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结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渊博的学养、前瞻的思维、丰富的阅历以及儒雅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我。陪他聊天增长见识，听他讲故事开启心窍。十多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阻挡不住我每周一次探望老先生的约定。每次推开先生小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几乎是同样的镜头：老人手拿高度放大镜(患青光眼、白内障)看书、读报；或端坐电脑前，左手举着放大镜，一只眼睛眯缝着，右手敲打键盘写文章。

周有光先生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一月十三日周先生历经四个时代(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迎来健康长寿的一百零七岁华诞。

周先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回国，供职于上海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一九五五年十月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先生的孙女曾调侃说：“爷爷，你吃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

俗话说，“三十而立。”五十岁，早已过了创业之年。而且，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在两个毫无关联的学科间改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周先生凭借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硬是在“知天命之年”奇迹般地“再立”，并成为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他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如：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中印两国的外包经济，中东局势，巴以纷争，后资本主义等。周先生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止。继《朝闻道集》之后，去年又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周先生不止一次说：“我很幸运，能搞点工作。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便活下来，荒废二十年还能做什么呢？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十年？‘抗战’八年，‘文革’又是十几年，加上不断搞‘运动’。我对于‘名’无所谓，有了‘名’就不能做事情了。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说‘无财同样一身轻’。我现在钱不够用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

周先生不仅把名利看得很淡，对生死也看得很透彻。二○○二年，他的夫人去世。送别的那天晚上，周先生的眼圈第一次红了。亲人们担心，老人是否能承受这突然的打击。他却平静地对孙女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这个时候不要给你们添麻烦。”周先生一辈子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替别人考虑，从不给子孙和社会添麻烦。理智告诉他不能被悲伤击倒，因为还有工作要做。在其后的两年间，周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多方联络，力促张允和先生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如期出版。他说，这是对妻子最好的纪念。

常常听到有些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

周先生则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周先生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关注“全球化”的老人足不出户，但老夫也发少年狂。二○○三年，子侄们陪九十八岁的周先生去北戴河。未到海滨浴场，老人就令儿子周晓平下车去买两条游泳裤。

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我几次建议周先生写自传，但他都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可以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专业工作者，过去只钻研经济，后来搞语言文字。只有搞专业的人看我的东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写杂文，才有许多人喜欢。”

在与周先生交往的十余年里，我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有目的的采访；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有朝一日写先生的传记。见面听周先生谈论最多的是国内、国外一周时事以及他正在构思的文章内容，我还是他“公民教育”课的关门弟子。这是任何采访也无法采访到的！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三大自由”，什么是“R2P(保护人权的责任)”……

严格地说，这本小书称不上周先生的传记。我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从林林总总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故事中，勾勒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