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价值论建构

梁启超极力鼓吹国家主义之际，正是其激进文学思想展开之时，梁氏激进文学思想的要旨在于将文学作为救国利器纳入创建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之中。为此，梁启超在文学价值论建构方面颇费心思，进行了异于前人的大胆开拓。他通过中外文学的比较，从“事实”角度建立“文学关乎国运”的命题，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学理阐释。不过，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无法承担救国使命，然而正是这种缺陷激发了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雄心壮志，为此他的“重建中国文学”的努力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音乐现代化各方面全面展开，并以明确的政治实用性——是否利于国家建构——作为主要的价值旨归。

第一节 文学与国家关系论

探讨文学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梁启超将国家主义思想用于文学实践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来自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有力支持时，国家主义的文学实践才具有其价值和合理性。因此，对于文学与国家关系的考察和因之而来的理论建构成为了梁启超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逻辑起点。

一、通过中外比较建立文学关乎国运的依据

与其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相比，梁启超在进行中外文学比较时所看重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与政治实体（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他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是从中外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

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与国运的考察，首先表现在他对科举考试中诗、文取士制度的反思与批驳上，其策略是由批驳传统而论及当下。早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科举》中他就批判了唐代科举考试中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唐代科举取士的科目本来很多，但在实际运作中只注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就是以诗赋、贴括取士，弊病很多。其文云：

惜乎徒悬其名，未广其用。其所偏重乃专在进士一科，遂令天下学子，虽有绝学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诗、赋、贴括之业，而通人硕儒，蹉跎不第，若韩愈、刘蕡者，犹不可数计。驯至廉耻道丧，请谒若固，关节还往，温卷求知等名，习焉不以为怪。荣途之狭，人才之少，风俗之坏，盖自千数百年以来矣。

梁启超揭示了唐代进士取士中以诗、赋等取士的诸多弊端及其无法选拔到真正人才的严重后果。由于唐代进士科诗赋取士弊病之多，因此他对宋代熙宁年间王安石“变贡举、罢诗赋”的举措表示肯定：“宋熙宁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氏对前代的反思和批判，目的在于检讨维系至当下的诗文取士制度。他说：“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虽使伊吕管乐操觚为之，必无以远过于金陈章罗，而曲士陋儒，剽窃模仿，亦未尝不可能之而有余也。故不必论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后取之。”由于清代诗文取士难以选拔到真才实学之人，因此他认为变革科举是当务之急：“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变革科举制度的主张，还设想过上中下三种策略。1898年作《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再次指出以诗、文等取士，学用相离的危害。他指出，尽管就科举取士中层层选拔的数量限制而言，可谓精选，但“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梁氏所处的时代是国家最需要实用人才的时代，而以诗文选拔的人才很难具备这种能力。

最为可悲的是诗文在科场中已演变为技巧上的竞争，因此应试中的诗文成为了变态性存在物，其中尤以八股文为最。“正如梁启超强调的那样，八股文的写作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因此十分容易，几乎任何人一学就会。并且，它完全没有有用的内容，八股文的实行，不仅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有使精神衰弱和阻碍才能发展的严重后果。总之，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考试制度，只不过是追名逐利的渊薮，因而也是对儒家通过从政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才能理想的一大否定”。八股文对士子和国家的危害又何尝不是诗、赋取士的严重后果？所以梁启超希望皇上明诏天下、革新弊制。《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云：“今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梁启超所预期效果是“天下向风，改视易听，必尽废其咿唔、割裂、腐烂之文，而从事于经制之学。得此三年讲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观。风化转移，人才不可胜用”。此刻的梁启超对清王朝的革弊自新仍抱有幻想，一心希望朝廷通过改革获得人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怀着满腔悲愤将批判矛头直指统治集团，揭示他们以诗、文取士的险恶用心。他把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历代统治术称作“驯术”，并把历代统治者称作“民贼”。梁氏指出中国的“驯术”自秦皇焚书坑儒始便不断精细化、隐蔽化和恶毒化，认为晚清时期盛行的八股文、试帖、楷法、考据、词章、金石、校勘等就是其不同表现形式。《中国积弱溯源论》云：

