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红了

张静

正课间休息，母亲打电话说，上次回家正赶上秋收，地里活多太匆忙了，也没顾上给我们摘门口柿子树上满树的柿子，加上那会儿柿子还有一些生，母亲说寒露过后才能摘。眼下，玉米棒子上架了，小麦也种到地里了，父亲抽空把柿子树上的柿子全摘下来了，满满六大笼子呢，这周正好碰上同村的小孩子回家，就让捎过来一些。因为不好带，硬的多一些，还叮咛我，软的不多，记得赶紧吃，别放坏了。

下课回到办公室，老远就看见我的办公桌旁放了两个纸箱子，一大一小。打开其中一个小的箱子，火红火红的柿子在窗外阳光的映衬下格外清透红亮，细心的母亲担心柿子摞在一起相互挤压，每层中间用软海绵隔开，这一整箱子的柿子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后竟然完好无损。我连忙拿出来，给同事们分着吃了一些。同事小心剥开柿子表面的皮，那饱满的、火红的柿子汁水看着像要溢出来似的，大家赶紧捏着柿子把用嘴吸溜着吃，吃完连连赞叹，太好吃了，甘甜可口。一旁的我望着静静躺在箱子里的柿子，心里忽而就温软了，那一刻，和柿子有关的记忆瞬时漫上心头。

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柿子的。只是，整个村子里柿子树并不多。而且，那些柿子树几乎都是三三两两散落在沟底或南边带坡地的塄坎之上，甚至有些年头了，个个是黑黝黝的枝干和躯体，显得粗壮而苍老，用手摸一下树皮，不是太粗糙就是开裂了。每当柿子红了的时候，生产队会给每家每户分柿子。母亲担心柿子被老鼠吃了，就把装柿子的笼子挂在房梁上，过几天拿下来看看有没有软的，要是有，分给我们姊妹三个吃，她就坐在旁边微笑着看。我让母亲吃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她不喜欢吃，吃了胃反酸。直到后来懂事了，我才知道，当时生活那么贫寒和清苦，大人们哪有不爱吃甜食的道理，她是舍不得吃而已。最后剩下的几个软柿子，母亲必然要烙成柿子馍的：舀上几勺子面粉，开水烫面，柿子放进去搅拌均匀，热锅上油后将掺着柿子的软面团摊开碗口大的薄圆团，下到锅里，麦草温火慢慢烤烙，直到两面微微焦黄里面酥软清甜为止。直到现在，一家子围着锅台吃柿子馍时开怀恣意的笑声依然在耳边飘荡。

后来，分田到家包产到户了，柿子树也归了田地所属的农家户了。要想吃到柿子也不太容易了。不过，偶尔，父亲和母亲从地里回来的时候，会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来几个柿子，分给我们每人一两个。我当时欣喜若狂，把它攥在手心里，宝贝似的偷偷藏起来，天天摸着，眼巴巴地等着它软。再后来，从老屋搬到大队旁边住了，大队院子里的后墙边有一棵柿子树，伸出胳膊才能环抱住，茂密的枝丫都碗口粗细，我终于可以和柿子树亲密接触了。春天里，当所有的繁花满天飘飞时，干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枝丫上一点点地露出鹅黄嫩绿的幼芽来，等春风一吹，春雨一落，这些毛茸茸的幼芽尽情舒展着一经一脉而变得叶儿青青。没多久，柿子花就开了，鹅黄中带有浅浅的淡绿色，朵朵密密实实地掩在绿油油的枝丫间，似娇俏可人的小姑娘。最惹眼的是，等柿子花还未来得及全部凋谢时，指甲盖大小的小柿子就顶着小帽子，争先恐后地站满枝头。我和伙伴们捡起落在树下的、如豌豆大小的柿子，穿成项链和手链戴着玩，也挺快乐的。

不知不觉中，枝头的青柿子一日日变黄了，可眼瞅着树太高，我又不会爬树，只好偷偷拿着家里的长竹竿，一头系着布袋子，在树下乱转悠，看看有没有熟好的柿子。有时判断不准，摘下的柿子不熟，就放在树叶或草堆里。每天放学，就伸手摸啊摸，希望硬柿子早日变成软柿子。柿子似乎和我作对，总不变软，每天去摸上几遍，硬柿子也被我们捏软了。捏软的柿子，不好吃，没有柿子本来的甜味。有时还和同伴别出心裁地把有点泛红的柿子身上全扎满眼，放在火里慢慢烤。被火烤的一面，不断从扎的眼往外冒水。等烤好了，吹去灰，剥了黑乎乎的皮啃咬着，甜中有淡淡的苦涩。

九岁那年，母亲终于同意我带上弟弟和妹妹去三姨家吃柿子了，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这是我童年里最为开心和快乐的一段时光。

