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人性的暗角——中国历史上奸佞小人之死

中国第一大奸臣：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春秋时期，鲁庄公姬同娶了齐国的哀姜为夫人。哀姜一直没有生子，但是她的妹妹为庄公产下一子，叫做开。开，应该成为庄公的继承人。但是庄公后来又爱上了党氏的孟女，就是党氏的长女，并跟她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斑（《史记》称斑，《左传》称般）。庄公发下誓言，一定要立孟女为夫人，立斑为继承人。

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庆父最为专横，并拉拢叔牙为党，一直蓄谋争夺君位。鲁庄公于其在位的第三十二年生了病，因为无“嫡嗣”，便从“庶子”中议立。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这些国君的弟弟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往往十分关键。庄公便与三弟叔牙商量，叔牙态度很坚决，主张立庆父，但这并不是庄公的本意，他希望斑来继承王位。于是庄公与四弟季友商量，季友力主立鲁庄公与其宠姬的生子公斑为继承人。但叔牙还是庄公的心病，季友为他解决了叔牙的问题，逼叔牙饮下毒酒。

前661年，鲁庄公去世，季友立斑为鲁君。但是，庆父要立庄公的儿子开为继承人。因为开是哀姜的妹妹所生，而庆父跟哀姜是地下情人关系。大约鲁庄公爱上孟女以后，哀姜也移情别恋，跟庄公的弟弟庆父私通。

鲁庄公

鲁庄公八月去世，十月庆父就密谋除掉了新君斑。他物色到一个叫荦的宫中养马人，此人高大威猛，力大无比，粗鄙鲁莽。因与斑喜欢的梁氏女谈笑而被斑挥鞭抽打，荦蒙羞，因此与斑结下大仇。经庆父挑拨，荦便将仇恨发泄到了新君身上。一次，荦乘新君办丧事的机会，用一大铜锤将其砸死。

支持新君的公子季友十分恐惧，被迫逃往陈国避难。庆父因害怕国人反对，不敢直接登上国君之位，另立开为国君（即鲁涽公），实际上是庆父自己执掌着鲁国的大权。庆父唯恐天下不乱，不断地挑起事端，随意诛杀大臣。造成朝廷百官人人自危，天下百姓为之愤慨。庆父明知民情汹汹，依然我行我素，致使鲁国动荡不安，鸡犬不宁。

鲁涽公虽然是庆父所立，但是对于庆父的行为也很恐惧。闵公开始与季友取得联系，而季友告诉闵公，庆父才是祸乱的根源，不除去庆父，鲁国不可能平静。然而就在涽公即位的第二年，庆父又派人杀死了涽公。两年之内，两失其君，鲁国的局势更加动荡。举国上下对庆父恨之入骨，庆父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便慌慌张张地逃往莒国。哀姜也是知情者，不敢留在鲁国，逃往邾。鲁国人拥立涽公的弟弟姬申继位，即为鲁釐公。

鲁釐公继位后，他心里十分清楚：逃亡中的庆父依然是鲁国的威胁。只要庆父在世一天，鲁国将无宁日。于是，鲁釐公正式要求莒国送回庆父，莒国只能答应。庆父自知罪孽罪重，便在途中自缢身亡。哀姜是齐国人，齐桓公出面主持正义，从邾索回哀姜，杀了她，把她的尸体还给鲁国。

鲁国这一通政治混乱，一方面与继承制度有关，而另外一个暗线，其实与庆父与哀姜的私通关系十分密切。个人的情感与私利，一旦有机会与政治取得联系，就渴望利用政治的资源扩大私人利益，政治的混乱于是不可避免。而政治一旦陷入混乱，谁会最终成为受益人又变得扑朔迷离。其实，有序的政治，才是大家利益的共同基础，不过，对于庆父这样鬼迷心窍的贵族而言，这个道理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

跋扈将军梁冀：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梁冀当政算是东汉外戚掌权的高峰。阳嘉元年（132年），汉顺帝策封梁冀的一个妹妹为皇后，另一个为贵人。当时梁冀的父亲梁商执政，为人谦和，能虚己进贤，政事处理得较好。永和六年（141年）梁商死，梁冀继任大将军。

史书描述梁冀外貌丑陋，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几乎三教九流所能做的各种斗鸡走狗、骋马射箭的娱乐游戏，他都喜欢。他虽然口吃得讲不清话，却善于阴谋计算。永和元年（136年），梁冀任河南尹，他父亲的朋友叫吕放，当时做洛阳令，把他的不法行为告诉了梁商。受到父亲的责备后，梁冀怀恨在心，派人刺杀了吕放，假托是吕放的仇家所为，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继任洛阳令。由此可见梁冀是多么的阴险狡诈。

