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 - 第二章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价值论建构

第二章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价值论建构

梁启超极力鼓吹国家主义之际，正是其激进文学思想展开之时，梁氏激进文学思想的要旨在于将文学作为救国利器纳入创建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之中。为此，梁启超在文学价值论建构方面颇费心思，进行了异于前人的大胆开拓。他通过中外文学的比较，从“事实”角度建立“文学关乎国运”的命题，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学理阐释。不过，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无法承担救国使命，然而正是这种缺陷激发了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雄心壮志，为此他的“重建中国文学”的努力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音乐现代化各方面全面展开，并以明确的政治实用性——是否利于国家建构——作为主要的价值旨归。

第一节文学与国家关系论

探讨文学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梁启超将国家主义思想用于文学实践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来自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有力支持时，国家主义的文学实践才具有其价值和合理性。因此，对于文学与国家关系的考察和因之而来的理论建构成为了梁启超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逻辑起点。

一、通过中外比较建立文学关乎国运的依据

与其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相比，梁启超在进行中外文学比较时所看重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与政治实体（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他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是从中外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

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与国运的考察，首先表现在他对科举考试中诗、文取士制度的反思与批驳上，其策略是由批驳传统而论及当下。早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科举》中他就批判了唐代科举考试中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唐代科举取士的科目本来很多，但在实际运作中只注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就是以诗赋、贴括取士，弊病很多。其文云：

惜乎徒悬其名，未广其用。其所偏重乃专在进士一科，遂令天下学子，虽有绝学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诗、赋、贴括之业，而通人硕儒，蹉跎不第，若韩愈、刘蕡者，犹不可数计。驯至廉耻道丧，请谒若固，关节还往，温卷求知等名，习焉不以为怪。荣途之狭，人才之少，风俗之坏，盖自千数百年以来矣。

梁启超揭示了唐代进士取士中以诗、赋等取士的诸多弊端及其无法选拔到真正人才的严重后果。由于唐代进士科诗赋取士弊病之多，因此他对宋代熙宁年间王安石“变贡举、罢诗赋”的举措表示肯定：“宋熙宁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氏对前代的反思和批判，目的在于检讨维系至当下的诗文取士制度。他说：“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虽使伊吕管乐操觚为之，必无以远过于金陈章罗，而曲士陋儒，剽窃模仿，亦未尝不可能之而有余也。故不必论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后取之。”由于清代诗文取士难以选拔到真才实学之人，因此他认为变革科举是当务之急：“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变革科举制度的主张，还设想过上中下三种策略。1898年作《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再次指出以诗、文等取士，学用相离的危害。他指出，尽管就科举取士中层层选拔的数量限制而言，可谓精选，但“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梁氏所处的时代是国家最需要实用人才的时代，而以诗文选拔的人才很难具备这种能力。

最为可悲的是诗文在科场中已演变为技巧上的竞争，因此应试中的诗文成为了变态性存在物，其中尤以八股文为最。“正如梁启超强调的那样，八股文的写作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因此十分容易，几乎任何人一学就会。并且，它完全没有有用的内容，八股文的实行，不仅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有使精神衰弱和阻碍才能发展的严重后果。总之，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考试制度，只不过是追名逐利的渊薮，因而也是对儒家通过从政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才能理想的一大否定”。八股文对士子和国家的危害又何尝不是诗、赋取士的严重后果？所以梁启超希望皇上明诏天下、革新弊制。《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云：“今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梁启超所预期效果是“天下向风，改视易听，必尽废其咿唔、割裂、腐烂之文，而从事于经制之学。得此三年讲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观。风化转移，人才不可胜用”。此刻的梁启超对清王朝的革弊自新仍抱有幻想，一心希望朝廷通过改革获得人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怀着满腔悲愤将批判矛头直指统治集团，揭示他们以诗、文取士的险恶用心。他把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历代统治术称作“驯术”，并把历代统治者称作“民贼”。梁氏指出中国的“驯术”自秦皇焚书坑儒始便不断精细化、隐蔽化和恶毒化，认为晚清时期盛行的八股文、试帖、楷法、考据、词章、金石、校勘等就是其不同表现形式。《中国积弱溯源论》云：

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技也。以焚坑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为焚坑？宋艺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毂中。”明太祖定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有上谕禁满人学八股，而曰“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其手段方法，皆远出于秦皇之上，盖术之既久而日精也。试观今日所以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无他物乎。八股犹以为未足，而又设为割裂戳搭、连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消磨数十年之精神，犹未能尽其伎俩，而遑及他事。犹以为未足，禁其用后世事、后世语，务驱此数百万侁侁衿缨之士，使束书不观，胸无一字，并中国往事且不识，更奚论外国？并日用应酬且不解，更奚论经世？犹以为未足，更助之以试贴，使之习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学为钞胥。犹以为未足，恐夫聪明俊伟之士，仅以八股、试贴、楷法不足尽其脑精之用而横溢于他途也，于是提倡所谓考据、词章、金石、校勘之学者，以涵盖笼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网。

梁启超认为诗文取士就是“驯术”之一种，此种“驯术”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术和策略，对士子而言则因其隐蔽性而不易觉察。在梁氏的逻辑中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采用愚民术，所以中国日益落后而百姓却不知其根源所在。梁氏的解释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对于历史场域的深度剖析却不乏真知灼见，因此他对备战科考的诗、文、帖括之业深恶痛绝。

梁氏的考察不仅仅限于科举中的诗文取士，他还考察了官方规约之外的中国文学的自身状况。他对各文学文类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尤其是对于小说的考察结果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学与国家命运的基本判断。

对于中国小说，梁氏阐释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武步《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由于传统小说存在严重的弊病，所以他断定“小说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并一一指陈其情状曰：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自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即以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费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驱爵禄若骛，奴颜卑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轿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妨，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念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梁启超把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以及国家遭遇外敌入侵的原因全部归诸小说，并认为小说家“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这些论断未免过激，但它表明梁氏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极度重视。官方诗文取士导致国无良才，而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自身又是“群治腐败的总根源”，这便是梁氏对中国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结论。在梁氏对中国文学的考察中，极力夸大中国文学与国家衰败之间的关系，这些探讨不免偏激，不过这只是梁启超的一种策略，不能以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立场而批驳之，因为其真实意图在于试图从反面证明文学之于国运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其国家主义思想之文学实践的必要性依据之一。

为了证实文学与国运兴衰的重要关系，梁启超在考察中国文学与国运关系的同时，积极将眼光投向海外，试图从他国经验事实中求得更有力的依据。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对日本文学中的俚歌、小说与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中国效法日本以通俗文学教导国民。“西国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梁氏积极肯定日本以俚歌和小说教导民众的效果，希望中国效仿日本，认为这是当时能够拯救中国的“第一义”。不难看出，从一开始，梁启超就对文艺的力量充满期待，认为文学不仅可以救国，而且是救国的第一利器。不过，此时梁氏对日本文学与国运关系的阐释还只是基于间接经验。

自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他亲自接触到大量明治时期的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使其确信日本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与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文云：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观直彦氏之《春莺啭》，藤田鸣鹤氏之《系思谈》《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失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故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

日本的翻译小说与本土原创小说成为了“于日本维新运动有大功者”，日本经验使梁启超深受启发，他希望中国也有此类小说和小说家。除小说外，梁氏还颇为关注日本的政论散文，极力赞赏德富苏峰、吉田松阴等人的创作及其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比如他认为吉田松阴之文就是新日本的精神之源。作于1906年的《〈松阴文钞〉序》云：

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顾其力之及于一国者何以若是？固知事业与学问皆枝叶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拨矣，夫安所丽？吾生平好读松阴文，乃钞其最足为我国人厉者，著于篇。

梁启超不仅将日本维新大业的原动力及新日本精神的塑造归功于吉田松阴，而且认为吉田松阴等人所撰写的政论文在赋予国民力量的同时，成为了一国之学问、之事业的根基。梁启超的论断显然是偏颇的，然而这些论断正是其预设的以文学救国的目的所然。吉田松阴等人政论文的力量正是梁启超为拯救中国而最为渴求的，因此他不仅亲自编选《松阴文钞》并为之写《序》。梁氏对他国文学与国运的考察不限于日本，还包括欧洲诸国。其文云：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德英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对他国经验的考察中，梁氏特别强调日本及欧洲强国政治变革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美、德、英、法、奥、意、日各国的进步归功于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梁氏极力指陈外国文学之于各自国家的巨大功绩，这也是一种策略，意在从正面为其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建立依据。综上所述，可将梁启超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结果归纳为：中国文学导致中国日益衰败，而他国文学孕育了诸多现代强国。这一正反悬绝的结果，用一句话概括，即文学关乎国运兴衰。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外文学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考察判断未必符合事实，只有将这些论述放在梁氏试图证明文学之于国家的重大关系这一既定策略中予以审视时，这些论述才会变得可以理解，因为梁启超所做的这些考察其策略性远远大于学术理性本身。

二、文学与国运关系的学理阐释

梁启超通过中外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建构了“文学关乎国运”的“事实依据”，但他并未停留于所谓的“事实依据”的呈现，而是从“事实依据”之外去建立文学救国论的支撑观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文学之势力可以左右国家、造福国民；其二，文学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学术势力可以左右世界，并重点列举了十大伟人之学说予以证明。分别是：哥白尼的天文学；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富兰克林的电学；瓦特的汽机学；斯密亚丹的理财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于这些能为全体人类带来巨大影响的学说，梁启超还特别指出文学的势力可以左右国家、造福国民。其文云：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以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利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命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藉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由此观之，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

梁启超所举证的“三贤”——伏尔泰（1694—1778）、福泽谕吉（1835—1902）、托尔斯泰（1828—1910）——均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其共同之处在于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在文学领域，或擅长诗歌，或擅长小说，或擅长散文，或皆擅长。尽管各自的文学史地位有别，但他们均能“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伏尔泰、福泽谕吉、托尔斯泰诸贤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通过文字的力量，为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梁启超的结论是：“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梁启超从学术势力的探讨过渡到文学势力的探讨，进而从伏尔泰等文豪对其国家的重要影响中推导出文学的势力足以左右国家文明进程的结论。

梁启超对他国诸贤的引证，其落脚点最终在于中国。他对中国知识界精英说：“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梁启超声称中国学者“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只是“不用之”，这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策略。事实上要拯救中国，就离不开中国学人的智力支持，但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的学术原创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多国，而政治国情正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以及其他尚未进入现代化之列的欧洲国家，因此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左右世界”，而是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氏在不伤害中国学人情感的同时为他们指明出路，希望他们能效法伏尔泰诸贤，以文学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去激励国民，从而推动创建现代国家的进程，这是梁启超对中国学人尤其是对中国作家及思想家的殷切期望。而梁启超本人言论救国的努力，正是此种思想使然。

除从文学势力角度论证文学关乎国运外，梁启超还从国性、国民性的阐释入手，论证文学关乎国运。有无“国性”与“国民性”是判断一个国家存亡的基本标准，因此对于“国性”与“国民性”的强调和塑造是近代国家主义者非常重视的内容，作为典型的国家主义者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

针对当时无处不在的亡国论调，梁氏多次从学理上阐释国家存亡的判断标准，即“国性”和“国民性”是否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他在《国性篇》中提出国家依靠“国性”而存的观点，并对“国性”进行了如下阐释：

国性果何物耶？以何因缘而成，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为隆如何而为污耶？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聏合，群交之渐劘，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学上之摄力，搏捖全国民而不使离析也；如化学上之化合力，镕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积之愈久，则其所被者愈广，而其所篆者愈深，退焉自固壁垒而无使外力得侵进焉，发挥光大之以加于外，此国性之用也。就其具象的事项言之，（具体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则一曰国语，二曰国教，三曰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矣。

