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想 史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张 勇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一、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

用通行的区分经今、古文二派的“标准”同章太炎早年论著中所反映的经学思想加以对照，是判别章氏早年是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的最简单的办法。晚清以来，最早对经今、古文进行明确区分的是廖平。此后，周予同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20年代撰成《经今古文学》一书，对经今、古文的不同，作了更明细的划分。周予同先生的这一划分，实际上也就成为迄今学术界判别历史上经今、古文学（尤其是近代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基本依据和标准。

由表可见，6、8、9、10、12五项主要涉及今、古文经的传授、历史地位的变迁及现存著作等客观区分，并不构成今、古文在经学主张上的对立。而其余今、古文对立的8项区分，又可归并为这样几个问题：1．对孔子的基本评价；2．关于孔子是否“改制”的问题；3．孔子与六经的关系；4．古文经传是否刘歆伪造的问题；5．对纬书的态度等。以下将围绕这5个问题，具体分析章太炎早年论著所反映的经学主张，判定章氏早年的经学立场。

第一，章太炎早年是尊孔子为“素王”的。《春秋左传读》专门列有“立素王之法”条目，解说“素王”之意。《訄书·客帝》也说“素王不绝”、“有素王”。尊孔子为“素王”，屡见于章太炎早期论著。与此相较，章氏关于周公的论述却不多。且每当孔、周并提时，章氏的态度又明显地尊孔过于崇周。如：“上古多祥，而成以五行，公旦弗能革也。病其怪神，植幑志以绌之者，独有仲尼。自仲尼之后厉世摩钝，然后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则公旦又逡遁乎后矣。”（《訄书·独圣》）

第二，章太炎早年是赞成孔子“改制”说的。认为《春秋》是孔子黜周王鲁、托古改制、为汉代或后王“立法”之作。在章太炎早期著作中，关于孔子改制的议论是很多的。《膏兰室札记·孝经本夏法说》明确谈到《孝经》《春秋》为孔子托古制法之作；《春秋左传读》中也多处谈到孔子改制。如“郑伯克段”条谈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为万王准则；“未王命故不书爵”条谈“托王”；“衰冕黻珽”条谈《春秋》改制；“烝”条谈《春秋》“新法”；“西狩获麟”条谈《春秋》改制等。章氏本人并不讳言在“黜周王鲁”、孔子改制等观点上与康有为的一致。1899年1月，他在《答康有为书》中就明确地说：“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余周秦西汉诸书，知《左氏》大义与此数语吻合）。”“孔子改制”是今文经说的重要观念，也是戊戌时康有为鼓吹今文经的核心所在。章太炎见同于康氏，是很可以说明其经学倾向的。

第三，对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即“六经皆为孔子所作”还是“六经皆为古代史料，孔子仅作删定”的问题，章太炎早年持“折中”的态度。一方面，他反对“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说法，在《今古文辨义》一文中，批驳廖平关于“六经皆孔子所撰”的观点；另一方面，章太炎又认为孔子并非“述而不作”，“六经皆系孔子笔削，不止删定而已”（《独圣》）。而在这“笔削”中，自有“微言大义”所在：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礼》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今古文辨义》）。

章太炎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界说，显然不同于古文学“六经为古代史料”的观点。章氏的“折中”，与其说是折中于今、古文，毋宁说是对今文说的有限修正，其倾向于今文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对今文学关于“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的说法，章太炎是极力反对的。他作《春秋左传读》的主要用意即在于驳斥刘逢禄关于“《左氏》传经为刘歆伪造”的观点。戊戌时期，章氏说经同康有为相悖的关节要点也就在于他反对康有为认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及六经皆孔子自造的说法。有关这一问题，下文还将涉及，此不赘述。