顺帝崩后，梁皇后无子却贪图权势，便与其兄梁冀选了2岁的刘炳即位，是为冲帝。梁冀以定策功，参录尚书事，他假惺惺地辞不肯当，而侈暴滋甚。冲帝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梁冀又与升至太后的妹妹定计，立8岁的勃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做皇帝，史称质帝。质帝年龄虽小，却很聪慧，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深恶之，就派人毒死了质帝。碍于众议，梁冀召开会议商讨立君之事，不顾大臣李固、杜乔等反对，立蠡吾侯刘志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汉桓帝。梁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又让另一个妹妹做了桓帝的皇后。这样，梁冀的一个妹妹是太后，一个是皇后，不知道她们之间怎么称呼。

梁冀专权跋扈到了极点。凡是持不同意见者，他一个都不饶恕，能杀者则杀之，那怕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只要他认为是触犯了他，都不会宽容。永昌太守刘君世，为了巴结梁冀，特地打造了一枚金蛇，却被收到国库里。梁冀想据为己有，就向大司农杜乔借，被拒绝。后来梁冀的小女儿死了，公卿大臣很多都去会丧，唯独杜乔没去，梁冀就非常恨杜乔，恰逢拥立桓帝，就找了个借口，害死了杜乔和李固。他对平民百姓的残暴也是罕见，史书记载：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就连他的亲弟弟梁不疑，也受到他的猜忌。梁不疑颇识诗书，也爱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梁冀经常派人暗中监视他。

元嘉元年（151年），汉桓帝为了表扬梁冀的拥戴之功，给他加官晋爵，赏赐了很多财产，给他的礼仪几乎赶上了开国功臣萧何。当时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史载：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他的妹妹梁皇后，在皇宫里也是作威作福，穷奢极欲，动不动就“鸩毒”皇帝左右的人。在权力顶峰时期，梁氏一门出了七位侯，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妇女称君的有七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三人，其他沾亲带故做大小官员的不计其数。四方的贡品先要经过梁冀家，再往皇宫里送。他又派人出塞，出使外国，寻求宝物。其权力比皇帝还大。

不过，梁冀也有害怕的人，就是他的夫人孙寿。史载：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寿性钳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之。梁冀跟孙寿大起土木，两人对街各建豪宅，竞相奢侈，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由于怕老婆，梁冀剥夺了很多本家子弟的官位，改由孙家子弟担任，造成孙姓家族在朝廷内外泛滥。

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早已不能忍受无权的汉桓帝终于下手，借助反对梁冀的宦官之力，灭掉了梁冀和孙寿家族，百姓拍手称快。

梁冀的死是咎由自取，可是，梁冀之诛并不能挽救一步步走向衰落的东汉政权，它很快就覆灭了。

东汉末年的军阀董卓罪孽难逃

董卓早年为汉将，在西方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后来又参加讨伐黄巾起义，数次兵败，却依然升为前将军，掌管重兵。董卓拥兵自重，驻兵于河东，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而放弃兵权，正逢京都大乱，何进被杀，董卓趁机进京，控制了中央政权。之后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关东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董卓放弃洛阳，移都长安。董卓生性残虐，当权后横征暴敛，激起了民愤。许多有志之士出于对国家危亡的考虑，长期与董卓进行不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董卓的地位和基础，同时也缓解了董卓对整个东汉政权的破坏。

征讨董卓的斗争并没因迁都长安而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风起云涌。这时，董卓已成了众矢之的。

越骑校尉伍孚对董卓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发誓亲手杀死董卓。一天，伍孚身藏佩刀，前来拜见董卓。交谈完毕后，伍孚便告辞离去。董卓起身出门相送，用手轻轻拍着伍孚的后背，表现出极其亲切的样子。伍孚瞅准机会，猛地抽出佩刀向董卓刺去。由于杀人心切，用力过猛，失手没刺中要害。董卓大惊，慌忙奋力反击，并急呼警卫出手相救，这才脱离危险。伍孚在与警卫斗争过程中，由于寡不敌众，被乱剑刺死。事后，董卓大骂伍孚包藏祸心，不讲仁义。当时，天下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千里草》的歌谣，希望他尽快死去。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之前，王允先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执金吾士孙瑞等人多次商议诛杀董卓的事情。

不久，王允与士孙瑞、杨瓒借登台拜神为名，又一次秘密商量废除董卓的事宜。士孙瑞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太阳不照，淫雨不断已达60多天，我们应该让这种不利国家和老百姓的时期尽快结束。现在，时机大好，我们正可趁天下沸腾之际，主动采取措施，消灭罪魁祸首！”士孙瑞意在提醒王允可借天时地利人和之机除掉董卓。王允同意士孙瑞的意见，可是考虑到董卓平时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武力过人，如果不采取周密措施，恐怕不易得手。于是，王允便物色了董卓的亲信吕布作内应。

