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七国之乱

上一讲讲到，汉初由于坚持黄老无为而治，对地方诸侯执行“事前纵容，事后宽容”的宽松政策，致使诸侯坐大。前有淮南王刘长谋反，后有吴王刘濞蠢蠢欲动，但在文帝之世，刘濞没有动真格。

到景帝即位，局面就变得不可收拾了。此时晁错任御史大夫，他是个强硬派，他说：“吴王刘濞谋反作乱的迹象已明。这些诸侯藩国，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藩，诸侯反得快，但祸害小；不削藩，诸侯反得迟，但祸害更大。”（《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劝说景帝下决心削藩。所谓削藩，就是削减诸侯国内的封地，将削减的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并不是一下子把某个诸侯连锅端了，用这种办法来削弱诸侯的实力。景帝一听在理，准备先拿吴、楚等几个诸侯开刀。

晁错

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代表作有《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他提出的削藩政策为汉初稳定统治起到了较高的积极作用。

公元前154年冬，决定刚出台，吴王刘濞立即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反叛。随之加入到叛军联盟的有楚、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六国，共七个诸侯国，这就是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如果说以前刘长的谋反还只是在阴谋筹划，那么现在的七国之乱完全是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朝廷该如何应对呢？

景帝一方面派周亚夫率军镇压，另一方面还在想其他辙，双方能妥协不打仗最好。事后宽容的政策导向又抬头了。

景帝把袁盎找来商量对策，因为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濞的相，了解情况，或许有兵不血刃的妙计。袁盎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反贼是因为晁错建议，削了他们的封地，所以才反。只要杀了晁错，恢复他们被削减的封地，他们自然就不反了。事情因他而起，也会因他而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景帝根本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眼看削藩惹出叛乱来，心里没主意。一听袁盎的建议，果断下令杀了晁错这个真正的朋友，指望用这种方法能让真正的敌人——七国罢兵停战，这不是做梦吗？所以当他派袁盎提着晁错的头去跟刘濞交涉，刘濞听说杀了晁错，哈哈大笑说：我现在已经是“东帝”了，凭什么要停战啊？要反就反到底！咋的？堂堂天子的热脸蛋却贴了吴王的冷屁股。真是赔了大臣又不能罢兵，才知道袁盎的主意不过是一个馊主意！

看来，一味的宽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好在政府军毕竟强大，在周亚夫的指挥下，从公元前154年正月到三月，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彻底平息了七国之乱。刘濞兵败逃往东瓯，被东瓯人砍了头献给汉军；其他六国的诸侯王也都纷纷自杀。

七国之乱平息了，对与这次叛乱有牵连的诸侯王的处理，再度体现出事后宽容的政策导向。

一个是济北王刘志。他原本答应了胶西王刘卬一起举兵的，“皆许诺”（《史记·吴王濞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爆发，济北王准备带兵响应，结果被其郎中令强行阻拦，所以未能发兵。对济北王本应严惩，但朝廷没有追究，只是把他调到菑川去当诸侯王。

另一位就是淮南王刘安，他是刘长的儿子。七国兵反后，吴王刘濞派使者来到淮南国，请淮南王发兵响应。刘安对自己父亲之死一直怀恨在心，一看机会来了，满口答应，“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他手下的丞相跟他说：“大王要发兵响应吴王，我愿意为将带兵。”淮南王就将军队交给了丞相。丞相掌握兵权后，带兵据城坚守，不听从刘安的命令，不发兵帮助吴王，反而帮助汉军。当初汉文帝封淮南王刘长的儿子为侯为王，贾谊曾担心会留下祸患。从这次刘安的举动来看，贾谊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七国之乱平定后，“淮南王如故”，对他没作任何追究处理。从而为汉武帝时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埋下了祸根。

按照古代“谋反”罪的相关规定，只要有预谋，哪怕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或者因不可抗力而中止行动，都要追究罪责，依法当诛。汉景帝在处理刘志、刘安的问题上，双容政策体现得淋漓尽致。朝廷的疲软，使得一些有实力的诸侯王变得蠢蠢欲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他们就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那真是“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正因为这种政策的存在，七国之乱五年后即公元前150年，又有了刘武谋反事件。

下面我们通过刘武事件来继续分析朝廷对诸侯的“双容”政策。

先来看朝廷是如何纵容梁王刘武的。

梁王的地盘，以睢阳为都城（今河南商丘），下辖四十几个县，处于中原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七国之乱时，吴楚叛军攻打梁国都城睢阳，刘武死守，叛军不能大举西进，为周亚夫彻底歼灭叛军赢得了时间。

