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

蔡乐苏

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一问题具代表性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未加分辨地将卢梭置于严复乐于介绍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之列，认为严复也像对待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等人的思想一样，正面介绍和吸收了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思想。第二种是将严复思想区分不同时期，认为在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吸收和宣传了卢梭思想，戊戌政变后，开始反对卢梭思想。第三种认为严复所吸纳的西方思想是十九世纪以历史进化、科学实证为特征的思想，严复思想是内在一贯的，他对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始终是排拒的。

上述三种认识的存在，促使我们对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再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反复把玩《严复集》及相关文献，将严复论及卢梭的文字一一录出，同时又将严复论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段落亦全部摘出，再将两方面的资料按时间排列，加以对照思索，结果发现：严复对卢梭思想有赞同、有客观介绍，但更多的是批评排拒，对康、梁恰好也是如此。两条曲线并行，大体相应，所不同者，对卢梭的批评多见诸公开发表的文字，而对康、梁的批评则多见于私下的通信。从两种批评方式的相同性质中，我们有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说：严复排拒卢梭，其实是在讽劝康、梁。此一内在关联的揭示，对准确地把握严复的思想；恰当地说明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进而观察严复与康、梁在思想、政治上的分歧；理解戊戌变法及以后中西文化交融冲突更深层次的内涵，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严复评论卢梭的曲线轮廓

严复以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而著称于世，但对西方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几部名作则置之度外，此中缘由，令人思索。严复虽不翻译卢梭书，但在他的译著论述中，直接、间接提到卢梭及其《民约论》或“天赋人权论”的地方并不少见。笔者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据此统计，大抵可以看出严复评论卢梭的曲线轮廓。

《严复集》中直接提到卢梭《民约论》（或民约）和天赋人权论约64处（如“卢梭民约”之类提法，只算一处）。这64处分别属于意思比较完整的38个条段。若将这38条归类于赞赏卢梭思想、介绍卢梭思想和批评卢梭思想三种，则其出现年代和分布可见下表：

说明：1909年“批评”的3条，均出自《法意》案语，因《法意》从翻译到出版延续了五年，准确时间难以定位。估置于《法意》出版之年。

从上表至少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严复对卢梭思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第二，严复对卢梭思想的批评始于1898年5月；第三，严复批评卢梭思想出现过两座小高峰，第一座小高峰出现于1905年，第二座小高峰出现于1914年。

关于第一点，应当指出的是，严复在戊戌政变后，虽然其思想的主流是对卢梭持明显批评的态度，但不可一概而论，赞赏、介绍卢梭思想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如1908年，严复在《〈蒙养镜〉序》中就说：“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欧西诸邦，莫不如此。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恺恻，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又如，严复在译《法意》时，对原书“故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之句加进的案语中说：

卢梭之为民约也，其主张公益，可谓至矣。顾其言有曰：国家之完全非他，积众庶小己之安全以为之耳。独奈何有重视国家之安全，而轻小己之安全者乎？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夫卢梭此言，与孟氏右所云云正合。吾故表而出之，使阅者得参观焉。

上述两段文字，清楚表明，严复在戊戌政变之后，对卢梭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某些重要部分，是有选择、有区别地予以肯定和赞赏的。严复明确肯定和赞赏卢梭思想的条数虽然很少，但其中所包涵的意向却是值得重视的，其意向既表明严复的实事求是态度，也表明他在政治思想上并非在向后倒退。

除肯定和赞赏之外，严复对卢梭思想尚有较多中性的介绍和表述。此不一一列举。这些中性的介绍和表述，同样说明，严复是以比较客观平和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的，在他的思想中并无一意贬斥卢梭的倾向。

关于第二点，认为严复思想前期激进，后期保守的学者，几乎都说，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鲜明地或隐约地宣传了卢梭的民约思想或天赋人权论。但是，严复在1898年5月，就已有言论证明他是不赞同天赋人权论的。他说：“夫人之壮也，智识既开，则当特立独行，而不宜有所牵掣。若其幼稚，百事未知，听其自然，必至殒灭，是赖有父母之教养焉。”此语虽未直接提到卢梭与天赋人权，但意涵对卢梭天赋人权论的批评。1903年，严复作《〈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其中一段与上述之语意极相近似。严复明确指出：“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自繇’。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已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繇论也。”《法意》案语中，严复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往者卢梭《民约论》，其开卷第一语，即云斯民生而自由，此义大为后贤所抨击。赫胥黎氏谓初生之孩非母不活，无思想，无气力，口不能言，足不能行，其生理之微，不殊虫豸，苦乐死生，悉由外力，万物之至不自由者也。其驳之当矣！”

以上三段，辞近意同，第一段出现于戊戌变法中，后二段出现于戊戌政变后。严复批评天赋人权的思想前后一贯。若以后二段作为严复思想倒退的证据，则第一段无法与之相协和，于理难通。

