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诸侯坐大

上一讲讲到刘彻当太子期间修文习武的经历，使他厌弃了黄老之术而爱上了儒学，这正是他后来推行儒学治国方针的内在原因。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总离不了内外因的交替作用。那么汉武帝崇儒，除了内在的原因外，还有哪些外在原因呢？

汉初以黄老无为之术为指导，经济生产逐渐恢复，综合国力日益加强，从而打造出“文景之治”的盛世。文景时期前后达四十年（公元前180年—前141年），刘彻当太子的年代，正是“文景之治”的最后十年，国家一派繁荣富强。然而，“盛极而衰”，汉家天下已显露出种种危机。耳闻目睹这种种危机，刺激了刘彻的思想转变，是他后来抛弃黄老之术而选择儒学的外在原因。

那么，此时正值“文景之治”，盛世之下，会有什么危机呢？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危机呢？它又是如何刺激刘彻的思想转变的呢？

第一个危机，就是诸侯坐大。

刘彻刚刚当上太子，就被骄纵不法的诸侯王当头来了个下马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恐惧。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公元前150年，刘彻登上太子宝座后不久，京城发生了一连串暗杀事件，拥护立刘彻为太子的袁盎等十几个大臣被暗杀，朝野震惊。

汉景帝得知袁盎被杀，大惊，赶紧下令追捕刺客，结果没有抓到。仔细想来，这袁盎现在赋闲在家，并无仇家，谁会杀他呢？再来分析和他一起被杀的另外十几个大臣，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劝说过窦太后不立梁王刘武为太子的人。于是景帝猜想肯定是梁王刘武指使人干的，苦于没有证据，加上刘武又有太后罩着，也不好立即下令追究。正在犯愁之时，下面的人发现了线索。这是什么线索呢?

办案人员仔细检查杀死袁盎的剑，发现是新剑，就去找长安城内的铁匠铺进行排查。结果有一个铁匠说这剑是他打的，是梁国的某个郎官来找他打的。

有了这个线索，使者很快在梁国抓住了刺客，根据刺客交代，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汉景帝立刘彻为太子，刘武的太子之梦破灭，太后劝他赶紧回梁国，不要老在京城逗留，免生事端。刘武回国后，怒气未消，想起景帝哥哥当着娘的面答应立自己为太子，却因袁盎等人出面劝说，坏了好事，对袁盎等十几位议臣恨之入骨，就招来自己的谋臣羊胜和公孙诡商量，看看怎样出口恶气。商量之后，决定派刺客刺杀这十几位大臣。

刺客来到关中，一路上听说袁盎是位君子，被人称作“无双国士”，不忍心杀他，还专门跑到袁盎家给他报信说：梁王用重金收买我来杀您，我不忍心杀您这样的忠厚长者，但后面的刺客还有十几批呢！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

袁盎也觉得近段时间老碰见怪事，去找一个叫棓生的人算了一卦，看能否保得平安。

在他从棓生家回来的路上，被新来的刺客盯上了。走到安陵郭门外，刺客正要动手。袁盎正视他说：“我是袁将军，你要杀人，可别搞错了对象哟！”刺客说：“杀的就是你。”一剑刺入袁盎身体，袁盎就这样死了。刺客看剑卡在袁盎身体里，干脆不要了，弃剑逃走。正是有了弃剑的证据线索，案件才得以侦破。

情况弄清楚了，京城连环刺杀案就是梁王指使人干的，景帝再派使者进行深入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谋反端颇见”（《史记·梁孝王世家》），梁王有谋反的迹象。

梁王刘武作为一方诸侯王，本应拱卫京师，镇疆守土，竟然因没被选立为太子，就干出刺杀朝中大臣的事儿，而且一杀就是十几个，胆子也忒大了。这件事，对于刚刚当上太子的刘彻，无疑是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对刘武而言，他之所以如此猖狂，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强势，更是文景时期朝廷政策软弱、地方诸侯坐大的必然结果，像他这样骄纵不法的诸侯王，在汉初历史上也不是第一个，而是早有先例。

那么诸侯坐大是如何形成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高祖时期，刘邦分封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八个功臣为诸侯，是为异姓诸侯王。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前，基本铲除了这些异姓诸侯王，只留下了地盘小、人又老实的长沙王吴芮。同时分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是为同姓诸侯王，共有十个：

