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孤傲书生——才华未尽人先死

韩非的死因是什么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术”“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不太信任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他就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妒忌和陷害。

韩非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中讲：楚、吴、燕、代四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召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心，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陷。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见《史记·河渠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妒忌。如果李斯是妒忌，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荐举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子之言”。妒忌之说是司马迁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当时社会道德观影响下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秦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妒忌之心两人皆有，两人勾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尽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也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心怀大志，一直为国家大事担心的屈原，因为眼看着国家急难而无法拯救他的国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整天都非常忧愁，常常独自在江边徘徊叹息。有一天，一位在江边钓鱼的渔夫问他为什么这么失意落魄，屈原叹气的说：“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心中的感叹和无奈，在这两句话中都说得很明白了。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抱着砂石，投汨罗江自杀了。

楚国的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赶到江边来，想找寻他们所敬爱的屈原，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屈原的身体。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做成粽子，投到江里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这就是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

司马迁之死：永远的谜团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东汉学者卫宏曾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而迁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司马迁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前101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前90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部分，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汉末名士孔融：跌荡放言刚直被杀

“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4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谏言。

孔融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利的文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不懂世故、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竹林七贤之嵇康：遥远的绝响

嵇康缘何被杀？两晋的史学家都有记载，却各偏执一词，不足全信。我们姑且从论证的角度给读者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历史带我们去了解嵇康的生前死后。

第一种说法是：祸起吕安一案，后遭钟会陷害。

鉴于嵇康在魏晋时期的影响力，高官子弟钟会欲借嵇康之名提高自己在名士中的地位。但嵇康深恶此人，便对钟会不予理会，由此钟会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偏不凑巧，嵇康的好友吕安有个漂亮的妻子，其兄吕巽垂涎弟妻美色已久，趁吕安外出，将弟妻灌醉进而奸污，并陷害其弟不孝曾殴打母亲，因此吕安也身陷囹圄，嵇康为了向官府说明真相也被传召至官府。在庭审的时候一个在幕后等了很久的小人钟会出现了，他告诉司马昭：“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当时曹氏心腹将领毋丘俭起兵造反的时候，嵇康就极力支持，嵇康、吕安平时言论放荡，不拘礼法，有违孝道。做皇帝切不可留这样的人，应尽早除之。昭听会言，遂杀嵇康。

嵇康

这个说法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第一，告吕安不孝，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乃是大罪，不可妄下结论，必须有吕安母亲的证词才可定罪。第二，就算吕安不孝，但是有阮籍在母亲服丧期间曾饮酒吃肉，司马昭并没有追究，此案为何一定要治吕安死罪呢？这就有失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钟会陷害嵇康之词也有不通之处。第一，毋丘俭反叛的时候，嵇康已移居山阳，也就是说嵇康有不在场的证据。第二，魏晋时代名士们大都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如若按此定罪，当诛者何止吕安一人？

第二种说法：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嵇康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前文我们也提到嵇康曾在山阳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他地方也还无所谓，山阳这个地方司马氏就比较敏感，因为汉献帝被贬以后就曾在这里居住过，嵇康难道是思故主？这个罪名可不轻，够杀嵇康一千回的。

嵇康从来都不与司马氏往来，好友山涛举荐其出任吏部郎，他不光拒绝还写了与山涛的《绝交书》。司马昭曾欲借嵇康的影响力为自己正名，但嵇康却以“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这在名义上已经表达了对司马氏篡位的驳斥。更为要命的是，嵇康在当时太有影响力了，在吕安案被捕入狱以后，三千太学生请愿，而且打出如不释放嵇康他们愿意和嵇康一起坐牢，这下把司马昭给镇住了，他没有想到嵇康在文士中有如此之高的影响力，这严重地威胁到了他执政的基础，于是他下定决心必除嵇康而后快。也算是杀一儆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死有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一条是吕安一案，暗的是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反对司马氏篡曹魏天下，两条线就注定嵇康必遭杀身之祸。诸多两晋的史学家掩耳盗铃，替司马氏掩饰罪行，而是把嵇康的死归罪于钟会的诬陷，这就导致很多迷信正史的人，对嵇康的死因不加怀疑，导致我们从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一代文豪广州陨落

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他的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20岁的谢灵运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420年，刘裕建立大宋朝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

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

所以，他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由于谢灵运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

