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开悟后的烦恼

通常，丁忧期满的官吏到吏部报到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得到新的职务。因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一出缺马上就优先安排这类官吏。古代各部门的官吏也是有一定数量的，没有特殊情况和特殊的批准不准超编。这样，总是有一部分官吏处在闲职的地位上，要等出现空位才能把某种相应品级的官吏补上去。

当时接近年末，吏部正是年终重新考核调动官吏的时候，机会最好。王益也不着急，借机可以在京师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也让随自己进京的三儿子安石见一见世面。

在京师中，为了获得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职务，而且离家又不太远，王益自然要去拜访一些朋友，有时也带安石去。在王益与朋友的交谈中，在街头的茶房酒肆里，安石听到了一些朝廷要员或是当代大文豪的名字，最多的是欧阳修、吕夷简、范仲淹等。

人们纷纷说，朝廷里明争暗斗很厉害。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范仲淹对仁宗皇帝直言上谏，得到言官欧阳修的坚决支持，被宰相吕夷简所厌恶，就指责他们搞朋党。欧阳修专门针对这种说法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朋党论》，朝野传诵，都佩服他的胆识和犀利的语言。

范仲淹的直言当然要揭露朝廷政治的一些弊端，这无意当中就等于批评了宰相。身居宰相之职的吕夷简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能，宰相工作又确实有许多失误，对于这种直言当然要有反感。斗争的结果是吕夷简胜利了，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也受牵连而被贬往夷陵。

两个忠正耿直而又颇有时望的人物却被一个平庸之辈排挤出朝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范仲淹是个难得的军政兼长的人才，欧阳修是一名难得的忠正敢言的正人君子，而吕夷简在文武大臣及京师百姓的心目中，形象实在一般。可这两位颇得人心的名臣为何还斗不过一个平庸的吕夷简呢？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他把这个问题琢磨明白后，小王安石如同佛教徒的开悟一样，他的心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开悟而高兴，反而觉到一丝丝的悲凉。

原来，吕夷简之所以平庸而居高位，而且又谁也扳不倒，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当今天子仁宗皇帝赵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却是不幸之人，他遇到了极为棘手的问题。他的父亲真宗皇帝子嗣稀少，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

他本是一位姓李的嫔妃即《宋史·后妃传》中的李宸妃所生，生后就被送到当时刚刚受宠的刘皇后宫中，由刘皇后抚养。刘皇后又传下懿旨，命令仅有的那几个知情人要严守秘密，不准让小皇子知道他的生身母亲是谁。李妃受到冷落，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愿意来参与这样的闲事。

于是，小皇子赵祯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原来是李妃，一直把刘皇后作为自己的亲娘。

到了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十五岁的真宗皇帝归天，唯一的儿子并且早已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的赵祯当然又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几十年太平天子仁宗皇帝。可是，仁宗当时只有十三岁，还不能独立处理军国大政，就由那位由皇后顺理成章地升为太后的刘太后垂帘听政。

刘皇后变成了太后，掌握了全国的军国大政，一呼百诺。仁宗皇帝是个孝顺厚道之人，对这位太后百依百顺，早晚前去请安，母子关系十分融洽。在这种形势下，仁宗生母李妃更不敢说什么，也没有机会说什么，她知道即使是自己向皇帝说明此事，皇帝也不会相信，还一定以为她是疯子，何况她根本没有见亲生儿子面的机会。她只好自怨自艾，在冷清清的冷宫里苦度岁月。

日落星出，寒来暑往，李妃盼望着有出头露面的这一天。在宫中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一天不是没有可能，但却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刘太后死去，自己的儿子仁宗皇帝亲政。如果自己要能熬到刘太后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她知道，仁宗是她所生这件事除她本人之外，还有几个人知道，而且那位颇有地位的八大王也知道，只是碍于刘太后的面子暂时不好说破罢了。一旦时机成熟，这件事还是要大白于天下的。

可是，她的生活条件太差，心情又一直郁闷。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当皇帝，有时可以远远地看一看儿子的身影，却连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又将是怎样呢？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使她未老先衰，过早地离开了这多苦多难的人间。

这一年是明道元年（1032），仁宗皇帝已二十三岁，而且已当十年皇帝。这位抑郁苦闷终生、含恨死去的李妃也只有四十二岁。这正是人生成熟之年，虽非人生之花季，可也正是饱享人生幸福的年龄啊！

刘太后倒是个精明能干的女性，在她垂帘听政的十年里，把天下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仁宗皇帝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可所有的事还是要听她的，众位大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看她的眼色行事。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对死去的李妃如何安葬这个问题上，宰相吕夷简却不听她的意见了。

吕夷简来向她请示，用什么样的礼仪来安葬刚刚死去的李妃。刘太后觉得宰相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多余，李妃是被冷落多年的妃子，当然就应当按照普通妃子待遇安葬，这还用请示吗？吕夷简坚决不同意，劝刘太后说：

“太后应作长久之计，李妃和一般宫人不同，应该厚葬。如果一定按照普通宫人的礼数安葬，恕臣不敢奉旨！”