梁启超讨论了国性的形成及其作用，并以国语、国教、国俗三者作为国性的最主要的具象载体，认为国性就是通过这些载体而表征的。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梁启超再次阐释了国性与国家存亡的重要关系及国性的具象问题。文云：“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国。国之亡也，舍此二者无他途矣。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梁氏坚持国家依国性而存的观点，而国性又是通过其具象物——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演绎为一个国家的礼仪、文学、法律等等。在国性具象中，因依托语言文字而存的文学是其重要形态。换言之，文学对于国性的传承和表征具有重要作用，而国性的传承与否以及如何传承又是国家存亡的重要标志，由此推之，文学本身的情态如何也是判断国家存亡的重要表征之一。

梁启超对文学之于国性传承的重要性的认识，除类似上述的间接表述外，还有直接表述。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他以国民性的有无作为判断国家存亡的标准，而国民性的传承中惟有文学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其文云：

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

此文中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亡则国家亡。而在国民性的传承中，文学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因此梁启超非常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观点。

通过上述浅析，我们看到梁启超判断国家存亡的标准是看“国性”或“国民性”存在与否。在国家存亡问题上，他将“国民性”与“国性”同等对待，而二者的传承或发扬光大均离不开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正是顺此思路，梁启超才将文学的重要性抬高到与国家存亡、兴衰荣辱密切相关的高度。

梁启超对于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分析，目的是为求证文学之于国家命脉的重要作用，因此这种考察分析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故而我们不能用纯粹学理性研究的科研思维规范之。尤为重要的是，梁氏鼓吹文学之于国运的重大关系其目的绝不同于历代统治者“以文治国”的策略，哪怕是曹丕的论断所指。传统中国“以文治国”的目的主要是使文学成为驾驭文人的工具，或反观政治得失的镜子。前者如科举考试中的诗文取士等，后者如汉乐府机构的成立等。总之，古代“以文治国”主要是为了保全统治阶级的地位，而梁启超极力抬高文学之于国运的重要性论述，其目的是为了将文学纳入到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使命之中，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非某一阶级的利益。从梁启超的考察结果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学及当下的文学已经无法担此重任，因此“重建中国文学”成为了梁启超文学价值论的必然延伸，为此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努力在诸多方面同步展开，而其价值旨归主要指向于新国家的建构。

第二节国家建构：重建中国文学的主要价值旨归

“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到底是谁最先提出确难考证。不过对于“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大致时间，吴泽泉先生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文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出现和使用，距今仅有短短百年，是一个近代以来方才确立其合法性的概念。”吴先生的考察中特别指出了“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诞生过程中梁启超所扮演的先行者角色。1902年《新民丛报》第4号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指出“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并赞赏黄遵宪诗歌说：“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也。”吴先生据此认为“这段话如果不是‘中国文学’一词第一次出现于汉语世界的话，最起码也是比较早的一次”。虽然吴先生没能考证出最先提出“中国文学”的人是谁，但他断定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一词，“最起码也是比较早的一次”还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此文中有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质疑。吴先生说：“如果说在梁启超和刘师培笔下，‘中国文学’只是信笔为之，并无深意的话，那么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这一概念的正式确立。”吴先生认为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只是“信笔为之，并无深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在全方位研读梁启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他在谈论文学时，尤其是1902年以后，高频使用“中国文学”或“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为能更清楚地说明笔者之所以对吴先生论断表示质疑的原因，有必要先对梁启超频频使用的“中国文学”与“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进行简要分析。笔者认为，梁启超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比如：1902年《新民丛报》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有云：“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同年《新民丛报》20号刊载《〈新小说〉第一号》一文，谈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的上述引语时说：“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诚哉其然也！”两篇文章均出自梁氏之手，前一篇文章所用概念本来是“中国文学”而到后一篇文章里却替换为“祖国文学”，这种替换显然是对等替换。此外，即便是1904年清政府明确提出“中国文学”之后，梁启超仍然多次使用“中国文学”或“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如“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犹亲切有味”（《新小说》第13号之“小说丛话”），“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荆公之诗“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1908年《王荆公·王荆公之文学》），金亚匏和黄遵宪“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1920年《〈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因此研究外国文学，我不一定主张要有如何精深的中国文学作基础，但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无论如何要用本国文字才好”（1924年《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不知中国文学，包围之广，恐十余科目，尚不能尽”（1927年《王森然著〈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如此等等，足见梁启超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其意义是相同的。探讨了这两个概念的同义性，为了论证更为简洁，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尽量不用“祖国文学”一词，而在引言中出现“祖国文学”一词时就等同“中国文学”。

回到刚才的话题，笔者认为即便是在1904年官方正式提出“中国文学”之前，梁氏对“中国文学”的使用也绝非“信笔为之，并无深意”。相反，“中国文学”在他那里已经是一个拥有“深意”的成熟概念了。

理由之一，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以官方形式正式提出“中国文学”一词之前，梁启超已经在不同语境中多次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这表明他对“中国文学”指涉的对象有了整体认识。仅举数例如下：

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诚哉其然也！

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也。

吾辈仅求之于狭义之诗，而谓吾诗仅如是，其谤点祖国文学罪不浅矣。

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方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

仅就上述引言而论，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概念时，涵盖了多种语境，既有概指中国文学的，又有论诗的、论文的、论小说的、论戏曲的等。这足以证明梁启超不仅在概述性意义上使用“中国文学”，而且对其应该包括的指涉对象已有整体认识，即“中国文学”需涵盖多种文类。

理由之二，1904年之前梁启超已经对于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类展开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创作和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梁氏在文学领域投入大量精力，主要因为他对文学之于新中国的创建寄予厚望，因而试图通过重建“中国文学”以服务于重建中国的宏伟蓝图。

上述两个理由可以证明梁氏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其整体文学观念已经形成。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一词的使用，也曾引起过日本学者的注意。斋藤希史指出梁氏使用这一概念包含着国家主义的意味，他说：

令人注目的是“中国文学”这个词。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0号上的文章《〈新小说〉第一号》中，曾写到“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用“祖国文学”换用了“中国文学”，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学”这个词尚未成熟，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中包含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意思。不刊登高质量的作品，就会有损“中国文学之名誉”，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各个作品从属于这一整体为前提。恰似一个国民，作为国家的成员以其行为支撑着国家的名誉一样，优秀的作品也可提高其一国文学之名誉。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文学”观念，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观念同时成立，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同时也成为文学与作品的关系。

这段文字中，斋藤希史因梁启超用“祖国文学”换用“中国文学”而判断“中国文学”一词尚未成熟，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其理由我们已在前文中论证过了。尽管如此，这段文字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斋藤氏从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名誉之间的关系，窥见其中蕴涵的国家主义意味，这固然是慧眼识珠，不过他所说的国家主义意味仅指文学的国别性问题。其实，在梁启超文学实践的语境中，“中国文学”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同时成立，其意味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与国家文学名誉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指向了文学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深层关系。梁启超考察文学与国运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学纳入到创建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中，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传统的中国文学显然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因而重建中国文学势在必行。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不是要抛弃中国的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类，而是要使这些文类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并以政治实用性——是否利于国家建构——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

一、文界革命与国家建构

为能更加鲜明地凸显梁启超“文界革命”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有必要简要回顾传统文论中对于文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阐释。传统文学思想中，诗、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以致文学批评领域“诗文评”独占鳌头。不过，与诗歌理论相比具有代表性的散文理论却起步较晚，因此方孝岳先生认为中国散文虽然自古有之，但“散文之学，自唐朝韩愈、柳宗元以后才有途径可循”。就唐代而论，主要体现于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中的理论阐释。

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其理论要点主要有四：一、文以明道；二、主张博采前人遗产；三、主张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四、注重作家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上述四要点其实可归纳为文与道的关系，其中第一点强调“道”，第二、三、四点强调“文”。韩、柳倡导“文以明道”的目的除致力于儒家道统外，就是以“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有力的舆论工具。在文、道关系上，“韩、柳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唐代古文运动中“道”虽是其重要内容，但对“文”的强调更多。其后，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文、道关系问题得到进一步阐释。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主张文、道并重。也就是说，“文”“道”地位均等。明代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其反拨对象，而推崇以韩、柳、欧等为代表的唐宋文风。唐宋派文人在具体趣味上虽有差异，但在创作主张上均延续了唐宋以来“文以明道”的传统。随着桐城派的出现，散文学至清代而达其顶峰。桐城派奠基人物方苞提出“义法”与“雅洁”的为文规约。其中“义法”之“义”要求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即文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方面的内容。从此，“义法”论成为了桐城派遵循的论文纲领。其后刘大櫆以“义理、书卷、经济”作为“行文之实”扩大了“义法”论中“言有物”的内容，此外还特别重视“行文之道”的“神”“声”“音节”等要素。刘氏的理论探索不仅使方苞“义法”论更为切实，而且成为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论的先导。姚氏不仅提出上述三点规约还将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及“格、律、声、色”八个字，其中前四者属于“文之精”，后四者属于“文之粗”，要求作文由粗入精，渐达于文章的最高境界。至此，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形成了空前严密的规约，此后桐城派余脉曾国藩重振声威，而严复、林纾诸人均受其影响。

简要回顾中国散文学流脉，我们发现其共性传统，即“文以明道”及“文章技法”几乎成为历代散文学的支柱。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是在文学救国的预设中展开的。关于“文界革命”，梁启超曾在不同场景中频频提及，兹举数例如下。

二十八日风复大作，船头之桅为折。……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苏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又不仅以文豪者。

文界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其《新解心》有《自由钟》《自由车》《呆佬祝寿》《中秋饼》《学界风潮》《唔好守旧》《天有眼》《地无皮》《趁早乘机》等篇，皆绝世妙文，视子庸原作有过之无不及，实文界革命一骁将也。

从上述引用文字看，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涉及“文风”“文思”“文体”“语言”诸问题，可谓全面。但在提及“文界革命”的具体语境中，大多只是谈及而未作详细阐释，因而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基于以文章觉醒天下、变革国家的强烈使命，梁氏“文界革命”论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大胆突破而又颇具创建的特征。

表征之一：对传统及当下文界积习的批驳。

其一，对烦琐的、令人生厌的文章技法、规约以及高雅的、精雕细琢的用语积习进行批驳，主张自由奔放的、适应时代所需的、能够开启民智的通俗易懂的文风。

梁氏所处时代，桐城派余脉未绝，因而桐城派文风成为其首要批判对象。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直言不讳地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这种反感尤其体现在他对烦琐技法的批判。有文云：

冬烘学究之批评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准绳，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皆有定规。若者为双关法、若者为单提法、若者为抑扬顿挫法、若者为波澜擒纵法，自识者视之，安有不喷饭者耶！彼古人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

再如，1897年春梁启超在回应严复指责其《古议院考》行文不严谨的言论时指出，报纸文章在于时效性、在于关注大事本原，并强调创作者要有魄力而不应拘泥小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百事可办”的目的。其文云：

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扬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

上述文字包含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报纸文章在于时效性和关注大事本原，不应等同于学术著述而注重小节。二是撰写者要有开创性气魄，要敢于为天下“驱难”。撰稿者应“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而所写文章则应“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百事可办”的目的。换言之，报纸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对社会发生作用。

1897年冬，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提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点学约。“学文”条云：

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

在梁氏看来，文是觉醒天下的利器，舍之无法实现。因此与“渊懿古茂”“沉博绝丽”“瑰奇奥诡”为表征的“传世之文”相比，“觉世之文”旨在“辞达”，应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而“不必求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觉醒天下的宏大目标。

