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母亲是最好的老师

幼年钱学森和母亲（中）及姨妈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1882—1969）是浙江杭州丝商大亨的次子，成年后到日本留学。母亲章兰娟（1887—1935）则是当时杭州有名富商的女儿，乃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钱学森的外祖父并不看重钱均夫的家境，而是欣赏其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杭州市钱学森旧居——马市街方谷园2号就是钱学森母亲的陪嫁，新中国成立前属于钱学森所有，如今产权人仍写着“钱学森”的名字，是杭州市文物保护点。钱学森在上世纪60年代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将他的私有房产即“方谷园2号”无偿捐献出来。但杭州市政府并未接收，那里至今仍是母亲留给钱学森的私有房产，杭州市房管局仅作代管产处理。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本是杭州富商之女，自然有着很好的修养，从小聪明内秀、心地善良、多才多艺。她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而且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其擅长刺绣。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钱学森之母：让儿子成为爱好文学艺术、忠诚于祖国的人

钱学森从小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幼年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3岁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神童”。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面对如此聪慧的儿子，钱均夫夫妇深感肩上担子之重，发誓一定要把儿子教育好。

钱学森3岁时随父母进京，独居宣武门外的一处大四合院里。由于父亲平时在外地供职，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母亲章兰娟身上，她通常采取启发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儿子做到心服口服。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为蜀汉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发愤苦读的动人故事和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两周岁时的钱学森（左）童年钱学森（右）

钱学森还不到上学读书的年龄，母亲就给幼小的钱学森安排每日的功课，在家中教他读书识字，指导他欣赏文艺作品。钱学森自幼就很勤奋，每天清晨不用母亲催促，自己按时起床。早饭后，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古诗词，累了，就读一些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母亲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起良好的读书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了。以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那些厚厚的大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由衷的惊喜，于是挑选一部分相对浅显易懂的书给儿子看，并认真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家的邻居多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非常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母亲总是温和地、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绝不再提起。多少年之后，每当钱学森回忆起这些令人难忘的往事时，总是动情地说：“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钱学森的夫人蒋英也常对人讲：“学森对母亲的善良念念不忘，每当提起母亲时，他总是心情激动，眼里含着泪水，充满了发自儿子内心的敬慕之情。”

章兰娟对儿子不仅言传身教，并且寄予了无穷的希望，钱学森对母亲也充满特殊的感情，时刻不忘慈母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

钱学森在北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小时候上过蒙养院（幼儿园），上小学时就读的两所学校，一所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一所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中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都是北京当时最好的学校。

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学会教育自己。可是，教育并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优秀孩子的培养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学校一方面看学生学了什么，学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怎样学习；在家里，父母是孩子的老师，起着引导其综合素质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不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学校。钱学森母亲的家庭教育理念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钱学森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颇为热爱，书法、绘画尽显才艺。也正是因为他接受过母亲的审美教育，具备了良好的艺术修养，才会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科学，从而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可见，审美教育、艺术活动对儿童综合素质的提高乃至人一生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艺术作品长期潜移默化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情操，常常具有更强的稳固性和延续性，常常成为人生观、世界观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1936年的初夏季节，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不久的钱学森收到了父亲寄自上海的一封家信。从信中传出晴天霹雳：他的母亲已经故去。现在，家中只剩下老父亲一人独居。父亲在信中说，他几乎是夜夜在梦中呼唤着远方的儿子。

童年钱学森

这真是一个令人撕心裂肺的噩耗！信未读完，泪水已经遮住了他的视线。钱学森恨不得为故去的母亲大哭一场，但是，这毕竟不是在国内。强烈的悲痛使他无法在室内安静，他踉踉跄跄奔向室外的草坪，奔向附近的树林，奔向查尔斯河畔……