关于第三点，在严复思想展现的进程中，涌起过两座批评卢梭的“小高峰”。第一座小高峰凸起于1905年，第二座“小高峰”出现于1914年。第二座“小高峰”，留待下文阐述。此处欲集中讨论第一座“小高峰”。这座“小高峰”以《政治讲义》为标志。《政治讲义》原本是1905年严复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稿。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将1905年误记为1906年。但《严复集》的编者，在注中已将误记时间订正过来。不过此注似未引起有些研究者的重视，严璩先生的误记仍被沿袭。有的学者据此误记，将《政治讲义》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联系起来，以此作为严复思想倒退的重要论据。其文中说：“戊戌后，严复在政治上后退了。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积极吸纳宣传民约论的观点，转而着意批评民约论。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蛰居译书多年的严复，在政治上又稍稍活跃起来。是年他先后在上海青年会和安徽高等学堂发表宪政演讲，并把演讲稿且汇成《政治讲义》，同年由商务出版。严复在讲演中，明显贬抑卢梭的《民约论》。”严复既然是讲政治学，当然与宪政问题是离不开的。但是，如果认为，严复的讲演是对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迎合，此恐既在时间上不相符，于严复的本意亦似相左。

清廷下诏准备“仿行宪政”，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开始，是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在此之前，清廷曾两次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1次是1905年7月16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2次为1905年10月26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即使不说1906年的预备立宪，就说1905年7月的第1次出洋考察宪政，其时间大约也不会早于严复在上海开始作政治学讲演的时间。因此似不能说严复的政治讲演是为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而发的。

严复1904年冬去欧洲，1905年（农历四月）返回上海，政治学讲演，大约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一连讲了八次，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拖到1906年。商务印书馆将《政治讲义》作为单行本印行是1906年，但严复为单行本作《自叙》的时间为“乙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其实在商务印书馆单本印行之前，笔者查到的，就已有四种报刊登载严氏的《政治讲义》。这四种报刊分别是：《政艺通报》《日日新闻》《直隶教育杂志·直隶教育官报》《广益丛报》。最先刊载的时间不会晚于1905年9月。正因为《政治讲义》已于1905年已载于报刊，所以严复于当年12月在给友人的信中颇为得意地说：“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

弄清《政治讲义》讲演的时间和刊出的时间，十分重要。一方面，我们知道《政治讲义》此一文本是产生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前的，因而认为它是为迎合预备立宪而发的看法是说不过去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追寻产生此一文本的真实语境，进而揭示文本作者的意向。若如此，严复在此文本中，多次批评卢梭的基本涵义即可明了。

《政治讲义》产生的真实直接的语境是1905年5月前后发生的反美运动。1894年的中美会订华工条约到1904年末期满，美国企图在新订条约中继续保持虐待华侨的条款。因此激起我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强烈抗议。从1904年夏季起，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不断刊载要求废约的言论。1905年掀起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是年5月10日，上海人民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各地纷起响应。6月3日，广州人民集议抵制美约。6月18日，天津、南京、汕头、潮州、杭州、福建以及新加坡等地集议抵制美约。7月20日，上海商董大会决议不定美货，商学会亦开实行抵制美约大会。这次反美爱国运动声势浩大，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普遍参与，书报宣传、集会演说，运动抵制，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影响极巨。与严复有交往的汪康年、马相伯、张謇等人都介入了这一运动，对运动所持态度亦与严复相近。严复是一位老成的学者，他没有直接投入运动之中，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有看法的。他是一个着眼长远、理性的、有责任心的爱国者。他赞成抵制美约，但不主张盲目的、情绪化的排外活动。他认为这样做只会更加加重民族的屈辱，造成更大的、更久远的损失。他认为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冷静的喧嚣，梁启超所办《新民丛报》几年来感情色彩很浓的宣传鼓动，应当负有直接的责任。

严复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在上海作政治学演讲的。他的《政治讲义》实际就是针对梁启超等人而发的。1905年12月，他在给曹典球的信中吐露了心底的真实用意。他说：

客冬随人薄游欧洲，道经英、法、瑞、义，如温州书。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适值抵制美约事起，群情汹汹。仆以为抵制是也，顾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则语以少安无躁。当此之时，逆折其锋，若将弃疾于复者。乃逾秋涉冬，其祸果发于罢市之一事。于是官绅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计。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于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海上学界、商界，人杂语庞，其高自期许者，大抵云中国迩年程度已进，所持议论，半皆三四年来《新民》诸报之积毒。适夏间有以讲说政治为请者，不自知其寡弱，乃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并言后此立宪为何等事。