除对散文界的直接批判外，梁氏的批判锋芒还直指最具官方色彩的中国正史的书写原则。他驳斥了中国历史书写中千年不变的“正统论”“书法论”和“纪元论”。他认为中国史家以君王为中心的“正统论”，使历代书写者无法摆脱奴隶根性，致使中国正史成为一家一姓之史的接续。对于“书法论”，梁氏反对“侈衮钺于一二字之间”，为统治者效力而后世读者不知其命意所在的所谓“历史书法”。他认为“历史书法”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的读者能养成“活气之人物”；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而不可“专奖励一姓家奴之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使后人“无复发扬蹈历之气”。（《新史学》）梁氏所追求的“历史书法”，从文字方面而言，要求痛快淋漓以便激励后人；从内容方面而言，要求褒贬民族全体之性质而不应局限于为君王服务的狭隘视野。对于“纪元论”，梁氏反对“帝王纪年”之繁杂无用而主张孔子纪年。梁氏对中国正史书写的严厉批判，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其文界革命的坚定决心及伟大抱负。

其二，对报章文体及报界弊端的批判。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里，就指出了报纸文章常常存在的五种弊端。其文云：

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密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枉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殆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鼻舌甚于刀兵，或扬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途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据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蟊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梁启超对五种弊端的阐释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带着一种对于自我和同行的警醒和鞭策，因为此文就刊发于1896年8月9日的《时务报》创刊号上。《时务报》此后的成功绝非偶然，因为梁启超一开始就借鉴了国外办报的经验教训，上述“五弊”显然是他本人及其团体在撰写文章时要特别引以为戒的。比照于《时务报》的成功，梁氏批评了上海、香港、广州三地的报业，认为他们的体例“无一足取”，而内容方面则“千篇一律”“辗转抄袭”，“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之影响”。即此可见，梁氏提倡报刊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对“国家社会”发生积极影响，为此他对报业及报章文体进行了深入探索。

梁启超文界革命的表征之二：建立与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相合的基本理论。

其一，提出评价报纸优劣的“四条标准”。梁启超根据自身办报的经验以及当时中国报刊文章的整体状况，提出了评价报纸优良与否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提出这些标准后，梁启超对每一条都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阐释。这四条标准的提出及其给予的详细阐释，已经走出了借鉴他人说法的范围，形成了梁启超本人对报纸文章的理论总结，因为此时他已经成功地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两份报纸。此后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一批高质量的报刊杂志，成为了中国舆论界“执牛耳”之人物，其影响已经是世界性的了。

其二，提出报馆的“五本”“八德”。这是梁启超于1910年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的，目的是保障健全舆论的发生，利于新国家的建构。“五本”分别是：常识（普通学识，常人应了解者，如自然界、社会之重要现象等）、真诚（以国家利害为鹄，不以私人利害为鹄）、直道（不畏强暴，为国家求福而捍御其患）、公心（避免私人好恶，展示真正的是非得失）、节制（不要只顾刺激国民情感而作偏激之论，要导之以真理）。梁启超对“五本”进行详细阐释后总结说：“以上五者，实为健全舆论所不可缺之要素，故命之曰本。而前三者则其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则其保健之要素也。”五本之中前三者与后二者均不可缺，如果缺少前三者，“则舆论永不能发生”；如果缺少后二者，“则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五本”只能保证健全的舆论，而舆论主要源于报馆，因此报馆还必须具备“八德”，即：忠告（对于政府、国民的忠告）、向导（对于政府、国民的引导）、浸润（与“煽动”相对，其效果深刻、长久）、强聒（反复申言，匡俗于久弊，防患于未然）、见大（对于社会事物，把握先后主从）、主一（持论一以贯之，彻于终始）、旁通（注重常识问题，以免判断错误）、下逮（最大限度地顾及阅读群体的接受程度，发挥舆论的最大效益）。阐释完“五本”“八德”之后总结说：“国中苟有多数报馆能谨彼五本而修此八德者，则必能造成一国健全之舆论。”其最终目的是国家利益，即“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

梁启超“文界革命”方面的种种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将“时务文体”发扬光大，二是因“时务文体”而给中国思想界以巨大影响。所谓“时务文体”又叫作“报章文体”“新民体”或“新文体”，是晚清有识之士顺应历史潮流而创建的一种“新型文学”。对于“报章文体”在中国的发端、发展及其影响力，阿英有过精炼的论说。其文云：

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清末产生了一种新型文学，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体”，也就是“政论”。这种文字，在当时影响很大。敢于说话，无所畏忌，对于当前发生的事件，时有极中肯的论断。这种政论，在中、日战争年代，已显出了它的力量，到戊戌政变以后，更成为一种无上的权威。

清末士人对于“报章文体”的论说，笔者所发现的文献中最早的一篇是谭嗣同的《报章文体说》，文章连载于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第29及30册。此文先讨论中国古代传统文体及其特征再分析报章文体之广阔性与灵活性，从文体学角度对当时新兴的报章传媒予以高度赞赏。在“时务文体”的生发过程中梁启超无疑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亲自创办各种报刊，还以旺盛的精力高效而持续地撰写相关文字，阿英所谓此种文体在“戊戌政变以后，更成为一种无上的权威”是符合实情的，而功绩最大者非梁启超莫属。

对于“报章文体”的效应，梁启超自我总结说：“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的论说是符合实情的，并无自我拔高之嫌，这在胡适的总结中最能得到直接的证实。胡适将梁启超的大胆革新，总结为四点：“（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基于这些突破，胡适认为梁启超的文章应用的魔力很大。梁氏“新文体”影响之大，就连蔑视“文界革命”的严复也不得不承认：“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的努力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赢得了当时及后学的广泛认可。对此，林志钧深刻指出：

际此鄙僿恂陋、举世皆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

林氏的评价是准确的，是客观公允的。当日的中国“鄙僿恂陋、举世皆睡”，而梁启超以“经世”为己任，通过大量的“聋发聩振”文章，成功地担当了“思想界之陈涉”的角色。对此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指出：“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认为当时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阿英、林志钧、郭沫若等人的评价足以证明梁氏散文尤其是政论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及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梁启超“文界革命”的目的——觉醒天下、促成国家健全的舆论、使国家长治久安、与各国争齐盟——显然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意味。因此梁氏的“文界革命”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较之历代散文理论及其创作，其价值取向已别如天壤。

二、诗界革命与国家建构

梁启超的论诗宗旨主要体现在《夏威夷游记》及《饮冰室诗话》中。《夏威夷游记》中，1899年12月25日所记内容比较集中地呈现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初期思想。其文云：

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可谓怪事。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渡，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具备者。如东坡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静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之类，真觉可爱。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这段文字包含多个信息：梁氏不擅长作诗但喜欢论诗；反思中国诗歌气息，批评诗家模拟抄袭积习；今日作诗必须开拓诗之境界，要作诗界哥伦布、玛赛郎；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需要新意境、新语句且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宋、明诗人以印度意境、语句入诗且三长兼备但今已过时；今所需者为欧洲之意境、语句；……梁启超涉及的话题虽多，但着力点在于诗歌境界的革新即对“新意境”的呼吁，而“新意境”的核心内容就是欧洲新近的“真精神”“真思想”等。比照于梁启超对诗歌新境界的渴望，当下诗坛的情况却是“尚未有其人”，“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惟黄遵宪一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梁启超认为就学术界而言，至今尚未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因此诗坛更未涉足于此。由于“诗界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宣扬欧洲精神、欧洲思想，为此梁启超明确表示自己虽然不擅长写诗，但“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这一点梁启超说到做到，梁启超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大量心血用于输入现代欧洲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欧洲现代文明的输入，不仅为诗人们提供了新的“诗料”，而且直接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持续推动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换的艰难步履。

“新意境”作为梁启超世界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因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意味而与传统诗学的“意境论”形成极大差异。比如，有学者将“新意境”在《饮冰室诗话》中的表现形态分类如下：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立国精神；爱国御侮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志气；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反映时局，有关世运的内容。这种分类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的，而内容本身的变革正是梁启超“新意境”之依托，不过这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意境论”重在审美感悟和体验有很大区别。

中国诗学的“意境论”源远流长，就其文化哲理溯源而言，可以追溯至老庄哲学和后来的佛学禅宗思想，就其本身的发展而言，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诗歌至唐代而达于极致，与此相应唐代诗学尤其是“意境论”也得到空前发展。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论”，即物境、情境、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取境”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境生于象外”论；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24种审美风格。如此等等，使“意境论”成为唐代诗学的核心命题。此后意境论一直作为中国诗学的重要范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在意境论流脉中王国维成为其集大成者，他不仅以意境论评价诗词作品，甚至以之评价戏曲。他在《人间词话》中确立了以意境论为核心的诗词评价标准，即所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以“境界论”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文论命题，如“写境”与“造境”、“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

简要回顾中国诗学中的“意境论”，表征了传统诗学“意境论”与梁启超“新意境”的差异。不管是唐代诸贤还是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他们对意境论的探讨，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是基于文学自律性的美学探讨，而梁启超所追求的“新意境”强调的是文学的内容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目的。

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就其自身的实践创作而言，因其数量较少而影响不大，不过他通过《饮冰室诗话》这一论诗平台的建设而使之不仅落到实处，而且影响巨大。因此关于“诗界革命与国家建构”的论题的讨论除前述“新意境”的讨论外，本节主要结合《饮冰室诗话》而展开。《诗话》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开设的文艺类栏目之一，是梁氏文学救国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上具有重要地位。笔者查证，《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期号分别为第4、9、11、12、14、15、18、19、21、24、26、28、29、38—39合刊、40—41合刊、42—43合刊、46—48合刊、49、50、51、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7、78、80、82、84、85、86、87、88、89、90、92、95号，共54次。从时间跨度上看，《诗话》以几乎贯穿《丛报》始终，因为《丛报》总共96期，而《诗话》栏目自第4期开始，此后虽有间断但延续至第95期；从出现频次看，《诗话》是《丛报》中频次极高且非常稳定的栏目。由此可以见证《诗话》在《丛报》上的重要地位及梁氏对《诗话》的高度重视。基于文学救国的立场，《饮冰室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及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具有独特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与传统诗话相比，《诗话》的组稿对象非常独特，其文献源不是来自古人而是今人。《诗话》开篇便奠定了“尚今”基调：“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尚今”是梁氏对中国文人“薄今爱古”积习的反叛结果，认为今人的学问、文章、事业等等不输于古人，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基于“尚今”取向，《诗话》组稿对象主要锁定为梁启超同时代的师友、至交以及诸多与时俱进的、主张变革图强的知识分子。为能比较直观地说明《诗话》的今人意识，我们以简表形式列举主要名录如下：

笔者对撰稿者名录的罗列不仅证明《诗话》得到了广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诗话》组稿对象的身份特质。这些人大多具有关心国家大事及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不少人为此失去了生命，以康、梁为中心的维新派得力干将几乎全部囊括其中。他们在《诗话》中所发表的理论文字或诗作大多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和危机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今人的关注中梁氏还积极关注“女中豪杰”，如蕙纕、康同璧、羽衣女士、冰壶女士、幻云女士、杨少姬女士等，这在前人诗话中难得一见。梁氏的“尚今”决定了对古人古作的疏离。纵观《诗话》，评及古人古作的非常罕见，只有刘基、石达开、郑所南、夏完淳等寥寥数人，这些人是梁氏十分欣赏的。梁启超的“今人”意识不仅使《诗话》在中国诗话传统中特立独行，而且即便与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也颇具特质，如同时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评述对象仍集中于古人。

梁启超“尚今”的价值取与其对政治实用性的追求密切相关，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尚今”顺应了时代潮流，获得了知识界的声援，这一点不仅在《诗话》的组稿方式上可以得到证明，而且有人直接撰文声援。如楚卿撰文云：