董卓

吕布年青勇猛，武艺超群。起初董卓对他深为喜爱和信任，收他为义子，并提拔他担任骑都尉。后来，董卓又迁吕布为中郎将，封他为都亭侯。董卓把吕布当做自己的贴身侍卫。不管董卓走到哪里，吕布总是形影不离，负责保护董卓的生命安全。

可有一次，吕布不小心得罪了董卓，董卓大怒，随手抽出刀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眼疾手快，才得以幸免。当时，吕布并没直接顶撞董卓，而是立即向他谢罪道歉，董卓便不再追究，以后也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吕布却从此心怀私恨，他又与董卓的婢女私通，心中十分不安。

王允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吕布，并要求他充当内应。起初，吕布不同意，他说：“奈何（我和他）如同父子一样！”王允开导说：“你姓吕，他姓董，又不是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你难道还认他作父亲吗？他向你掷刀戟的时候，把你当儿子看待吗？”在王允的敦促下，吕布最终答应了。

一切准备就绪，正好逢上皇帝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都集会于未央殿，恭贺天子龙体康复。吕布借此机会，事先安排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亲兵，换上卫士的装束隐蔽在宫殿侧门的两边。董卓刚到侧门，便遭到李肃等人的突袭。董卓大骇，慌忙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奏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绝望中的董卓虽然奋力反抗，但已无济于事，当场被杀，并诛连三族。

董卓被杀后，满朝文武和所有士兵都高呼万岁！长安老百姓高兴得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奸贼被诛。据说董卓死后，被暴尸东市，守尸吏把点燃的捻子插入董卓的肚脐眼中，点起天灯。因为董卓肥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董卓死后，西凉军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领。

来俊臣：武则天时代的酷吏

来俊臣是唐朝武则天时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天授年间，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信任，被破例提拔出任侍御史，又加朝散大夫，由不名一文的鸡鸣狗盗之徒成为了武则天所倚重的权臣。

武则天临朝执政时，疑忌天下人图谋叛变，便设置铜匦，令人检举告密，并宠用来俊臣等负责纠劾和审理告密事宜。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迎合武后意旨，每推审一人，必定逼诱板引出数十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邀取功赏。又私自养无赖数百人，专令告密，撰写罗织经，网罗无辜，织成谋反罪状；心想陷害一人，便教其党徒，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告密，于是立即拘捕，用严刑拷讯，逼他诬服，以报私怨。所用酷法有：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

当他审讯囚犯时，常用烧醋灌入犯人鼻腔或用铁圈梏犯人头，外加木楔，致使脑裂髓出，或掘地做牢，犯人进入，不死不得出，种种酷刑，惨不忍睹。每次有囚犯来，先领到刑具陈列室，囚犯见了，无不魂飞魄散，再清白的人也都乖乖认罪。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千余家被抄。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人人不得自安，每次入朝前，都胆颤心惊地与家人诀别，担心晚上不能与家人相见。

来俊臣塑像

来俊臣手中有权，贪欲便急速膨胀起来，他贪赃枉法，有恃无恐。他以酷助贪，谁有不从，即兴狱问罪，置人于死地。右卫大将军泉献诚来自高丽。来俊臣认为他应当有许多财宝，便开口索要。岂知泉献诚不加理会。来俊臣大为恼怒，诬陷泉献诚“谋反”，并把他杀了。

不仅贪财，来俊臣还好色。他任意夺人妻女。只要是他看上的，不管是未出阁的姑娘还是已嫁人的媳妇，一定要弄到手里。谁家要是不识相，他就告人家谋反，把人家全家杀光，然后把姑娘弄过来。被他弄得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他的妻子就是这么娶来的。太原王庆诜之女已嫁给段简为妻，但是因为太漂亮，被来俊臣盯上了。来俊臣竟敢假传圣旨，把王诜之女抢夺过来强纳为妻。段简另有一妾，同样美貌，来俊臣又放出风声求取。段简惧于来俊臣的淫威，只好忍痛割爱，将美妾送上门来。

来俊臣越发骄横贪婪，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竟然去揭发武氏诸王、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等人，触动了武氏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些人联合起来，将来俊臣贪赃枉法的罪行一一列举出来。武则天为平息天下怨气，只得牺牲自己这个鹰犬，便于神功元年（697年）下诏将来俊臣处斩。斩首那天，洛阳城的老百姓倾城而出，都来看热闹。来俊臣人头刚一落地，百姓蜂拥而上，把来俊臣的尸体挖眼剥皮，连五脏六腑都掏了出来。

来俊臣只知迎合意旨，以邀功赏，张其权势，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残忍酷烈，结果落得悲惨下场。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结下无穷怨业，只有促己速死而已。

盛世奸相杨国忠：终被乱刀砍死

杨国忠，本名钊，唐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是杨贵妃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30岁时，他在四川从军，发愤努力，表现优异，但因节度使张宥看不上他，只任他为新都尉。