严复作《政治讲义》时，既然有感于抵制美约中“群情汹汹”的景象，有意针对“三四年来《新民》诸报之积毒”，而“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则《讲义》中，多处批评卢梭的言论，自应与批评抵制美约运动中的情绪化行为和梁启超等人宣传鼓动的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严复心目中的康、梁形象

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虽同为维新派巨子，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承继的学术源流明显不同，为人处世风格各异，思想方法、政治想望，差别很大，康、梁宗派意识非常强烈，所以，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开始直至袁世凯垮台前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严复对康、梁，实际是心存不满和抱怨。但是这种不满和抱怨不是敌对的，也不是绝对的。严复处处都表现他实事求是的冷静、理性态度，与自己志同而道异者，他认为值得赞赏的就予以赞赏，应该客观评论的就予以客观评论，而对他认为应予以批评的，则婉转地予以批评。在严复的心目中，康、梁是志同道异者。因此，他对康、梁有赞赏、有客观评论，但更多的是批评讽劝，为不使顽固守旧者有隙可乘，他对康、梁的批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言辞相当苛锐，而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则多以批评卢梭的方式婉转讽劝，以引起康、梁的警觉。批评卢梭的方式上文已有所论及，后面还将继续讨论。此处，先看严复心目中康、梁的形象。如同展现严复对卢梭的态度一样，我们也可以将严复对康、梁的态度列出一个统计表格，以窥其概貌。

从上表可一目了然，严复在论及康、梁的时候批评的条数大大超过了赞赏和介绍的条数。不过这里还应该说明的是，由于《严复集》中所见资料并不全面，严复对康、梁的批评理应比表中所列更多。表中所列，严复对康、梁取明显批评态度是从1898年开始的。而严复在一封信中说到梁启超时，曾这样说：“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闻当时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据此可知，严复对康、梁的批评从1896年就已开始。现在《严复集》中编入的1896年10月“与梁启超书”，细读之，亦足资玩味。我们在上表中既未将其列入赞赏，也未列入批评，而是列在介绍之中，但是从严复的话中，隐约可见，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分歧。严复说：“自仆观之，则足下虽未通其文，要已一往破的。无似因缘际会，得治彼学二十余年，顾自揣所有，其差有一日之长者，不过名物象数之末而已。至其宏纲大旨，则与足下争一旦之命，胜负之数，真未可知。况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至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而已哉！梁君梁君，无怠！”

严复自识研究西方文化二十多年，所长在名物象数，宏纲大旨与梁启超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还难下结论。严复对梁启超当时的方刚气概，虽予称赞，但却在宏纲大旨上拉开了距离。

1898年，严复对康、梁的批评骤然增多。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的文章中，严复说：“若其家之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渐次变小，终至于无。”“若其家之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又说：“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这里实际是在批评康、梁急于求成，躁动不安，感情用事，而不能沉毅踏实。是年7、8月间，严复给汪康年写信，对信中之语请汪“秘之不宣”。所以“秘之不宣”者，就因为指名批评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信中说：“梁卓如大学堂章程颇为知言之累，岂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南皮辈流耶？英华发露太早，正坐苏子瞻《稼说》所指病痛；过斯以往，斯亦不足畏也已。公度欲富贵，遂富贵矣，于国种亦无望也。”苏东坡的《稼说》与批评王安石变法有关。他以说稼为喻，借题发挥，抑扬古今社会风气，阐发为学从政都应当长期涵茹，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哲理，讽诋当时人学养浅薄，急功近利，率尔轻发的不良风气。严复说梁启超“英华发露太早，正坐苏子瞻《稼说》所指病痛”。说明：在严复的心目中，处于维新变法高潮中的梁启超正在暴露其急功近利、轻率妄发的毛病。

《时务报》内部，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给维新派的团结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严复对康、梁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辞。他在《〈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中说：私书往还，相呼以贼，“前所石交，后乃仇讐。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诸公为此，独不嫌与救种革习之言本末不相称耶？《时务报》且为天下之笑枋诟资，尚何开化辅时之与有？”“梁君平日持论云何？岂不曰：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藉贵位尊势以劫制天下乎？此固祖龙与华盛顿之分也。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

戊戌政变，康、梁流亡日本，继续其反对清朝政府的活动。梁启超不仅创办《清议报》为宣传鼓动之喉舌，而且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有孙、康两派合并的计划。与梁启超一同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本来在如何对待西太后和清政府的问题上，与康、梁意见不同，到日本后，又受康、梁的严密控制，致使相互矛盾冲突。严复对康、梁所干的这一连串事情，甚不以为然。他在通信中对张元济说：“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闻近在东洋又与王小航辈不睦；前者穰卿，后者小航，如此，人尚可与共事耶？穗卿极袒对山，弟则自知有此人以来，未尝心是其所举动。自戊戌八月政变以后，所不欲多论者，以近于打落水鸡耳。”

