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7位影响深刻的人

在北京师大附中钱学森纪念馆内，陈列着钱学森晚年亲笔写下的一份珍贵手记，读后使人深深感到，钱学森对自己一生所受教育的高度肯定；同时也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出钱学森对父母、对老师、对党和国家领导浓浓的感恩之情。

这个手记是钱学森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问题时写下的一段话：“从我自幼所受教育来看，培养青少年要从多方面，包括文艺、绘画、音乐入手。”接着他列出了在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共有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

俞君适——生物学

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

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

王鹤清——化学（原子价）

傅种孙——几何（数学理论）

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

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在钱学森看来，第一任教师是自己的父母。以下列出了12位教师：小学1位，中学7位，上海交大2位，留美预备班1位，以及留美学习时的导师。最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钱学森晚年手稿：17位影响深刻的人

成就钱学森的因素有很多，首先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虽然父亲叫他学理工，但同时又让他学习很多文科的东西。比如让北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砺儒教他伦理学，让高希舜教他绘画。钱学森本人也说，我不仅喜欢科学，也喜欢艺术，包括艺术理论。“父亲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证明。父亲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形象思维训练，要远远大于同时期其他人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念博士的第二年，就和他的导师冯·卡门一起提出了‘卡门—钱近似’公式，一举解决了航空界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高速飞机机翼设计的问题。”据钱永刚回忆，当钱学森把父亲让自己学画画、音乐等的故事告诉冯·卡门时，他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钱学森深情地叙说学历教育各个阶段恩师对他的教诲：小学老师于士俭发挥着启蒙作用，教钱学森写字。

在17位影响深刻的人中师大附中的老师占有7席。这也正是为什么钱学森总是说，他的人生有两个高潮，其中之一就是在师大附中。他曾说：“6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钱学森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数学老师傅种孙。傅种孙先生教钱学森几何课，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把几何的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很现代化。傅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久久留在钱学森的脑海里。傅老师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附中的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是如此。”对于傅老师这段话，成名后的钱学森常常提起，并且十分赞赏。他说：“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师大附中对钱学森影响很大的还有林砺儒校长。林校长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学校经费紧张，甚至发不出工资，但是林校长把教师们团结起来，使大家能热心做好学校工作。林校长还亲自教授伦理学，在伦理道德方面对钱学森的影响很大，他学到了中国传统美德——仁义、善良、勤劳、节俭、守信。生物课俞君适老师则带领同学们去野外采集标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他给钱学森一条蛇，让他做标本。教务主任、化学老师王鹤清给钱学森到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实验的自由。这两位老师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教博物的李士博老师为了帮助学生记住矿物的硬度，编了顺口溜，还经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矿石标本。钱学森从小爱画画儿，父亲就让他专心向美术老师高希舜学习。总之，钱学森中学时代的老师，以高尚的师德、渊博的知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高超的教学艺术，给钱学森和他的同学们最好的教育，为他们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学阶段对杰出人才的培养极其重要。

钱学森常和身边的同事讲，交大有两位教师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两位老师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对钱学森的物理理论和机械专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使他受益匪浅。

陈石英（1893—1983）教授后来是交大副校长，指导钱学森等同学做热工实验，由于钱学森特别认真细致，书写和作图都很清晰，整个实验报告竟长达100多页，完整详尽，老师给了他100分，成为机械系学生历史上完成的最佳实验报告，广受称赞并一直传为佳话。陈石英教授曾对人说“钱学森是我最好的学生”。1989年钱学森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还特别提到：“专业基础课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

1955年10月，钱学森归国不久来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望年迈的父亲，第二件事就是回大学母校看望他的老师。陈石英副校长陪同参观，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10月25日钱学森又应邀再次回母校与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举行了座谈会，会上钱学森以亲身经历及回到祖国的感受为背景，阐述了祖国科技发展有无限广阔的前途的观点，并对他近期正在从事的科研情况向教授们作了介绍。这可以说是钱学森回到祖国后所作的第一个学术报告，自此以后钱学森与母校的联系就连绵不绝了。1983年6月17日，陈石英教授在上海病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送了花圈。

钟兆琳（1901—1990）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伟大的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1924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他长期担任教学工作，其启发式教学方法深受学生们欢迎，学子遍布海内外，其中许多人成为知名学者、实业家，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94年2月7日钱学森在致堂妹钱学敏教授的信中写道，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和教工程热力学的陈石英教授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他对钟老师的教诲和恩情终生难忘，钟先生百年诞辰时，他以90高龄亲笔给西安交通大学致函：