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技也。以焚坑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为焚坑？宋艺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毂中。”明太祖定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有上谕禁满人学八股，而曰“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其手段方法，皆远出于秦皇之上，盖术之既久而日精也。试观今日所以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无他物乎。八股犹以为未足，而又设为割裂戳搭、连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消磨数十年之精神，犹未能尽其伎俩，而遑及他事。犹以为未足，禁其用后世事、后世语，务驱此数百万侁侁衿缨之士，使束书不观，胸无一字，并中国往事且不识，更奚论外国？并日用应酬且不解，更奚论经世？犹以为未足，更助之以试贴，使之习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学为钞胥。犹以为未足，恐夫聪明俊伟之士，仅以八股、试贴、楷法不足尽其脑精之用而横溢于他途也，于是提倡所谓考据、词章、金石、校勘之学者，以涵盖笼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网。

梁启超认为诗文取士就是“驯术”之一种，此种“驯术”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术和策略，对士子而言则因其隐蔽性而不易觉察。在梁氏的逻辑中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采用愚民术，所以中国日益落后而百姓却不知其根源所在。梁氏的解释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对于历史场域的深度剖析却不乏真知灼见，因此他对备战科考的诗、文、帖括之业深恶痛绝。

梁氏的考察不仅仅限于科举中的诗文取士，他还考察了官方规约之外的中国文学的自身状况。他对各文学文类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尤其是对于小说的考察结果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学与国家命运的基本判断。

对于中国小说，梁氏阐释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武步《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由于传统小说存在严重的弊病，所以他断定“小说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并一一指陈其情状曰：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自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即以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费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驱爵禄若骛，奴颜卑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轿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妨，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念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梁启超把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以及国家遭遇外敌入侵的原因全部归诸小说，并认为小说家“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这些论断未免过激，但它表明梁氏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极度重视。官方诗文取士导致国无良才，而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自身又是“群治腐败的总根源”，这便是梁氏对中国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结论。在梁氏对中国文学的考察中，极力夸大中国文学与国家衰败之间的关系，这些探讨不免偏激，不过这只是梁启超的一种策略，不能以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立场而批驳之，因为其真实意图在于试图从反面证明文学之于国运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其国家主义思想之文学实践的必要性依据之一。

为了证实文学与国运兴衰的重要关系，梁启超在考察中国文学与国运关系的同时，积极将眼光投向海外，试图从他国经验事实中求得更有力的依据。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对日本文学中的俚歌、小说与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中国效法日本以通俗文学教导国民。“西国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梁氏积极肯定日本以俚歌和小说教导民众的效果，希望中国效仿日本，认为这是当时能够拯救中国的“第一义”。不难看出，从一开始，梁启超就对文艺的力量充满期待，认为文学不仅可以救国，而且是救国的第一利器。不过，此时梁氏对日本文学与国运关系的阐释还只是基于间接经验。

自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他亲自接触到大量明治时期的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使其确信日本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与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文云：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观直彦氏之《春莺啭》，藤田鸣鹤氏之《系思谈》《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如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失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等。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故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

日本的翻译小说与本土原创小说成为了“于日本维新运动有大功者”，日本经验使梁启超深受启发，他希望中国也有此类小说和小说家。除小说外，梁氏还颇为关注日本的政论散文，极力赞赏德富苏峰、吉田松阴等人的创作及其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比如他认为吉田松阴之文就是新日本的精神之源。作于1906年的《〈松阴文钞〉序》云：

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顾其力之及于一国者何以若是？固知事业与学问皆枝叶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拨矣，夫安所丽？吾生平好读松阴文，乃钞其最足为我国人厉者，著于篇。