后经章仇兼琼资助，杨国忠搭上了杨玉环及其姐妹。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荐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杨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十几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年（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天宝八年（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天宝九年（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杨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

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氏的问题上。

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置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

天宝十年（751年），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6万人，南诏投附吐蕃。

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作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一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

天宝十二年（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琯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途中，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乱刀砍死。

童贯：北宋著名宦官

童贯是个阉人，出身宦官，北宋末年的军事将领。据《宋史》载，童贯进宫后，以其办事才能和宰相蔡京的推荐，颇得徽宗重用。徽宗曾令童贯监军西击夏国，合军10万取青唐。军至湟川，因宫中起火，徽宗下旨童贯回师。童贯因见战机成熟，断然决定不奉诏，继续西进，果获大胜，连复四州。童贯此举深得徽宗赏识，破例被任命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不久，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又因收复积石军、洮州，再加检校司空。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进太尉，领枢密院。从此，童贯位列三公，手握重兵转战于西北边陲，与外族夏、辽、金周旋10多年。

童贯

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遣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15万，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余日，杀起义军7万多人。童贯因功封太师。宣和七年（1125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大原。那时，金已灭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由大原遁归汴梁，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其实辽、金之怨非童贯所结，边隙亦非童贯所创。童贯握兵20年，在与夏、辽、金的战斗中，有胜有负，但还算尽力，并没有投敌误国。北宋之亡，根本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毁。童贯成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出身宦官，朝廷里的官员多看不起他，加上童贯骄恣，上下结怨。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1126年）被一连三贬。

虽然童贯被贬谪，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不敢轻意动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张澄派来的人。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细数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人一刀砍下头颅。

第二天清晨，监察御史张澄一行数骑，由南雄州衙门出发，押着一只木匣，内装童贯血淋淋的头颅，越过梅关向汴京疾驰而去。九月初七日，张澄押回的童贯的人头已在汴京城头高高挂起，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京城内外。从此，这位长着胡须的“媪相”便消失在太监的方阵之中，同时也使北宋“六贼”从此少了一贼。

北宋奸臣蔡京：千古留下唯骂名

蔡京，字元长，北宋兴化仙游（福建）人。在徽宗一朝，蔡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他在任期间，是王安石变法的拥护者和得力干将，但二人的目的却有天壤之别。众所周知，王安石主张变法，其目的是富国强兵；而蔡京所实施的所谓新法，不过是为了多搜括些民脂民膏，来供徽宗享受玩乐。

为了讨好徽宗，在他主持朝政期间，先后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机构，大兴花石纲之役，专门为徽宗个人服务。宋徽宗赵佶政治上极端腐败，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他酷爱花石，最初，蔡京取江浙花石进呈，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他主持苏杭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据《宋史》记载：百姓服花石纲之役的，中产人家都破产，有的卖儿卖女来提供服役的费用。凿山运石，对役夫规定任务数量，十分苛刻，即使在江湖深不可测的水下有奇石，也要千方百计地取它，直到取出才罢休。

此外，他还大兴土木，建造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民怨沸腾。时人称他为“六贼之首”，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蔡京

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即位，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长沙）。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了蔡京的死因：“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显然，蔡京因“穷饿”而死。然而，蔡京当时真的很穷吗？据史料记载，蔡京被流放岭南，临行之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显然不穷。不穷而被饿死，何也？原来，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至此，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他“腹与背贴”，饿极而死。史载，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万千钱财今何在，千古留下唯骂名。

张邦昌：平楚楼自缢而亡

张邦昌是永静军东光张家湾（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张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张邦昌的家境却不是太好。他从小性格放荡，喜欢和地痞流氓结交。父亲害怕他惹出事端，便把他送进私塾学习。15岁那年，张邦昌参加县试时考上了生员（秀才）。20岁那年，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时考上了进士。从此，张邦昌踏入了官场。尽管张邦昌没多少真才实学，但是一笔好字也让他在当时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再加上极其善于阿谀奉承，因此一踏入官场便官运亨通。不久后，他就做上了大司成。后来因为训导失职，被贬为提举崇福宫，管辖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洪州的知州升迁为礼部侍郎。不到十年的时间便由一个无权无势的地方官升迁为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在朝廷为官期间，他不惜一切手段讨好自己的上司。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丞相李纲的老母过生日，张邦昌除了精心准备一份厚礼之外，还全程参与组织策划，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人讽刺说李纲的老母是其“二母”。为了讨宋徽宗的欢心，他上奏宋徽宗说：“陛下，自崇宁以来，天下祥瑞之物屡见不鲜，宜取其大瑞增制旗物。”宋徽宗本是个只知尽情享乐的昏君，听了张邦昌的上奏，非常高兴，便表示同意。张邦昌也因此于宣和元年（1119年）升迁为尚书右丞，接着转为尚书左丞，很快又迁至中书侍郎一职。及至宋钦宗即位时，张邦昌被拜为少宰即副宰相一职，成为朝廷中权倾内外的人物。