由此可知，至1899年为止，在严复的心目中，康、梁二人一好轻举妄动；二好营私揽权。轻举妄动是由于不顾客观实际，凭理想、热情办事，因而激起政变，以致上负其君、下累其友。营私揽权是利欲之念过于强烈，心底不诚，持论不衷，待人诡诈，因而与汪康年、王小航公开发生争执。严复既觉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令人意恶；又说自知有康有为这个人以来，未尝心是其所举动。只是因为政变已经发生，二人在流亡之中，打“落水鸡”不合适。所以，严复从不公开发文直接批评康、梁，只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指其病症。

严复待己待人，都力求实事求是，他看康、梁，并非一无是处。1902年，在与张元济和梁启超的信中，对《新民丛报》刊登梁启超的《新史学》等论文就赞赏不已。他对张元济说：“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对梁更是夸奖备至，他说：“承赠寄所刊《丛报》三期，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二十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而辞意恳恻，于祖国若孝子事亲，不忘几谏，尤征游学以来进德之猛。曙曦东望，延跂何穷！三篇所载，皆极有关系文字，而鄙诚所尤爱者，则第一期之《新史学》，第二期之《论保教》，第三期之《论中国学术变迁》。凡此皆非囿于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也。”更可贵者，对《新民丛报》中关于批评严译《原富》的文字，严复虽然对自己的译法有所保留，但对批评之词，仍表示“甚佩其语”。他还谦逊地说：“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这都表明严复待人待己的诚恳求是态度。

从1900年至1915年的15年中，只有1905年12月给曹典球的信中，严复对梁启超有严厉的批评。（此批评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有所论列，下文还将继续讨论）。此外未见直接的责难。到1916年，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时严复虽已近暮年，但他对中国政局的关注仍未丝毫减弱。他许多发自内心的政治见解，在与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得以充分表达。正是从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严复的心中涌起了对康、梁批评的又一次高峰。

为使读者更为完整的了解严复对康、梁的看法，我们不得不摘引一段较长的资料。1916年，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这样说：

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

类似的批评文字还有不少，兹不一一罗列。总括严复之旨，若与1898年、1899年严复对康、梁的批评相比照，则意仍一贯。严复这时对康、梁的批评，并未脱离“轻举妄动，营私揽权”八个字。

严复此时为什么要激烈地批评康、梁？大约是有感于梁启超的西南反袁活动而发。严复认为：共和制度一时还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共和必然给中国带来祸乱。他一贯主张君主立宪，以渐进迂回的方式，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逐步使中国实现革新的目标。他说：“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古圣贤所以严分义而威乱贼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发之初会孟津，而复散归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法哲韦陀虎哥（雨果）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他认为梁启超是“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其在辛亥革命期间，不知投鼠忌器。“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然则统其全而观之，吾国所全，顾不大耶！而无如其一毁而无余何也”。“而追原祸始，谁实为之？”而今“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垣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之后，不急出以把持国柄，除苛解娆，以建设共和不倾之国体。尔乃陁然然，一听元二乱党所欲为，以成此麻痹不能进行之政局。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已，而反抗之。名为首义，实祸天下”。

严复对康、梁的指责，措辞虽甚刻厉，但他们毕竟仍属一个营垒，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进步与反动的对立，而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也是为人治学上的分歧。正因为如此，严复对梁启超，始终以贤者相待，对康有为，仍愿与之合作，并说“不忍深责”。严复在信中说：“吾于小人匪类，本无可责备，所责备乃贤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又说：“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

1916年底，1917年初，经张元济介绍，熊纯如致函劝其师严复与康有为联合。严复对此议态度甚和缓。他在回信中说：“来书谓得张菊生绍介，将谒南海、新会，此大佳事，不知相见时有何言论，甚欲闻之。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南海文笔沉闷，远不逮之，至如鄙人更当避舍。来教劝与联合，所见极是，但不知既合之余，鄙于两公有何裨补耳。”这时候，康有为所持政见，实际与严复已非常接近。应该说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有可能的。

三、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

1898年之前，卢梭《民约论》虽未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但康、梁一派思想主旨已很明显的包含了平等民权观念。康有为早已著有《实理公法全书》，为其倡导变法维新种下了理想的根基。梁启超后来在谈到谭嗣同的《仁学》时亦说：“《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源及民治主义，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自1898年起，卢梭《民约论》已有正式版本在中国印行，书名《民约通义》。日本中江兆民曾以汉文翻译卢骚《民约论》，书名《民约译解》，《民约通义》是直接翻印《民约译解》的第一卷，因此不是一个全本。笔者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和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均未查到《民约通义》。据林启彦大作（见本文注（2））提供的照片，《民约通义》封面署法儒卢骚著、人镜楼主人书。如果人镜楼主人是黄遵宪，那此书的印行实与康、梁一派有关。康、梁流亡日本后，出报译书，热火朝天。特别是梁启超，在留日学生中领袖群伦。他自己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