梁启超不仅将日本维新大业的原动力及新日本精神的塑造归功于吉田松阴，而且认为吉田松阴等人所撰写的政论文在赋予国民力量的同时，成为了一国之学问、之事业的根基。梁启超的论断显然是偏颇的，然而这些论断正是其预设的以文学救国的目的所然。吉田松阴等人政论文的力量正是梁启超为拯救中国而最为渴求的，因此他不仅亲自编选《松阴文钞》并为之写《序》。梁氏对他国文学与国运的考察不限于日本，还包括欧洲诸国。其文云：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德英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对他国经验的考察中，梁氏特别强调日本及欧洲强国政治变革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美、德、英、法、奥、意、日各国的进步归功于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梁氏极力指陈外国文学之于各自国家的巨大功绩，这也是一种策略，意在从正面为其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建立依据。综上所述，可将梁启超对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结果归纳为：中国文学导致中国日益衰败，而他国文学孕育了诸多现代强国。这一正反悬绝的结果，用一句话概括，即文学关乎国运兴衰。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外文学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考察判断未必符合事实，只有将这些论述放在梁氏试图证明文学之于国家的重大关系这一既定策略中予以审视时，这些论述才会变得可以理解，因为梁启超所做的这些考察其策略性远远大于学术理性本身。

二、文学与国运关系的学理阐释

梁启超通过中外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建构了“文学关乎国运”的“事实依据”，但他并未停留于所谓的“事实依据”的呈现，而是从“事实依据”之外去建立文学救国论的支撑观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文学之势力可以左右国家、造福国民；其二，文学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学术势力可以左右世界，并重点列举了十大伟人之学说予以证明。分别是：哥白尼的天文学；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富兰克林的电学；瓦特的汽机学；斯密亚丹的理财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于这些能为全体人类带来巨大影响的学说，梁启超还特别指出文学的势力可以左右国家、造福国民。其文云：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以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利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命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藉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由此观之，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

梁启超所举证的“三贤”——伏尔泰（1694—1778）、福泽谕吉（1835—1902）、托尔斯泰（1828—1910）——均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其共同之处在于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在文学领域，或擅长诗歌，或擅长小说，或擅长散文，或皆擅长。尽管各自的文学史地位有别，但他们均能“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伏尔泰、福泽谕吉、托尔斯泰诸贤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通过文字的力量，为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梁启超的结论是：“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梁启超从学术势力的探讨过渡到文学势力的探讨，进而从伏尔泰等文豪对其国家的重要影响中推导出文学的势力足以左右国家文明进程的结论。

梁启超对他国诸贤的引证，其落脚点最终在于中国。他对中国知识界精英说：“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梁启超声称中国学者“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只是“不用之”，这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策略。事实上要拯救中国，就离不开中国学人的智力支持，但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的学术原创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多国，而政治国情正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以及其他尚未进入现代化之列的欧洲国家，因此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左右世界”，而是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氏在不伤害中国学人情感的同时为他们指明出路，希望他们能效法伏尔泰诸贤，以文学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去激励国民，从而推动创建现代国家的进程，这是梁启超对中国学人尤其是对中国作家及思想家的殷切期望。而梁启超本人言论救国的努力，正是此种思想使然。

除从文学势力角度论证文学关乎国运外，梁启超还从国性、国民性的阐释入手，论证文学关乎国运。有无“国性”与“国民性”是判断一个国家存亡的基本标准，因此对于“国性”与“国民性”的强调和塑造是近代国家主义者非常重视的内容，作为典型的国家主义者梁启超自然也不例外。

针对当时无处不在的亡国论调，梁氏多次从学理上阐释国家存亡的判断标准，即“国性”和“国民性”是否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他在《国性篇》中提出国家依靠“国性”而存的观点，并对“国性”进行了如下阐释：

国性果何物耶？以何因缘而成，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为隆如何而为污耶？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聏合，群交之渐劘，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学上之摄力，搏捖全国民而不使离析也；如化学上之化合力，镕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积之愈久，则其所被者愈广，而其所篆者愈深，退焉自固壁垒而无使外力得侵进焉，发挥光大之以加于外，此国性之用也。就其具象的事项言之，（具体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则一曰国语，二曰国教，三曰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矣。