张邦昌

1126年，金军大举进攻北宋，宋徽宗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自己逃往江南。宋钦宗在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朝堂上下杀敌保国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朝臣们的强烈呼吁下，宋钦宗任用主战派领袖李纲守御京城，任命张邦昌为少宰，并宣布御驾亲征。宋朝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士气非常高涨。金兵见一时不能得逞，派使者前来议和。执政大臣李邦彦、张邦昌等人贪生怕死，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钦宗听信了张邦昌的谗言，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入金求和。当年二月，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率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兵统领宗望。不料，消息泄露，宋军大败。这一下可惹恼了宗望，他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必死无疑，手足无措，痛哭流涕，连说夜袭绝非朝廷本意。宗望觉得这个软骨头日后尚可为金人所用，就饶过了他。

此后宋钦宗送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回到宋营后，钦宗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加官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从此张邦昌取代李纲成为朝廷的宰相，权倾一时。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宋军援兵到来，就撤兵北归。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二人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好景不长，金国宗翰又开始率领大军进犯中原，宋朝再度陷入危机。主战派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通敌，乃社稷之贼，钦宗只得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土、中太一宫使，停止割地之议。但是那年冬天京城被全面攻陷。金兵将东京洗劫一空，又乘胜俘虏了二位皇帝。金人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故而不敢直接实施吞并，他们认为张邦昌容易控制，因此要求北宋降臣们递呈劝进表，拥戴张邦昌为帝。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保全性命，在早已写好的劝进表上签了名。金人认为这一番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在靖康二年二月向张邦昌宣读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

但是张邦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推诿。于是金人放出狠话，如果到初七张邦昌还是不肯当皇帝，或者是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大臣，再纵兵血洗汴京城。事到如此，百官纷纷来拜请张邦昌早日即位，以免除杀身之祸。到了初七，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起事反抗，当即遭到金人的镇压。张邦昌见局面已临近不可收拾，遂决心乘机登基即皇帝位。

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文武百官数千人，士庶百姓上万人都挤在城门口等着看他。为了掩人耳目，他自尚书省恸哭上马，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接着宣布“大楚”王朝建立，就这样，伪楚皇帝张邦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

金人走后，张邦昌又假惺惺地脱下帝袍，换上赭袍，使用红罗盖，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张邦昌被推上皇位到下台，前后共33天。在这33天中，据说他不在正殿处理国家事物，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不自称朕，发布命令使用“手书”而不是诏书，自称“余”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这些都显示了这位“儿皇帝”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情。

因为没有能力压制宋朝人民的反抗，致使全国局势依旧非常的混乱，这引起了金人的强烈不满，当年四月三日金人把张邦昌的帝位废除。至此，存在了33天的“楚国”政权寿终正寝。

四月二十五日，康王赵构继承皇帝宝座，这一举措受到了当时宋朝遗臣们的大力拥戴，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人们以为收复河山的时机已到，热切地盼望康王赵构的到来。张邦昌见此，迅速地调整自己策略，又把宝押到赵构身上，急忙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礼迎请康王。为了赢得康王的原谅，见康王后“伏地恸哭请死”。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极力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五月，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张邦昌跪地称贺。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为了赢得赵构的欢心，他抓住赵构好色的特点，不惜把自己美艳绝伦的养女和香进贡给皇帝玩乐。据宋人编写的《顺堂遗事》记载，为了赢得赵构的欢心，张邦昌颇费了一番心思。和香是他多年前预备的一个“筹码”，收养和香的目的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文中记载，张邦昌为了让和香更加具有“杀伤力”，特地聘请妓院的老鸨来专门地训练和香的“媚功”，使得他锻炼出超人的迷惑男人的魅力。和香进宫后，“不辱使命”，赵构也马上就迷恋上了这个美貌无比的女子，整天花天酒地，无心处理朝政。张邦昌的心思也没有白费，他迅速地获得了赵构的器重与信任，重新获得了丧失已久的权力。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金兀术率领金兵又攻打到城下，军队的紧急情报送不到皇帝手里。因为和香告诉宦官，不准往里送信。等金兵攻破宫门，赵构才慌慌张张地从后官门逃命。和香在忙乱中跑不迭就被金兵给捉住了。和香打扮得妖里妖气，跪在金兀术面前，拿腔拿调地说：“妾本想缠住赵构，敬候四太子驾临……”金兀术仔细一看和香，真是国色天香，心里就有几分喜欢，想把她收留下。但又一想，不行，和香这是卖主求荣，留下是个祸害，就下令给杀了。

