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读书，在今人看来，只要有时间，只要不过于饥寒，大概不会成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在今人看来，只要有兴趣，只要不过于出格，大概也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的女子来说，读书，读自己想读的书，常常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每每成为一种需要争取的权力。

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由于对鲁国政治的失望56岁的孔子带着几个学生，驾着一辆马车，大体上沿着今天的日东（日照—东明）高速一路向西，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他的第一站就是那个给他造成唯一一次绯闻的卫国。

在电影《孔子》中那个让美丽的南子在山野的花草间忘情奔跑的春天里，孔子来到了卫国。

但《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这段故事记述得并没有这么浪漫。《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这段话用白话说，就是这样的：

孔子于是去了卫国，寄居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的年薪是多少呀？”孔子说：“也就够买六万斗小米的。”于是卫国也按这个标准给孔子开工资。在卫国住了没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住了十个月后，离开了卫国。

与电影《孔子》不同的是，在孔子作客卫国的十个月间，并没有见过南子一面。《史记》上说孔子见南子是他离开卫国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卫国之后的事：

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在翻译这段文言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孔子与南子二人行的礼。

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他所复的礼就是周礼。《周礼·春官·大祝》中将见面礼仪谓为“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其中最尊重、最庄重、最隆重的就是“稽首”了。

电影《孔子》中的“子见南子”

行稽首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掌心向内），拱手于地，头也缓缓至于地。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隆重的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王时所用。后来，子拜父，拜天拜神，新婚夫妇拜天地父母，拜祖拜庙，拜师，拜墓等，也都用此大礼。

孔子对南子施稽首礼，就是以臣下自居了。因为毕竟拿了人家老公的六万斗小米，折合十多万公斤，按照日前北京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小米平均报价，就是年薪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国企高管了。

南子行的是什么礼呢？《史记》上说“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再拜就是褒拜，也叫报拜，是一种对他人施礼的回礼。动作幅度就要小得多了。

解释完了周礼中的拜礼，理解这段文言就不难了：

一个多月后，返回卫都，寄居在卫国大夫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灵公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不以为辱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必定会见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孔子推辞谢绝，最后不得已而拜见南子。夫人在细葛帷帐之中。孔子进门，面朝北行稽首之礼，夫人从帷帐中行再拜礼，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出来之后，见在外等候他的子路等得很不耐烦）孔子就说：“我原来是不想见她的，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但子路还是不高兴，于是孔子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孔子师徒在卫都居住一个多月，有一天，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车右担任护卫，出宫游览，让孔子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说：“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女色的人啊。”于是对卫灵公不再抱有希望，就离开了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公元前495年），鲁定公死了。

在司马迁的这段记叙里，南子虽然出场了，但却躲在絺帷中没出来，因为絺帷的透明度不好，再加上在地上跪了很久，孔子甚至连南子的容貌都没看清（难怪孔子对子路喊冤），只是从南子身上的佩玉发出的叮当作响的声音，猜想南子起身行再拜礼。

至于孔子到底为什么离开卫国，《东周列国志》上说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子出门，孔子乘另一辆车子作陪。走过街市的时候，听到有人唱起歌来：“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同坐车上的人好色吗？跟随车上的人有德吗？）于是，孔子悻悻地丢下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自炒鱿鱼了。

而《论语·子路》中“子适卫”则多了个花絮：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用白话说，这段话就是：

孔子来到卫国，冉有给他驾车。孔子高兴地说：“好多的人啊！”他的学生冉有问：“人多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平民教育家——孔子

作为中国历史上很失败的政治家的孔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家首先要有生源，所以孔子见到卫国人口众多就高兴起来，但只是人多还不行，还要富裕起来，这样才能交得起“束■”，也就是充当学费的肉干。

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教无类”。在孔子眼里，什么“子”都可以做他的学子，勤奋且贤能的子渊（即颜回）可以，鲁莽且正直的子路可以，聪慧且敏捷的子夏可以，多金且巧辩的子贡可以，愚钝且矮小的子羔可以，就连被孔子大骂为“朽木不可雕”的子我（即宰我）也可以，这么多的“子”都可以，唯独一种“子”不可以，那就是女子。

