壶茶要难得多。

很多年后，王老师退休了，变成一个被大家遗忘的老人。他腿脚不方便，只能在自己家里喝茶，后来连茶也不喝了，因为他失眠，喝了茶会更加睡不着。有一天，他从抽屉深处找出两张畅和茶馆与公园茶馆某日的节目单：

畅和茶馆

1965年5月1日

上午：说岳全传第三回：《岳飞枪挑小梁王》

（江都县曲艺团 刘一先）

下午：革命长篇评书《烈火金刚》

（吴江县评弹团 钱浩榕）

茶资：上、下午（各）绿茶一角 红茶八分

特供：绿茶末六分 红茶末五分

公园茶馆

196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