在梁启超的率领和影响下，在广泛介绍新书、新学浪潮之中，至1904年全国掀起反美拒约运动为止，翻译、介绍、宣传卢梭《民约论》及其思想观点，从书名或标题上可以一目了然的大致可见下表：

从上表可知，当时介绍卢梭及《民约论》者，主要是梁启超和杨廷栋。杨廷栋翻译《民约论》先在《译书汇编》上刊载，而《译书汇编》是受到梁启超称赞的。他在《清议报》百册祝辞中说：“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诵。”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介绍西学，虽显驳杂。他自己虽也说“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但事实上，他对卢梭的介绍，更具明显的倾向性。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卢梭的思想。他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大旗觥觥，大鼓咚咚，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他在《清议报》上以《卢梭学案》为题，将深奥费解的《民约论》阐释得主旨鲜明，通透易懂。在最后的案语中，他称赞卢梭之说“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他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梁启超对卢梭热烈的崇信和介绍，曾引起康有为的担心和不满。为此梁氏致函其师康有为，辩白说：“路梭诸贤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1903年，在一篇答问式的文章中，梁启超再次申辩说：“近日言平等、言自由者，诚不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之盛，卢梭《民约论》等学说，诚为西人所刍狗。……至于中国，则未可语于此。……故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

由于梁启超对卢梭的崇信和宣传影响极广，人所共知，所以在留学生中，甚至有直呼梁氏为卢梭者。这时候，不仅梁启超有卢梭之称，梁启超在为其师作传时，也把康有为比作中国的卢梭。

上述情况，作为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又对康、梁等人极为关注的严复来说，当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从1902年起，严复开始直接批评卢梭，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问题是：严复为什么要在1905年针对反美爱国运动来批评卢梭呢？他为什么说反美运动中，海上学界、商界所持议论半皆三四年来《新民》诸报之积毒？这只要细读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刊载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就可明其奥妙。梁氏在文中说：“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重点笔者所加）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制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梁启超在此段话中将当时思想界之营垒划得很分明。即民约论与进化论，以卢梭为旗帜与以斯宾塞为旗帜。梁启超举的是卢梭的旗，严复举的是斯宾塞的旗。梁启超认为，民权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国内既是人人独立自主，国际就应是国国独立自主，此是正大光明公平之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如能率由民族主义，则是天地间一大快事。1905年的反美运动，声势之所以能如此之浩大，当然与梁启超以民权主义为原本，而以民族主义为发挥的多年的宣传鼓动分不开。事实上，最早为反美运动思想原动力的《华工禁约记》，即为梁启超所著。严复是历史进化论者，他认为卢梭的“人生而自由”的天赋人权论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不过是理想主义的东西，早已受到西方十九世纪学者们的批判，不应当拿来作为救国的良方。他认为，与其打起民权主义的大旗，不如强调民能主义。如果经过踏实的训练，使人民程度真正高了，才能真正维护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利。他认为在人民程度不足的条件下，一味排外，更易遗下长远的祸患。职是之故，他对风风嚣嚣的反美运动，虽不愿正面指责，但他要“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他认为症结就是梁启超为首的一些留日学生，对卢梭及《民约论》的盲目崇拜。因此，他在《政治讲义》中，多次批评卢梭。意在指出梁启超理论在本源上的错误，以讽劝其早日改旗易帜。

在《政治讲义》中，严复批评卢梭共计9处，可以视作严复批评卢梭的第一次高峰。在这9处之中，批评卢梭言治不由历史，所论不符合历史事实者占7处。其余批评“用心躁”、与有复古愿望各1处。脱离历史事实、用心躁和复古，均出于主观的感情，而经不起历史的、科学的检验。

1914年，严复发表《民约平议》，集中而系统地批评了卢梭思想，使其批评卢梭达到第二座高峰。此座高峰的出现，从表面看，当然可以视作严复针对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而发，但若前后贯通，细细体会，严复着笔之要点，仍在澄清思想根源上的谬误，以讽康、梁多年来学术源流之病症。