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谢灵运

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其影响之广大。

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又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433年）十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陈子昂：冤死狱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首千古流传的《登幽州台歌》，他的作者就是唐朝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659—700年），字伯玉，出生于梓州射洪县（现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豪富之家。他24岁中进士，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两次从军，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均有较深刻的认识。他立论切直，常不被采纳，曾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下狱。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使陈子昂冤死狱中，时年42岁。

在政治上，陈子昂是初唐有卓识有远见有胆略的政治家。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朝政成败兼有，用人贤愚相混，战伐多舛，酷刑泛滥。在这民生多苦的封建社会，他能细辨泾渭，深查时机，为国图安，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刑戮，可谓人杰。

在文学上，他是初唐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他反对内容空虚、采丽竟繁的形式主义。他主张文学要有兴寄（思想内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对六朝以来的艳体，强调继承“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在唐诗的发展史上，陈子昂是结束初唐百年间的齐梁诗风，下开盛唐雄浑浪漫一派，地位是很重要的。

陈子昂

陈子昂是女皇武则天近臣，名重朝廷，带职居家，俸禄依旧。上面提到的段简是一小小知县，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与朝中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有关。当时朝中在贤相狄仁杰积极筹划下，年老女皇武则天已决定李显继承皇位。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宜虽已感到末日来临，但仍在挣扎，造谣惑众，搅乱视听，并对狄相国百般纠缠，对反对他们的名臣宿儒加以迫害。这必然波及到陈子昂。武三思指令梓州朱州官将“附会文法”的陈拾遗子昂监禁，使他身败名裂，无脸还朝。

梓州朱知州，也觉得此事办与不办两难，牵连朝廷派系斗争，自己不便出面。于是就由段县令去办，而段县令原是赃官，而子昂家又是当地豪富，他借机贪财，自然格外卖力。

而陈子昂素性高傲，不善于在逆境里周旋和抗争，自我保护能力弱，再加上父死不久，忧郁伤身疾病连连，他在狱中愤然而成《宴胡楚真禁所》这首绝命诗中写道：

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清室闲逾邃，幽庭春未暄。寄谢韩安国，何惊狱吏尊。

次日，子昂将诗转传出县衙监狱，又自己卜筮，预测自己入狱吉凶，卦呈凶象遂仰天长号：“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一急一气，当晚死于县衙监狱。

陈子昂死后次日，射洪县城金华万余居民，惊悉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才子陈子昂被赃官段简索贿冤死县衙监狱。悲痛万分，自发地罢市三日，以抗议段简的罪行。

李白：诗仙身死之谜

李白诗歌的特色是想象丰富，形象浩大，气势奔腾，一泻千里，豪放飘逸。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李白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使得诗人千百年来博得了“诗仙”“谪仙”的称誉，其诗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怀着平乱报国的愿望，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兵败被杀，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受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平时爽朗大笑的诗人此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哀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乾元二年（759年）李白因遇大赦，得以放还。上元二年（761年），他在当涂听说太尉李光弼率兵百万到临淮追击史朝义，爱国的热情和从政的雄心又被激了起来，决定去参加李光弼的部队，但只到了金陵，就因病折回来了。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里，在穷困和漂泊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关于李白的死因，后人有多种说法。李阳冰在为李白诗集撰写的《草堂集序》中说：“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说明李白是病死的，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沿用此说。

李白

范传正的《墓铭》中有“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的文字。李白嗜酒成性，尤其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醉而致疾是有可能的。大诗人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中，刻画了唐代著名士人贺知章等八位“酒仙”醉酒后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李白的出场是全诗的高潮：“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竟敢在皇帝面前口出狂言。李白如此视酒如命，怎能不病入膏肓？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魂归八极。”明确指出李白是患“腐胁疾”而死的。郭沫若考证说，61岁的李白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定从军，到了金陵发病，只得半途而返，此时李白处于“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郭沫若又说，李白62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恶化，胸壁开始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

纵观李白的一生，坎坷流离，经历曲折。他爱酒、爱月，恃才而狂，傲视权贵。他才气冲天，却命运多舛。他胸怀鲲鹏之志，却只能听任命运之神的安排，发出“中天摧兮力不济”的不堪、“白发三千丈”的幽怨，无可奈何，只得呼酒买醉，可惜“举杯消愁愁更愁”，大量的酒精已经使他的肌体受到侵蚀损害，但他仍贪杯，直到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因此李白病死说是可信的。