封刘家子弟为同姓王，目的就是让他们镇守一方，拱卫中央，而且也曾经达到了目的。史称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海内太平，“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汉书·诸侯王表序》）。

进入文景时期，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朝廷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行黄老无为之术。黄老思想在对待君臣关系上，提倡“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认为君主不必亲自代替臣下做什么工作，也不要过多干预他们，臣下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正因为这种思想，中央对地方控制不严，甚至是放任自流，致使一些诸侯王自我膨胀，诸侯坐大不可避免。当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和中央抗衡时，就会铤而走险。下面用实际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淮南王刘长谋反。

刘长是汉高祖刘邦一夜情留下的种。公元前199年，刘邦路过赵国，赵王张敖为了讨好他，将身边一名小妾赵姬送给他。刘邦笑纳之后，赵姬居然就怀上了。刘邦离开了赵国，没有带走这位小美女。后来赵国丞相贯高设计刺杀刘邦未果，张敖和赵姬都受牵连入狱。赵姬在狱中声称，自己怀有皇上的儿子，狱吏不敢大意，赶紧层层上报。刘邦当时正为刺杀事件冒火，没有理睬。

赵姬的弟弟赵兼眼看姐姐蒙冤，就让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醋意大发，心想我老公出去找了小三，还怀了野种，我怎么可能帮情敌的忙呢？就没有答应，审食其也没有坚持。最后，赵姬生下刘长之后就悲愤地自杀了。刘邦看着自己的骨肉已降生人间，不能不管，就把刘长送给吕后抚养。吕后见其母已死，也不再计较，并对刘长很好，视若己出。公元前196年，刘长被封为淮南王。

公元前180年，吕氏倒台后，要从刘邦剩下的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皇帝。刘邦共有八个儿子，或早死，或被吕后整死，如今只剩下刘长、刘恒这仅有的哥儿俩了。大臣们认为刘长因母亲的缘故而变得性情乖逆，有暴力倾向，不能继位，就拥立代王刘恒做皇帝，即汉文帝。刘长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弟弟，骄横跋扈，干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文帝都没追究他。

刘长力气很大，史称他“力能扛鼎”，他老觉得自己母亲是因辟阳侯审食其而死的，于是前去审府寻仇。审食其刚出来见他，他从袖子里拿出铁锤，将铁锤飞出砸死了审食其，再将脑袋割下，提着就去向汉文帝请罪。汉文帝赦免了他的罪责。

刘长回到淮南国，更加骄纵，史称他“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不遵守朝廷订立的统一法律，自己另搞一套，出入仪式比照天子的规格。他还赶走了朝廷派来的傅、相等官。汉代诸侯国有太傅、丞相，由中央派人担任，名义上是辅佐诸侯王处理政务的，实则是代表朝廷对诸侯王实施监督，通称傅相。刘长赶走朝廷傅相，自己任命官员。他的这些做法，简直就是要另立中央了。

公元前174年，他派人勾结匈奴、闽越，图谋造反。事情败露后，朝廷派使者招刘长入京。刘长自以为保密工作做得好，朝廷不会知道他的阴谋，就乖乖进京来了。

在刘长谋反事件上，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在对待和处理诸侯王的问题上，存在两个政策导向：

一是事前纵容。

大臣袁盎对汉文帝说：“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长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皇帝是有一定责任的，对刘长一味骄纵，他杀审食其您不管；他自为法令也不管；朝廷给淮南国派傅、相，被刘长给赶走了，您还是不管。对这种事，本来应该态度强硬，及时加以追究，再派傅、相。如果有傅、相对刘长平时进行监督，也许他走不到这一步。

毛病都是给惯出来的！

二是事后宽容。

对于刘长谋反，大臣的态度很强硬，以丞相张苍为首的群臣坚决要求文帝处刘长死刑。由于文帝的坚持，最后决定免去刘长死刑，将他发配蜀郡的严道邛邮（今四川荥经县）。刘长自个儿在路上绝食而死。

汉文帝对刘长的死一直内心不安，觉得自己没管教好弟弟，就用分封刘长儿子的办法来弥补。先是封刘长的儿子为侯；后来又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封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对分封刘长后人的事，著名政论家贾谊曾上疏劝谏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天下无人不知，应当被处以极刑。陛下仁慈赦免了他死罪，已经够客气的了。现在您又封罪人的儿子为侯，天下之人能不说闲话吗？此其一。其二，刘长的儿子年龄都不大，能忘掉他们父亲的事情吗？他们有自己的地盘、财富，等到长大了，兄弟同心，还不知干出什么事来。”但文帝没有听，表明了“事后宽容”的政策导向。