凡人情，每乐其所近。读二十四史者，好汉史不如其好明史也。读察西史者，好希腊罗马史不如其好十九世纪史也，近使然也。时有三界，曰过去、曰现在、曰未来。人之所能游魂想于未来界者，必其脑力至敏者也。能游魂想于过去界者，亦必其脑力甚强者也。故有第一等悟性，乃乐未来。有第一等记性，乃乐过去。若夫寻常人则皆住现在、受现在、感现在、识现在、想现在、行现在、乐现在者也。故以过去未来导人不如以现在导人。佛之所以现种种身说法，为此而已。

这段文字的作者是梁启超友人楚卿先生。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揭示了人们为何乐于接受近事、今事的学理原因。这篇文章发表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它与《新民丛报》之“饮冰室诗话”的“尚今”价值取向相互呼应，传达了那个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的普遍呼声。

如果说《诗话》的组稿对象因主要集中于今人而具有特质的话，那么《诗话》的组稿方式则因灵活多样而同样具有特色，大致而言可分六类。

第一类，梁氏的自创稿件。梁氏作为“诗话”栏目的发起者，主动参与了“诗话”内容的建构，主要包括梁氏的诗歌主张，梁氏相关事略及作品选录（含诗歌、歌词、乐谱等），梁氏与师友之间的情谊，甚至包括澄清已刊《诗话》中出现过的错误信息等。此类稿件主要见诸《诗话》第1、3、41、62、63、66、75、91、103、119、120、128、137、140、179、184则。

第二类，梁氏主动搜集他人作品、事略、观点并进行编辑和评论。详见《诗话》第2、4—6、8—20、22、24—26、30—33、39、40、42、43、45—47、49—51、56、58、60、61、64、65、68—74、76—82、84、89、90、92、93、95—97、100—102、104、109、110、112—114、117、122、123、125—127、142、147、155、165、166、169、177、185、197则。此类稿件在《诗话》中比例最大，它见证了梁氏在《诗话》编辑过程中脚踏实地的艰辛付出。

第三类，依据同门、师友或其他相识者直接提供的自身事略、作品等加以评点。此类稿件较多，见《诗话》第7、48、57、67、83、86—88、98、106、107、111、118、121、133、134、136、139、141、143—146、148—153、156、159、162、175、180、186、191、193、195、199—201、203、204则。

第四类，同门、师友或不相识者以别名或匿名方式投寄自身事略、作品，梁氏加入介绍语或评论语。如“顷得上海一匿名书，自题‘东亚伤心人’者，内新乐府一章，属登报”；“乡人有自署东莞生者，以《无题》八首见寄”等。以此成稿者见《诗话》第34、99、108、112、114、116、129—131、135、158、163、164、167、168、173、174、187—190则。此类稿件，梁氏一般先介绍来源，然后辑录作品，最后作简要评价。

第五类，同门、师友或其他相识者转赠他人事略及作品（包括当面转交和邮寄方式），梁氏加入介绍语或评论语，此类稿件数量同样可观。诚如梁氏所说：“近吾以作诗话故，海内名士，颇有以故人诗写寄者。”（《诗话》35则）以此成稿者见《诗话》第21、23、27—29、35—38、52、59、85、94、105、115、124、132、138、151、153、154、157、160、161、170—172、192、194、196、202则。

第六类，相识或不相识者以别名或匿名方式投寄他人事略、作品，梁氏加以选编和评点者。如“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长沙舒烈士闰祥《感怀》诗八章见寄”；“有不署名者，以其友井无诗四章见寄”，等等。以此成稿者见《诗话》第44、174、176、178、181—183、198则，以该途径成稿者相对较少。

上述分类，不仅说明了《诗话》组稿方式的多样性，还见证了组稿方式的开放性。当然，这并不表明《诗话》组稿的随意性。事实上不管是对于组稿对象还是对于稿件内容，梁氏都有其选择标准。就内容而言，梁启超在注重政治实用性的同时仍然持以开放态度。《诗话》内容丰富，可分六类。

第一类，评述志士事略、情谊、人格并点评相关诗作。以此成稿者见《诗话》第2、3、5、17—21、23、51—53、71、73、104、124、128、141、143—146、148、149、151—153、182则。此类“诗话”除关注本土志士外，还包括对他国志士的颂扬，如第169则在辑录黄遵宪诗作《日本四君咏》之后，梁氏便加入评语，宣扬日本维新志士精神。

第二类，感伤国事、讽喻时局。以此成稿者见《诗话》第7、11、13、22、26、30、31、33—38、43、44、46、58、59、64、74、75、86、80、88、98、101、103、106、108、111—114、116、125、126、129、131、154、159、164、167、176、200则。梁氏所处的时代、梁氏本人的爱国情怀以及特定的组搞对象等因素，不但决定了编辑此类稿件的必然性而且数量颇多。

第三类，宣扬立国与尚武精神之间的关系。如《诗话》第50则赞赏王紫诠翻译法、德国歌，指出后者已登《新民丛报》11号，还需再录《法国国歌》于“诗话”，以此宣扬立国精神；关于尚武，《诗话》第54则录黄遵宪《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8首；70则录康有为咏长城诗3首，高扬尚武精神；96则录张南山《侠客行》1首；123则录日人《三典歌》宣扬尚武精神；184则录梁启超《班定远平西域》中的从军乐12首，等等。《诗话》对于立国与尚武精神关系的宣扬只是梁氏相关思想的极小部分，事实上梁氏相关的政论文为数不少。此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史传作品，如《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李牧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之武士道》以及戏曲文学作品《班定远平西域》等，试图通过辉煌的历史回忆，重塑国民尚武精神。

第四类，一般性事略及诗作。此类作品主要包括同门、师友及其他志士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一面，如怀旧、宴聚、游览、重逢、赠别、咏物、咏史、羁旅、思亲、宗教、哲理、题像、题画、杂感等，甚至包括极少数的艳词。详见《诗话》第14—16、24、26、27、29—31、39、41、42、45、46、48、49、57、61、65、66、68、69、72、81、83、87、89、92、95、102、105、107、110、115、118、122、132、134—136、142、147、150、156—158、160—163、170、178—181、183、185、187—189、192、193、195、196、198则。此类“诗话”见证了梁氏及同代人日常生活中多彩性、立体性的一面，梁氏在编辑此类稿件时不乏画龙点睛式的精彩评述。中国古代诗话乐于选编此类内容，梁氏并未抛弃这一传统，不过他所关注的对象主要聚焦于进步的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

第五类，外国政治、宗教、学说、风情等。如黄遵宪《朝鲜叹》《琉球歌》《越南篇》，悔余生《纪古巴乱事有感》，袖东东京见闻杂感，康有为在美洲、欧洲所见现代文明及新鲜事物，忏广夏所见古巴首都风情等。此类内容见《诗话》第79、90、91、121、155、175、186、190、191、199则。《诗话》在论诗的时候以如此开阔的视野关注国外政治、宗教及现代文明，其目的就是要从他国经验教训中获得经营国家的智慧，为爱国同仁们提供广泛的参照，这种策略伴随着梁氏文学救国实践的始终。比如他在创作和构思《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及撰写大量探寻中国出路的政论文的同时，就撰写过一系列他国史志，如斯巴达、雅典、朝鲜、越南、印度、日本国等。这些实践体现了梁氏“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以寻求建国方略”的眼光和智慧。《诗话》中的此类内容，正是这种视野的体现。

第六类，诗论、文论、戏曲论、音乐论。诗论（含诗评）是传统诗话的常见题材，也是梁氏《诗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过梁氏主要关注“诗界革命”所指涉的相关话题及对同人创作实践的精炼评价。相关内容见《诗话》第1、4、8、9、10、28、32、40、55、60、62、63、82、84、85、93、94、99、100、104、109、130、133、139、163、168、171—174、176、177、182、184、197、202—204则。《诗话》中除诗论外还兼及文论、戏曲论、音乐论。如谈及“文界革命”的有第67、73则；谈及戏曲及戏曲革新的有127、137、184则；谈及音乐论及音乐革新的有第50、77、78、97、119、120、123、184则。

《诗话》中出现文论、戏曲论、音乐论的相关论述，与此前诗话相比非常独特，即便在同时代的诗话、词话、曲话中也难觅同类，这建基于梁氏整体文学观中的国家主义价值诉求。梁氏曾梦想通过重建中国文学以实现文学救国的宏愿并躬身践行，因此“颇具激进锋芒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甚至音乐界革命等等便渐次展开”。由此《诗话》中出现文论、戏曲论、音乐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诗话”自欧阳修首创之后，记事、录诗便成为其主要形态，《饮冰室诗话》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特别重视品评与论说并重。尤为重要的是《诗话》的记事、录诗、品评、论说抛弃了此前尊古的传统而重在当世，在宣扬诗界革命的诸多论题时，重视对师友、同人、爱国志士的事略、诗作进行品评，因而《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不仅与传统诗话风貌迥异，即便与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也独树一帜，呈现出浓郁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就时代特质而言，梁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诗话》中所涉及的大多数人、事、诗作以及梁氏本人的相关评点呈现出一种悲壮的时代情怀；就个人特质而言，梁氏一生爱国，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言论救国，其中试图通过文学革命以实现救国宏愿是其途径之一，这是流亡海外的他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梁氏编辑《饮冰室诗话》正是其文学救国宏愿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诗话》的编辑效果显然没让梁氏失望，曾有投稿者赞誉说：“公洒沥热血，唤起国魂，爱国之杰，今古推敬。贵报曲终奏雅，附列诗歌，最发深省。”这种评价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诗话》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影响力。

梁启超虽然举起了“诗界革命”的大旗，但在实践创作上诗词作品并不算多。《饮冰室合集》所收诗词仅四百六十余首，而汪松涛编著的《梁启超诗词全注》所收诗词也只有488首。个中原因，他本人曾有解释：“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伹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故间有得一二句，颇自喜，而不能终篇者，辄复弃去。非志行薄弱，不能贯彻初终也。以为吾之为此，本以陶写吾心，若强而苦之，则又何取，故不为也。”原因有三：与作政论文相比，不擅长作诗；作诗耗时太多，效率太低；要求有感而发，故不强求。这三个原因是梁启超的切身感受因而并非纯粹出于自谦。笔者认为梁启超诗词作品不多固然有第一、第三两个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时间效率”的考虑。梁启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担负着民族兴亡的重任，其时间之珍贵可想而知。他曾说：“余十年来度生日，凡得十处，无一复者：癸巳在家乡，甲午在黄海舟中，乙末在京师，丙申在上海，丁酉在武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己亥在日本东京，庚子在夏威夷岛，辛丑在澳洲雪梨市，壬寅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生日是梁氏生活中的细节，其生日不仅十年十地，并且有多次竟在匆忙的旅行途之中，这一细节透露出他为祖国命运长年四处奔波而无暇自顾的实情。

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急需重建自信以重建国家的时代，因此从他本人时间效率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其诗词较少便在情理之中。虽然梁启超本人的诗作不多，但他对诗歌的重视并未因此而减弱，他只是把作诗的时间让位于全力输入欧洲文明以及《饮冰室诗话》这一交流平台的建设等方面。事实证明，梁启超在“诗歌外围”的努力对中国诗坛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当时任何诗家都无法企及的。

三、小说革命与国家建构

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后发文类，在士大夫阶层中长期受到鄙视，而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小说的阐释相关。“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其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处“小说”指小道、琐屑之言，并非文体意义上的“小说”。直到东汉时期“小说”一词始与文体挂钩。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新论》云：“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此论肯定了小说在“治身理家”方面的言语学修辞意义，但对其来源却评价不高。此后，班固（公元32—92年）始给出“小说”的定义并指出“小说”的影响。《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泯。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氏的论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直到明清两代，即便小说成为“文坛盟主”，即便文人学士不得不认可小说的审美情趣，但在价值判断上仍未得到应有的认同。如明代胡应麟在赞赏施耐庵《水浒传》笔法美妙的同时却认为小说是“至下之技”。再如吴敬梓虽因《儒林外史》而名扬士林，但其友人程晋芳在悼诗中仍表遗憾：“《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其实，胡、程等人对于小说及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