第五，章太炎早年对于纬书的态度，是倾向于经今文学的。诂经精舍时期，章太炎对纬书多有涉猎。《膏兰室札记》中，就有对《易辨终备》《尚书中候》《礼斗威仪》等纬书的考释之作，并多处引纬书释词说义，认为“纬书尤存古义”（《札记·卷二·傍害》）。《春秋左传读》中对纬书的引用也随处可见。在戊戌时期章太炎所作诗文中，同样有不少援用纬书的痕迹。《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和《后圣》等文中所说“水精”，是《春秋纬》的说法。《杂感》（1989）一诗中“血书已群飞”句所用“血书”之典、“为君陈亥午”句所用“亥午”之典，分别出于《春秋纬演孔图》之“端门血书”和《诗纬汜历枢》之“午亥之际为革命”的说法。

章太炎对纬书有所斥责，约始在1899—1900年。如《訄书·独圣》篇就认为纬书“言仲尼为黑帝子”是“后儒之谀诬”。但此时章太炎对纬书的指斥还只限于对纬书部分说法的否定，而非全然排斥。如在《訄书》中有多处援用纬书：《尊荀》篇之“黑绿不足代苍黄”，出自《孝经纬援神契》；《订实知》篇所说“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出于《孝经纬钩命决》；《客帝》篇称“吾读《中候》”之《中候》，就是《尚书纬》，等等。章太炎对于纬书的态度有一前后变化的过程，但在早年却是以“相信”为主的。

归纳以上分析，可以对章太炎早年的经学主张作这样的概括：章氏早年崇奉孔子，认孔子为素王，赞成孔子改制说，因而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孔子作为政治家、哲学家的地位；章氏并不以六经为古代史料，认为六经皆经由孔子“笔削”而成，其中“意旨”高于前圣，故六经“皆孔子之经”，是经典法制而非史事；章氏反对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章氏早年对纬书并不排斥，相信其中“存有古义”。将章氏的这些主张同前列的8项“标准”对照，其中同于或倾向于今文学的占了7项，而同于古文学的仅1项。由此可有这样的结论：认为章太炎早年是经古文学者或其经学主张具有“明显的古文学倾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二、章太炎早年经学思想倾向于今、古兼融和会通

章太炎早年的确说不上是一个经古文学者，但也并非就是一个经今文学家。在《春秋左传读》中，他驳斥了经今文家刘逢禄等指《左传》传经为刘歆伪造的说法，力为《左传》辩诬，这也许正是章太炎被视为经古文学者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对《春秋左传读》作些分析，不仅可以进一步验证关于章太炎早年并非经古文学者的判断，而且有助于对章氏早年经学思想的基本倾向的把握和了解。

章太炎曾自言其《春秋左传读》是“微言，大义”之作。“微言”是对“古字古言”的考订释证；“大义”，是对蕴藏深意的索隐发明。治经讲求“微言大义”（即章氏所说“大义”）是晚清经今文学勃起的特色。章太炎治《左传》以“大义”为主旨，显然与时风熏染有关。那么章氏所得的《左氏》“大义”，究竟有哪些呢？细读《春秋左传读》，可以有以下发现：1．孔子作《春秋》乃是“立素王之法”，“《公羊》说亦同”（“立素王之法”条）；2．《公羊》家有《春秋》“五始说”，而《左氏》除“公即位”“不更为一始”外，其余“四始”皆与《公羊》同（“元年春王正月”条）；3．“据鲁，亲（即新）周，故殷，运之三代”，托王改制，“《左氏》家亦同《公羊》说也”（“公羊以隐公为受命王”条）；4．《左氏》家亦有灾异说。天降“大雨雹”，是因为“季氏专权”之故，“此则三传之师，有重规叠矩之合”（“大雨雹”条）。很显然，章太炎这里所说的《左氏》“大义”，也都是《公羊》大义。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左氏》义同《公羊》”，但究其实不过是以《公羊》解说《左氏》。《春秋左传读》中谈到《公》、《左》相同或相通之处，除上面所引之外，还约有三十余条。因此，用《公羊》义法解说《左传》，是《春秋左传读》的一个特点。

《春秋左传读》力辩《左传》“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认为《左氏》的传授，自荀子而贾谊而刘氏父子（向、歆），本是一脉相承。而荀子同时又传《谷梁》，刘向则为《谷梁》名家。循此推衍，《左氏》《谷梁》就自然有了联结和会通。而《左氏》大义既然又多同于《公羊》，这样三传之间也就相互融通起来。《春秋左传读》中，多有《谷》《左》相通，三传相同的论证。《春秋左传读》成书后，章太炎在给谭献的信中也明确谈到了他对三传间关系的看法：