淮南王刘长事件，本来可以杀一儆百，树立典型，结果却搞成了一个失败的典型。其他诸侯眼看朝廷采用的是疲软的“双容”政策，不但没有敬畏，反而认为朝廷软弱可欺，从而为吴王刘濞谋反埋下了祸根。

第二，吴王刘濞谋反。

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公元前195年，刘邦封他为吴王，在赐予他诸侯王印后，发现他有反相。什么是造反的相？估计谁也说不清楚。以我的理解，肯定是刘邦看到侄儿贼眉鼠眼的样子，不像有些人长得一脸正气，就觉得这人靠不住。这和我们平时与人打交道的感觉是一样的。然而王印已经发了，不好再收回，只好拍着刘濞的肩背说：“有望气的人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人要造反，莫非是你吗？你我都是一家人，慎无反！”刘濞赶紧磕头说：“不敢。”（《史记·吴王濞列传》）

刘濞这人虽然人长得不帅，搞经济建设却是一把好手。他来到吴国，一是在境内大规模采铜矿铸钱，所造钱币叫“吴钱”，在全国范围流通（《史记·平准书》）；二是用海水煮盐，销往各地，财源广进。

有了这两大支柱产业，吴国迅速富强起来。当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来吴国做客，眼看繁华富足的景象，感慨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汉书·贾邹枚路传》）国家有钱了，刘濞不让老百姓交税，“百姓无赋”；他还要每年一度定期去“存问茂材”，慰问知识分子，给底层的老年人、低保户发慰问金。可见这里简直就是小康社会了，“以故能使其众”（《史记·吴王濞列传》），所以老百姓都很拥护他，愿意听他指挥。

有钱不是你的错，有了钱就嚣张，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刘濞有钱也不是他的错，有了钱就目无中央，甚至要和朝廷叫板，这就是他的不对了。我觉着，诸侯王对中央的态度，和平常人处事没什么两样。大凡一个人弱小时，就没什么脾气；一旦强大起来，别人稍有冒犯，他就会暴跳如雷，甚至借机生事。刘濞正是这样的主儿！

那朝廷又是怎样对待他的呢？汉文帝对待刘濞和以前对刘长一样，依然是纵容姑息。

我们知道，汉文帝是个很宽厚的人。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孝文本纪》）那就是个阿弥陀佛，对刘濞一向迁就。当然这种迁就有特殊的因缘。文帝的皇太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景帝），一次和刘濞的太子刘贤下棋。因争棋路，刘启抓起棋盘就把刘贤给打死了。文帝老觉得对不住刘濞这位堂兄，把人家搞出一个“人生大不幸”来——老年丧子啊！所以总是对他姑息迁就。

刘濞自儿子死后，一直以生病为由，多年不去京城朝见天子。按照汉代的《朝律》，诸侯王每年都应当入朝，春天正月去，叫“春朝”，必须诸侯王本人去；秋天八月去，叫“秋请”，可以派人代替自己去。不按期入朝觐见，属于“大不敬”犯罪，依法当诛。文帝也猜想他是因儿子之故怀恨在心，借故不朝，也就没追究他。后来干脆给刘濞赏赐几杖（指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为敬老者之物），作为对老同志的特殊荣耀，特许他不必入朝觐见。对于文帝而言，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你儿子被我儿子打死了，现在我待你也不薄啊，以前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吧！他想用这种方法来感动刘濞。

但刘濞这人岂是能感动得了的？一是杀子之痛不可能一笑泯恩仇；二是老子现在势力强大，凭什么总听你的指挥。你是高祖的儿子，我是他侄儿，想当年，刘邦叔父也说我面带反相，什么是反相，我脸上写得有“反”字吗？真是把我当个外人看呀！既然是外人，还讲什么情面。于是他四处招纳亡命之徒，积极为谋反做准备。史称“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史记·吴王濞列传》）正是因为文帝的宽容，不忍心处罚刘濞，致使他日益骄横。

在文帝有生之年，刘濞没有造反。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文帝用“双容”政策，为自己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却给儿子留下了战乱的灾难。就在刘长谋反二十年后，即公元前154年，刘濞终于挑起了七国之乱。

那么，刘濞是怎么举兵反叛的？朝廷会怎样应对呢？结果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