此后，金兀术大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横扫了大半个江南，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南宋朝臣们把这一切归罪于张邦昌父女的所作所为，纷纷告状。孟太后从张邦昌当儿皇帝起，就恨在心里，又加上他进和香惑主，就强烈要求赵构下令把他处死。同时，还有人还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赵构这才下诏：“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六月，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令监司守臣常切觉察”，饮食起居，所有行动每月都要向尚书省报告。

几个月后，金兵又以张邦昌被废为由来犯。在当时民意和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下，高宗不得不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去执行。其实赵构挺同情张邦昌，但由于宫内外的一致反对，他也没办法。在张邦昌被正法以前，就宣布了：“张邦昌赐死，不予株连九族。”据说，张邦昌在长沙跪听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乃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

贾似道：南宋大奸臣

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他在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个专事吃喝嫖赌的浪荡子，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他残酷压榨人民，过着极其荒淫奢侈的生活。在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他又向敌人称臣请降，成了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最后落得个人人唾弃的可耻下场。

贾似道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其父是位狡诈的贪官。他出生后，承继了父亲的奸诈，整天都花天酒地，毫无半点才德。

后来，贾似道的姐姐成为了宋理宗的贵妃，自然鸡犬升天，贾似道在他25岁时就通过“考试”，成为太常丞以及军器监，自此之后生活就更为腐败。在这10多年间，贾似道学会了勾心斗角之术，加上自己身为国舅的特殊身份，因此在他41岁时就己是枢密院事。

1233年，即为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向南宋政府提出“联蒙灭金”的条文，毫无远见的南宋政府自以为这就可以除去外患，于是与蒙古结成盟友。后来于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成功灭金，但蒙古却违背之前定下来的条文，把宋应得的土地削减，力弱的宋出兵作战，也无济于事，不但惨败而归，更被蒙古于1258年因宋“违约”而再次被入侵。

贾似道

南宋惨败后，理宗令贾似道出战，攻打蒙军，贾似道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才能，于是在出征后与蒙军私下议和，并向蒙军承诺游说朝廷向蒙古进贡。第一次议和，蒙军并不愿意。及后，蒙军将领之一的蒙哥在钓鱼城中战死，贾似道得知忽必烈会回国夺回汗位，便看准机会，与后来的元世祖签了和约，表示愿意称臣、岁奉20万两白银、20万匹绢。

在私下议和后，贾似道与其他将令会师，并趁蒙军撤退时进攻，杀伤了仅仅170多名外敌。170多名士兵对兵源充足的蒙军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贾似道却视之为“空前绝后”的战功，自然要夸大，连奉“捷报”，并不报蒙军撤退的真正原因，向理宗报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理宗收到情报后，被贾似道蒙骗，欢天喜地。不但赐贾似道卫国公与道少帅，更大力赞扬贾似道，令朝中的文武百官恭迎贾似道“凯旋而归”。贾似道得势后，即作威作福，向理宗谗害在军营中对他“无礼”的曹士雄以及向士璧，说他们曾在军中贪污以及盗取官钱，结果两人被流放外。另一位将领高达曾在军中讽刺贾似道，于是贾似道在理宗面前说高达的不是，希望可以除去高达。幸而理宗还有点智慧，没有杀死高达。

杀高达不成后，贾似道与同党编辑《福华编》，用以“歌颂”他于抵抗蒙军时的“英勇事迹”。此后，宋度宗登极后五年，贾似道为了测试自己在朝中的重要度，于是在度宗面前说自己年时己高，需返乡受福，度宗不想失去该“军事奇才”，便下旨准许贾似道可六日才上朝一次，也不用如百官般行礼，到后来更是十天上朝一次。贾似道证明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几乎与皇帝相似。

在襄阳被蒙军围攻之时，边关的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一律扣下不上奏朝廷。后来，在咸淳八年，即1272年，在度宗前往祭祀式时，天下起雨，度宗接受爱妃胡贵妃之父的建议提出归宫，令贾似道“不满”，就装出要离宫归家的样子，度宗苦苦哀求，又听从贾似道的话，把心爱的胡贵妃送去当尼姑才得到贾似道的“原谅”。

而襄阳被蒙军被围困一事，贾似道都一一压起来。一次，朝廷要他出征，于是贾似道买通大臣，向度宗“说明”贾似道应留在中央“控制大局”。

宋度宗离世后，蒙古大军已攻到了鄂州，南宋太学生提出贾似道要亲征出战，在群众压力之中，贾似道不得不出战，于是再次向蒙军议和，但蒙军根本不稀罕和约的内容。

最后，贾似道大败，被贬到离州，安置于循州，并没收其家产。后来，福王赵与黄派杀手了结了贾似道的性命。在贾似道死前，先被杀手戏谑一番，最后才在古寺中被勒死。

综观贾似道的一生，此人贪婪残忍，荒淫奢侈，又欺善怕恶，满身流氓习气，他是南宋末年腐朽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典型。贾似道在历史上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从南宋政权这个腐败机体上生出来的一个毒瘤。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没落，从而也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王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