不过也有人根据李白生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浪漫高傲的气质，认为他的结局应该是“醉入水中捉月溺死”。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说：“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说：“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洪迈在前面加了“世俗言”三字。“世俗言”的意思是说这是民间的一种出于美好的愿望而产生的传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美好的传说，是在李白去世后不久——而不是王定保等人记述之时——就开始广为流传的。对于李白诗歌的爱好者来说，他们当然更愿意相信李白是“揽月落水”而死。因为李白的许多诗是写月的，他把月亮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

杜甫：死因扑朔迷离难定论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啖牛肉白酒而死”，二是“溺死”，三是“病死”。杜甫是病死舟中，还是死于牛肉白酒或者葬身于水，尚不能最后定论，有待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牛肉白酒是怎样致死的呢？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不同解释。早在两唐书之前的唐人邓处诲在《明皇杂录》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看得出，两唐书均采此说，只不过没有清楚述明牛肉白酒是怎样致之于死地的罢了。而邓处诲则说得明白：杜甫是吃得太多，胀而死的。后来研究杜甫的人，有同意邓说的，也有反对他说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杜甫的确是死于牛肉白酒，不过不是“胀死”，而是中毒。

杜甫

至于溺死一说，最早见于唐人李观的《杜诗补遗》。这部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对于这种说法，众多的人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后世有诸家纷纷为之辨诬。虽然如此，也有人想象出杜甫是与屈原一样怀沙自沉了。因为这样正好“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了。不过这一想象没有丝毫根据，也就不值得深究了。

较多的研究者还是坚持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观点，他们对于有关杜甫死因的种种不同记载和传说，都作了一番合乎情理的解释。

大历五年（770年）四月，在潭州贫病交加的杜甫当时仓皇携家眷出逃，不料突然遇上江水大涨，不能行舟，只得泊于方田。杜甫在这里五六天得不到食物。大水退后地方官派人在江上寻找杜甫，不见踪影，即断定杜甫葬身大水。后来因为有了《明皇杂录》《杜传补遗》《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所以产生了杜甫食牛肉白酒而死、溺死等传说。

千古词帝李煜：国破身亡只堪哀

赵匡胤“陈桥兵变”做了皇帝后，开始陆续消灭割据政权，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李煜面对宋的包围之势，不是积极备战抵御，而是主动削去唐号，改称江南王。他接见宋的来使，不敢穿龙袍，只好穿紫袍。当宋发动进攻时，他急忙派使者去向赵匡胤哀求，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乞求缓兵。赵匡胤回答得很干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975年冬，金陵城破，李煜率群臣肉袒跪拜投降。到了汴梁，李煜穿着白衣纱帽，向赵匡胤叩拜再三，得以苟全性命，被赦免无罪，封为“违命侯”。他从此过起了生不如死的屈辱生活。李煜去汴梁时，美貌绝伦的小周后跟着他，两人相依为命，只求平安了。

赵匡胤去世后，李煜连阶下囚的生活也无法继续，因为宋太宗赵光义比赵匡胤更猜忌这个亡国之君。同样失国投降的刘长能言善道，工于谄媚，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对他并无猜忌之意。而李煜就不一样了，他只会拿着一支笔，吟风弄月，作几首哀怨之词，朝见太宗时，也是垂头丧气，并不开口。太宗于是认为他有怨恨，便暗中派了人监视他。

李煜在位时的宫女庆奴，在城破之时隐身民间，现已是宋廷镇将的侍妾。她不忘旧主，带了封信前来问候。李煜见信后，涕泪滂沱，便将心中的哀怨写于信中，其中有“此中日夕只以泪眼洗面”一句。监视的人暗中报告太宗，太宗勃然变色道：“朕对待李煜，总算仁至义尽了，他还说‘此中日夕只以泪眼洗面’，这明明是心怀怨恨。”

李煜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元宵佳节，各命妇依例应入宫恭贺，小周后也去了。然而自元宵节入宫数日都不见她回来，李煜在家中急得踱来踱去，唉声叹气。一直到正月将尽，小周后才从宫中乘轿而归。原来宋太宗早就对玉貌花容、蕙质兰心的小周后垂涎三尺，这次便趁机把她留在了宫中，逼着她歌舞侍寝。小周后哪敢违抗，只能无奈地顺从了太宗。此后，小周后便常被诏进宫中。每次进宫，李煜只能坐以待旦，以泪洗面，牵肠挂肚地等待妻子回来。小周后回来后，夫妻二人抱头低声痛哭。这是何等屈辱的生活！