女子不能成为孔子的学生，有人的解释是因为孔子蔑视女性，最著名的证据就是他说过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有人说是苑囿于当时就有的社会上普遍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个证据也很充分，《诗经·小雅·斯干》上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男女一出生就按不同等级对待的话：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这段话的用现代汉语表示就是：

如果你生了个男孩

那就让他睡在床上

穿上那漂亮的衣裳

还给他玩弄华美的圭璋

如果他的哭声高昂洪亮

那将来必定会把门楣光扬

不是继承和发展家业

就是做个高官辅佐君王

如果你生下个女孩

那就让她睡在地上

随便找个被褥把她包裹

丢一个陶制的纺缚给她玩

只希望她将来能够温顺恭敬

专心为夫家操持酒食羹汤

不让父母因她遭受指责而忧伤

这首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弄璋之喜”的“弄瓦之喜”的出处。诗中说的贵族人家尚且舍不得给女儿一个质量好点的玩具，何况搞平民教育的孔子怎么能招徕到平头百姓家的女儿呢。

从前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这首歌唱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里唱的小儿郎指的就是男孩，没女孩什么事。

历朝历代的勤奋读书故事里的主角，也无一例外的是男孩。如悬梁的孙敬、刺股的苏秦、偷光的匡衡、囊萤的车胤、映雪的孙康等。故事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女孩读书的场景，多半读的也不太专心，如《梁祝》中女扮男装去读书的祝英台，《红楼梦》里和贾宝玉一块偷读《西厢记》的林黛玉。再不就是《聊斋》中“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女狐狸精。

从上面的故事看来，古代的女子似乎真的缺少读书的机会。而且不仅中国如此，一些所谓开明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德国作家斯特凡·博尔曼（Stefan Bollman，1958～）在他的新作《阅读的女人危险》一书中明目张胆地说：男人畏惧读书的女人。”

埃申巴赫夫人

类似的话奥地利的女作家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1830～1916）早在19世纪就说过：“当女人学会阅读以后，世界上就冒出了妇女问题。”

中国的古人似乎没有妇女问题和女权运动这样的概念，他们反对女子读书的道理很简单：

“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些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陈眉公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

发表上面这段“微博”的博主名叫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微博”中出现的最令后人非议的就是那句“女子无才便是德”了，但仔细一读你就会发现，这话并不是陈眉公的原创，只不过是他的转帖加评论而已。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至言”，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读书女性也被赋予了“挑动邪心”，“做出些丑事”的形象。

《金瓶梅》中的女一号潘金莲，是个知名度很高但形象很负面的人物，却是书中诸多女子中唯一读过书有文化的人，书中描写其“生的标致，会一手琵琶，百家词曲，双陆象棋，无不通晓，又会写字”。这种女子在今天的职场上肯定是个“万人迷”，若是能去进修个EMBA，就更是让各路“冰冰”们无地自容，而那个时代，潘金莲读书派上用场的表现就是给陈经济写了几封情书，其凄苦的命运并未因其读过书而有丝毫改变。西门庆死后，时年三十二岁的她还是让王婆给卖了一百两银子。卖给了磨刀霍霍的武松，下场可想而知。这个《金瓶梅》里唯一读过书的女人，却遭遇了最不堪的下场。

秦汉以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为了江山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读书人造反，而如何防止读书人造反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们更多地读书，并坚信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死心塌地地为皇权服务。然而，帝王们也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由于古代的高考没有实现“并轨”，录取率相当低，结果使一些对“高考”彻底绝望的读书人走上了造反的道路，黄巢、洪秀全就是这样造反的。