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他本来是一个极为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和邹东来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序幕。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王振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也先，而且在指挥大军时一意孤行，竟不准备粮食。一错再错，致使明军十分疲劳，怨声载道，在土木堡被瓦剌骑兵大破，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王振自己也搭上了性命。

王振擅权期间，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进攻。

明朝几次交战失利。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便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听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英宗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大军出发不久，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然后一举击溃明军。

不久，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众将领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这才急忙传令，撤退回京。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八月十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十三日，他们狼狈逃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因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英宗被俘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一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脑浆四溅，像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此行，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愤怒的人们当场打死了王振的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明王朝又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玉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王振的死党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抄没王振家产。

刘瑾：千刀万剐被凌迟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6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朝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

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刘瑾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善行贿者，往往官运亨通，如巡抚刘宇，先后向其行贿数万银两，官位也随之上升至吏部尚书。刘瑾的贪婪专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安化王朱寘趁机于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发动叛乱。由于不得人心，叛乱很快被平定。太监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的罪状。刘瑾被捕，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八月，在菜市口的刑场上，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刘公公终于结束了恶贯满盈的罪恶一生。

魏忠贤：明代阉党逆案之首

魏忠贤，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原名李进忠，中国明朝末期宦官。他是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本是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国号天启。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趁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当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史称“六君子之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次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而负责防守边疆的孙承宗、袁可立等正直大臣也相继遭罢官。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其中。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

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孙之獬：剃发令的始作俑者

前脑剃光，后脑留辫，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为使汉人臣服，清朝统治者将其强加于汉族。但最早奏请对汉族剃发的，倒是身为汉人的明朝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是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孙之獬做官时正是魏忠贤当权时期，阉党吃香，他便成为阉党成员，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后，明崇祯帝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孙之獬曾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为士林所不齿。这年八月，朝廷“削孙之獬籍”，让他回乡居住。

清军入关以后，孙之獬俯首乞降，自己带头与家人奴仆一起剃头留了辫子，并换上了满装，一心一意在山东等待满清主子的到来！清廷为收揽人心，接纳并让他当了礼部侍郎。但这并不是让他臭名昭著的原因，“剃发令”的倡议是孙之獬被大家牢牢记住，并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最主要原因！清军刚进北京时，时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可是这个孙之獬为独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他变得“焕然一新”，不但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时，他很亲切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都自谓高人一等，哪能容忍属下的汉臣孙之獬与之同班？七嘴八舌又你推我拉把他逐出班外。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于逢迎求宠，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剃发蓄辫

于是这孙之獬一怒之下便上疏对满清提出应下令让汉人剃发留辫。本来早想彻底显示自己征服了中原的多尔衮便顺势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间，下达剃发令。清军所到之处，以十日为限，“文武军民一律剃发如满族式样，不从者治以军法”。令出行随，到处可见兵勇带着剃头匠，挑着担子巡行在城镇乡村，担子上挂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粉牌，见一个捉一个，强行前额剃发，后脑留辫。

剃发，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而几千年来汉人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是不剃发的，“衣冠束发”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人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

顺治三年（1646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时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农民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五花大绑示众街市，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首倡剃发残害同胞的罪行，然后斩首市曹，暴尸通衢。这个以出卖祖宗和灵魂为代价来换取前程的恶棍在风光了几年之后，终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都说是罪有应得。

和珅：史上第一大贪官

和珅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其当政期间疯狂聚敛钱财，以巨贪而出名。

乾隆帝在位时间与其祖父康熙一样长，他本可超过祖父，因为不愿对祖父不恭，便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决定年底传位给皇十五子颐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正式传位仪式于次年元旦在太和殿隆重举行。乾隆帝当了三年的太上皇。

乾隆末年吏治腐败，贪官之首便是皇帝最宠信的和珅。和珅精明强干，初期为政清廉，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对他宠信有加，又将最小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使得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还成了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增大，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他疯狂聚敛钱财。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偷香窃玉；他善于掩盖巨额贿赂，掩盖人证物证，懂得如何洗钱——投身工商活动，开当铺、设银号、建煤窑……经营各种买卖。他不仅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也成为乾隆年间的赫赫首富。

和珅

但和珅却忘记太上皇年事已高，他该为自己预备退路。早在乾隆帝有意选颐琰继位时，和珅早早打探到这一消息，在宣布此事的头一天送给颐琰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对此事劳苦功高。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帝的老师朱硅由两广总督升任大学士，嘉庆皇帝写诗祝贺，没想到和珅向太上皇告一状，说嘉庆帝在向下属“市恩”，结果朱硅降为安徽巡抚，嘉庆帝也因此得罪了父亲。嘉庆帝隐忍不发，表面上更重视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20条大罪，立即下令逮和珅入狱。