又是一年七月七日，回想从前的繁华，再看眼下的凄凉，李煜不由得触动愁肠，填了一阕《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周后见后，对李煜说：“你又在这里愁思悲吟了，现在虽然背时失势，也须略略点缀，不可如此悲怨！况且隔墙有耳，你不过是怀思感旧，可外人听了，便疑是心怀怨恨了。自古至今，以诗词罹祸的，不知有多少。你我现处在荆天棘地中，万不可再以笔墨招灾惹祸了。”李煜叹道：“国破家亡，触处生愁，除了悲歌长吟，教我如何消遣呢？”小周后说：“你越说越不对了，时势如此，也只能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以度余生。从前的事情，不要再想了。今天我备了几样小菜，一壶薄酒，且去痛饮一杯。”说完，拉着李煜直入房内。李煜见桌上的菜肴倒也精致，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道：“今日有酒今日醉，哪顾明朝是与非。我自来汴之后，将卿的歌喉也忘记了，今日偶填了两阕词，卿何不按谱循声歌唱一回呢？”小周后说：“我久已不歌，喉涩得很，还是畅饮几杯，不必唱了。”李煜哪里肯依，小周后没法，只得依谱循声，低鬟敛袂，轻启朱唇唱了起来，李煜则乘着酒兴，亲自吹笛相和。哪知这笛韵歌声，早被监视的人报知了太宗。

太宗看了李煜的词，勃然大怒，说他“贼心不死，眷恋故园”。于是在李煜42岁生日那天赐了毒酒给李煜。李煜明知酒里有毒，还是喝了下去，结束了自己亡国之君的生命旅程。

太宗佯装刚刚知道李煜亡故，下诏赠李煜为太师，追封吴王，并厚葬了他。小周后葬了李煜后，自然要入宫谢恩，太宗乘机将小周后留在了宫中。小周后于数月后在凄楚与悲愤中死去。

柳永：群妓合金葬柳七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以“白衣卿相”自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仁宗时，有位名妓谢玉英，色佳才秀，最爱唱柳永的词。柳永才高气傲，惹恼了宋仁宗，不得重用，中科举而只得个余杭县宰。途经江州，照例流浪妓家，结识了谢玉英，见其书房有一册《柳七新词》，都是她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因而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永不变心，谢玉英则发誓从此闭门谢客以待柳郎。

柳永在余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未忘谢玉英。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不想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赋词一首，述三年前恩爱光景，又表今日失约之不快。最后道：“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柳永

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寻柳永。几经周折，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久别重逢，种种情怀难以诉说，两人再修前好。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生活。

后来柳永出言不逊，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屯田员外郎，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柳永专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都求他赐一词以抬高身价。他也乐得漫游名妓之家以填词为业，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谢玉英痛思柳郎，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

方孝孺：忠贞不二，不屈而亡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的老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去世，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为建文帝。后来，朱允炆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建文帝在宫内自焚而死，（一说他由地道逃亡，从此失去踪迹）。燕王进京后，文武百宫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唯有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当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朱棣起兵时，其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城破之日方孝孺是决不会投降的，但万万不能杀他，否则天下读书种子将会灭绝。”朱棣点头答应。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信来收揽人心。所以当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但毫无效果，反被方孝孺痛斥一顿。

方孝孺

朱棣决定亲自劝导方孝孺，命锦衣卫强行撕去孝孺缝死在身上的丧服，套上朝服，绑架进殿。孝孺到后，朱棣破例为孝孺设座，上前安慰方孝孺，告诉他惠帝已死，并劝他辅助自己即位，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方孝孺厉声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朱棣称成王已经自焚。方孝孺继续质问：“那为何不立惠帝的儿子为君呢？”朱棣答道：“国赖长君”。方孝孺继续追问：“为何不立皇弟呢？”朱棣则称：“此朕家事。”并命人将笔墨投到方孝孺面前，声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强迫他写诏书。方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即掷笔于地，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宁死不屈，即威胁道：“汝不顾九族矣！”方孝孺义无反顾地斥责说：“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怒不可遏，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汝十族！”于是，一面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逮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能回心转意。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残酷威胁，最终被处死于江苏南京聚宝门外，施以磔刑，时年46岁。另有说法为腰斩，传说方孝孺在行刑后，尚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十二个半的“篡”字才断气。方孝孺被杀后，无人敢收尸，最后，方孝孺的遗骸由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两人收葬于聚宝门外山上。方孝孺妻子郑氏与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自杀，两个女儿亦跳入秦淮河自尽。朱棣将方孝孺九族诛尽还无法息怒，便把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也算作一族一并处死，被杀者共计873人，投狱和流放充军者更达数千。

