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道光末期中国百姓的三大苦难

反馈社情民意，让下情上达，历来是奏折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皇帝一年到头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就拿道光帝来说，他一生只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住过。咸丰帝步其后尘，一辈子也只在这几个地方打转转。父子俩连南下巡幸的事都没干过，更谈不上微服私访了。皇帝所接触的人也极为有限，除了每天叫起时召见一些二品以上的大员外，整天伴着他的便是足不出大内门槛的后妃宫女太监。这些决定了皇帝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然而就是如此皇帝却要裁决天下大事，掌管百姓命运！稍有点头脑的皇帝都会知道自己所受的限制，故而要求文武大臣多向他传递下情。

然而，人性中有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喜听赞美词厌听批评语。作为治理天下万民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国泰民安，人心拥戴。于是，许许多多担负反馈下情的官员便对皇上隐恶扬善，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言坏。借此讨得皇上的欢喜，以利个人的仕途。只有少数的官员具有忧国忧民的良知，才敢于冒着风险说实话。令人沮丧的是，纵观二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凡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多获嘉赏，至少不会遭训斥，而敢于说实话的多不讨君王的喜欢，有的还遭不测之祸。曾氏此折，便属于那种少数的说实话的汇报之列。

曾氏向这位新皇帝报告眼下民间的三大问题，即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所涉及的是赋税、治安及司法三个方面。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荷，基本生存难以保障，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根本上将会失去稳定的基础。道光末年，银子为什么会突然昂贵起来，以至于为先前的两倍呢？这原因便是外国鸦片的入侵。鸦片贩子将大量的鸦片输往中国，不仅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也让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据统计，道光十三年前，中国出口的白银才三千七百万两，而道光十八年一年便流出白银一千万两。鸦片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这样，中国的白银大为枯竭，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社会现象，其结果自然是苦了百姓。百姓的生计发生困难，原本的平衡态势便会变化。大部分贫困者虽一时不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反抗政府，但在心里会对执政者十分不满；而其中的少部分强悍者，便试图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盗贼蜂起的现象便由此产生，它往往是大乱的前兆。至于冤狱太多，则反映出司法的腐败。司法的腐败，又源于政治的腐败。司法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直接涉及到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司法的不公，是造成政府失去民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曾氏虽只陈述民间的这三个疾苦，其实已向皇帝道出了当时危及政权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弊病。从曾氏的这道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道光后期中国社会已是百孔千疮，病势沉重。咸丰帝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王朝，实际上是一份危机四伏的家当。此时，洪秀全在永安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已经整整十个月了。为什么咸丰派出的大学士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敌手？为什么太平军很快便将冲出广西进军东南，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大成气候，曾氏的这道奏疏实际上就是答案。

曾氏对大乱将至的国家局势已洞若观火。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力？在笔者看来，这首要的原因是，曾氏来自于穷困乡村，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熟知国情。曾氏虽然做了十一二年的京官，但近三十年的乡村岁月已为他一生的许多方面定了型，况且他在京师期间与家中联系密切，家乡的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中，家乡的近况也通过家书和诸弟的来京面晤而得知。曾氏曾于一封给诸弟的信中，在列举好多位至亲的贫困处境后说：“诸弟生我十年之后，见诸族戚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他从自家戚族生存状况的前后对比中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用我们现在习惯的语言来说，曾氏是善于解剖麻雀的人。一个负有指导全局责任的人，对全局的基本状况是否心中有数，是否具备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的眼光，以及是否能把典型事例分析精当，从中找出影响全局的价值之所在，这是衡量其人领导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曾氏对国家局势的清醒洞察，还源于他的职责心。曾氏写这道奏折时，已做了七个月的刑部左侍郎。清代尚左。左侍郎是排名右侍郎之前的，虽然一个部有两个满侍郎两个汉侍郎，但清末的满员在学问才干方面普遍不如汉员，所以，曾氏就成了事实上的刑部的常务副部长。刑部职掌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事情具体繁琐，且责任重大，不能容许草率马虎。《曾国藩年谱》上说他“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可见刑部侍郎这个官职令他大为劳累。但是，也就是凭着这种敬业态度，让他深入看到了国家当前在治安和司法两方面的严峻现实。面对现状的求实态度和对皇家朝廷的忠诚之心，使他能暂时将一己的宠辱得失丢在一边，甘冒风险道出实情，为民请命。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脊梁时，曾特别举出“为民请命”的人，把他们列入“脊梁”之中。的确，以管理民众事务为职责的政府官员，“为民请命”是其分内之事，但是这话说起来正气凛然，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民之命运之所以要向最高当局恳请，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命，也就意味着要与这些麻烦纠缠。有的麻烦来自于法规制度，有的麻烦来自于势力很强的敌对方。某些时候，这个敌对方还会千丝万缕地牵连到最高当局。于是，这些麻烦便不好对付，甚至有可能民之好命没有请到，请命者自己却丢了乌纱帽丢了性命。所以，为民请命者历来受到民众的敬重，被历史所铭记。

