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孤傲书生——才华未尽人先死

韩非的死因是什么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术”“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不太信任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他就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妒忌和陷害。

韩非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中讲：楚、吴、燕、代四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召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心，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陷。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见《史记·河渠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妒忌。如果李斯是妒忌，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荐举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子之言”。妒忌之说是司马迁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当时社会道德观影响下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秦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妒忌之心两人皆有，两人勾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尽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也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心怀大志，一直为国家大事担心的屈原，因为眼看着国家急难而无法拯救他的国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整天都非常忧愁，常常独自在江边徘徊叹息。有一天，一位在江边钓鱼的渔夫问他为什么这么失意落魄，屈原叹气的说：“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心中的感叹和无奈，在这两句话中都说得很明白了。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抱着砂石，投汨罗江自杀了。

楚国的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赶到江边来，想找寻他们所敬爱的屈原，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屈原的身体。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做成粽子，投到江里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这就是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

司马迁之死：永远的谜团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东汉学者卫宏曾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而迁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司马迁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前101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前90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部分，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汉末名士孔融：跌荡放言刚直被杀

“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4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谏言。

孔融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利的文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不懂世故、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竹林七贤之嵇康：遥远的绝响

嵇康缘何被杀？两晋的史学家都有记载，却各偏执一词，不足全信。我们姑且从论证的角度给读者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历史带我们去了解嵇康的生前死后。

第一种说法是：祸起吕安一案，后遭钟会陷害。

鉴于嵇康在魏晋时期的影响力，高官子弟钟会欲借嵇康之名提高自己在名士中的地位。但嵇康深恶此人，便对钟会不予理会，由此钟会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偏不凑巧，嵇康的好友吕安有个漂亮的妻子，其兄吕巽垂涎弟妻美色已久，趁吕安外出，将弟妻灌醉进而奸污，并陷害其弟不孝曾殴打母亲，因此吕安也身陷囹圄，嵇康为了向官府说明真相也被传召至官府。在庭审的时候一个在幕后等了很久的小人钟会出现了，他告诉司马昭：“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当时曹氏心腹将领毋丘俭起兵造反的时候，嵇康就极力支持，嵇康、吕安平时言论放荡，不拘礼法，有违孝道。做皇帝切不可留这样的人，应尽早除之。昭听会言，遂杀嵇康。

嵇康

这个说法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第一，告吕安不孝，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乃是大罪，不可妄下结论，必须有吕安母亲的证词才可定罪。第二，就算吕安不孝，但是有阮籍在母亲服丧期间曾饮酒吃肉，司马昭并没有追究，此案为何一定要治吕安死罪呢？这就有失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钟会陷害嵇康之词也有不通之处。第一，毋丘俭反叛的时候，嵇康已移居山阳，也就是说嵇康有不在场的证据。第二，魏晋时代名士们大都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如若按此定罪，当诛者何止吕安一人？

第二种说法：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嵇康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前文我们也提到嵇康曾在山阳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他地方也还无所谓，山阳这个地方司马氏就比较敏感，因为汉献帝被贬以后就曾在这里居住过，嵇康难道是思故主？这个罪名可不轻，够杀嵇康一千回的。

嵇康从来都不与司马氏往来，好友山涛举荐其出任吏部郎，他不光拒绝还写了与山涛的《绝交书》。司马昭曾欲借嵇康的影响力为自己正名，但嵇康却以“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这在名义上已经表达了对司马氏篡位的驳斥。更为要命的是，嵇康在当时太有影响力了，在吕安案被捕入狱以后，三千太学生请愿，而且打出如不释放嵇康他们愿意和嵇康一起坐牢，这下把司马昭给镇住了，他没有想到嵇康在文士中有如此之高的影响力，这严重地威胁到了他执政的基础，于是他下定决心必除嵇康而后快。也算是杀一儆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死有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一条是吕安一案，暗的是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反对司马氏篡曹魏天下，两条线就注定嵇康必遭杀身之祸。诸多两晋的史学家掩耳盗铃，替司马氏掩饰罪行，而是把嵇康的死归罪于钟会的诬陷，这就导致很多迷信正史的人，对嵇康的死因不加怀疑，导致我们从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一代文豪广州陨落