梁王在平叛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之又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当朝皇上景帝的亲弟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赏赐不可胜道”，梁国仓库里的珠玉宝器多于京师，金钱“且百巨万”。根据古人的解释：“巨万，今万万。”（《史记·平准书》韦昭注）就是一亿。“且百巨万”就是将近一百个亿，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有钱了有钱了，不知道怎么花？刘武拿来主要搞了这几样事。

一是大兴土木。修东苑，又叫梁园，方圆三百余里；扩建睢阳城七十里；修建宫殿群和复道，彼此连接三十余里。“复道”即连接宫殿与宫殿之间的架空通道，《阿房宫赋》中有“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的说法。

二是广招人才。“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等人，以谋略见长，招来做军师；枚乘、司马相如等国内文坛上第一流的文豪，招来搞辞赋创作，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文士集团，既充当他的智库顾问团，又扩大梁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以制衡中央。

三是打造兵器。《史记》称“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虽然没明说是拿来造反的，但一个诸侯王，生产这么多兵器，不能不让人担心。

刘武的这些动作，和以前刘长的搞法如出一辙，朝廷也是知道的。不但不加约束，反而还给更优惠的政策，“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朝廷赐给他天子旗号，按天子的规格配备车马、仪仗队，“出言跸，入言警”，享受最高级别的保卫措施。所谓“跸”，即天子出行，一路上都要清场，卫士在沿途站岗，不允许任何人闯入，闯入者构成“犯跸”罪。

西方谚语说：“上帝要让你灭亡，先要让你疯狂。”朝廷对刘武的优惠和宽容，让他头脑更加发热，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谁敢坏自己的好事，就来他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袁盎等人竟敢坏了自己当太子的好事，自然是必杀之而后快！

再来看朝廷在处理刘武时又是如何宽容他的。

既然梁王雇凶刺杀大臣一事已经败露，不能不调查处理啊！结果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梁王谋反的证据，这下可就烫手了。不敢自作主张，只好上报。

消息报到朝廷，太后一听，知道我这个幺儿完了，谋反大逆罪，是要处死刑的。窦太后想阻止景帝继续追究此案，开始玩起绝食的把戏来，而且白天晚上哭个不停。景帝想：不追究刘武的谋反之罪，其他诸侯今后效仿起来可不得了；追究呢，太后老妈又不依不饶，真是越想越纠结。便去和公卿大臣商议，大臣劝他派“通经术”的官吏去处理此案，一定能两全其美。于是就派了田叔、吕季主去梁国接受此案。

这两人精通经术，到了梁国，声称只要交出羊胜和公孙诡，可保他梁王没事。羊胜和公孙诡在事发之后，一直躲在梁王的后宫，使者不敢去抓。刘武为了自保，最后逼令羊胜和公孙诡自杀，然后将二人尸体交出来了事。田叔、吕季主见这两个狗头军师已死，就将“梁之反辞”一把火给烧了，然后空手回来向景帝汇报：“梁国谋反的事，梁王并不知情。完全是他手下羊胜和公孙诡这帮人捣的鬼。现在这二人已经认罪伏诛，案子已经了结。梁王不会受到牵连。”

景帝一听这样的处理结果，大喜，说：“还不快去向太后报告。”窦太后听说后，马上开始吃饭，母子俩又和好如初。景帝这样苦心孤诣，是想先把老妈那里抚平再说，至于对刘武究竟如何处理，并没有明确表态，也没说追究，也没说不追究，这仍然符合他一贯的隐忍性格。

刘武知道自己的事还没完全了结，害怕皇帝哥哥秋后算账，准备自个儿主动进京请罪。他的谋士茅兰给他出主意说，你不要大摇大摆地进京城，谁知道朝廷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万一突然把您抓起来，就回天无术了。于是刘武坐上普通人的车子，带了两个侍从，悄悄溜进长安，躲进姐姐馆陶长公主家。

朝廷听说刘武来京，派使者出关去迎接，但哪里看得到人？只好回来汇报说：没人儿！太后一听，立马痛哭起来，呼天抢地地骂道：“帝杀吾子！”皇帝杀了我的儿子啊！搞得景帝非常郁闷，只好去安慰老娘。

刘武摸清这些情况后，赶紧去觐见景帝，自个儿伏在铁砧上，请求景帝以斧质之刑处罚他。此时此刻，太后老妈在场，景帝怎敢下令处罚他？再加上刘武伏在砧板上的凄惨样儿，当哥哥的能不心软吗？史称这娘儿仨“相泣，复如故”。三人抱头痛哭，一切和好如初。在一片哭声之中，亲情终于压倒了国法。

斧质

即“斧锧”，古代一种腰斩刑具，“锧”指铁砧。“斧质”一词也可代指一种酷刑。杀人时，置人于铁砧上，以斧斫之。语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后世用此喻指受刑。

梁王刘武刺杀大臣、图谋反叛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比起当年文帝处理淮南王刘长谋反案还要草率。这中间除了朝廷政策导向的软弱外，还有两点具体原因：