他漫无目的地走啊，走啊，对眼前的一切似乎都视而不见，脑海里唯有家乡，心田里只有母亲的面容。不知不觉，他已走进坎布里奇市车水马龙的街道。

“尊敬的先生，请赏我一枚硬币吧！”一个断了下肢的老人坐在桥头，手里拿了一只残旧的搪瓷杯，朝钱学森呼叫着。

乞怜的呼叫声使钱学森从茫然中惊醒过来。他停住脚步，看了看这位乞讨的老者，不禁又想到了死去的母亲。他忆起了儿时那个风雪之夜被母亲用热汤饭救活的叫花子，忆起了儿时在北京跟随母亲上街，每逢遇上乞讨之人，母亲总是解囊相助的情景，心中又是一阵酸楚……

他朝那个老人走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叠美钞，恭恭敬敬地递到老人手里。那老人看着手中的一叠美钞，惊愕万分，连声说道：

“谢谢你，好心肠的先生，愿上帝保佑你！”

钱学森赶忙说：“老人家，快回家吧。这些钱足够你一个月花用了。”

那老人摇摇头，两行热泪从干瘪的眼睛中涌出：

“好心的先生，波士顿没有我的家啊！”

钱学森用怜悯的眼神凝视了老人良久，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向前走去。

“先生，请等一等！”背后又传来那位残疾老人的呼唤声。

“老人家，有什么事吗？”钱学森回过头来问道。

“我是想知道，尊敬的先生是否来自那个古老的中国？”

钱学森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惊异。

“这就对了。人们常说东方人狡诈，只有中国人心地善良。看来，这话没有错啊！”老人诚恳地说，手在胸前连连画着十字。

老人的话，使钱学森感到一种慰藉。他得到的回报，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夸赞，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由此，他又想到了母亲那无声的教诲。

回到住所，钱学森伏在案头，铺纸提笔，饱含心血，勾勒出一幅母亲的肖像，一幅他心目中的母亲的肖像。她慈祥、俊秀，一双慧目在期望着他、关照着他……

他把这画像挂在案头，以便时时仰望母亲的笑容，回味母亲的教诲。

他突然想到，在藤条箱中还珍藏着母亲为他刺绣的两块手帕，便急匆匆取了出来，工工整整地铺放在桌案上：一块丝巾上绣制的是火红的枫叶，另一块上绣制的是亭亭玉立的荷花。睹物思亲，一时，他又陷入了悲痛的回忆之中。他想起了母亲讲过的他是“踏莲而生”的故事；他想起了北京旧居那口特大的雕花水缸里养育的那蓬莲花；他想起了母亲在观赏莲花时，吟诵的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名作《爱莲说》。此时，母亲那清脆而轻柔的声音，又在耳边回响：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钱学森在心底也轻声附诵着这脍炙人口的华章，一个花中君子的形象在他心中升起。他看到，那莲花就是母亲，就是母亲那纯洁灵魂的化身。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一夜，钱学森一直在流泪，心也在流泪。他抚摸着母亲绣制的手帕，像是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1947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12年后第一次回国。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刚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直接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他的好朋友范绪箕（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晚间，钱学森与父亲头挨头睡在一张床上，一边哭一边听着父亲向他叙述母亲逝去时的情形。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打开了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递到钱学森的手里。钱学森赶忙爬起身来，借着灯光仔细看去，他一眼便认出了母亲那娟秀的手迹。只见上面写道：

窗外细雨飞，

老妇命垂危。

夫君煎药苦，

盼子子不归。

诗笺上泪迹斑斑，那是一位慈母思念远方游子的泪水啊！钱学森手捧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怆，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号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

真正智慧的母亲，是严格要求孩子的母亲。所谓“打则疼，骂则爱”，得到母亲不断惩戒、鞭策的孩子才算是幸运儿。真正智慧的母亲是在孩子长大后仍能指出孩子不足的母亲。真正智慧的母亲会把自己当作子女前进的灯塔和指南针，让子女走上正路。她为子女付出而不求回报，默默承担着大小责任，在外为子女遮风挡雨，在内为子女安排张罗。她无时无刻不念叨着孩子，关怀着孩子，守护着孩子。

钱学森从出生到24岁出国留学，相处时间最多的就是母亲。在上海读大学期间，父母也举家南下回到老家杭州，稍后又迁到上海。母亲对他思想品格的形成影响深刻。正如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向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着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和源泉。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犹如一股永不间断的力量，将持续影响孩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