也许帝王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加紧对“读书有用论”的宣传，其中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又影响最大的非宋真宗莫属，其《劝学文》是这样说的：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位颇具广告创意天赋的皇上，用浅白易懂的语词，以百姓普遍关注、追求的衣食住行、物质福利乃至婚姻大事作号召，鼓励天下士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刻苦读书，努力进取，以谋求自己人生的福利；面包会有的，别墅会有的，奔驰、宝马会有的，窈窕淑女也会有的。读五经宝典，做“四有”新人。这些话，学子爱听，学子的父母也受用，也更多地被民间用来鼓励子弟读书进取。

当然，帝王们这些广告词是说给古代的男子们听的，对于女子，她们对江山的威胁并不大，毕竟能当女皇的武则天，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

那么，古代的女孩们是否有读书的机会呢？经由孔子修编的《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芄兰》，这首诗或许能透露一些信息。

芄兰之支，童子佩觿。

虽则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芄兰之叶，童子佩韘。

虽则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芄兰》这首用文言读起来呼气如兰的诗作，要是用今天的白话来翻译，就实在有点俗了：

芄兰树的枝条呀多么茂密，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呀，腰里别上了解绳扣的器具（觿音希，用动物的角或骨做成的解绳扣的工具，佩戴觿标志成年）。就算你戴上那东西，我还能不知道你的底细，看你上蹿下跳的样子，就像你腰间的带子晃来晃去。

芄兰树的叶子呀多么茂密，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呀，手指上佩戴了拉弓射箭的器具（韘音射，用骨头或玉石制成的扳指，也是成人的标志），就算你戴上那东西，我还不是一样能够把你耍戏，看你上蹿下跳的样子，就像你腰间的带子晃来晃去。

这首通篇散发着山野气息的卫国民歌，是以一个少女的口吻歌唱出来的，这个少女，不仅天真顽皮，而且简直就是少年版的“野蛮女友”。诗中虽然有“甲”（通狎），但却无一丝的淫荡，难怪圣明如孔子都感慨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个无邪的女子，正是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子，否则也不会如此的不知“礼”。但是她没学上，没书读却是既不能怪罪孔子，也不能怪罪父母的，这是因为一是她先于孔子出生；二是她不是贵族家的女孩。

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但却不是最早的教师，因为最早的学校是公办学校，也就是官学。

据《周礼》记载，我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的五帝时代，名为“成均”。《孟子》记：夏、商、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汉书·儒林传》亦云：“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校、庠、序分别是夏代、商代、周代的学校。

据《礼记》、《周礼》等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已有“国学”与“乡学”之分。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王城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辟雍又分五学：居中者即以辟雍命名，也称太学；南面的曰成均，也称南学；北面的曰上庠，也称北学；东面的曰东序，也称东胶或东学；西面的曰瞽宗，也称西雍或西学。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州设序，党设庠，闾里设塾或校。乡学的优秀生可以升入国学。国学教育对象限于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及经过选拔的“国之俊秀”（乡学教育的对象，史无明文）。入学年龄也有规定，但诸书记载不一致，说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者居多；也有说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或15岁入小学、18岁入大学的。

辟雍和泮宫是最早的学校校舍，这种校舍原是厅堂式的建筑，四面敞开，没有墙，主要为习射之地，故又名“射宫”。建筑物四周有水泽环绕，故亦称“泽宫”。水泽外面是森林。贵族子弟即在水泽中射鱼射鸟，在森林中驱车围攻野兽。《尚书大传》说：“战斗不可不习，故于搜狩以闲之也。”辟雍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战训练。

周康王时的《麦尊》记：“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禽。”周穆王时的《静簋》铭：“隹六月初吉，王在蒡京。丁卯，王命静司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氒仆学射。”周恭王时的《师汤父鼎》记：“王在周新宫，在射卢。王乎宰雁锡卢弓、象弭矢载、彤欺。”上引铭文记周王亲临学宫，率群臣及贵族子弟在辟雍演习射箭，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大池”、“学宫”、“射卢”皆指辟雍而言。这些彝器制作的时期虽去西周建国已历数世，但铭文反映出大学中仍保持着尚武之风。