《严复集》中至少有两处，自论发表《民约平议》的动机。一处是给熊纯如的信；一处在《民约平议》之中。1913年，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昨梁任庵书来，苦督为《庸言报》作一通论。已诺之矣。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报出，贤者可一观之而有以助我。”严复此话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梁启超请他写文章；二是他认为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本源是错误的；三是他作《民约平议》是为药社会之迷信；四是文章登出来贤者可一观之。上文已指出，严复心目中的“贤者”不是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而是指梁启超一类人。《民约平议》中有一段，说自《民约论》之出，“垂二百年，不徒暴烈之子，亦有仁义之人，愤世法之不平，闵民生之况瘁，奉若玉律金科，以为果足以救世。一误再误，不能自还。此今吾《平议》之所由作也”。这里若仔细体会，严复是为那些愤世法之不平，闵民生之况瘁，以为《民约论》果足以救世，而一误再误的仁义之人而作《民约平议》的。“仁义之人”无疑应是指康、梁等人。特别是“一误再误”，严复在191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就希望康、梁不要再种祸根了。

在严复看来，中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之所以被推翻，袁世凯之所以得势，社会之所以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原因虽然很多，但康、梁的鼓吹发动实是其原动力。严复说：“但问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则其原因至众，项城不过因其势而挻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若论造成此势，则清室自为其消极，而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二者合，而大乱遂有不得不成之势。”

康、梁何以能成为积极？由于康、梁所抱之思想学术误也。严复说：“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严复又说：“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简单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联系严复上述言论和心态，似应有理由作出结论：严复作《民约平议》，其意主要是在讽劝警告康、梁。

《民约平议》所涉学理既深且广，兹无法一一讨论，亦不必与康、梁思想一一接对。按其核心，在指出《民约论》所谓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空想性；卢梭立论之感情化与非历史性。严复在《平议》结尾中指出：“总之，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而严复批评梁启超亦多如此。如他说：“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梁启超后来检讨自己，对严复的批评直认不讳，且深自愧责。他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启超之在思想界中，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不以学问为目的者，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好从理想、目标、模式出发，把学问当手段，而不能不流为感情用事。严复批评卢梭，意恐不在彼而在此。

四、结 语

严复排拒卢梭思想，本意在讽劝康、梁。康、梁实际上逐渐接受了严复的批评。但是，既然严复公开批评卢梭，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然不会沉默不语。所以，针对严复的批评，先后就有胡汉民、马君武、章士钊等人出而回应。本文对此暂不讨论。不过，张奚若先生说得很对，“严、章两家为文本旨，均以当时国中实在政象为目标，非欲为探哲理作学术上有统系之讨论也”。我们看严复对卢梭的介绍和评论，正是从当时国中实在政象上去理解。我们的理解与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的一段论述恰相吻合。他说，在清末改革者中，大概可分为两派：一派感情重于理性，以康、梁为代表；一派则理性重于感情，严复、章太炎就属于这一派。严复对卢梭的排拒，正反映两派之间本质上的分歧。若此种理解大致不错，则学术界中认为严复吸收了卢梭思想或严复批评卢梭是政治上后退表现的结论就应该值得重新探讨了。