湛思《左氏》，为起废《谷梁》，辞旨雅懿，鲁学是同。大儒荀卿，照邻殆庶，并受二传，疆易无分。秉此说法，庶尟悒悔。……夫经义废兴，与时张弛，睹微知著，即用觇国。故黜周王鲁之谊申，则替君主民之论起。然《左氏》篇首以“摄”诂经，天下为宦，故具微旨。索大同于《礼运》，籀逊让于《书序》，齐、鲁二传，同入环内。苟畼斯解，则何、郑同室释甲势冰矣。

《谷》《左》相通，齐、鲁相同也就是今、古相通。由荀子传经的线索，章太炎又认为《毛诗》《鲁诗》也多有相通处（《毛》《鲁》皆经由荀子传授），在《春秋左传读》中，屡引今文“三家诗”为证。由通三传而兼及通古、今，可说是《春秋左传读》的又一特点。

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中，也曾谈及《公羊》《谷梁》之误，但为数不多，且限于“古字古言”，少关“大义”；间或也指出《公》《左》相异之处，但亦允许二说并存；虽然也说治《左传》者于《公羊》当“有取有舍”，但所“舍”者多为“微言”，所“取”者则在“大义”。《春秋左传读》所极力要证明的是《左传》的传经地位同于《公》《谷》，而证明的依据，则是《公》《左》同义，《谷》《左》相合，三传相通。因此，《春秋左传读》的主旨，与其说是以《左传》反对《公》《谷》，不如说是要使《左氏》取得并享有同《公》、《谷》相并立的地位；与其说是要以经古文来同经今文对抗，不如说是不赞成提倡经今文者用今文诋毁古文、否定古文的意见和作法。因为在章太炎看来，经古、今文都是先圣先贤的真传，有相通的大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两家的师法传承自当不妨有所分别，但各持己见、门户相争却是不应该的。《春秋左传读》看似在树立左氏门户，但其本意却在于要破除以《公羊》排斥《左氏》的门户之见，以求三传“大义”的会通。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中赞扬刘歆“治《左氏》而引用《谷梁》”“开通不守门户”的作法，斥责刘逢禄欲“三传必无一同而后可”为诬妄。

在《春秋左传读》中，章太炎表达了既分别今、古文，又反对将今、古文对立起来，强调今、古文学兼融会通的经学思想倾向。

三、章太炎早期思想中“守先”与“法后”的两种情结

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在《诂经精舍课艺八集·序》（1897年）中，曾有这样一段充满睿智和感慨的言论：

嗟乎！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虽然，当今之世，虽孟子复生，无他说焉。为当世计，不过曰：盍亦反其本矣；为吾党计，不过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战国时有孟子，又有荀子，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无荀子不能开三代以后之风气，无孟子而先王之道几乎息矣。今将为荀子之徒欤？西学具在，请就而学焉；将为孟子之徒欤？则此区区者，虽不足以言道，要自三代以上之礼乐文章，七十子后汉诸学者之绪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来诸老先生所孜孜焉讲求者也……风雨鸡鸣，愿与诸君子共勉也。

俞樾准确地洞中了当时士人学子们矛盾、彷徨的心态，指出了中西交通、社会变革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中（旧）学还是西（新）学？专心问学还是积极救世？固守传统还是投身变革？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纠缠在当时读书人意识深处的“守先王”与“法后王”的两种情结。俞樾虽不乏明智开通，但其选择显然倾向于前者：中学、书斋、先王之道；康长素虽也以先圣先贤相标榜，但其选择则主要在于后者：西学、经世、时王之法。那么，章太炎选择了什么？