对于小说及小说家的成见，直到晚清时代才得到根本性扭转。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突出小说易于接受的传播优势，看到了小说影响社会的重要性：“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三国演义》者，志兵谋也，而世之言兵者有取焉。《水浒》者，志盗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标之以为宗旨。《西厢记》、‘临川四梦’，言情也，则更为专一之士、怀春之女所涵泳寻绎。夫古人之为小说，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亦难言矣。”由于小说易于深入人心，易于影响天下风俗，是一种利器，因此不能让浅学之人掌控小说，并以此毒害天下。故而需要因势利导，使之有益于社会：“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源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同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发表，卷十“识语”云：“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这段文字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说明小说读者群巨大，其销售量远超经、史、八股。同书卷十四“识语”云：“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康氏“识语”从小说易于接受、易于普及的角度号召用小说进行“民治”，进行社会教化。

客观地讲，类似《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及《日本书目志》“识语”等著述对于小说的探讨，主要还停留在表层经验的描述上，其贡献在于强调了小说语言的通俗易懂性以及读者接受的乐趣性、广泛性，由此窥见小说对于社会所具有的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进而号召要对小说因势利导以用于社会教化。此类言论的不断出现，意义重大：从此改变了文人鄙视小说家和小说的传统，表明小说家及小说的重要性被知识群体认可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整体设想中，特别突出小说的重要地位。不过要突出小说的重要性就必须在理论上建立起合法性依据。事实上梁启超“小说革命”的努力，正是经历了由表层经验描述到深层理论建构的过程。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1902年之前梁氏对于小说的价值判断还基本停留于表层经验的描述上。比如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评价中国传统小说云：“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武步《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在他看来，与中国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欧洲和日本小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梁启超推崇欧洲小说，认可“小说为国民之魂”，并计划翻译“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之类的小说以益国利民。与欧洲小说相应，邻国日本的经验也成为其赞美的对象，他在《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中以欣羡的语气介绍了明治时期日本小说的繁荣局面。梁启超对于中外小说的经验性描述，无非是为确立小说的地位张本。因此，除他本人亲自撰文介绍外，还积极刊发他人相关文章，比如《清议报》第68册上就刊载了匿名者的文章《瀛海纵谈·小说之势力》。文云：

欧米（欧美，笔者注）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预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万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故无足怪焉耳。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此文以中外对比的视野，从小说立意、作者身份以及实际效果几方面进行对比阐释，旨在改变中国小说面貌，从而发挥小说“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振民智之一巨端”的巨大作用。

由于上述诸文献对小说重要性的阐释主要停留于经验层面，如果仅停留于此，则难推动“小说革命”的进程。外国经验能否为中国所用？小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到底能有多大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来自感性经验的证实，还需要理论方面的建树，因此理论层面的探索已经成为梁启超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1902年《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为即将诞生的《新小说》报做广告，在介绍《新小说》报的规划时，对其“论说”栏目的定位云：“本报论说专属于小说之范围，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题尚多，多不能预定。”从广告词可知“论说”栏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建立小说的系统理论，其目的是“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为此梁启超亲自操刀，在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号的“论说”栏目，发表了他的重要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梁启超而言，如果说1898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1899年的《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还停留于感性经验的描述的话，那么此文的刊发则标志着他对小说的探讨从表层经验描述进入到深层的理论开拓。

此文开篇便指出小说的重要性：“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紧接其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阐释了读者嗜好小说的原因以及小说熏、浸、刺、提的四种魔力：“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完成小说效力的理论阐释后，梁氏以此为据审视中国小说，认定它是“群治腐败的总根原”。因此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从小说入手，即“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其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和理论阐释的深刻性，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经典的理论文章，其特色在于：

首先，前人论小说社会功能时，多大谈教化，目的是巩固统治，是作为自上而下的治民辅助手段，而梁氏则着眼于改造国民性，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变革。其次，前人论教化多为抽象的空谈，似梁氏条分缕析，且与读者心理效应相联系的观点从未有过。复次，梁氏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同其特有的艺术感染方式相联系，便有别于一般对文学功能的泛论，而其生动、准确的描述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问世，不仅在理论的层面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还得到了那个时代寄希望于文学救国的爱国人士的认可和支持，形成热烈的呼应关系。比如，楚卿撰文云：

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我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之哉？

楚卿从事实考察的角度去论证小说家及小说的重要地位，显然是对梁启超的积极声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问世表明梁启超初步完成了小说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重要性的理论建构，至此小说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救国的行列。梁启超的登高一呼激发了同人热情，他们在《新小说》杂志上间隔推出的“论说”栏目中陆续发表相关理论文章。如，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讨论了小说的重要地位以及小说作为“觉世之文”的优点所在等问题；三爱（陈独秀）《论戏曲》阐释了戏曲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并通过史的阐释为戏曲建立权威地位；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阐释了新小说的巨大震撼力及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等问题。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给予梁启超以声援，共同推进着“小说革命”的进程。

梁启超在小说理论领域的探索，除上述努力外，他在《新小说》上开设的“小说丛话”栏目更是开创了谈话体小说理论的先河，此后“小说丛话”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逐渐兴盛起来，推动了小说的繁荣发展。“小说丛话”始设于《新小说》第7号，关于其缘起，梁启超给予了说明。其文云：

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出之，趣味转增焉。至如诗话、文话、词话等，更汗牛充栋矣。乃至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亦有作者。人人知其无用，然犹有一过目之价值，不可诬也。惟小说尚阙如，虽由学士大夫鄙弃不道，抑亦此学幼稚之征证也。余今春航海时，行箧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一昨平子、蜕庵、瑟斋、彗广、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佥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畀《新小说》社次第刊之。此后有所发明，赓续当未已也。抑海内有同嗜者，东鳞西爪，时以相贻，亦谈兴之一助欤。编次不有体例，惟著者之名分注焉。无责任之责任亦各负之也。

从引文看，梁启超开辟“小说丛话”的原因主要有三：谈话体文学由来已久，就连最枯燥的考据学、金石学也辅之此体，而“惟小说尚阙如”，因此有必要改变现状；梁启超因读《桃花扇》有所感，已经撰写感想十余条；梁启超所为得到了朋辈赞同和鼓励，大家相约赓续此体。笔者认为这些固然是开设“小说丛话”的重要原因，但可能只是表层原因。因为《新小说》杂志的办刊初衷是将小说纳入到文学救国的行列，而小说创作实践的展开是离不开理论探讨和鼓吹的。此时《新小说》已经刊出了前六期，其中的理论文章仅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新小说》第1号）显然太少。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创作与理论的互动以及读者与杂志的互动，《新小说》需要更加自由灵活的交流平台，而这可能才是开设“小说丛话”的深层原因。从效果来看，“小说丛话”一经推出便获得了积极回应，以梁启超为发起者，迅速聚集了一批关心小说的文化人。自第7号起，“丛话”栏目共推出14次，分别载于《新小说》第7、8、9、11、12、13、14、15、16、17、19、20、22、24号。从总共24期的《新小说》来看，自“丛话”开设之后几乎每期都有，由此可见“丛话”作为评价小说和探讨小说的交流平台在《新小说》中得到了足够重视。

除理论探索外，发表于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的广告文章《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也能证明梁启超及其同人“小说革命”的雄心壮志。从该文可知，《新小说》所规划的小说有10类，分别是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伙、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在后来的办刊实践中，上述计划有所调整，但《新小说》涉及的小说种类却从10种增加到13种，分别是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哲理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奇情小说、语怪小说、法律小说和札记小说。如此多类的小说集于一个刊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小说革命”作为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及实践的展开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前人的启迪及师友的积极支持。就理论探索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经验描述到理论建构的提升，而在具体实践上既创办了专门的《新小说》杂志又带头进行“新小说”创作，比如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梁启超还亲自翻译外国小说，如日本的《佳人奇遇记》、法国的《十五小豪杰》等。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种种努力，使晚清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小说篇名、小说种类，尤其是小说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有学者指出：

晚清新小说在表现的题材和空间上，不再拘泥于传统小说通常描写的英雄武侠、神魔妖怪、男女私情、公案小说等有限的范围，而将很多过去不在小说表现范围的题材，如政治、教育、女子解放等，纳入到小说表现的领域。许多小说探讨和表现政治立宪、教育改革、女子学堂、婚姻自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这些陌生而令人兴奋的题材，为晚清读者提供了一个与他们惯有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以及通常的想象都有很大距离的陌生场景与话语世界，小说依靠这种表现的超越性，追求启蒙主义的预定目标。

梁启超对新小说投入大量心血，就是为了达到“启蒙主义的预定目标”，即发挥新小说在新民、新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小说的这种特殊作用，有人指出：“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梁启超对小说的重视正是因为他寄予了小说以新民、新国的厚望。因此他在“小说革命”的理论论证过程中重点强调的诸多命题，如中国旧小说是“群治腐败的总根源”、欧美日本小说是“国民之魂”、中国欲新民新国“必自新小说始”、小说家“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等等，这些命题的焦点和核心是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未来出路。在此前小说理论中我们很难见到类似命题，因为传统中国从未遭遇过整个国家或民族面临集体灭亡的危机，因而传统小说理论不可能涉及如此沉重的话题，故而在作品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志怪小说（魏晋六朝）、传奇小说（唐宋）、讲史小说（元明）、神魔小说（明清）、人情小说（明清）、讽刺小说（清）、狭邪及公案小说（清）等。梁启超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因此他所提出的诸多命题因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意味而区别于传统小说观念。此外，即便与同时代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谴责小说相比，也具有独特性。鲁迅指出，晚清谴责小说“其命意在于匡世”，其表现形态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显然，作为颇具锋芒的晚清谴责小说，就其涉及的内容而言，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弊病和时政问题的谴责，其关注面只是社会的某一角落，而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小说观念，命意在于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整体关注，这种大气魄和使命感是一般小说理论家所不具备的。

梁启超所提出的某些命题虽然不免偏颇，但它符合当时中国最为切实的现实需求，因此以《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代表的小说理论论著成为了清末民初十余年间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同时代类似的诸多理论文章几乎都是梁氏理论的注脚，鲜有能出其右者。当然，在具体文学实践中梁启超所创办的《新小说》等刊物并非全部刊载具有国家主义意味的文学论著，它同样兼顾其他休闲娱乐性作品，这是一种策略，因为有这些作品的存在更有助于与其同时刊发的国家主义文本受到关注而发挥作用。此外，当梁启超将小说纳入到拯救国家的宏伟蓝图之时，他在小说领域的探索实践，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与繁荣，这些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戏曲改良与国家建构