严复对卢梭的批评尽管带有其本身思想、眼光、价值等多方面的局限，但是他批评卢梭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以感情、空想立论，则是一贯的、正确的。到现今为止，真正懂得卢梭学说的严肃学者，仍是这么认为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说他是在一步一步向后倒退呢？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 参见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93。该书第七章第二节《关于“自由”伦理口号的评价》中就明确指出：“严复深受卢梭的影响”。（209页）“严复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伦理观和天赋人权论”。（211页）“在自由与法律、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伦理关系问题上，严复也吸收了卢梭的主要观点”。（215页）“严复在论述自由自主、民权民主等问题的时候，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期的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重要伦理思想武器——‘天赋人权论’，并且发出要求‘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强烈呼声”。（220页）“严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伦理学说，其目的，在于攻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伸张资产阶级民权，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222页）“严复宣传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在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严复以此为理论依据，启迪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呼唤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曾为之拍案叫绝”。（224～225页）
2. 参见林启彦：《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政治思想的影响》，原载《新亚学术集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二期，1979，又见于《步向民主：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民主思想》，32～94页，香港，中华书局，1989。篇名改为《卢梭〈民约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这是一篇研究卢梭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力作，颇具参考意义。林先生指出：严复在1895年，“把卢梭‘民约论’的民主思想更明晰地在他的早期几篇重要的政论中反映出来，很有划时代的意义”。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250～2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又见郑师渠《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2期。郑先生指出：“严复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的民约论和借此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人。正因为严复的文章率先使用了民约论新式的思想武器，故既令维新志士为之倾倒，又令守旧者惊恐不已，怒目相向”。“戊戌后，严复在政治上后退了。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积极吸纳宣传民约的观点，转而着意批评民约论”。参见夏良才：《卢梭》，北京，开明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1997。夏先生认为：“严复在早年所撰写的政论文章中，也隐约地采用了卢梭的某些思想”。（154页）
3. 参见拙文《严复的启蒙思想与斯宾塞》，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笔者将此文适当修改后参加了1996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因论文的主题限于论述严复思想与斯宾塞的关系，故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未及展开论证。1995年和1997年，笔者的两位师弟王宪明和舒文合作发表了《近代中国人对卢梭的解释》和《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问题的再探讨》，分别见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和《河北学刊》1997年第1期。两文均持同一观点，特别是第二篇，详细论证了戊戌时期严复所宣传的不是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作者最后归纳自己的观点说：“总之，戊戌时期严复所鼓吹、传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并不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而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派的进化的、实证的、功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不存在严复早期传播卢梭思想，戊戌以后批判卢梭思想的问题。因此，也不存在严复早期民主、进步，晚期反动保守的问题，严复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始终是一贯的”。
4.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严复集》，第2册，255页。
6. 《严复集》，第4册，1022～1023页。
7. 《严复集》，第2册，279、147、144页；第5册，1295～1296页；第2册，241～242、252页。
8. 《论中国教化之退》，见《严复集》，第2册，483页。
9. 《严复集》，第1册，133页。
10. 《严复集》，第4册，986页。
11. 《严复集》，第5册，1550页：“丙午（1906），府君五十四岁。上海知交请求演讲政治学，计青年会演讲八次而讫。名所讲者曰《政治讲义》，自序刊行”。
12. 见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3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 见郑师渠：《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载《福建论坛》，1995年第2期。
14. 严复《政治讲义》刊载于《政艺通报》第四年（乙巳）第16号至23号，第五年（丙午）第1号至第8号。时间为1905年9月29日至1906年5月23日。刊载于《日日新闻》时间不详。《直隶教育杂志·直隶教育官报》是转录《日日新闻》的，转录于该刊的第1年第15、16、18、19、20期上。时间为1905年10月以后。《广益丛报》将《政治讲义》刊载于第93、94、98、100、101号。时间为1906年3月至4月。
15. 《严复与曹典球书》，见《严复集》，第3册，569页。
16. 有关此一运动的详细资料可参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该期除辑录有关的图片外，文字资料达90页之多，分为六部分：一、美帝国主义虐待华侨的概况；二、反美爱国运动的发起及其进行办法；三、全国展开了反美爱国运动；四、美帝国主义勾结清朝政府破坏反美运动；五、买办阶级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六、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工农群众坚持反美爱国运动。此种资料署名和作辑，疑为当时集体合作编辑而成。资料的六个标题带有1955、1956年代的时代烙印，但资料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17. 见《严复集》，第3册，568～569页。
18. 《严复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48页。
19. 见《严复集》，第3册，514页。
20. 见《严复集》，第2册，467～468页。
21. 苏轼外任地方官时，逢同年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他，他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作《稼说》送给张琥，以之共勉。《稼说》中云：“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严复引苏子此语之意，以讽康、梁，颇中要害。
22. 见《严复集》，第3册，508页。
23. 见《严复集》，第2册，493～494页。
24. 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所载：康有为离日赴美后，己亥（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