大明奇才解缙：忠谏直言雪里埋

解缙这个人从小就是神童，生而秀异，颖敏绝伦，是个集诗文和书法大成之人。其文雅劲奇古，诗豪放，书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狂草名一时，然纵荡无法。但凡这类年幼就名噪全国的人，骨子里的才气放逸，桀骜不驯，这样的品性，不加自修，很容易木秀于林，为风所摧，所以他的下场就很凄惨。虽然他主持撰修《永乐大典》名流千古，然而这位既有最强大靠山，又有满腹长才的庙堂伟器却没得好死，最终还是被锦衣卫活埋雪中而死，年仅47岁。

解缙

解缙自恃才高，养成了自负的性格，说话办事无所顾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朱棣即位后，在立长子高炽与他偏爱的次子高煦谁为太子一事上左右为难，于是就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主张立高炽为太子，却不谈高炽，而谈起高炽的儿子、朱棣极为喜爱的“好圣孙”朱瞻基。此番话一下子打动了朱棣，因而不久便立高炽为太子。

高煦没当上太子，怨气冲天，因此将解缙视为眼中钉。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见朱棣宠爱高煦日甚，而高煦又常越礼不轨，便向朱棣进谏，劝他对高煦严加约束。不料，事与愿违，朱棣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认为他意图离间骨肉，因而疏远了他。高煦见有机可乘，便进言诬陷解缙不守朝规，泄露宫中机密。朱棣余怒未息，遂将解缙贬到广西，降为参议。四年之后，解缙入京，适逢朱棣北征，留太子居守，解缙入宫晋见太子之后便回到了贬所。

这事被朱高煦知道后，便大做文章，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竟敢趁皇上不在京城时私自去见太子，失去了人臣之礼。朱棣大怒，不问缘由，将解缙押赴京城，囚入狱中。朱高煦唆使狱官，对解缙进行严刑拷打，逼他承认与太子朱高炽密谋造反，想以此陷害太子。解缙却只是自认罪状，一句话都不提及太子。就这样，解缙在狱中一待就是五年。

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受朱高煦密嘱，令狱卒用酒把解缙灌醉，将他赤身裸体移到雪地里，活活冻死了。可叹这位大明奇才，下场竟如此凄凉。解缙死后，家产籍没，妻子儿女都发配到了北方。

洪熙元年（1425年），做了22年太子的朱高炽终于登基当了皇帝，是为明仁宗。仁宗为人较为宽厚，为永乐时代的许多冤狱平了反。解缙也在此列，妻子宗族被允许回到中原。但直到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才完全为解缙平反，恢复了他生前的官职，并加赠朝议大夫。

抗粮哭庙：明末才子金圣叹罹难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江南有名的才子。不仅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这样的才子书，而且写过《不亦快哉》这样的妙文，令人忍俊不禁。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才名素著的学者，却未能善终其身，因为“哭”而身陷大牢，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

金圣叹

金圣叹（1608—1661年），原名采，字若采，江苏吴县人。明未亡之前已有才名，清入关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大清立朝之初，内地未被清廷罗致的知识分子们多以大清遗民自居，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自立门户，招收弟子，讲学立社，传道授业。而这些所谓的书院、学社之类的团体又多有鲜明的反清倾向，对满族统治者巩固政权形成了潜在的威胁。金圣叹由于才华出众，成就不俗，在当时影响最大，“所至倾倒一时”。再加上他性情狂狷，恃才傲物，遇达官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更成为当地官僚的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除掉他了。

