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与晚清学术之渊源试析

都重万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在中国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他在五四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业绩，一直非常重视，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李大钊的这件工作中所包涵的一种源于中国古代小学即文字学传统、而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养分而形成的以严复、刘师培、梁启超等名字为代表的从中国古代汉字形体的变化中探寻中国古代社会演化发展信息的新学问。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渊源从来不见有人提到过。再加上狭隘而僵硬地把严、刘、梁视为改良派、保守派，把李大钊视为革命派的凝固眼光更不容易想到李氏普及唯物史观的历史性业绩中居然包含着严、刘、梁等人的学术成果在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借助严、刘、梁等人的学术成果，传播唯物史观的代表作就是《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本文谨就此一问题，依据原始资料立论，谈些浅陋之见，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清末民初这一段学术进展的认识。

一

要弄清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与晚清学术关系，先有必要将一些学者对李氏《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的评价跟李文所处的语言环境重新作一番检讨，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李文的内涵及其价值。

大家都知道《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李氏在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之后讲授“唯物史观”的讲稿，曾收录于1939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这篇论文不只是李氏探讨中国上古史的代表作，也是他普及唯物史观的主要文章之一。这种评价似乎已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至今在中外史学界对李氏该文究竟是否运用了唯物史观则具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

第一种评价，对李文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持近乎全面否定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教授。他早在1967年出版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里指出李氏《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似乎没有援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知识”。 其理由是，当时李大钊正忙于建党等项政治活动，因而没有时间和心境去采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迈斯纳的否定说作为成说，在中外史坛广为流布，曾经产生过世界性影响。

与全面否定说不同，另一种评价，即对李文和唯物史观的关系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将李文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典范。这种做法可以吴汉全教授为代表。他认为，“李大钊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是中国学术史上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研究远古至商周社会的拓荒之作，科学地再现了远古至商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应引起学术界重视。”

同一篇文章，中外学者之间竟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在笔者看来：迈斯纳在论证时缺乏充分的史料根据，事实上对李文也未进行深入分析，而吴氏的肯定又肯定得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他把李文视为以唯物史观原理治中国上古史的“良好的范例”，这是不是过分地夸张了呢？过犹不及，吴氏和迈斯纳的论断，都不太符合历史事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迈斯纳和吴汉全两位的结论尽管相反，但在研究方法上，两位都把李文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完全忽视李文的语言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用“学科”的眼光搜寻同时期其他学者如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并用来和李文作比较研究，以便弄清彼此之间的渊源异同。如果忽略这些问题，而采取孤立观察的方法，那是根本无法弄清李文的基本意义，自然也无法准确估计其价值的。因此，在这里我打算先检讨李文的语境，来重新衡量迈斯纳的全面否定说。

上面提到，《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1920年李氏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讲义的第4部分。显然，其文字的性质是属于讲稿。有关这篇文章的语境，最重要的是它与“唯物史观”讲义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文章的含义总是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才得以表现。兹试作一表解释如下：

表1 “唯物史观”讲议

上表清楚地展示出李氏“唯物史观”讲议的全部内容。第一讲和第三讲的讲稿皆现存，内容可以一目了然，第二讲讲题的内容也十分明显。综合第一讲到第三讲的内容来看，李氏向学生们反复讲解唯物史观本身，欲使得他们知其基本原理。至于第四讲，李氏便转换了方向，试着借用在前三次讲授中学生们已较为熟悉的唯物史观的要义阐释他们感到最亲切的本国上古史。这就是第四讲的讲稿《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里李氏不必重复说明唯物史观的原因之所在。换句话说，这种特定的语境早就把其论域限制住，使李氏在该文中不须再全面提到唯物史观原理本身，而只须在结语中强调“当代社会生活的背景实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情状”这一最基本原则。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若没有清晰而明确地把握李氏该文所处的语境，则不能确切读懂此文，更无法准确地评判它。迈斯纳教授的全面否定说正是完全忽视该文语境的一个最显著的例证。

总之，《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古文字进行研究，用以解释中国上古时代初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况。无疑，这是李氏普及唯物史观的主要文章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吴汉全教授的肯定说是可以成立的。

二

然而前引吴氏所谓“良好的范例”，这却是一个大可争议的问题。前面说过，对李文，我们并不能孤立地研究或任意地加以评说，而必须与其他有关的材料配合起来方能确定其价值。通过在同一学科范围内对晚清有关文献的广泛阅读和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李文与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治学成果之间的密切关联。

要了解双方的学术承传关系，最直接的方法或许就是将他们的有关文字认真地比较。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我仅就相关性最明显的部分作些对比，先试举李大钊与刘师培的例子如下：

表2 李大钊和刘师培对于汉字起源的分析

2-A：图画（绘画）起源说

2-B：八卦起源说

2-C：结绳起源说

李、刘两文的关系确实如此（详见文末的附表①），不必再举其他证据了。由此看来，李文对汉字起源的研究，无论绘画说（2-A）或者八卦说（2-B）或者结绳说（2-C），从资料来源到治学方法，都完全袭用刘氏《小学发微补》一文。李氏只是将刘文某些考证部分加以删削而已。