中国戏曲无论是元杂剧、明清传奇还是清代地方戏其价值取向主要集中于“劝善”的教化功能。这种价值取向无论在戏曲行规、官方意志还是在文人学者的论著中都能得到证明。比如清代戏曲理论大家李渔就明确要求“凡作传奇者”，“以之劝善惩恶则可，以之欺善作恶则不可”。据此有学者以“善”为核心总结中国戏曲的本质说：“戏曲内容之丰富难以尽言，其千种万般，可归根结蒂为‘扬善’，按广大观众最简单明了的理解就是‘劝人为善’，戏曲内容之美也就集中地美于此。‘善’是戏曲艺术的内容核心，美的本质。”诚如论者所言，中国戏曲中的报国戏、清官戏、孝亲戏、世情戏等等，其主要价值取向的确在于“善”之一字。不过以“善”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戏曲的教化功能已经难以适应列国竞争时代的要求，“很难担负起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历史重任”。由于戏曲与小说一样，因其通俗性而拥有广泛的接受群体，而传统戏曲又无法承担时代使命，因此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体系中，戏曲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明确指出：“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梁启超对戏曲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看重了它所具有的“社会改良”的功效，而此种功效得益于戏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梁氏对戏曲影响力的重视与其切身体验有关。癸卯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在旅行途中（太平洋舟中）阅读《桃花扇》并撰写阅读心得多条，此后发表于《新小说》杂志的“小说丛话”中。其中第一条从进化论角度论证戏曲文学在中国韵文里的重要地位。这一条属于总论，意在高扬戏曲文学的地位。其余几条均是对《桃花扇》文本的点评，不仅高度肯定《桃花扇》的艺术价值而且高度肯定其社会价值。笔记最后一条摘录了《桃花扇》“哭主”与“沉江”两出中最感动人心的句子，并记录了自己阅读时的感受：“此数折者，余每一读之，辄觉酸泪盈盈承睫而欲下，文章之感人一至此耶！”这种切身感受使梁氏对戏曲渗透力之大极为重视，因此他不仅在《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中谈论戏曲的影响力，还在《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栏目中介绍戏曲改良家汪笑侬的相关事迹，希望借此宣传戏曲的巨大影响力。

上海伶隐汪笑侬，以戏剧改良自任。吾未识其人，大约一种之实行家也。顷上海发刊丛报一种，曰《二十世纪大舞台》，其目的即专主改良戏剧。第一号篇首，有笑侬题词二绝云：“历史四千年，成败如目睹。同是戏中人，跳上舞台舞。”“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世界一戏场，犹嫌舞台小。”又揭笑侬小照，自题二绝云：“铜琶铁板当生涯，争识梨园著作家？此是庐山真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傥如愿，一处歌台一佬汪。”

1904年汪笑侬、陈去病、柳亚子合作创办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该刊宗旨是“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由于该刊宗旨与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一致性，因此梁启超不仅刊载了汪氏办刊之事，还选录了创刊号上的题词二首及《自题肖像》之诗。这三首诗本非上乘之作，梁氏却将其录入诗话，原因在于他对汪氏之于戏曲重要性表述的认同。所引诗歌中“历史四千年，成败如目睹”“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等诗句，正是梁启超所看重的。梁氏对戏曲巨大感化力量的重视，得到了来自同人的积极回应：

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使人观之，不能自主。忽而乐，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虽些少之时间，而其思想之千变万化，有不可思议者也。……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这段文字是署名“三爱”的作者所为，他从文艺接受的角度论述了戏曲及其表演者对于观众的巨大支配力量。并将戏园比作“普天下人之大学堂”，将演员比作“普天下人之大教师”。对于戏园及演员的如此褒扬，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戏剧的这种巨大影响力，有同人指出，它不仅对普通百姓有效，而且对包括拿破仑在内的盖世英雄同样有效。

拿破仑好观剧，每于政治余暇身临剧场，而其最所喜观者，为悲剧也。拿破仑之言曰：“悲剧者，君主及人民高等之学校也。其功果盖在历史以上。”又曰：“悲剧者能鼓舞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而能使人学为伟大之人物者也。故为君主不可不奖励悲剧而扩张之。夫能成法兰西赫赫之事功者，则坤讷由Corneille所作之悲剧，感化之力为多。使坤氏而今尚在，予将荣授之以公爵。”拿破仑之言如是，吾不知拿破仑一生际法国之变乱，挺身而救时艰，其志事之奇伟，功名之赫濯，资感发于戏剧者若何。第观其所言，则所以陶成盖世之英雄者，无论多少于演剧场必可分其功之一也，剧场亦荣也哉！

论者以拿破仑喜欢观看剧以及拿破仑对于戏剧的极高评价——“人民之高等学校”“其功在历史以上”，并将法兰西的赫赫事功归诸剧作者。论者以拿破仑立论，旨在说明盖世英雄及其所成就的惊天伟业，均有剧场的滋养之功。无疑，这是一个容易触动社会对于戏剧之功用产生巨大反响的例证。尽管如此，梁启超及其同人认识到也体验到戏曲的巨大影响力，但多停留于案例宣传层面，想要改变中国文人鄙视戏曲的积习，就必须在理论层面上为戏曲争取地位。

虽然戏曲在旧中国拥有广泛的受众，但传统价值观念的偏见致使其如小说一样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为能扭转时风，梁启超及其同人设法建构戏曲的文学史地位。

首先，梁启超指出戏曲是优美文学之一种，戏曲业不是贱业。他根据戏曲在欧美学校受欢迎的情状而阐释说：“欧美学校，常有于休业时学生会演杂剧者。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上流社会喜为之，不以为贱也。”这是梁氏对戏曲及戏曲职业的基本定位。为能与自己的观点形成呼应，梁启超在他所办的刊物上积极刊发同人论述：“泰西各国大学生徒，每有编剧自演者，诚以此事握转移社会习俗之关键也。吾国人素贱蓄优伶，盖目为职业中之下下者。数年间风气骤开，亦稍知其非。”这段文字的作者浴血生以西方国家的大学常常编剧自演为例证，指出中国人鄙视戏曲从业者是一种失策。

除诸如上述经验性阐释的文字外，还有人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论证戏曲行业并非贱业。文云：“人类之贵贱系品行善恶之别，而不在于执业之高低。我中国以演戏为贱业，不许与常人平等，泰西各国则反是，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等。盖以为演戏事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绝非可以等闲而轻视优伶也。”此文作者从职业分工入手，认为人类贵贱在于品行的善恶，不在于执业的高低，因而反对那些鄙视戏曲的腐儒。此外，作者认为戏曲事业关系一国的风俗教化，所以不能等闲而轻视之，要像欧洲各国“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等”。为能进一步论证其观点，本文作者还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论证戏曲事业绝非贱业。文云：

即考我国戏曲之起点，亦非贱业。古代圣贤均习音律，如云门、咸池、韶頀、大武等之各种音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皆奉为圭臬。及周朝遂为雅颂，刘汉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词曲，元又变为昆曲，迄自近二百年来，始变为戏曲。故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者也。……戏曲即今乐也。若必云戏曲不善，而墨守尊重古乐，是犹使今人不用楷书而代以篆体，能乎不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这一“知识考古”首先指出“古代圣贤均习音律，如云门、咸池、韶頀、大武等之各种音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皆奉为圭臬”。在此前提下阐释了戏曲的来源并通过戏曲来源的阐释为戏曲文学寻找到了历史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此外还从戏曲功能角度去论证“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这一命题，即戏曲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形式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古乐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因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因此如果顽固地“墨守尊重古乐”的教条而鄙视戏曲，就犹如“今人不用楷书而代以篆体”一样可笑，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其次，梁启超将戏曲抬高到与诗歌同等的地位。梁启超对戏曲权威性地位的论证，是从中西文学比较尤其是长诗的比较中展开的。文云：

泰西诗家之诗，一诗动辄数万言。若前代之荷马、但丁，近世之摆伦（即拜伦，笔者注）、弥儿顿，其最著名之作，率皆累数百页，始成一章者也。中国之诗，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罕过二三千言外者。吾昔与黄公度论诗，谓即此可见吾东方文家才力薄弱，视西哲有惭色矣。继而思之，吾中国亦非无此等雄著可与彼颉颃者。吾辈仅求之于狭义之诗，而谓吾诗仅如是，其谤点祖国文学罪不浅矣。诗何以有狭义有广义？彼西人之诗不一体，吾侪译其名词，则皆曰诗而已。若吾中国之骚、之乐府、之词、之曲，皆诗属也，而寻常不名曰诗，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吾以为若取最狭义则惟《三百篇》可谓之诗；若取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数诗才而至词、曲，则古代之屈、宋岂让荷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数家，若汤临川、孔东塘、蒋藏园其人者，何尝不一诗累数万言耶？其才力又岂在摆伦、弥儿顿下耶？

梁启超在比较中西长诗时，认为中国戏曲就是广义之诗。以此为依据论证中国长诗不亚于西方长诗，中国诗家之才也不亚于西方诗家之才。梁启超本来是对中西长诗进行比较，但中国的比较对象却转移到戏曲身上，由此实现了戏曲地位的转变，即戏曲不仅可以与诗歌进行对等比较，而且在与西方诗歌的比较中，还为中国诗歌争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这一论证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戏曲同诗”的重大策略，即戏曲不仅是诗的种类，而且是中国诗歌之佼佼者。此外梁启超还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为戏曲文类寻求文学史地位。文云：

斯宾塞尝言宇宙万事皆循进化之理，惟文学独不然，有时若与进化为反比例云云。此论在中国尤为文家所同认而无异议者矣。故昌黎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故我之诗界，滥觞于《三百篇》，限以四言，其体裁为最简单。渐进为五言，渐进为七言，稍复杂矣。渐进为长短句，愈复杂矣。长短句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谱，若宋人之词者，则愈复杂矣。由宋词而更进为元曲，其复杂乃达于极点。

同样是以进化论阐释文学，若根据斯宾塞的理论则文学“有时若与进化为反比例”，而这一观点“在中国尤为文家所同认而无异议”，因此人们普遍认可以韩愈为首的“尊古抑今”的价值判断标准。梁启超反其道而行之，他同样套用进化论理论，认为“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在这样的立论前提下，梁启超从文体上讨论而不从风格上讨论文学的进化。他以诗作为考察对象，论证其进化的最高典范就是元曲。由此得出结论：戏曲尤其是元曲，相较此前一切诗歌，其复杂程度最高，因而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诗歌。就这样，梁启超不仅为戏曲争取了与诗平等的地位，而且为元曲推争取到了在诗歌领域里的最高地位。

梁启超的长诗理论以及文体进化论虽然为戏曲文学争取了地位，但是这还不够，因为这只是关于戏曲文学的外部研究，于是他又从内部研究入手论证戏曲文学的优势之所在。文云：

唱歌与科白相间，甲所不能尽者以乙补之，乙所不能传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尽致，其长一也。寻常之诗只能写一人之意境，曲本内容主伴可多至十数人或数十人，各尽其情，其长二也。每诗至数折乃至数十折，每折至数调乃至数十调，一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其长三也。诗限以五七言，其途隘矣。词代以长短句，稍进。然为调所困，仍不能增减一字也。曲本则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缀合诸调别为新调。即旧调之中亦可以添加所谓花指者，往往视原调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数字而不为病，其长四也。故吾尝以为，中国韵文其后乎今日者，进化之运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则吾必以曲本为巨擘矣。

从戏曲文学的内部研究入手，梁启超论证了戏曲文学的四个优点——科白相间的优点、多人塑造的优点、长短自由的优点、自由增删的优点——进而说明戏曲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他诗体文学无法企及的，从而得出结论：曲本是中国文学的巨擘。梁启超及其同人以学理分析的方式不仅阐释了戏曲的巨大影响力，还确立了戏曲的权威地位，由此他们坚决反对传统偏见，并将戏曲纳入到改造社会、建构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