认真地说，曾氏的这次为民请命曾有一些风险，但不至于很大。一则因为他所呈奏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或某个集团某个人。二则新皇帝登基不久，造成这些民间疾苦的过错，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已死去的父亲，他也没有必要为亡父之过而背上拒谏的恶名。果然，此折呈上一个月后，曾氏又奉新命：兼署吏部左侍郎。这说明了咸丰帝及中枢领导机构对曾氏的信任。另外，清代官员的兼职是连带薪俸的，也就是说，曾氏又增加了一份侍郎的工资。曾氏为官清廉，且家庭负担重，这份增加的收入对他也是重要的。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元年两年时间里，曾氏给咸丰帝呈上十一道奏折，其中除开一道谢恩疏、一道复命折为例行公事外，其他九道均为建言疏。这九疏中又有五疏非比寻常，除前面所评点的《应诏陈言疏》外，还有两篇为《议汰兵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疏都是针对时政而言，且切中时弊，并有相当的预见性。

我们知道，曾氏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脱去布衣，成为官场中的一员。做官做官，官有很多种做法。贪官坏官姑且不论，通常的官员都以政务无误迁升顺利为目标，少数官员也能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当地民众做点好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是好官了。历朝历代都只有极少数的官员，把为官当做一番事业来看待，把做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机制有所贡献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曾氏进京之初，便“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可见他为自己所悬的为官目标，从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七年的翰林院生涯，为他在担当大任之前铺垫了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学问和人格。

在学问上，他能从应试诗文中走出来，致力于经济实学，并能在对“盈虚消息”的领悟中感受天人合一的绝大智慧，实现求知领域中的质的飞跃。在人格上，他遵循“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将所认识的道理运用在自身的培育修炼中，从而在人格的锻造上同样获得质的飞跃。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氏在出任礼部侍郎肩负重担时，已经完成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之前的诸多准备，接下来的应该是在国事管理中施展身手的时候了。实任礼部侍郎一年，兼署兵部侍郎四个月后，道光帝以六十七岁的帝王中之高龄升天，于是他对国事的一些思考便只能向咸丰帝来陈述了。因而便有了这一批内容结实的奏疏。

这些奏疏，在道光末年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政坛上，的确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引起朝野内外的注目和议论。它的作用，更多的不在奏折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而是让国是关心者感受到一股迥异以往的新气氛，看到朝廷中出现了一个可寄予希望的新人物。曾氏的奏疏抄件传到湖南后，被人广为传抄争阅。刘蓉为此赋诗：“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是来自士林的尊敬。一年后，朝廷决定江南各省兴办团练，原太常寺卿唐鉴向咸丰帝力荐曾氏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并预言他一定可成事。唐为何这样相信他？除过去有学问上的接触外，这一批奏疏也无疑让这位阅世甚深的老牌官员看出了内中的机奥。这可以视为来自官场的器重。正是有着如此背景，才会有曾氏日后的故事。

熟谙史册长于思索的曾氏，说不定早就想到了这一层，这段时期之所以接连呈递奏疏，其背后深藏的目的，或许更主要的是在新主子和世人面前表现自己！

写作简析　以从百姓众多苦难中拣出三个最大的苦难来上报，这既需要眼力，更需要胆量；至于能否打动人主之心，则还要看事例充足不充足，若要让他心惊肉跳，那便要依仗文笔了。关于这两点，此折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要言妙道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