机会终于来了。

1661年（顺治庚午年），皇贵妃董鄂氏薨，顺治皇帝不但决定辍朝五日，还下诏举行“国丧”。“国丧”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嫁娶，不准在街市上高声说话等等。不仅如此，各省的巡抚和按察史还得率领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们设位哭灵。江苏当然也不例外，例外的是江苏出了个金圣叹，把哭灵的场面给“搅黄”了。正当江苏巡抚带领当地的士绅们在太庙里“泣血稽颡”地进行“哭灵大典”时，金圣叹在未经“邀请”和允许的情况下也带着一帮儒生以“哭灵”为名闯进了太庙，向江苏巡抚进“揭贴”告发吴县县令“预征课税”盘剥百姓，法外施刑，草菅人命等恶行，为民请命。因吴县县令民忿过大，人们知情后纷纷响应，千余人涌到太庙里喊冤，一时群声雷动。当时主持哭灵仪式的江苏巡抚不但没有动吴县县令的一根毫毛，反而下令把为首的金圣叹等18人抓起来，并向皇帝上“密疏”说：“（金圣叹等人）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百千，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深恐摇动人心。”当时清廷也对江南名士们的“清议”恨之入骨，正苦于没有收拾他们的口实，这下好，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命大臣讯狱于江宁，判了个诸人不分首从，统统斩首。贪官污吏无人过问，为民请命的人却判了死刑。这“杀鸡给猴看”的高招果然管用，于是，吴下讲学立社之风，一时绝迹，再也没有人出来议论朝廷的是是非非了。

金圣叹文笔幽默、言语幽默，幽默了一辈子，连临终要事也还是幽默——幽默大师身陷囹圄将被斩首时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以为大师会透露出传世宝物的秘密或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拿来笔墨伺候大师。但没想到大师的“临终要事”竟然还是幽默。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这也是他最后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

据说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陨落了。

方以智缘何而死

方以智字密之，是明末清初画家、哲学家、科学家。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复社成员，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亡后，出家为僧，法名弘智，发愤著述致力于思想救世的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关于方以智之死有史料记载的，主要有以下不同说法：

（1）《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传》同此说。

（2）《桐城县志》卷四《理学·方以智传》记：“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

（3）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

（4）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说：“辛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方中履《宗老梅先生七十序》道：“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

（5）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方以智

邓之诚先生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方中通”条下，对方以智之死的记载，当为今人考证方以智死事之始，其中有云：“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唯见黎士弘《托素斋文集》三《跋无可大师手卷》，及《仁恕堂笔记》。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蹈邓先生之踵的考证，当首推仪真、冒怀辛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他们的观点是：方以智为清政府捕于庐陵，而“自南昌循赣江押解”；辛亥年夏季非常暑热，“在囚船上流行着夏季的急性传染病”，方以智亦患病。“在庐陵养病近一月，大约由于期限所拘，又被迫继续登程，结果被折磨而死。他的死地是惶恐滩头，尸停于万安，卒日是旧历十月初七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其中有《死节考》一章，自称他之所作为“不避蛇足之讥而于《清诗纪事》之外复有此说”。他的主要观点是为方以智“不必死于病”，而是死于“自尽”；对于“自尽”的方式，虽未明指，但就其论述看，他是认为“死系由自沉”；对于方以智被捕地点，他认为不是庐陵而是泰和。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论据是：方中履《祭萧孟昉文》云“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盖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于自尽。

而方中履的“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殆非指病卒言；况且其所云“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于是”，颇近于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时先生著作传到国内之后，冒怀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对方以智死于“自尽”的观点提出异议。该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观固已超脱于生死上，既不贪生，亦不殉生，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则随分自尽。而其“超脱生死之人生观非无意于用世，随分自尽之思想亦非消极于世间”。据此，“若以其遇难之际，必自杀以殉……揆诸其晚年思想实际，则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非自杀”：彭躬奄《与谢约斋书》云：“木公（方以智）病背发，卒于万安。”此书之尤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彭士望《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云：“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至于方以智罹难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记载看，或曰“中奇祸”，或曰“粤难”，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隐不明。故考证者的看法亦极分歧。冒怀辛引魏世效文《书木公册子》的“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方以智）习静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之“粤难”与“东南之变”有联系。香港学者喆勇则引王夫之《搔首问》的有关记载，责方密之在粤时，人皆以通脱短之，谓此言“其国难当前，身居揆席，听歌豪赌，笑谑浪游，犹为贵公子故态，故疑其粤难之祸，根在于此”。

而香港的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则引曾青藜为《石濂上人诗序》的“吾闻灵澈以诗游京师，缁流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由是得罪。无可大师亦以文字几罹不测”这一记载，断方以智“祸难之起，当如曾青藜说由于文字贾祸，较为情实”。

国学大师王国维：昆明湖自沉之谜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块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了。

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1）“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2）“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与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3）“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4）“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

（5）“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6）“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陈寅恪凄惨离世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人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其妻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陈寅恪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副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早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