“李妃被冷落多年，不就等于普通宫人嘛！就是真宗天子在日，恐怕也要按照宫人之礼下葬。”刘太后不解地说。

“如果是真宗天子下诏，恐无大碍。太后若下此懿旨，恐怕会有后患。请太后三思，能够理解老臣的一片苦心。”

刘太后一听话里有话，略作沉思，问道：“一个宫人死去，相公竟如此多话，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没有不当参与的。如果太后不为刘氏着想，老臣无话可说。如果为刘氏着想，臣请厚葬李妃。”

吕夷简的态度非常诚恳。刘太后何等聪明，听出了吕夷简的弦外之音，她以为吕夷简根本不会知道仁宗生身母亲的内幕，但吕夷简的话里却分明有话，又不好说破，就同意用一品礼安葬，并可以葬在洪福院。洪福院是专门安葬地位很高之后妃的地方，一般妃子是没有资格埋进这个地方的。这样，刘太后的态度松动了，在具体下葬的时候，吕夷简又暗中嘱咐具体负责人刘崇勋，让他给李妃的遗体穿皇后之服，并用水银实棺。刘崇勋当然照办。

一年后，刘太后也死了。几个知道内情的人把仁宗非太后所生之事奏明，仁宗这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他不禁悔恨交加，懊悔自己贵为天子，君临天下十多年，却让自己的生身母亲在寂寞冷清中死去，一点儿儿子的孝心也没有尽。不仅如此，又有传言，说李妃死于非命，是被刘太后用毒药毒死的，对于刘太后应当追贬，加以惩处。

仁宗皇帝一下子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不追查李妃死于非命之事，不为自己的生身母亲雪冤报仇，则枉为人子，又何以君临天下？但此事暧昧难明，如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行事，对已故的刘太后追贬惩处，则又显得刻薄寡恩。而且他一直都把刘太后当作自己的生身母亲，刘太后对他关怀照顾，体贴入微，执政期间也颇有政绩，没有显过，母子之间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更何况太后的皇后之位是父亲生前封定的，自己也不应当随意追贬。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讲究孝道，以子改父虽然不能统统称之为大逆不道，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遭到非议的。怎么办？仁宗感到进退维谷，确实非常为难。

刘太后刚死不久，就出现如此棘手之事。仁宗刚刚亲政，怎能不左右为难？这时候，宰相吕夷简则表现出极高的才能。他极力为刘太后辩冤，认为流言蜚语不可听。他向仁宗保证，说李妃确实是正常死亡，绝不是有人加害。去年李妃死时，他曾亲自参与安葬之事，故知细情。什么刘太后指使人下毒云云，都是别有用心之人造的谣言，万不可信。如果这样做，有累君德。而此事的关键则是李妃到底是不是中毒而死。

为解仁宗皇帝之疑，他建议开棺验尸，如果李妃是正常死亡，一切谣言不攻自破。仁宗仔细考虑了吕夷简的意见，觉得有理，而且可以看看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立即同意。

仁宗亲自到现场。开棺之后，只见李妃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周围用水银镶嵌着，面容如生，仪态安详，虽然稍稍皱眉，但脸色正常，表情平静。根本用不着仵作验尸，普通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来，李妃是正常死亡，绝非中毒而死。服装和葬仪都是皇后的待遇，仁宗的心理这才平衡一点点。

仁宗得以仔细端详生身母亲的仪容，自然分外伤感，不由得痛哭流涕，用太后之礼重新安葬。想到自己贵为天子已经十多年，而亲生母亲就住在后宫里，自己多少次从那个门口走过，怎么就不知道里面住的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自己怎么就不能保护亲生母亲？他痛悔而无可奈何，暗气暗憋，暗自流泪，抽抽搭搭哽咽着。那种无声之泣，才是撕心裂肺的。

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事情已经过去，没有任何办法挽回。他对于刘太后的感情立即淡薄许多许多，只是不让他知道自己生母是谁这件事就足以看出刘太后极其不厚道。

情况既明，也就不涉及对刘太后的所谓追贬了。

后世流传最广，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以这一故事为原型编造的。故事编造得虽然非常生动感人，但与史实出入较大。仁宗认母是在两宫太后死了之后，认的是死去一年的母亲。李妃死时也不知道她当皇帝的儿子是否还能知道事实真相，是否还能认她这个饱受磨难的母亲。刘太后似乎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坏。但有一点似乎也应当肯定，这就是刘太后也绝不会像《宋史·后妃传》所写的那样好。因为如果她果真那样好的话，怎么会硬霸占李妃生的儿子为己子而终生不让人家母子相认呢？仅此一点，任凭那些历史学家怎样开脱掩饰也掩饰不了，最起码她缺乏人所应有的厚道。

当思考清楚这些问题后，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心里仿佛打开了一扇小窗户，顿时觉得亮堂多了。他弄明白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而实质却是涉及在封建官场中如何出处进退的大问题。这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在官场中，政绩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黜陟升谪的关键是人际关系，是由与当权者的感情如何决定的。因为吕夷简保护了两宫太后，对仁宗有大恩。所以，只要仁宗在位，吕夷简的高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在军国大政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

用人主要凭人际关系，凭个人感情，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而这又是封建社会中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以人治为主要标志的专制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认识它却无法改变它，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可以说，这一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对于王安石终生的出处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宋史》卷二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