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即和珅儿媳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财产极多，不仅有大量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更是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里的还要好。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汪精卫：媚日求荣的汉奸

汪精卫1893年5月4日生于广东三水一个封建幕僚家庭，原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903年，21岁的汪精卫成为日本法政大学的官费生，东渡留学。1905年7月15日，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着手筹建政党。这时，在东京留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十分敬慕，并与朱执信等人拜会了居住在神田锦辉馆的孙中山，聆听了孙中山的谆谆教诲，极为折服。同年7月30日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在1905年8月20日召开的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汪精卫任三大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汪精卫利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发表檄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保皇派开展论战，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有力地宣传、论证了孙中山思想的合理性。

汪精卫

1910年初，汪精卫与黄树中、罗世勋等入京谋刺清摄政王，结果失败了，汪精卫被捕入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壮烈的诗句，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又为他赢得了更大名气。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于同年11月6日释放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在国人心目中成了革命先驱。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在“讨论跨党”和宣言反帝反封建性质等问题上，汪精卫执行了孙中山的意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于11月13日偕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孙轩等人北上。孙中山因积劳成疾，到京后得肝病而一病不起。汪精卫则随侍在侧，为孙中山处理各种事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为其草拟了遗嘱，这又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1925年7月，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汪精卫击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而蒋介石则军权在握，成为汪精卫潜在取代者。

汪精卫任职初期，他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但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败下阵来，并于5月被迫辞职流亡法国，以示对蒋介石的抗议，继续维持自己的左派声誉。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4月10日，他出任武汉民国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峙。起初，汪精卫还站在革命这一边，与蒋介石展开了斗争。后来，他屈服于反革命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在这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由极左转极右。7月15日，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恐怖口号下，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背叛了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失败。宁汉合流，他与蒋介石继续互争党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无休止的争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汪杯酒言欢，再次“合作”。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后又兼任外交部部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此后，汪精卫对内赞成蒋介石“全力剿共”，对外推行媚日外交。“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1933年5月，汪精卫支持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和蒋介石批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35年11月16日，汪精卫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在大礼堂外摄影留念时，记者群中身为特务的孙凤鸣突然捣出手枪，对准汪精卫连连射击。他身中三弹，在医院取出了体内两颗子弹，但尚有一颗弹头嵌入脊骨，因医疗设备不全而无法取出，成了后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开始就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对抗战结局不抱信心，力主与日妥协谋和，并散布“亡国论”。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汪精卫授意周佛海、高宗武等在上海、香港等地寻找途径与日本秘密接洽。11月24日，汪精卫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达成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并商定了汪精卫出走降日的安排。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后来于1939年5月6日从越南海防登轮抵达上海，公开投降日本。不久，又赴日本“访问”，商谈组织傀儡政府问题。同年12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支新系调整纲要》，将中国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等数职，总揽沦陷区党政军大权，从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遭国内外炎黄子孙的谴责。汪精卫叛国投敌，有一套“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即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再到“黄色人种革命”。他在1944年10月，口授《最后的心情》的遗书，为自己叛国投敌辨护和涂脂抹粉。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结束了“大起大落”的一生。关于汪精卫之死，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死于日本，有的说他死在中国。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又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汪精卫并非病死，而是被害，凶手不是日本人，而是蒋介石。

1935年，汪精卫被刺后，背后的子弹因无法取出就一直留在脊背里。1943年3月，汪精卫背部未取出的子弹弹伤突然发作，他听从了日本主子的旨意，立即飞往日本就医，在日本东京医院，由一位名叫小黑的名医替他开刀。小黑经验丰富，医术高明，很顺利地从汪精卫的脊内里取出了已埋藏八年之久的第三颗子弹头。手术三个月后，汪精卫神秘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当时汪伪政权已是摇摇欲坠，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为防万一，汪精卫回国后不露风声，也未去南京，而是用化名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在上海期间，汪精卫的一切活动都用密码联系。汪精卫回国连汪伪政府、国民党都不知道。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汪精卫与陈璧君联系用的密码被重庆国民党的电台截获破译，并很快将破译后的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立即命军统局长戴笠速率军统特务去上海干掉汪精卫。

1944年7月，戴笠经过周密策划，实施了暗杀计划。在每天由护士给汪精卫服用的中药中掺入玻璃粉毒汁，病人喝此药无刺激、无反应，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死。自此，汪精卫的病一天天恶化，卧床不起，终于在上海虹桥医院一命呜呼。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之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精卫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精卫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精卫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精卫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精卫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在汪精卫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生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1946年6月3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结束了卖国巨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