首先，文帝时的大臣讲原则，而景帝时的大臣更喜欢和稀泥。

文帝的丞相张苍对处理刘长的态度十分坚决，他率大臣对文帝明确表示说：“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文帝不想处理刘长，说要交列侯二千石会议再次讨论。会议的结论是“臣等议论如法”，还是要依法处置。文帝只好退一步说：那就免了刘长的死罪，只废掉他的王位。结果与会的大臣仍然坚持，说：死罪可免，但总得让他受点活罪，建议将刘长发配到蜀郡严道县。文帝最后没法，只得同意流放刘长。可见古代的官员，也不全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原则、没有担当，还是有很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敬佩的。

景帝时的大臣就没有这种坚持了，而是一味地投皇上之所好。先是给皇帝出主意让他找“通经术”的人去处理刘武案；然后田叔、吕季主这两个通经术的人，对景帝心里的想法揣摩得透彻，知道他不处理刘武对不起天下人，处理刘武对不起太后，夹在中间不好办。这俩人就来他个宁负天下人、不负皇上，一把火把刘武谋反的证据给烧了，空着手就回去汇报了。结果真如他俩所料，“景帝喜说”。（《史记·梁孝王世家》）

其次，文帝和刘长的关系，与景帝和刘武的关系，虽然很相似，但毕竟还是有亲疏的。

文帝刘恒和刘长都是高祖的儿子，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刘恒是薄太后生的，刘长是赵姬生的。刘恒对刘长的宽容，既有兄弟感情的成分，恐怕更多的是因为这时高祖刘邦的八个儿子大都被吕后整死了，只剩下这哥儿俩，一种劫后余生的悲凉感促使他更迁就刘长。公元前168年，民间有民歌传唱刘长事迹，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听后十分感伤，本来已经废了刘长的王号，现又追封他为淮南厉王，比照诸侯的仪式规格为他建置陵园。

景帝刘启和刘武都是汉文帝的儿子，而且都是窦太后所生，乃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感情自然更好些。母子三人还经常在一起喝酒，景帝一喝高了，就说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刘武，公元前154年说过一次，他说：“千秋万岁后传位于王。”公元前150年又表过一次态。两次都是酒后说的，可能有酒后失言的成分，但另一方面说明这哥儿俩的情感确实不比一般。所以景帝对这个弟弟特别好，经常和他一起出去打猎，出入同坐一驾车。别的诸侯王来京师朝见天子，按法律规定在长安只能呆二十天就得回国（《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常常批准刘武不按时回国，留在京师过年，一待就是大半年，如此等等。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景帝既不受大臣的掣肘，对梁王的感情又很深，所以对刘武刺杀大臣、图谋不轨的行为根本就没有追究，比起汉文帝处刘长以发配之刑，简直是宽容得没边了。

我们来梳理一下汉朝对诸侯的“双容”政策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帝时，双容政策已经很严重了，先有淮南王刘长谋反；过了二十年，即公元前154年，还爆发了吴王刘濞挑起的“七国之乱”，现在已经有战争了，朝廷本来应当强硬，但是汉景帝没强硬，还把晁错给杀了；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本来可以借这个机会强硬起来，但是汉景帝还是没有强硬，这样就导致了四年以后，即公元前150年，又有了梁王刘武谋反和刺杀大臣。最后汉景帝对梁王刘武事件，在一片哭声中给算了，完全是不了了之。所以双容政策到汉景帝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越来越严重。

刘彻此时已是太子，看着父皇如此宽容叔父刘武，自己又是叔父竞争太子的直接对手，叔父连拥护自己当太子的大臣都敢刺杀，而且一杀十几个，最后还屁事没有，万一哪天他急了，会不会对自己动手呢？刘彻虽然只有七岁，但对死亡的恐惧还是有的，来自叔父刘武的威胁，无时不刻不笼罩着他那幼小的心灵。好在刘武在刺杀事件六年后，即公元前144年，得上了热病，没多久就病死了（《史记·梁孝王世家》）。

刘武一死，是不是作为太子的刘彻就平安了呢？事情绝没有如此简单。只要父皇景帝对诸侯“事前纵容，事后宽容”的政策不改，虽然没了梁王，但还会有其他这样王、那样王会膨胀起来。而这种“双容”政策的思想根源正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只要黄老之术还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这种政策就不会有大的改变。这种政策不变，来自诸侯王的威胁就无法彻底根除，始终是朝廷潜在的危机。

诸侯坐大的现状，刺激了刘彻，使他对黄老思想认识更加深刻，这应该是他上台后抛弃黄老，独尊儒术的第一个外在因素。

此时汉家天下，诸侯坐大是第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危机又是什么呢？对太子刘彻的思想转变又有什么影响呢？

周亚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