其一，就“中学还是西学”而言，早年章太炎既有着扎实的旧学根底，又十分注意汲取西来的新知，在处理中西、新旧之学关系上有独到之处。精舍时期，章太炎在硁硁研经的同时，接触、涉猎了许多西学新知。在其作于1892—1893年的《膏兰室札记》中，曾征引《几何原本》《谈天》《天文揭要》《地学浅释》《格物探原》等西书，内容涉及地圆说、天体演进、生物衍化和物质结构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章太炎在戊戌期间刊发的《视天论》、《菌说》、《东方格致》等反映其早年哲学见解的文章，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訄书》（初刻本）中，也吸取了《札记》许多有关西学知识的内容。然而，章太炎早年是在对中国古代典籍（如《淮南子》《管子》《庄子》《墨子》）进行考释的过程中汲取西学新知的。这是晚清知识界最初接受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时常用的方式。与那种简单地以西学援附中学不同，章太炎早年在接触西学时就表现出一种用西学知识来观照、审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材料，并力图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容纳、消化西学新知的意向。章太炎在《致谭仲修先生书》（丙申七月十日）中，曾谈及他在这方面的尝试：“麟前论《管子》、《淮南》诸篇，近引西书，旁傅诸子，未审大楚人士以伧夫目之否？顷览严周《天下》篇，得惠施诸辩论，既题以历物之意。历实训算，傅以西学，正如闭门造车，不得合辙。分曹疏证，得十余条，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章太炎这里提到的十余条“疏证”，后经修改，以《东方格致》为题，发表于1899年《台湾日日新报》。在其开篇，章太炎就明确驳斥了所谓泰西格致出于东方的说法，认为格致之学在东、西方各有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在“理要”上又是相一致的。

章太炎“以旧融新”，将所接受的西学“理要”，用以观照和重新解说中学，这在《訄书》（初刻本）中有充分的体现。举凡书中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条理、比较，对中国历史上种族源起、宗教流变、制度沿革、文字变迁的考察、批评以及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主张和意见等，贯穿着进化论的思想，体现着进化、发展、因革的精神。然而，在《訄书》中这一起着贯通全书主旨作用的“精神”却是以尊荀的面目出现的（关于荀学在章氏早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下面还要具体谈到）。因此，《訄书》也就基本上代表了章太炎早年的“以旧融新”，即以西方学理为思维和逻辑框架，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典章制度、风俗民习等进行考察批判和重新解释。这种基本路数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在形式上是旧的，在内容上是民族的，而在学理（“理要”）及视角方面则是新的。

其二，就“问学还是济世”而言，早年章太炎实际是偏向于前者的，但在其治学中又充满了极强烈、鲜明的“致用”精神。他治经，仍自文字训诂入手，同时又极注重对经传大义的讲求。在《膏兰室札记》中提出“字义”与“经义”并重；在《春秋左传读》中，进一步强调经义的重要：“董生云：‘辞不能及，皆在于指，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以适道矣’。此治《公羊》《左氏》者，皆所当知也”。治经讲求大义，本就与“致用”相联系，正如章太炎所说：“夫经义废兴，与时张弛，睹微知著，即用觇国”。而章太炎早年在治经中所求得的大义，如“改制”，如“王鲁”，又何尝不是与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呢！

章太炎早年治经中贯穿的“致用”精神，还表现在其治经重礼，认《春秋》为礼书。在《兴浙会章程》中，章太炎认为“经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足以致用”。他对《左传》也注重从“礼书”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春秋左传读》中，他明确指出：“春秋制礼，参夏、商、周而酌之，故《春秋》正是礼书”。在晚清经学研究中，礼学是一项重要内容。章太炎最推崇的晚清学术大师黄以周、孙诒让都是以治礼学而著名的。晚清“礼学的复兴”是与“通经致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礼学因其涉及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刑法、名物、乐律等制度层面的实体，自然成为“通经”与“致用”的最佳结合点，而对历代典制的研究本身又正是现实社会变革的要求。关于礼学研究与变法改革的关联，孙诒让在《周礼政要·序》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开化四千，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章太炎早年治经重礼，正是晚清治礼以求致用的学术风气的反映。他阐扬《春秋》制礼、孔子制礼（法）的大义，以及他在《訄书》中对赋税、官制、刑律、学制等的悉心考察，都是同“经世致用”、变法改革的具体主张联系在一起的。