梁启超讨论了国性的形成及其作用，并以国语、国教、国俗三者作为国性的最主要的具象载体，认为国性就是通过这些载体而表征的。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梁启超再次阐释了国性与国家存亡的重要关系及国性的具象问题。文云：“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剥夺人国之国性，则为亡人国。国之亡也，舍此二者无他途矣。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纲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梁氏坚持国家依国性而存的观点，而国性又是通过其具象物——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演绎为一个国家的礼仪、文学、法律等等。在国性具象中，因依托语言文字而存的文学是其重要形态。换言之，文学对于国性的传承和表征具有重要作用，而国性的传承与否以及如何传承又是国家存亡的重要标志，由此推之，文学本身的情态如何也是判断国家存亡的重要表征之一。

梁启超对文学之于国性传承的重要性的认识，除类似上述的间接表述外，还有直接表述。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他以国民性的有无作为判断国家存亡的标准，而国民性的传承中惟有文学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其文云：

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

此文中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亡则国家亡。而在国民性的传承中，文学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因此梁启超非常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观点。

通过上述浅析，我们看到梁启超判断国家存亡的标准是看“国性”或“国民性”存在与否。在国家存亡问题上，他将“国民性”与“国性”同等对待，而二者的传承或发扬光大均离不开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正是顺此思路，梁启超才将文学的重要性抬高到与国家存亡、兴衰荣辱密切相关的高度。

梁启超对于文学与国运关系的考察分析，目的是为求证文学之于国家命脉的重要作用，因此这种考察分析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故而我们不能用纯粹学理性研究的科研思维规范之。尤为重要的是，梁氏鼓吹文学之于国运的重大关系其目的绝不同于历代统治者“以文治国”的策略，哪怕是曹丕的论断所指。传统中国“以文治国”的目的主要是使文学成为驾驭文人的工具，或反观政治得失的镜子。前者如科举考试中的诗文取士等，后者如汉乐府机构的成立等。总之，古代“以文治国”主要是为了保全统治阶级的地位，而梁启超极力抬高文学之于国运的重要性论述，其目的是为了将文学纳入到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使命之中，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非某一阶级的利益。从梁启超的考察结果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学及当下的文学已经无法担此重任，因此“重建中国文学”成为了梁启超文学价值论的必然延伸，为此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的努力在诸多方面同步展开，而其价值旨归主要指向于新国家的建构。

第二节 国家建构：重建中国文学的主要价值旨归

“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到底是谁最先提出确难考证。不过对于“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大致时间，吴泽泉先生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文学’在汉语世界中的出现和使用，距今仅有短短百年，是一个近代以来方才确立其合法性的概念。”吴先生的考察中特别指出了“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诞生过程中梁启超所扮演的先行者角色。1902年《新民丛报》第4号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指出“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并赞赏黄遵宪诗歌说：“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也。”吴先生据此认为“这段话如果不是‘中国文学’一词第一次出现于汉语世界的话，最起码也是比较早的一次”。虽然吴先生没能考证出最先提出“中国文学”的人是谁，但他断定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一词，“最起码也是比较早的一次”还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此文中有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质疑。吴先生说：“如果说在梁启超和刘师培笔下，‘中国文学’只是信笔为之，并无深意的话，那么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这一概念的正式确立。”吴先生认为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只是“信笔为之，并无深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在全方位研读梁启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他在谈论文学时，尤其是1902年以后，高频使用“中国文学”或“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为能更清楚地说明笔者之所以对吴先生论断表示质疑的原因，有必要先对梁启超频频使用的“中国文学”与“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进行简要分析。笔者认为，梁启超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比如：1902年《新民丛报》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有云：“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同年《新民丛报》20号刊载《〈新小说〉第一号》一文，谈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的上述引语时说：“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诚哉其然也！”两篇文章均出自梁氏之手，前一篇文章所用概念本来是“中国文学”而到后一篇文章里却替换为“祖国文学”，这种替换显然是对等替换。此外，即便是1904年清政府明确提出“中国文学”之后，梁启超仍然多次使用“中国文学”或“祖国文学”这两个概念。如“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犹亲切有味”（《新小说》第13号之“小说丛话”），“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荆公之诗“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1908年《王荆公·王荆公之文学》），金亚匏和黄遵宪“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1920年《〈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因此研究外国文学，我不一定主张要有如何精深的中国文学作基础，但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无论如何要用本国文字才好”（1924年《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不知中国文学，包围之广，恐十余科目，尚不能尽”（1927年《王森然著〈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如此等等，足见梁启超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其意义是相同的。探讨了这两个概念的同义性，为了论证更为简洁，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尽量不用“祖国文学”一词，而在引言中出现“祖国文学”一词时就等同“中国文学”。