在上所述，乃李大钊与刘师培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李之所以对刘氏学术如此“倾倒”，主要原因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刘氏治学成果本身的魅力。综观刘师培的生涯和学问，1903年至1908年间，是他在学术上散发最大光亮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改名“光汉”，投身于排满革命运动；学术上也求新求变，致力于借西方的新知新识，阐释中国传统的学术。《小学发微补》一文则是刘氏根据严复所谓“中西字义之冥合”的前提，又将严氏译介的社会科学如“社会进化阶级”与小学的内容予以互释，进而揭发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以期革新旧学。此类研究最清楚地展示刘氏中西“会通”的治学特点，诚如钱玄同所言：“刘君于声音训诂，最能观其会通。前期（1903—1908年——引者注）研究小学，……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外集》卷六《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及《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两篇，皆发挥此义，《小学发微补》中亦有言及者。”而李大钊则早已相当心服刘氏这类学问，到了他死去的次年，即1920年，李氏一边建议北大“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一边又直接选取刘氏以字释史的实绩，用于普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刘氏的学问，尽管毫不涉及唯物史观，但作为一种学术传统，这种中西会通的“以字诠史”的研究法对李氏尝试援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上古史的真象，无疑发挥了相当的示范作用。

下面接着谈李大钊与梁启超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请看下表：

表3 李大钊和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货币起源的分析

3-A：贝货币

3-B：贝货币的单位

更多的例子请参看文末的附表②。由上列两种引文的对比，灼然可见梁文对李文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例如：对于贝为中国原始时代的本位货币，李文说：“现于经济上的用语，几全由贝字孳乳而成，足证在中国石器时代，以贝壳为主要的货币”；梁文则云：“我国凡生计学上所用之字，无论为名词、为动词、为形容词，十有九皆从贝，盖古代之生计组织、生计行为，无一不以贝为标准也……凡中国文字与生计学有关系者，大率皆从贝，则贝为古代最通行之货币，且行之最久，其事甚明。”显然易见，前者的论断全依后者。不仅如此，还有李文中龟甲、兽皮、家畜、兵器、农器和布帛等货币的见解和资料亦皆取自梁文。

李、梁二位先生同样重视古代货币起源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们重视的缘由有所不同。李氏的着眼点与其对唯物史观特征的认识分不开。从1919年起，李氏反复申述：唯物史观实质上即是“经济史观”。他认为，唯物史观证明人类社会生活史上的各种变动，“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而货币正是经济活动的枢纽，就如在活人体内不断循环的血液一般。这样，了解古代货币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在李氏看来就是解释当代经济状况的一把钥匙。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大量转引梁文的方法，系统地勾画了中国古代币制变迁的轨迹。至于梁文的写作动机，则主要出于解决当前货币改革等经济问题的现实需要。这一点，梁先生在该文的引言和结论中曾作过这样的自我表白：“我国方承圜法极敝之末流，我后我大夫，亦既知颁定币制之不可以已。顾颇闻廷臣之议，犹复有主银而不主金者，此犹生秦汉以降，尚矜矜然欲货贝而宝龟也，蔑有济矣。吾因考古，纵论及此。”“而归结于近日中国之必当用金以为主币，略言其所以然之故。”可见，梁氏该文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针对性也很可能是引发李氏选用梁文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李二人的治学方法与刘师培的“以字诠史”法如出一辙。从这些地方又可以转引出了近代学术史另一件待发之覆，李氏所选用的刘文和梁文之间存在一种“同工异曲”之妙。这种“妙”的形成，绝非偶然，都源于严复所提倡的中西互释之学，特别是严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诠》两书。其中，从原文到译序、按语、夹注以及译余赘言，无不为刘、梁、李几位的“以字诠史”法直接提供了理论、方法和示例等等。首先是刘、梁二氏则从严复译著中摄取营养，得到众多种启示，但他们又后来居上，进而开创了“以字诠史”这样一个新传统。这方面的代表作，刘氏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1904年）、《周末学术史叙》（1905年）等论文；梁氏则有《国文语原解》（1907年）、《中国古代币材考》、《志语言文字 附：运用文字之技术》（1918年）等文章。稍后出现的李氏《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就是吸收刘、梁二氏的研究实绩而著成的（参见文末附表①、②）。这样一来，严复译著的精髓亦自然而然随着刘、梁二氏的论著，传到李文的肌体之内。所以，如果说刘、梁二氏对李文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严复的影响则是间接而带有基原性的。

总之，李氏《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虽未标出参考过晚清学人的种种学术业绩，但对比地研究了上列几条材料之后，便知李氏文章的取材和方法大都直接从梁启超和刘师培等人的学术著作里转引而来的。考虑到李氏文章原来的“语境”，即为讲授唯物史观而拟定的“讲义案”，则这一问题就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抄袭”迥然不同，而应以沿用和发挥视之。从以上所述看来，李氏《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只不过是中国学术史上首次尝试以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拓荒之作”，不能把它视为 学术上十分成熟的“良好的范例”。