章太炎早年治经继承了乾嘉以来治经“旁及诸子”的传统，同时又突破了以前对诸子仅“从旁窥伺”，“而知者特文句耳”的研究局限，直接“由义理而治诸子”。在章太炎早年的学术研究中，诸子义理不仅起着证明、解说经义、沟通今古文等作用，而且也是“通经致用”，研讲制度、政术的重要思想材料。章太炎早年对诸子的研究着重于管、韩、荀等人。而所以如此，又主要出于致用经国的考虑。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正是出于“寻求政术”以“经国”的目的，章太炎在戊戌期间写了一系列为法家翻案，为“申、商之术”正名的文章，对管仲、商鞅等人的学说、功过予以新的解说和评价，并借以表达关于加强法制、变革刑律、发展经济的具体改革意见和主张。

其三，“固守传统还是坚持变革”的问题，是“守先”与“法后”两种情结的集中体现。所谓“固守传统”，即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也即主旧（中）学，主问学；所谓“坚持变革”，即尊后王之法以开风气，也即主新（西）学，主用世。早年章太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同于当时较为普遍的将传统与变革相分离、相对立的态度。他把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新知融于对荀子学说的理解和解释，力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视野中，把传统与变革，新学与旧学，求知与致用统一起来。

“尊荀”是早年章太炎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荀子学说不仅是早年章太炎据以说经的“义理”和衡评诸子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荀子学说在章氏早期思想中还承担着融会西方新知、沟通“守先”与“法后”的重要使命。对于荀子学说，章太炎最为重视、发挥较多的是“正名”和“法后王”思想。而“传统”与“变革”、“守先”与“法后”的沟通，正是通过将“正名”与“法后王”相联系的解说来实现的。借用“正名”和“法后王”思想，章太炎阐释了演进发展的社会历史观。

四、章、康经学思想的歧异所在

章太炎治经主张并立今古、古今会通，反对康有为等今文家指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认六经皆是孔子制作的观点，这其间是有着“主兼融”与“主门户”的差异。但在章太炎主“兼融”、反对今文家说的背后，更有着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存亡续绝”的深层关怀和长远计虑。1899年，章太炎在《今古文辨义》一文中，借批驳廖平，明确表示了这种关切和忧虑：

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郤导窾以有此弊。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固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噫嘻！枯骨不复起矣，欲出与今人驳难，自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不可得矣。则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彼古文即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也？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乌虖，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矣。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章太炎认为：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的进步、社会的革新是有机的结合体，是必然联系、不可分割的。立新需要因古，进步只能是在旧有基础上的损益，必须兼顾民族的“德性风俗”。否则，一意凭空制作，就必然导致社会改革的失败，导致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全面怀疑和否定，民族历史文化不能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民族文化是种族的标识和根系，它的存续与种族的存亡是连在一起的。“教术之变，其始由于种类，均是人也，而修短有异，黄白有别，则德性风俗亦殊。”“惟吾神皋沃壤，五德赅备，则教莫正焉，种莫贵焉。虽有掍成之志匪自尊大，而犹不能不自殊别。”尤其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志士仁人试图以变法来救亡保种的形势下，更应把民族文化的存续同变法救亡有机地联系起来，自觉地“以教卫民，以民为国”，因为“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章太炎承负起“上天以国粹付余”的天职，自觉地从事于对“支那闳硕壮美之学”和“国故民纪”的批判和阐释。在《訄书》中，他之所以要分别族制、审订文字、辨明姓氏，以至于认为对“弁冕之制、绅舄之度”，“流沫讨论，以存其概略”，也有“当务之用”，就是出于对“思古之情弛，合群恩国之念亦儽儽益衰”的关切和忧虑。