这些早期的学校不仅学武，也要学文，传说当时的识字课本有《史籀篇》，数学课本有《周髀算经》。

有学校当然就有教师，青铜器上的文字表明，西周初期的学校，是以习武为主，教师可能是由军官担任，“师”这个词即源于军旅和军官的称号，如王宫小学教师“师氏”即是担任王宫警卫的高级军官。

随着六艺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课程的加强与水平的提高，教师多改由文官担任。见于《周礼》、《礼记》的西周教官如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大师、小师、大胥、小胥、籥师、执礼者、典书者等，大都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与这种变化相应，大学也由兵营式的建筑演变为四合院，出现了整齐对称的课堂。所谓辟雍“五学”种种不同的名称，可能就是这些课堂的命名。

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奉行的原则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贵族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传子，世代相继，成为“世业”。学校教育与“世业”并行，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又一特点。

所以我们说教师在孔子之前就有，而且不但有教师，还有专门教女子的女教师，那就是姆师。

看过小说《简·爱》或电影《音乐之声》的都会记得其中的女主角简·爱或玛丽亚，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家庭女教师。

中国古代的女教师与西方近代的女教师不同的是，她们通常是像黑鸭子或S．H．E一样以一个三人组合进驻主人家，而且只教女孩。

《礼记》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为孔子弟子及后来学者所记。《内则》为《礼记》的第12篇。内容为在家庭内部父子、男女所应遵行的规则。这一篇里就讲到了姆师：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

上面这段话，说的就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女的教育，教育从能吃饭开始，到能说话就要分男女了。在装扮佩饰上也有不同，十岁之前都在家中接受教育，十岁以后就有分别了，将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孩子能吃饭了，就要教他用右手；能讲话了，就教男孩答“唯”，教女孩答“俞”；挂上的佩囊，男孩用皮革的，女孩用丝缯的。孩子六岁时，就教他认识数目和四方名称。七岁时，男孩女孩就不同席，不共食。八岁时，进出门户和就席饮食，必须在年长者的后面，开始教孩子懂得礼貌谦让。九岁时，教孩子朔望和天干地支的知识。十岁时，男孩就出外求学，居宿在外，学习六书九数。衣裤不用帛做，（还是穿孩提时的服装，为了防止奢侈。）举止动作都要遵循当初所教的长幼之礼，每天早晚要学习洒扫进退等礼节，请长者来教习书策和应对言语信实。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篇，练习文舞《勺》舞。十五岁以上的儿童，练习武舞《象》舞，学习射箭、御车等。

女孩十岁时就不再出门。姆师教她们言语柔婉，容貌贞静，听从长者的教导；学习治理麻颖、缫丝、织布、织缯、编结绶带等，学习这些女工之事而以供给衣服之用。对于祭祀、奉纳酒浆、笾豆、菹醢等事，以及行礼时帮助长者尊置祭馔等，都得观看学习。

在这段话中，出现了一个教师的称谓，那就是“姆师”。

什么样的人能做姆师？为什么姆师是一个组合？《礼记·内则》是这样说的：

择于诸姆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

选择姆师的标准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完全符合标准的就可以聘为子师，也就是主讲教师，差一点的聘为慈母，这个慈母不是孟郊的那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慈母”，而是指导生活兼作子师的助教的“慈母”，再差一些的，就只能作保母了，也就是管理后勤保卫的。

有了姆师，自然就有了教育，有了女子的书读。有了女子的阅读，中国最早的全民阅读应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姆师出现于先秦，结束于晚清，其中不乏佼佼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姆师当属汉和帝时期的班昭了。

班昭（约35～100，一说约45～117），一名姬，字惠班。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女子教育专家。班昭14岁嫁给曹世叔为妻，所以人称“曹大家”。班昭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也就是说班昭不但是一位姆师，而且是最大的贵族——皇族的姆师。

