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难忘的青春岁月

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的钱学森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是一段令他最难忘的青春岁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现在简称为师大附中，是中国第一流的中学。这所中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五城学堂。清末，清政府推行学校教育，开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北京城的宣武区开设五城学堂，第二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家官立中学，也是中国首次使用“中学”这一近代学校名称。1912年五城中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1923年暑假之后，钱学森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升入附中。恰恰就在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也就相应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感念北师大附中

上世纪20年代的师大附中学习环境非常好，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沃土”，这里有良好的校风、学风，正是在师大附中的学习，为钱学森以后的学习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段求学经历让他终身铭记，一生受用。

钱学森对师大附中充满感情，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立即赶到师大附中，看望阔别20多年的母校老师。钱学森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了20年，但他从未忘记培育他的母校，也总是记挂着教过他的师长。这种尊师敬教的传统美德，早已沁入他的胸怀。

据钱学森的第一位警卫秘书回忆：“钱老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每次路过那里，都会说：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在师大附中的六年，“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回到母校看望老师合影

钱学森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在钱学森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途中，六年的中学不过是短暂的一小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学森对他的中学母校竟是如此感恩、如此怀念？

多年以后的1991年，钱学森在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颁奖大会上讲话中说：“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当时附中的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钱学森常常说起，“上海交大4年，实际上就学了2年，后来考取公费留学，靠的主要是在师大附中打下的基础。”师恩难忘，在师大附中的6年中学生活，影响了钱学森一生。

钱学森提到的林砺儒（1889—1977）老师，当时是师大附中的校长，他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林砺儒把师大附中的办学宗旨概括为四条：培养健康身体、发展基本技能、培植高尚品格、养成善良公民。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北师大附中，强调的是全面发展，看重的是理解，“分数”在这里不受追捧，“死记硬背”很受冷落。这一点，在钱学森的多次回忆中得到印证。钱学森回忆说：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那是一段令钱学森十分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没有死背书，而是真正理解书。下午下了课，还非要玩一阵不可，到球场上踢一场球，玩得也很痛快，天不黑是不回家的。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

钱学森在北师大附中的毕业证书

北京师大附中不仅重视文、理等主科的教学，而且对音乐、美术课也很重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高雅的情操，因此激发了学生对所学课程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愿意学、涉猎广、能掌握。正如钱学森所言：我们全班同学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上课外，我们都参加了学科小组，有物理、化学、博物、天文等，利用课外实践和中午休息时间大家讨论、发表见解，兴趣很浓。

北京师大附中的教学要求高，学校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再选修若干课业，以便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很适合勤奋好学的钱学森的胃口。他除了学好理工部的正课外，还选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课程。他回忆说，尽管有这样多的课程，大家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的感觉。

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充实而又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他对母校优良的校风和学风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他感到在这里到处充满了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

成长在培养天才的沃土里

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说：“要是白松的种子掉在英国的石头缝里，它只会长成一棵很矮的小树，但是，它若被种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就能长成一棵大树。”是的，对于钱学森来说，他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幸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这块沃土里长出嫩芽；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他更加茁壮地成长提供了又一块肥沃土壤。

中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学时期正处于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时期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品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1923年，12岁的钱学森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大门。这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职人员，有一套完善而先进的管理和教学制度。在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它竟然在夹缝中为民主、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

对于这段启蒙教育，钱学森十分怀念：入中学时，校长是著名进步教育家林砺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是一位精悍而严肃的教育家。当时，林砺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在他的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林砺儒在学校的高中阶段实行二部制，分科教学：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钱学森读高中时上的是二部，读理科。不仅如此，他还加大课程的容量和进度。那时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就可以学到现在大学二年级的课程。由于林先生富有开创精神，并实现科学的管理，使得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成为北京市一流中学。

钱学森对他的校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忆起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的这段生活时，总是激动地说：“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到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校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校长林砺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学校，真是了不起。”

北师大附中钱学森塑像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支水平非常高的师资队伍。很多高中教师都是当年北京师大的教授。林砺儒先生既当校长，又亲自教授伦理课。他在当时就提出，道德规范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反对那种认为道德是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应该说林砺儒先生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在教学中，林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学生具有中国传统美德，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傅先生曾与同事韩满庐先生一起合译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新著《几何基础》，把这项数学上划时代意义的论述传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给读中学的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却别有风韵。钱学森第一次聆听傅老师的数学课，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老师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的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几何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题，特别有趣。