回到刚才的话题，笔者认为即便是在1904年官方正式提出“中国文学”之前，梁氏对“中国文学”的使用也绝非“信笔为之，并无深意”。相反，“中国文学”在他那里已经是一个拥有“深意”的成熟概念了。

理由之一，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以官方形式正式提出“中国文学”一词之前，梁启超已经在不同语境中多次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这表明他对“中国文学”指涉的对象有了整体认识。仅举数例如下：

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诚哉其然也！

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也。

吾辈仅求之于狭义之诗，而谓吾诗仅如是，其谤点祖国文学罪不浅矣。

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方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

仅就上述引言而论，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概念时，涵盖了多种语境，既有概指中国文学的，又有论诗的、论文的、论小说的、论戏曲的等。这足以证明梁启超不仅在概述性意义上使用“中国文学”，而且对其应该包括的指涉对象已有整体认识，即“中国文学”需涵盖多种文类。

理由之二，1904年之前梁启超已经对于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类展开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创作和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梁氏在文学领域投入大量精力，主要因为他对文学之于新中国的创建寄予厚望，因而试图通过重建“中国文学”以服务于重建中国的宏伟蓝图。

上述两个理由可以证明梁氏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其整体文学观念已经形成。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一词的使用，也曾引起过日本学者的注意。斋藤希史指出梁氏使用这一概念包含着国家主义的意味，他说：

令人注目的是“中国文学”这个词。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0号上的文章《〈新小说〉第一号》中，曾写到“其广告有云、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用“祖国文学”换用了“中国文学”，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学”这个词尚未成熟，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中包含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意思。不刊登高质量的作品，就会有损“中国文学之名誉”，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各个作品从属于这一整体为前提。恰似一个国民，作为国家的成员以其行为支撑着国家的名誉一样，优秀的作品也可提高其一国文学之名誉。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文学”观念，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观念同时成立，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同时也成为文学与作品的关系。

这段文字中，斋藤希史因梁启超用“祖国文学”换用“中国文学”而判断“中国文学”一词尚未成熟，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其理由我们已在前文中论证过了。尽管如此，这段文字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斋藤氏从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名誉之间的关系，窥见其中蕴涵的国家主义意味，这固然是慧眼识珠，不过他所说的国家主义意味仅指文学的国别性问题。其实，在梁启超文学实践的语境中，“中国文学”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同时成立，其意味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与国家文学名誉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指向了文学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深层关系。梁启超考察文学与国运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学纳入到创建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中，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传统的中国文学显然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因而重建中国文学势在必行。梁启超重建中国文学不是要抛弃中国的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类，而是要使这些文类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并以政治实用性——是否利于国家建构——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

一、文界革命与国家建构

为能更加鲜明地凸显梁启超“文界革命”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有必要简要回顾传统文论中对于文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阐释。传统文学思想中，诗、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以致文学批评领域“诗文评”独占鳌头。不过，与诗歌理论相比具有代表性的散文理论却起步较晚，因此方孝岳先生认为中国散文虽然自古有之，但“散文之学，自唐朝韩愈、柳宗元以后才有途径可循”。就唐代而论，主要体现于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中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