如前文提及的，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赋予戏曲以改良社会的重要使命，这是对鄙视戏曲的传统导向的直接回击。后来，《新民丛报》第77号刊发了由渊实从日文翻译的一篇学术论文，即《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对于此文中的一个观点——满人篡汉导致清代戏曲的衰落，梁氏不予认同。梁氏在为此文所作之《跋》中阐释了戏曲在清代衰落的原因，并指出满人入主中原只是很小的原因。这一细节值得注意，因为其中的国家主义意味非常明显。国难当头，国家利益比其他任何利益更为重要，因此梁启超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梁氏对戏曲衰落的原因进行阐释后再次指出：“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梁氏非常看重音乐和戏曲在社会改良方面的作用，并寄望于有识之士，希望他们夺回市井无赖对雅乐俗剧的控制权，从而发挥戏曲改良社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层面大力鼓吹将戏曲作为改良社会、建构国家的利器，而且在实践创作方面也积极参与其中。从实践成果来看，梁启超至少创作过四部戏曲，即《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班定远平西域》。《劫灰梦传奇》第一出通过主人公杜撰之眼展示中国经历甲午、庚子大劫后，国民麻木苟安、奴颜婢膝的精神状况，主人公对中国前途充满焦虑并寄希望于小说、传奇，试图以此激活国民死寂之心，可惜此剧仅成一出。《新罗马传奇》是在创作了《劫灰梦传奇》第一出以及人物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对未完之作《劫灰梦传奇》及已完之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重新整合。“楔子”指出其写作原因：“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即欲以意大利建国大业为借鉴，补益于中国前途。《侠情记》也是仅完成第一出（名曰“纬忧”）的剧本，此出突出主人公马尼他以女儿之身而怀经国之志，以及她对意大利豪杰加里波的之仰慕与期待，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感。《班定远平西域》展示了班超平定西域的伟大功绩，高歌从军乐，其目的在于激发国民尚武精神，重整大国雄风。

上述四部戏曲有一共同特点即主人公均为仁人志士或英雄豪杰，这些人物的事功均涉及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在《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中均有明确表述。《劫灰梦传奇》之主人公杜撰亲历了国家甲午、庚子大劫难后，反观国民麻木苟安、奴颜婢膝的现状，因而感叹说：“你看整日价熙熙攘攘，就只是这两种类的人，想起中国前途怎生是了！”无奈之下期待用小说、传奇激活国人死寂之心。文云：

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

与此相应，《新罗马传奇》也借意大利诗人但丁灵魂之口表达了文学救国的心声。“老夫生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唏嘘，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作为但丁灵魂的“我”自述生世之后，说明要游历东方大病国支那（中国）的原因：“我闻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么‘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国戏园开演。这套传奇就系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四十出词腔科白，字字珠玑；五十年成败兴亡，言言药石。”饮冰室主人为何要作这套戏本呢？因为“这位青年，漂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不管是杜撰的内心独白还是但丁的灵魂的表述完全可以代表梁启超对于包括戏曲在内的文学救国的心愿。

梁启超及其同人对戏曲的重视，还体现在他们所办刊物对戏曲理论或剧本作品的长期支持。这一点除在早期刊物《新小说》和《新民丛报》上有明显体现外，后来的其他刊物仍然一以贯之，如《庸言》《大中华》等无不如此。《庸言》报的“艺谈”栏目，主要刊载文艺类理论性文章，其中就包括戏曲类理论探讨，比如姚华的《曲海一勺》就刊载于《庸言》第5、8、15、25—26合刊、27号上；姚华的另一部“曲话”——《菉猗室曲话》也刊载于《庸言》第6、7、9、10、11、12、14、16、17、18、19、20、21、22、23、24号上。与《庸言》相比，《大中华》杂志没有刊载戏曲文学的理论作品而是刊载了戏剧文学作品。比如马君武翻译的德人许雷（Schiller）所著《威廉退尔》就刊载于《大中华》第1卷第1至6期，剧本前有马君武的《译言》。文云：“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闲。今来居瑞士之宁茫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仰瞻威廉退而之遗像，为译此曲。此虽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道坠过几多次眼泪，予固非善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马君武翻译此作的目的就是把它作为瑞典开国史来阅读，并为中国读书人提供借鉴，从戏曲获取力量，为国家寻求出路。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梁启超及其同人全力鼓吹文学救国的时候，他们也并非一味刊载宣扬改良社会和国家建构的戏曲理论和作品，在他们所办的刊物中同样刊发了为数不少的娱乐性或学术性戏曲论著，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利于提升读者对戏曲的亲近感。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戏曲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就理论探索而言，历经了从表层经验言说到理论论证的过程；就实践情况而言，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创作。另外，梁启超所建构的这一“系统工程”因其强烈的国家主义诉求而独具特色。在中国戏曲理论的创建和研究方面，前者以明末清初的李渔（1611—1680）为最，后者以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王国维（1877—1927）为最。由于梁启超对戏曲的探讨主要基于创建新中国的现实需要，因而与李、王二人对于戏曲的探索形成鲜明对比。李渔在《闲情偶寄》中通过“词曲部”和“演习部”两大门类探讨了戏曲理论的11个论题，李氏的探讨是针对戏曲的创作和演出而言的，属于戏曲艺术本身的理论探讨，当然也不排斥戏曲的“惩劝”功能。王国维的研究则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即把戏曲作为“国学”之一种进行研究。诚如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言：“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除《宋元戏曲考》（1912）外，王氏其他论著，如《曲录》（1908）、《戏曲考源》（1909）、《录鬼簿校注》（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等，都是纯学术研究论著。王国维的研究路径开创了中国学院派的戏曲研究模式。继其后者如吴梅（1884—1939）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戏曲理论课程及其著作《顾曲麈谈》（1916）、《中国戏曲概论》（1926）、《元剧研究ABC》（1929）等，并非“专门培养戏剧或戏曲人才，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

李渔、王国维、吴梅等人对于戏曲的研究，因其研究目的及个体志趣差异等因素而与梁启超的戏曲探索异质。梁启超对戏曲所寄予的国家主义诉求因其顺应时代潮流而不乏追随者。如，有人说：“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莫由。”此外，还有人从接受心理的角度以法国为例呼吁以戏曲拯救国家：

记者闻昔法国之败于德也，议和赔款，割地丧兵，其哀惨艰难之状，不下于我国今时。欲举新政，费无所出，议会乃为筹款，并激起国人愤心之计。先于巴黎建一大戏台，官为收费，专演德法争战之事，摹写法人被杀、流血、断头、折臂、洞胸、裂脑之惨状，与夫孤儿寡妇、幼妻弱子之泪痕。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顷刻惨死于弹烟炮雨之中，重叠裸葬于旗影马蹄之下，种种惨剧，种种哀声，而追原国家破灭，皆由官习于骄横，民流于淫侈，咸不思改革振兴之故。凡观斯戏者，无不忽而放声大哭，忽而怒发冲冠，忽而顿足捶胸，忽而摩拳擦掌，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莫不磨牙切齿，怒目裂眦，誓雪国耻，誓报公仇，饮食梦寐，无不愤恨在心。故改行新政，众志成城，易于反掌，捷于流水，不三年而国基立焉，国势复焉，故今仍为欧洲一大强国。演戏之为功大矣哉！

引文中所举事例是否属实属于另一问题，不过其目的旨在通过事实呈现的方式阐明戏曲之于拯救国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时人希望以戏剧输入国家思想以拯救国家，或是希望以法国经验为借鉴通过戏曲拯救国家。这些诉求包含着浓厚的国家主义意味，这些论题的提出不能不说是对梁启超希望以戏曲救国的积极回应和发扬光大。换言之，梁启超希望通过“戏曲革命”以拯救国家的理论倡导及其实践因其符合时代需求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五、音乐现代化与国家建构

在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整体设计中，除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几大文类外，还因看重音乐对于国民的巨大感召作用而将其纳入重建中国文学的框架之内。为此，梁启超及其同人为中国音乐的现代化转向进行了不懈努力，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均投入了较大心血。在对音乐的相关探究中，梁启超使用过多个术语，如“音乐”“乐学”“雅乐”“俗乐”“军歌”“学校唱歌”，等等。这些术语虽然是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但其旨归在于促使传统音乐的现代转换，以便服务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建构。

在梁启超的音乐理论建构中，不仅明确指出音乐歌词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还指出了歌词所属的主要文类。为能证明此观点，摘录梁氏部分论述如下：

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励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

顷读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儿童诵读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

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

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苟有此学专门，则吾国古诗今诗，可以入谱者正自不少。

上述五则引言，前三则明确指出音乐歌词属于“中国文学”（祖国文学）范畴，后两则是关于音乐歌词的来源问题，即歌词来源于中国韵文类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等，且不限古今，凡优美者均可选用。由此看来，梁启超及其同人发起的音乐现代化运动不是独立的艺术运动，而是作为重建中国文学的宏伟工程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

梁启超指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传统意识里，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梁启超将音乐和诗歌放在一起去探讨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足见他对音乐地位和功能的肯定。不仅如此，梁启超直接将音乐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关涉“国运升沉”的高度。

1902年《新民丛报》第21号的“诗话”栏目第一次探讨到音乐问题，讨论内容是德、法两国国歌，指出它们“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原来，梁启超从王紫诠翻译的《普法战纪》中了解到德、法国歌，本来他认为王紫诠的翻译业绩不足为道，但却特别关注该译著中的德、法两国国歌。由于德国国歌已经录入《新民丛报》第11号之《军国民篇》，因此梁氏将未收录的法国国歌收录于《新民丛报》第21号之“诗话”栏目。梁启超对德、法国歌的重视值得注意，因为德国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发源地，而且是国家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与此相应，法国也是国家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因此梁启超所谓“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看重的就是两国国歌所蕴涵的强烈的国家主义精神。梁启超认为音乐不仅关涉国民精神，而且关涉“国运升沉”。其文云：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颇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励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

梁氏认为中国音乐靡曼是造成国人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之一，并以军歌在斯巴达人经历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说明音乐的巨大感召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具有“发扬蹈励之气”的军歌。认为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缺点，更因之而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升沉”。梁氏通过中国与斯巴达的对比，将音乐的重要性提升到关涉“国运升沉”的高度，既是对中国古代儒家“乐教”观念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儒家“乐教”的价值诉求涉及个体人格修养，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涉及社会管理，如“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传统“乐教”对于音乐的重视，就个体而言主要强调对个人素质的培养，对群体（社会）而言，主要强调对于社会管理和移风易俗的作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列国竞争空前激烈而中国因本身的腐化堕落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因此，梁启超在促成中国音乐现代化之时，不仅继承了中国的“乐教”传统，并将之强化。惟其如此，梁启超多次强调音乐在国民性改造和社会变革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其文云：

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

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

俗乐缘旧社会之嗜好，势力最大。士大夫鄙夷之，而转移风化之权，悉委诸俗伶，而社会之腐败益甚。此亦不可不察也。

由于梁启超把音乐的重要性提升到关涉“国运升沉”的高度，因此他对以音乐改造国民性寄予厚望。然而旧中国社会里，士大夫鄙视俗乐，因之“转移风化之权，悉委诸俗伶”，所以梁启超希望有识之士积极投身音乐事业，接管音乐掌控权，从雅乐、俗乐两方面扭转中国社会“日益腐败”的现状。中国音乐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梁认为这是音乐界的耻辱，因此他将积极从事于音乐革新事业的工作者称作“爱国之士”。将“爱国之士”这样的称谓赋予音乐人，这在此前的中国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传统社会里只有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者，抑或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舍弃身家利益者，才可以被称作“爱国之士”。梁启超将“爱国之士”赋予积极投身音乐改革的人一方面说明了他高于常人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人轻视乐教的程度已经堕落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为此，梁启超希望通过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努力，将音乐纳入到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他说：“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在梁启超看来，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音乐科目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万不可缺的。

梁启超对音乐重要性的阐释，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音乐功能的再认知，如《新民丛报》刊发的曾志忞的论著《音乐教育论》就是其中一例。此著共五章，第一章刊发于《新民丛报》第62号，其余四章刊发于第68号。此著的主旨就是必须将音乐纳入教育人才、传播文明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其正文部分，此著特别指出了中国人轻侮音乐的陋习：“吾国轻侮音乐，相习成风。苟家庭间朝弦暮管，非特父师戒之、亲友诤之、即邻右奴仆亦必私相诽谤。”为改变这一积习，此著充分论述了音乐的巨大影响力和社会作用。文云：