博物老师李士博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教师。为了加深记忆，他编写并创立了矿物的十种硬度，合辙押韵地排列出它们的顺序：“滑、膏、方、萤、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滑就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萤是萤石，磷是磷石，刚是刚玉）。这样一来，学生们都易记住，也增强了大家的学习兴趣。1982年，年逾古稀的钱学森参加母校80周年校庆时，还将博物老师李先生编写的这则顺口溜背诵给他的新校友们听，在场的同学为李老师昔日的创举、也为钱学森惊人的记忆力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李士博老师的化学课丰富直观，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一次上化学课，做过滤试验用的过滤纸没有了。怎么办？李老师心里明白，就是派学生到总务那里去领取，恐怕也是白跑一趟。因为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教学用的仪器设备无钱购买。但是，课又不能因此中断，他便对同学们说：“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它？”同学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用纱布，有的说用纸，提出了好多意见。钱学森站起来说：“用纱布眼太大，不能起到过滤作用。用普通纸又不渗水，也不行。是不是可以用冬天糊窗户的那种纸，我说不上它的名字来。”李老师接过来说：“钱学森同学说的这种纸叫‘高丽纸’，我看可以试试。”说完就派学生到他办公室去取。回来一试，果然成功。李老师为此表扬钱学森勤于动脑的品格。这堂课上得很好，这件事也给钱学森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钱学森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李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启发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用‘高丽纸’代替过滤纸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试验设备不完善的问题，实际上，这对于培养学生不计条件、因陋就简、开拓创造精神是十分有利的。”

化学老师王鹤清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当时，化学实验室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管理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进出自由。

教国语的董鲁安先生也是钱学森十分敬佩的老师。钱学森晚年谈到董老师时多次说，他虽然是教国语的，实际上往往把国语课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董老师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他常在课堂上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明显地反映了对北洋政府的憎恶。后来，由于反革命势力嚣张，董鲁安先生不便在课堂上传播革命思想，转为在课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教育，将革命火种播撒在钱学森等一批青年学生的心坎上。钱学森在回忆董老师时说：“中学时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头脑里，有两个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当局所不容许的。如果说我们能较早地接受一点儿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主要是从我们的董老师那里得到的。”他还说：“董老师特别提倡我们要多读鲁迅的文章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文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哪一样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董鲁安先生的教导下，钱学森从中学时代起，就痛恨腐败的旧社会，关心着国家的现状和前途命运。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钱学森行动的准绳。后来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诚的心。

钱学森回忆说，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暑假里开办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画得还不错。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图书是进步的阶梯。北京师大附中的图书馆，曾经给了钱学森莫大的帮助。钱学森晚年回忆，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像《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师大附中也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由于师大附中良好的教学条件，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北师大附中钱学森纪念馆

钱学森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十分优越的。但是，这种优越绝不是衣食上的奢侈，而是精神世界的充盈，视野上的开阔。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年那样一批爱国的优秀教职员，就是在勤奋地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唯其如此尽职尽责，才能有一批钱学森式的栋梁之材，在这片沃土之中孕育、萌发、成长起来。可以说，这里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他的健康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的六年，差不多门门功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是不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生中的一个特例？回答很明确：“不是！”与钱学森前后脚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学长、学弟中，可谓名家荟萃：我国水声事业奠基人汪德昭院士，国学大师张岱年，耳鼻喉科创始人之一姜泗长院士，经济学家于光远，著名航天专家梁守槃院士，交响乐大师李德伦，化学家梁晓天院士……

与钱学森一样，他们同样感念“浓浓的附中味儿”（李德论语）有加，认为母校“奠定了一生治学的基础”（张岱年语）。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1924年1月17日，鲁迅先生在师大附中所作的《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说。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由此可见，只有遵循教育规律，施行正确的教学方法，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快乐学习、自由成长的环境，才有可能为他们奠定“人生的基石”。而反观我们现行的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如何培养出会思考、能动手的创新型人才！

这，正是钱学森晚年的一大心病。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国家领导人表达自己的忧虑：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应该从钱学森在北师大附中的学习、成长中汲取经验，真正以人为本，及早对单纯的应试教育进行彻底的系统改革，让孩子们尽快回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正途上来，快乐地学习，活泼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