西安交通大学：

我是一个交通大学学生，毕业于1934年，在那年夏日出校。钟兆琳是我的老师，我是钟老师的一个学生！在接到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8月23日信以后，才知道刚过了钟老师100周年诞日，我要向钟兆琳老师100周年诞辰表示十分敬意！

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期留美公费生。清华大学当时负责招募选派留学生的叶企孙教授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发现了钱学森的天才，破格录取了他，并且决定将其派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研究生，还为钱学森聘请了以王士倬为首的指导小组，其成员有王助、钱莘觉。

王士倬（1905—1991），1925年从清华毕业送美国深造，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他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风洞，是中国航空事业的标志人物，1933年1月起在清华教航空工程。钱学森在清华补修一年航空专业知识，王士倬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思想上对钱的影响极深。1955年10月底，钱学森在上海校友和科学界的欢迎会上曾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导师对我的教导，就是王士倬教授，他曾对我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必然是改变社会现象的有利因素……’”

从来不给任何书籍写序的钱学森，破例同意航空工业出版社用他的一封书信作为《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一书的序言。

士倬吾师：

接到由林婷君同志转达老师的信息，不胜感慨。忆自别老师后，已近五十年，但喜吾师身体健康，尚念及三十年代事。

近来由西北工大姜长英教授发起，修订我国航空史，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材料。老师对我国航空事业开创之功，已有记载，令人欣慰！如今不但由航空而航天，而且既有航空工业又有航天工业，在此讨论新技术革命对策之际，吾师亦必为之高兴吧？

专此恭候

钧安！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西雅图访问波音公司时，公司总裁曾详尽地向胡主席介绍王助对波音的贡献。王助是波音公司第一位设计师，他为波音设计了第一架飞机，因此有人把王助称为“波音之父”。

美国发行的王助像章

王助（1893—1965）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留学学习航空的四位先驱者之一。1909年王助被清朝大臣选中到英国留学，后转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获得航空硕士学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航空工程学位。1917年，王助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他设计出乙型水上飞机，一下卖出50架，使波音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在王助成为波音公司的顶梁柱的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使他无法忍受。作为总工程师的他竟然无法进入测试场地对自己设计的飞机进行测试！王助忍无可忍，于1918年2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和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第一任监理。王助很喜欢聪慧好学的钱学森，他教导钱学森务必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对钱学森进行了十分具体周密的安排和悉心指导，还以私人名义致函麻省理工航空系主任，准予钱学森提前赴麻省学习，缩短学习期限。钱学森在晚年这样写道：“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真正引导钱学森登上航空专业最高殿堂的，是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他不仅给钱学森传授了最先进的航空理论知识，而且引导钱学森从事尖端的科学研究，在长期的师生加同事的合作期间，钱学森向他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理念以及科学家的高尚品格。钱学森晚年回忆说，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向以严厉著称的冯·卡门对钱学森这个中国学生既赞许又推重，在几十年后出版的自传《风云际会》（The Wind and Beyond）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他还说过，“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1955年钱学森归国前夕向恩师辞行，冯·卡门很动感情，送给钱学森这张近照，并签名题字“希望我们不久再见面”。

冯·卡门教授不仅知识渊博，还善于交际，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好莱坞明星。钱学森当时帮着招待客人，其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钱学森虽然很有学问，但不是书呆子。他回国后能够把那么大一个庞杂的队伍组织起来，能处理好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关系，同时能把事情完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冯·卡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言善辩，这对钱学森影响也很大。听过钱学森讲课或学术报告的人都说：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一种享受，因为他每一次的讲话总能够给人新东西，总能够给人启迪。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很生动浅显，专家不觉得浅，外行不觉得深。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教授

名牌学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仗于名师的魅力。钱学森把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列入名单，是理所当然的。冯·卡门是美国科学名师，有口皆碑。

钱永刚说：“父亲比较爱回忆中学和读研究生时期的事。他常说，要谢谢老师们尤其是冯·卡门教授，是他教了我很多本领，所以一生能为国家做些事。你看我一回来，毛主席重用我，周总理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来做中国的导弹。”

钱学森非常佩服毛泽东。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钱先生在美国受到5年的迫害，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敢跟美国对着干。我们都没有钱先生这样的经历，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因为反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毛泽东无限服从，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钱学森在许多场合讲过，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钱学森回忆，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过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

钱学森回国以后，长期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撰写长篇文章总结论述聂帅组织领导国防科技大军研制“两弹一星”的方法和经验，直到晚年还多次与他的学术秘书王寿云将军通信讨论周恩来总理周到细致、“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

读钱学森的这页手记，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影响一代科学大师一生的17个人，更深切地感受到钱学森尊师重教的美德，折射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以上史实充分证明，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之父，绝非某一人之功，而是许多名师先辈对他精心培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