三姨家坐落在二十里铺的沟壕边，层层梯田环绕着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沟边有片柿子林，姨夫说，这柿子树打他小时候就有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柿子林被分到每家每户了。三姨家分有五棵。每年柿子红了的时候，三姨都要托人捎话让我们上她家吃柿子。

乐滋滋地到了三姨家，正是霜降过后，树叶开始凋零。满树沉甸甸的柿子在秋风微寒中仿佛被染了一层红彤彤的颜料，生生像要把这片柿子林燃烧似的，连满树的柿叶也是红中透绿，绿中带黄，远远看去，似一幅很热烈很烂漫的秋色图呢！一阵秋风起，片片柿叶摇曳生姿，翩跹起舞后安静地飘落到泥土中，只剩一树像灯笼一样火红火红的柿子，直逼人的眼。

早饭后，三姨一家人开始做摘柿子的准备工作了。姨夫和表哥先在树下垫上一些玉米秆，然后在玉米秆上铺平铺满一层厚实柔软的麦草，最后再在麦草上撑开一大片洗干净的塑料布。一切就绪后，摘柿子开始了，三姨夫拿两根麻绳，扛着一个足够高的梯子和长竹竿来到柿子树下，两个表哥也长成大小伙了，爬树的任务自然少不了。他们三个每个人背着背篓，将梯子在柿子树的主干上靠稳当，然后利索地蹬着梯子上到树上，将背篓悬挂在离自己很近的枝丫上，够得着的用手直接摘；够不着的，用挂着网兜的竹竿轻轻一钩，柿子就落到网兜里，网兜若是装满了，倒进背篓就是了。就这样手脚不停地忙碌着，一个枝干摘完了，再慢慢挪到另一枝干上。不大一会儿，背篓装满了，姨夫就把绳子拴到背肩处慢慢顺着树干放下来，三姨、表姐和我们姊妹三人一边捡拾落下来的柿子，一边搭把手抬装满柿子的背篓。我们接住背篓，将柿子轻轻倒在塑料布上，开始挑拣起来。长相顺溜、浑圆个大的柿子会被挑出来放在一边留着年三十晚上吃，其他的放进架子车上的大筛子里拉回家。等到暮色四合时，五棵树上的柿子基本摘完了，只剩下树顶上星星点点的柿子，独立在枝头。

吃罢晚饭，一家老小又开始围着几盏灯火忙活开了。姨夫和表哥用自制的薄钢刀把柿子削成薄块，三姨和表姐用麻绳将削好的柿子块穿起来，等柿子削完，系好，就架在灶房的横梁上自然阴干。入冬后，每天就可以拽一把揣兜里当柿子干吃了，虽然有些硬还有些干，但越嚼越甜。还有一些柿子要做成柿饼的。做柿饼很简单，只需将外皮削掉，放到阳光下曝晒，一般四五天就晒软了，等稍微风干后取下来，把它们捏成扁圆形，捏时不能太用力，不然形状不好，还容易破。捏好的柿饼穿好放到房檐下风干，日晒夜露将近一个月之后，早先血红的颜色慢慢变成了深咖啡色，外缘处也开始渗出淡淡的柿霜——开始时若有似无，后来像抹上了一层白面，吃起来甘甜滑润。要是在密封的瓦缸里一阵久捂后，捂出的柿霜会更多一些，味道也更香了。

当然了，比较起来，还是软柿子更好吃，不过，要想很快吃到软柿子，还有诀窍呢。姨夫为了让柿子熟透、好吃，就上北山找野梨，又小又硬的野梨根本没法吃，但若是将它们均匀地散放在柿子堆里，真是神奇，箩筐里的柿子软得更快，也更好吃。

最让人怀念的是，年三十的晚上，各家各户的年夜饭是少不了的。孩子们围着大人，挨个磕头拜年讨要压岁钱，笑声和打闹声能把屋顶掀翻似的。打坐到深夜的时候，最后一道风俗必然是吃柿子，我们家的柿子当然是母亲从三姨家带回来的。看着孩子们靠着热炕头打盹了，母亲连忙跳下炕从粮仓里取出来满满一盆冻得硬邦邦的柿子，把一壶热水倒进去暖。渐渐地，柿子上的冰溜子化开了，柿子也变软了。虽然颜色看上去没有霜降时那般透亮通红，吃起来却也有甜到心扉里的妥帖呢。长大后我知道了，大年夜吃柿子有两层意思：一是希望自己和家人来年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二是吃了柿子后，就不害红眼，说穿了就是父老乡亲们常挂在嘴边的“各家娃各家抱，各家日子各家过，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不求飞黄腾达，但愿人事安泰”。这是一份多么朴素率真的念想哟！

如今，三姨家早已从沟底搬到平原上了，正月里去看三姨和三姨夫，问及那片坡上的柿子林。三姨夫说，搬上来后大多数树都被砍掉了，剩下的几棵无人照看，树枝干枯，叶子稀疏，但每年仍旧有一些柿子挂在枝头，迎风跳着一段绚丽而沧桑的生命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