三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刘师培、梁启超、严复等人学术上的深刻影响。下面，专就他们三人在学术上的传承和渊源关系，分几个层次略加阐发，以为本文作结。

首先，在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上，李文与严、刘、梁等人的文章是完全一致的。在宗旨方面，李氏该篇开宗明义：“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而严、刘、梁等人早就相继认识到“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也”，所以他们的论著所述之义在于“以文字证明社会进化之理。”可见，两者的学术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李文与严、梁、刘等人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亦均为“以字诠史”，即分析古文字的含义，解释古代史的内涵。简而言之，这种“以字诠史”的门路，既继承了清初以来小学的治学旧统，又吸取了清末新进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等的西学新知，具有中西会通的特色。因此，他们以字诠史的成果，均已接近了陈寅恪所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水平。

其次，上述严、梁、刘等人的论著与李文在学术宗旨和研究途经上虽有一脉相传之处，然而其写作的动机跟目的却不尽相同。前者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小学的革新与所谓新史学的建立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则是用来介绍和推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显然，在李氏看来，他们的学问新颖而可取，乃摘取之，以作成讲义，用于推进唯物史观的普及。这样，由于李文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唯物史观互证，其中自然丰富和发展了当时学人所熟悉的中国古典和小学传统，读起来非常亲切，不单李文本身加强了吸引力，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亦可藉此被广泛了解。从这里看来，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学术革新的过程中，旧学本身并不一定都是障碍，在有些情况下它是推动力。

再次，换个角度看，李氏与严、刘、梁等人的关系清楚地透露出近代学术界的一些消息。他们之间有同，也有异，有合，也有离，其关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关系简单化地一股脑塞进激进与保守、传统和反传统等粗略又大而无当的框架之内。其实，在清末民初，李氏与严、梁、刘等人尽管关于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出路，见解非一，且各人治学中心的差别亦南辕北辙，可是他们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往往超脱政治派别、学术流派，直接或间接，相会合其所能，互补其所不能，逐渐营建起崭新的学术风气。他们所营建的这种好学风最能体现出章学诚所谓“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句名言的真精神。

最后，更值得玩味的是，从学际关系观察李文与严、梁、刘等人论著的关联，可以发现中西双方在近代学术发展的途程上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相近或相似之处。在西欧19世纪中后期，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代言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借用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加强唯物史观的学理。这与李氏等人的学术联系相比，则可知中西学术发展虽然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差别，但其间却出现某些同轨的现象，附录诸表即可证成这种认识。

附表①：李大钊和刘师培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①-甲：对表年数起源的分析

①-乙：对古代母系制的分析

附表②：李大钊和严复、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②-甲：对古代币材的分析

②-甲-A：龟甲货币

②-甲-B：兽皮货币

②-甲-C：家畜货币

②-甲-D：兵器货币

②-甲-E：农器货币

②-甲-F：布帛货币

②-乙：对古代文具的分析

②-乙-A：造纸前的书写材料

②-乙-B：纸的发明及其西传

（原载《中国学术》第二十四辑，2007年5月）

1. 本文所依据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见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三卷，213～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170～171，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1967．
3. 迈斯纳此书在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已经被译成韩文、中文和日文等多种文字，引起中外史学界的关注。
4.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20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表1的主要资料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硏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2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硏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李大钊年谱（专辑）》，第3辑，27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6. 对于刘氏此一期间的学术活动，钱玄同曾于30年代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见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见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8页，宁武南氏校印本，民国23年（1934）。
7. 见严复：《译余赘言》，《群学肄言》，第1册，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载《警钟日报·社说》，第265号（1904年）。
8.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3～4页。
9. 见《北京大学日刊》，第573号（民国9年3月27日）第2版，《本校新闻》。
10. 另外，梁氏所写《国文语原解》（1907年）、《志语言文字 附：运用文字之技术》（1918年）两篇文章也为李文直接提供了部分材料。
11.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贡献》，《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2页。李氏对唯物史观特征的认识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7～16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
12. 梁启超：《中国古代币材考》，71～72页。
13. 梁启超：《中国古代币材考》，58页。
14. 参见拙著：《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49～58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7月。
15.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见《李大钊文集》，第三卷，213页。
16. 严复：《社会通诠》，68页“按语”，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1931）。
17. 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见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5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另外，梁氏的见解参看梁启超：《国文语原解》，见《饮冰室合集》，第3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29～32页。
18. 参见拙著：《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39～65页。
19.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来函》，载《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60页。
20. 章氏名言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据吴兴刘氏嘉业堂版影印本，卷2，《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15 页，1985。
21. 参见［苏］H．A．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杨余森译，78～8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丹麦］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138～13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