透过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歧异（即“论学殊”）的表象，我们所看到的是二人在历史观念上的差异。在章太炎看来，历史的发展仿佛“连环”，是环环扣接的，文化的进步犹如薪火是世递代传的。“吾之智虑，尝蜕于先人，精于自见，而先人在”（《訄书·榦蛊》）。“上古之颠木，迹层之枯鱼，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趋化，以有吾侪之今日”（《儒术真论》）。否定过往的历史、文化，也就否定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抽空了人类文化继续进步的基石。章太炎反对“刘歆伪造”、“孔子自作”，所反对的正是盲目怀疑、否定一切历史，割断历史文化发展的时代联系的对待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二千年的历史只有“昧瞀”，“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国二千年的文化皆是伪乱，“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矜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实行……”（《新学伪经考》）。因而自应“犁庭扫穴”，荡涤殆尽，“执礼器而西行”，以求太平之治、大同之乐。章太炎后来指斥他“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太炎别录二·答铁铮》）。然而康氏之“视一切历史为刍狗”，本也就体现了一种历史意识，即以对以往历史的批判、否定来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批判式的历史观。戊戌时期，章、康虽都接收了进化论的思想，但康更重于“进”，英猛激进地抛弃过往，憧憬着世界大同的未来；而章则更强调“化”，沉稳切实地将历史、现实和未来扣接在一起。

章、康“论学”的歧异，又反映了二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康有为坚信公理的普遍适用性和文化的世界统一性。“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于其教”（《孔子改制考》）。他以“孔子自造”的精神，为人类社会发展设计了普遍适用的、机械的“三世”模式。在他看来处于“升平”之世的泰西文化，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阶段。所以，仿效泰西也就成了今日中国改革变法的主要目标。对比之下，中国二千多年来昧于据乱世的种种，自然也就成了“伪经”、刍狗。章太炎虽然也谈公理、“公言”，但同时也觉察到了公理、“公言”在适用上的相对性，在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之间总有意无意地试图划出一道界限。在他看来，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下，是戎夏之别和种族之分的主要依据。“化有早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种性非文，九趠不同人，种性文，虽百挫亦人”。东、西，黄、白之间并无文化上的等差，有的只是种族的不同。“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民”，“其贵同，其部族不同”。我华夏之族，教自贵，种自殊，保教保种乃是一体。因此，对中华“闳硕壮美”之文化自当“恢明而光大”，对于二千年之“国故民纪”也应倍加珍惜。而对于与之相反的一切“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之说，则必须“大声疾呼，直攻其妄”。章、康二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的差异。康氏重视“同”、总相，章氏则注意到分、别（殊）相。前者对世界文化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必将同化于世界文化的主流充满信心；而后者则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将其同种族的保存联系在一起，对中华文化的前景和命运表示出极大的忧虑。章、康“论学”的歧异，投射到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则反映出二人在政治改革主张上的内在差异。康有为全面否定二千余年来的历史文化、礼乐制度，信奉东、西社会发展的统一公理，对于现实中国社会的改革，热心于向外的取法；章太炎则反对割断现实社会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关联，强调民族文化的存续对于民族独立、发展的特殊意义，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革，更注重对旧有制度的损益。章、康相较，在政治主张上，显然康氏更为激进，而章氏则不免保守。学术思想的不同倾向，导致政治主张的重要区别，这种历史现象至今仍然耐人寻味。