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他的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20岁的谢灵运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420年，刘裕建立大宋朝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

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

所以，他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由于谢灵运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

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谢灵运

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其影响之广大。

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又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433年）十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陈子昂：冤死狱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首千古流传的《登幽州台歌》，他的作者就是唐朝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659—700年），字伯玉，出生于梓州射洪县（现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豪富之家。他24岁中进士，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两次从军，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均有较深刻的认识。他立论切直，常不被采纳，曾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下狱。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使陈子昂冤死狱中，时年42岁。

在政治上，陈子昂是初唐有卓识有远见有胆略的政治家。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朝政成败兼有，用人贤愚相混，战伐多舛，酷刑泛滥。在这民生多苦的封建社会，他能细辨泾渭，深查时机，为国图安，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刑戮，可谓人杰。

在文学上，他是初唐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他反对内容空虚、采丽竟繁的形式主义。他主张文学要有兴寄（思想内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对六朝以来的艳体，强调继承“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在唐诗的发展史上，陈子昂是结束初唐百年间的齐梁诗风，下开盛唐雄浑浪漫一派，地位是很重要的。

陈子昂

陈子昂是女皇武则天近臣，名重朝廷，带职居家，俸禄依旧。上面提到的段简是一小小知县，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与朝中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有关。当时朝中在贤相狄仁杰积极筹划下，年老女皇武则天已决定李显继承皇位。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宜虽已感到末日来临，但仍在挣扎，造谣惑众，搅乱视听，并对狄相国百般纠缠，对反对他们的名臣宿儒加以迫害。这必然波及到陈子昂。武三思指令梓州朱州官将“附会文法”的陈拾遗子昂监禁，使他身败名裂，无脸还朝。

梓州朱知州，也觉得此事办与不办两难，牵连朝廷派系斗争，自己不便出面。于是就由段县令去办，而段县令原是赃官，而子昂家又是当地豪富，他借机贪财，自然格外卖力。

而陈子昂素性高傲，不善于在逆境里周旋和抗争，自我保护能力弱，再加上父死不久，忧郁伤身疾病连连，他在狱中愤然而成《宴胡楚真禁所》这首绝命诗中写道：

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清室闲逾邃，幽庭春未暄。寄谢韩安国，何惊狱吏尊。

次日，子昂将诗转传出县衙监狱，又自己卜筮，预测自己入狱吉凶，卦呈凶象遂仰天长号：“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一急一气，当晚死于县衙监狱。

陈子昂死后次日，射洪县城金华万余居民，惊悉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才子陈子昂被赃官段简索贿冤死县衙监狱。悲痛万分，自发地罢市三日，以抗议段简的罪行。

李白：诗仙身死之谜

李白诗歌的特色是想象丰富，形象浩大，气势奔腾，一泻千里，豪放飘逸。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李白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使得诗人千百年来博得了“诗仙”“谪仙”的称誉，其诗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怀着平乱报国的愿望，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兵败被杀，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受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平时爽朗大笑的诗人此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哀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乾元二年（759年）李白因遇大赦，得以放还。上元二年（761年），他在当涂听说太尉李光弼率兵百万到临淮追击史朝义，爱国的热情和从政的雄心又被激了起来，决定去参加李光弼的部队，但只到了金陵，就因病折回来了。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里，在穷困和漂泊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关于李白的死因，后人有多种说法。李阳冰在为李白诗集撰写的《草堂集序》中说：“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说明李白是病死的，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沿用此说。

李白

范传正的《墓铭》中有“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的文字。李白嗜酒成性，尤其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醉而致疾是有可能的。大诗人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中，刻画了唐代著名士人贺知章等八位“酒仙”醉酒后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李白的出场是全诗的高潮：“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竟敢在皇帝面前口出狂言。李白如此视酒如命，怎能不病入膏肓？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魂归八极。”明确指出李白是患“腐胁疾”而死的。郭沫若考证说，61岁的李白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定从军，到了金陵发病，只得半途而返，此时李白处于“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郭沫若又说，李白62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恶化，胸壁开始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