25. “对山”，《汪康年师友书札》索引以“对山”为康有为；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第150页、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77页，注“对山”指康有为。《凌霄一士随笔》（四）1219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对山指有为”。（笔者认为，此处上文中的对山是指康海，而非指康有为）严复此处之“对山”，即指康有为。称康有为作“对山”，实际是借用明代状元、文学家康海之号。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举弘治十五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专政，欲招致之，海不往。会李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海乃谒瑾说之，明日释梦阳，后瑾败，坐瑾党落职。卒年六十六，有《对山集》。又：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王季烈辑）癸酉孟夏心葵属上海隐庐印行本第六册，第67页：癸巳（1893年）十二月廿六日记：“蔚若前辈轺旋来谈云：有梁统高者，俊才也。闱中得其卷，误以为对山，抑置副车，而不知对山已高占魁席矣。功名前定，岂不信夫”。近人知此康海与梁统高科举轶事，后来与康有为和梁启超乙未（1895年）科举同试相比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页记：“乙未会试，副总裁李文田，得先生（梁启超）卷大赏之，其后以额满落第。或曰正总裁徐桐疑为康南海卷，故抑之，不知确否。李题其卷末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先生极感之”。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30页：陈叔通在《从戊戌政变至云南起义之政治轶闻》中写到：任公与康有为“同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予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明、清两场科举会试，两对康、梁，录取与否，情节极为相似。故后人以康海之号称康南海，亦颇富历史意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称康有为作“对山”，既不普遍，使用时间也不太长。笔者寡陋，现在所见资料，称康有为作“对山”者，几乎都出现于1899年后，使用此称呼的人是夏曾佑、严复和章太炎三人。夏、章使用“对山”的信件分别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344页、1360页、1363～1365页、1367页、1951页、1955～1956页。从信函内容看多与联合孙中山有关。故笔者怀疑，此时称康有为作“对山”，是否寓有与孙中山联合即康有为对孙中山，简为康对山之意。夏曾佑信中有“今作一人名对，曰：李联英（可惜他要联俄）；孙同康”。“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等语句，颇耐人寻味。若时人真有此意，则“对山”亦有借用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诗句之意。李白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26. 夏曾佑虽与严复交往甚密，但严复与夏为人治学不同。严复讨厌康、梁，心非康、梁，而夏则称赞康、梁。夏曾佑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今任弟之誉满于四方，数年之后，当更可想。任弟之才，固敻乎不可及矣。然亦可见一人之学，显晦有时，不独大道之行，非人力所能强也”。（《汪康年师友书札》，1322页。）汪大燮说夏曾佑的风格颇似严复批评康、梁，而且喜与康、梁交游。他在一封信中曾说：“《国闻报》专门主张康教。……穗卿向来见异思迁，性情浮动。……此时康、梁恐在天津，其于康、梁之交，则不待言矣。又其人最喜欺侮忠厚人，见人有为人欺侮之事，甚以为乐”。（《汪康年师友书札》，781～782页。）从以上情况看：严复“穗卿极袒对山”之语，则亦意含对康、梁的批评。
27. 见《严复集》，第3册，533页。
28. 《与张元济书》，见《严复集》，第3册，551页。
29. 《与梁启超书》，见《严复集》，第3册，515～517页。
30. 见《严复集》，第3册，631～632页。
31.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32～633页。
32.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32～633页。
33.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52页。
34.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57页。
35.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61～662页。
36.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59页。
37. 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4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8. 参见拙文《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7年第6期。
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5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40. 1916年12月，马君武在《〈民约论〉译序》开头即说：“卢骚《民约论》共四卷。一八九八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日本中江笃介汉译第一卷，名《民约通义》”。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300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另据，毛注青编《黄兴年谱长编》第33页，谓：1899年，黄兴“在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及卢梭《民约论》诸书”，亦可证明在1899年以前，已有《民约论》出版发行。
41. 中江兆民（1847—1901），名笃介，政治家、评论家。1871年留学法国。1875年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和元老院权少书记官。1881年任西园寺公望创办的《东洋自由新闻》主编。1882年创办《政理丛谈》，同时参与《自由新闻》的工作。撰文普及民权思想，攻击专制政府，被称为“东洋的卢梭”。他的《民约译解》等书介绍了天赋人权思想的人民主权论。1887年出版《三醉人经纶问答》，3月根据《保安条例》被放逐。翌年，任大阪《东云新闻》主编，在该报发表《新民世界》。1889年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以后进入实业界，但没有成功。晚年组织国民党，倾向于国家主义。有《中江兆民集》等行世。
4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61～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43. 杨廷栋（1878—1950），字翼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毕业于苏州中西学堂，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翌年选为第一批公费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事迹参见《苏州市志》第1册第823页，另见《传记文学》第18卷第1期第22页《秋夜草疏图卷与杨廷栋先生》。
44. 参见杨廷栋译《路索民约论》卷首《初刻民约论记》，其中曰：“岁庚子，尝稍稍见于《译书汇编》中，既有改良之议，且谓疏浚民智，宁卑之无甚高论，遂辍此书，不复续刻。……今并力营之，书始成。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文明书局，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45.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100期。
46. 《破坏主义》，见《饮冰室自由书》卷上，45页，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四月订正第四版。
47. 以上两段引文，均转引自林启彦先生文章，参见本文第1页注2。
48. 1902年春，马君武在《壬寅春送梁任公之美洲》的诗中，有“春风别卢骚”之句。见《马君武集》，399页。
49. 1901年12月，梁启超作《康南海先生传》，传中说：“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今日中国所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见《清议报》第100册），又可参见《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序》，《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50. 参见拙文《严复的启蒙思想与斯宾塞》，见本文第1页注3。
51. 《华工禁约记》（一名“美国华工禁约记”）原为梁启超著《新大陆游记》之一章，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年有上海广智书局单行本，并见《饮冰室文集》。
52. 《严复集》，614页。
53. 严复说：“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师弟翩然返国，复睹乡枌，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见《严复集》，第3册，633页。
54.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45页。
55.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48页。
56. 《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45～646页。
57. 见《严复集》，第3册，645～646页、648页。
5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42～143、147、162～16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59. 张奚若：《张奚若文集》，2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60.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见章念驰编选：《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17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1. 参见何兆武：《译者前言》，见《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何先生指出：本书立论的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本书虽然有着许多光辉的民主思想和辩证法因素，但同时也包括了大量空想的、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加以分析的”。另张庆海《卢梭政治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吗？》（《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也指出了卢梭理论的空想性，认为卢梭思想的本质是反映了小生产者的道德理想，它既没有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其“覆灭”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