（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89；《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李泽厚：《章太炎剖析》，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等。
2. 这里所说“早年”，指章太炎自就学诂经精舍（1889）至《訄书》（初刻本）刊行（1900）这一时期，即通常所说章太炎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
3. 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等。
4. 廖平：《今古学考·今古学宗旨不同表》，见《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
5. 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 可参见《膏兰室札记·孝经本夏法说》《诂经札记·子畏于匡章辨韩李笔解说》《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后圣》《今古文辨义》，以及《訄书》中《尊荀》《杂说》《独圣》等篇。
7. 氏有关孔子高于周公之说，还可见于《儒术真论》《今古文辨义》等文。
8. 《孝经本夏法说》作于1893年，见《膏兰室札记》。后此文经修订，发表于1914年《雅言》第10期。修订后，其议论多有与原稿截然相反者，并与章太炎早期经学观点龃龉。故以往认为修订稿也完成于1893年之说是错误的。
9. 还可参见《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后圣》《尊荀》等篇。
10. 以往认为章氏赞成“改制”，是政治上追随康、梁的表现，是所谓“革政同”的根据。此处引述说明，章氏赞成“改制”是以其学术上的见解为依据的。
11. 见《春秋左传读叙录·序》。
12. 《春秋左传读》言《左》《谷》相同、相通者，见“取郜大鼎于宋”、“胥命于蒲”、“肆大眚。葬我小君文姜”、“公会宰周公”、“晋大子圉为质于秦”、“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申蒯’至‘皆死’”等诸条；言三传相同、相通者，见“元年春王正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单伯”、“夫人孙于齐”、“鄣”、“卜郊”、“烝尝禘于庙”、“九月癸酉地震”、“秦伯使术来聘”、“郤子登妇人笑于房”、“新宫灾”、“伯姬归于宋”、“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大雨雹”、“求诸侯而麇至”等诸条。
13.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30～31页。
14. 见《春秋左传读》“锡鸾和铃”、“郭公”、“惠公之即位也少”、“三愙”、“单毙其死”、“世隆”、“楚公子围入问王疾缢而弑之”、“辰在子卯谓之疾曰”、“其弟员”、“天子守在四夷”、“阳不克莫将积聚也”、“天道不暗”、“君令臣共”、“君令而不违”等诸条。
15. 见《春秋左传读》“烝尝禘于庙”条。
16. 章氏力求诸经会通、统一的意向，在同期其他著作中也有表现。《后圣》一文曾感叹：“悲夫！并世之儒者，诵说六艺，不能相统一”，提出以荀子学说来统一孔子经说的主张。《訄书·公言》篇，赞扬孔子将上古以来各持一端的百王政教“通之以三统”，以使“道莫幠，而言曰公”的功绩，并表示了对今古文之争的不满。
17. 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订本。
18. 参见熊月之：《早年章太炎与西学》，见章太炎纪念馆编：《先驱的踪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9. 见《膏兰室札记》卷三。
20. 章氏一生虽也曾直接投身于改革现实社会的政治活动，但又始终不失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本色。他曾自言其学术次第为“转俗成真”而又“回真向俗”。对章氏这里所说“真”“俗”，后人曾有多种解说。但大而言之，所谓“真”主要指章氏学术中属哲学玄思及理想情怀的部分，并包括属于纯学术研究的部分（如文字、音韵等）；而“俗”则主要指章氏对现实社会政治变革的建议、主张及对治国济世的研求。在章氏毕生学术中，这二者同时并存，时有侧重，并经常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之中。这也正是造成章氏思想所以斑驳多彩的原因之一。
21. 见《青兰室札记》卷三“西旅献獒”等条。
22. 见《春秋左传读》“公如齐”条。
23. 见《致谭献书》。
24. 见《春秋左传读》“西狩获麟”条。
25. 章太炎对礼法的重视，还可由这一时期他受西方进化观和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对荀子“合群明分”说的注重和重新解释来加以说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人士都曾十分强调“合群”对救亡振兴的重要意义，但章氏除注重从人类社会起源、进化的意义上对“群”的探讨外，更注意“合群”与“明分”的联结，强调社会的分工、等次、伦常礼仪及法律制度对“群”的进化的积极制衡作用。参见《菌说》，《訄书》之《原变》《明群》等。
26. 见《菿汉微言·序》。
27. 参见《訄书》中《儒法》《喻侈靡》《商鞅》等篇。
28.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14～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 见《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30. 参见《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癸卯狱中自记》。
31. 见《訄书·学隐》。
32. 见《訄书·辨氏》。
33. 见《訄书·公言》。
34. 章太炎在《菌说》等文中曾多次表示过关于自然万物遵循进化公理，而人类则或有退化的可能的意见。此外，章太炎还时常以对人伦的强调，来显示人类同自然万物的区别。
35. 见《訄书·原人》。
36. 参见《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37. 可参见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2。汪先生以文化观来分别康、章思想的差异，确有见地，但《合论》将二人思想差异之起点划在戊戌以后，则忽略了二人在早年就已存在的思想歧向。
38. 见《訄书·忧教》。
39. 《訄书·订文》中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以及《儒墨》中对墨子法古“不法其意而法其度”的批评，等等，都可作为了解章氏早年变革思想的基本倾向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