拨四弦、引七键，吐纳无限之情感，能使英雄泣、鬼神惊，天地之调和因之而发挥，宇宙之真美因之而显象，家族之关系因之而亲密，异类之动物因之而和好，非音乐之优美灵妙，其孰能与于此？无论于外交、于军政、于义赈之关系，于政治、于父子、于兄弟、于夫妇之关系。于家政，有是而活动、而欢乐、而安慰、而情爱。于一国，维持一国之风教；于一家，增进一家之幸福；于一身，调和一身之思志。功用之大，如是、如是。

与梁启超的论述相比，此著将音乐的功用说得更全面、更具体，小到一己之修养，大到一国之军政外交，音乐的功用之大，可谓无处不在。《音乐教育论》虽是他人著述，而且篇幅很长，但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却将其全文刊载，这一方面表明此著所持观点得到了梁启超的充分认同，同时也表明梁启超以服务于国民改造、社会改造进而创建现代国家为旨归的音乐现代化的努力，因其顺应时代潮流，而得到了有识之士的积极声援。

为使音乐现代化能够落到实处，还需解决歌词的创作及乐谱问题。关于歌词创作，梁启超特别注重两个原则：其一，通俗易懂；其二，易于入乐。《饮冰室诗话》全文刊载曾志忞所编《教育唱歌集》的序言《告诗人》，其目的就在于强调歌词务必通俗易懂。文云：

曰恋，曰穷，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诗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诗人。其为诗也，非寒灯暮雨，即血泪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气者，鲜不可得。且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惟词章家独知之，其诗乃得传于世。总言之，诗人之诗，上者写恋穷狂怨之态，下者博渊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乐的者也。近数年有矫其弊者，稍变体格，分章句，间长短，名曰学校唱歌，其命意可谓是矣。然词义深曲，不宜小学，且修辞间有未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病焉。虽然，是皆未得标准以参考之耳。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语。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今吾国之所谓学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仍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

曾氏基于中国当时学校歌词普遍晦涩难懂的现实，而否定“诗人之诗”。认为“诗人之诗”或“写恋穷狂怨之态”，或“博渊博奇特之名”，实质上均非教育的、音乐的。否定“诗人之诗”，意在肯定有识之士对于“新歌”的探索，即所谓“近数年有矫其弊者，稍变体格，分章句，间长短，名曰学校唱歌，其命意可谓是矣”。尽管有人已经打破“诗人之诗”的桎梏而研习学校新歌，但仍有深曲难懂之嫌，“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这样的探索实践效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希望当下的音乐从业者以欧美为榜样进行音乐革新。这些观点虽然是曾志忞的，但梁启超将它全部录入《诗话》，也可看作是表达了他的心声。因之，梁启超对此文的评价是“足为文学家下一针砭而增其价值”。为此，《诗话》还收录了曾氏所编《学校唱歌集》中供幼稚园、寻常小学校、中学校用歌各一折。

此后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再次谈及音乐的通俗性问题：“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如何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中国“新歌”的最佳出路，显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音乐自身的发展决定了通俗性是今后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梁启超在《新小说》第9期的“小说丛话”里刊发了署名“平子”的理论文章。其文云：

盖小说与歌曲相辅而行者也。夫社会之风俗人情、语言好恶，一切皆时时递变，而歌曲者乃人情之自然流露以表其思慕痛楚、悲欢爱憎。然闻悲歌则哀、闻欢歌则喜，是又最能更改人之性情、移易世之风俗，故必得因地、因时准社会之风俗人情、语言好恶而亦悉更变之，则社会之受益者自不少。上古之小说歌曲无论矣，然自周以来，其与小说、歌曲最相近者，则莫如三百之诗。由诗而递变为汉之歌谣、为唐之乐府、为宋词、为元曲、为明代之昆腔。自明末至今三百年来，朝野雅俗莫不爱之、莫不能之。至近今三十年间，此调暂绝。盖社会每经数百年之久，其言语必已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不经常用之语，便觉其非太高尚则过雅典，俗人不能解，自觉嚼然无味。故自上古至今，数千年来之音乐，未有至五百年而不更变者。

平子的文章从语言进化与社会进化相一致的事实论证了音乐歌词与时俱进的必然性，这种与时俱进的主要特点就是歌词要符合各时代人的用词用语习惯，换言之歌词必须是具体时代的“白话文”。梁启超对平子、曾志忞等人相关论著的刊发和积极评价，不仅有作为对“同道中人”的认可，更是改革现实社会所必需。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为了能够真正发挥音乐改造国民性以服务于重建国家的目的，就需要具有时代思想的音乐歌词的广泛传播，因为只有这样，“新歌”才能真正为最大多数的国民所接受，进而发挥其作用。

梁启超对歌词创作除通俗性要求外，还特别强调要以“易于入乐”为指导思想。为此，他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论证了诗乐合一的悠久传统。文云：

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孔子称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如楚辞之招魂、九歌，汉之大风、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下至唐代绝句，如“云想衣裳”“黄河远上”莫不被诸弦管。宋之词，元之曲，又其显而易见者也。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至太甚。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

这段文字包含了几个论点：其一，中国文学传统中，尤其明代以前非常注重诗乐合一的问题；其二，中国明代以前及西方现代国家的音乐大多由士大夫主持，故对国民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尤其现代西方国家“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三，中国的词章家，尤其自清代以来放弃了肩负“乐教”的传统而委诸“教坊优伎”，同时他们自身的创作又是诗乐分离，故而于国民无丝毫之影响。为此，梁启超在不排斥今人自由选择凡能激发国民意志的优秀古典诗、词、曲入乐的同时，特别希望今人创造出易于入乐的、为时代所需的新歌词。他说：“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苟有此学专门，则吾国古诗今诗，可以入谱者正自不少；如岳鄂王《满江红》之类，最可谱也。近顷横滨大同学校为生徒唱歌用，将南海旧作《演孔歌》九章谱出，其音温以和；将鄙人旧作《爱国歌》四章谱出，其音雄以强：能叶律如是，是始愿所不及也。推此以谱古诗，何忧国歌之乏绝耶？”由此可见，但凡能够入乐的、能够激励国民奋斗的优秀作品，无论古今均可采用。

回答了歌词创作的问题，还有乐谱的问题。对此梁启超也有独立见解。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惜公度亦不解音律，与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则制定一代之乐不难矣。此诸编者，苟能谱之，以实施于学校，则我国学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阙矣。抑吾犹有一说焉：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将来所有诸乐，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语此者，非于中西诸乐神而明之不能。”对于制定中国音乐的乐谱问题，梁启超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就当下而言，他认为没有必要全用西谱，主张更多地参照中国传统的雅、剧、俚三者并进行调和与改进。其目的在于“成祖国固有之乐声”。尽管如此，就将来而言，梁启超认为“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这是梁启超对于中国乐普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因此对于使用中国乐谱或西方乐谱均留有余地。

梁启超对于现代音乐的追求不可能孤军奋战，因此他在躬身践行的同时对于从事此业的知识分子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主要表现在报道他们的事迹、刊发他们的理论文章和新歌作品等。其主要阵地是《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比如《新民丛报》刊载了东京生《亚雅音乐会之历史》（《新民丛报》51号）、曾志忞《音乐教育论》（《新民丛报》第62、68号）、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新民丛报》77号）等文章。除理论文章外，《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栏目还选刊了与音乐相关的不少论述文字、音乐歌词及乐谱等。所录歌词有黄遵宪“军歌”24首、《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首；康有为《演孔歌》之一；梁启超《爱国歌》之一、《黄帝歌》4首及未署名者《终式业》4首；横滨大同学校戏曲《易水饯荆卿》中歌词4首；梁启超戏剧《班定远平西域》中《从军乐》12首，等等。

与此相应，《新小说》杂志的“小说丛话”栏目也刊载探究音乐革新问题的理论文字，而“杂歌谣”栏目所载则全为时人所作歌谣。包括少年中国之少年（即梁启超）《爱国歌四章》（《新小说》第1期）；岭东故将军（即黄遵宪）《出军歌四章》（《新小说》第1期）；人境庐主人《幼稚园上学歌》（《新小说》第3期）；刘公《新少年歌》（《新小说》第7期）；自由斋主人《爱祖国歌》（《新小说》第8期），等等。“饮冰室诗话”栏目与“杂歌谣”栏目所录歌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些歌词大多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意味，彰显了梁启超及其同人试图通过音乐的现代化转换传播新思想于国民，从而激发国民力量以投身新国家建构的美好愿景。

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等人对于音乐的关注并不在于音乐本身，而是根据音乐所能发挥的作用来衡量音乐的价值，认为这是由于“建成近代国民国家这一当时最为急迫的命题所决定的”。这一论断和分析是符合事实和卓有见地的，它准确揭示了梁氏音乐思想中的国家主义价值诉求。正是由于国家主义的价值诉求，所以梁氏音乐思想既不同于传统“乐教”的价值核心，也不同于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音乐美育思想。王国维认为学校唱歌科目的意义在于：“一调和其情感，二陶冶其意志，三练习聪明官及发声器。”唱歌科作为修身科的补充，“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内容（歌词）”，因此他反对“徒以干燥拙劣之词，述道德上之教训”。与王氏音乐思想相近。蔡元培直接提出“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的观点。王、蔡音乐思想是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去探讨音乐的，而梁启超对于音乐的重视主要基于能否利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建构的价值诉求。直到1920年撰写《孔子》时他还在强调音乐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关系，认为音乐关系到“国家治乱、民族兴亡”，要求教育工作者非从这里下功夫不可。此外，写于1923—1924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不忘讨论音乐对于培育国民性的重要作用及其方法问题。这些探讨虽是梁氏后期对于音乐价值的阐释，但它延续了前期音乐思想中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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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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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泉《错位与困境：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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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20号之《〈新小说〉第一号》。
《新民丛报》第4号之“饮冰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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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下部分关于《饮冰室诗话》的相关分析使用了笔者《〈饮冰室诗话〉的编辑特色》一文的部分内容，拙文载于（《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特此说明。
《诗话》在《从报》上的刊载期号，李国俊先生《梁启超著述系年》的统计结果是《丛报》第4、9、11、12、14、15、18、19、21、24、26、28、29、38—43、46—51、53、55—74、77、85—90、92、95号。笔者详细查阅原刊后发现李国俊先生的统计漏掉了第78、80、82、84号上的《诗话》。由于此前很难在同一图书馆查阅到全部《新民丛报》的原刊，因此李国俊先生的统计结果一直被学界所认可，以致“以讹传讹”。
《饮冰室诗话》第1则，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5页。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饮冰室诗话》内容不完整，而张品兴主编的《梁启超全集》第9册完整收录了《诗话》内容。为便于查证，此节对《诗话》的分析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均以《梁启超全集》第9册为准，且只标明《诗话》第几则，不给出其他信息。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期。
齐小刚《梁启超小说实践中的国家主义诉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齐小刚《国家主义：解读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密匙》，《新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116则，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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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说篇名均以“新”字冠名。如：《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新少年》（剑雄）、《新中国》（陆士谔）、《新纪元》（碧荷馆主人），还有《新苏州》《新石头记》《新水浒》《新西游记》《新金瓶梅》《新儒林外史》《新聊斋》《新野叟暴言》《新七侠五义》《新镜花缘》《新官场现形记》《新孽海花》等。见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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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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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第77号。
发表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署名如晦庵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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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言》创办时间为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一日（1912年12月1日）至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五日（1914年6月5日），共出30期。
《大中华》，月刊。创刊于中华民国四年一月二十日（1915年1月20日），最后一期为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916年12月20日），延续两年，共2卷24期。
《大中华》第1期。
即“词曲部”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个论题和“演习部”的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个论题。详见李渔《闲情偶寄》第1—99页，单锦珩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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