班昭有个显赫的身世，她的曾祖是西汉成帝的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班况有三子一女，分别是儿子班伯、班游和班稚，都卓有成就，名噪一时，女儿班婕妤（公元前48～前6）更是才华横溢的女文学家，少年即有才学，善于诗赋。公元前32年被选入宫，成帝授予她少侠名号，后封为婕妤，居未央宫第三区的增成宫，在众多妃子中居第十位。后赵飞燕得宠，骄妒日甚，为求自保，自请奉养太后于长信宫。成帝死后，她又伺奉园陵，死后亦葬园中。原有文集一卷，后散失，今仅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表现了她在宫中的苦闷，文辞哀楚凄丽，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班况的三子班稚就是班昭的父亲作《史记后传》60余篇的东汉史学家班彪（3～54）。

班昭有两个哥哥，一个是著《汉书》的班固（32～92）；一个是投笔从戎，成为东汉名将的班超（32～102）。

永元元年（公元89），以外戚拜为虎贲中郎将的窦宪（？～92）因遣客刺杀太后幸臣，得罪，被囚于宫内；因害怕被杀，自求击北匈奴以赎死。适逢南匈奴单于请兵北伐，乃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班固从窦宪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之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此外，班固另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姆师代表——班昭

但到了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窦宪还朝，汉和帝没收其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命令他到封邑去，等他到达以后，迫令自杀。窦宪死后，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因其家奴曾醉骂洛阳令种竞，种竞借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61岁。此时他所著述的由其父《史记后传》增删的《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汉和帝刘肇（79～105）也为《汉书》的未竟感到遗憾。于是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可惜的是班昭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完成这部史书。《汉书》的终稿还是班昭的同郡和学生马续奉命完成的。

班昭除汉书外，还作赋、颂、铭、诔、哀辞、书、论等，共16篇。原有集三卷，大都失传。她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东征赋》是班昭随同儿子到陈留赴任时，描述自身经历的作品。又曾为班固《幽通赋》作注，今存《文选》李善注中。

这首《东征赋》是这样的：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年）赋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回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虽然这首《东征赋》是在汉和帝死了以后第八年作的，但班昭在当时的文名已经远播海内，所以她为和帝一再邀请入宫修书并任后宫的教师。

班昭在皇宫修书任教期间，得到了皇帝的礼遇。关于这段故事，《后汉书》是这样说的：

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用白话表示就是：

和帝多次下诏让班昭进宫，并命令皇后和贵人们以老师之礼对待她，班昭因此号称“大家（gu）”。每当各地或外国有贡献来的奇异的东西，就下令让班昭写诗赋颂扬。当时《汉书》刚一完稿，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同郡（扶风郡）的马融趴跪在楼阁下边，拜班昭为老师诵读《汉书》，班昭去世后，马融的哥哥马续又被皇帝招入宫中续书《汉书》并最终完成。

获得皇家“大家”称号的班昭可谓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姆师，但班昭成为姆师代表的最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因为她写出了一部令后世争议不断的作品——《女诫》。

班昭之后的姆师就很难找到有班昭这样大的名气的了。唐代韩愈在《顺宗实录五》中说：“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宫，雅修彤管之规，克佩姆师之训。”这个培养出中宫皇后的姆师是谁，韩愈没告诉我们，想必他自己也不知道。

姆师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诸侯贵族家庭，后世一般只有豪门大族才可能施行姆师教育，到明清时期，士大夫等官宦之家也常常延聘塾师来专门教授自家女性，这个时候的姆师已经不再完全由女性担任了。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有这样一段：

原来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侯的，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到了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奈何之事。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为了“欲使他识几个字”，林如海便请来了贾雨村做黛玉的家庭教师。那贾雨村人品虽然不高，但学问却是不差（人品不高也是进了官场以后的事，好人进了官场又有几个是清白的呢），更何况其父林如海的官可不是花钱买来的，人家“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也是书香之族。考中探花后，迁为兰台寺大夫，钦点为巡盐御史”，那探花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学问自然不可小觑。其母也是饱读诗书的贵族小姐，这样的家教背景基本上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才女李清照雷同。

到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林黛玉初见贾母时，“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到宝玉来问：“妹妹可曾读书？”时，黛玉的回答已经成了：“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只上了一年学”就“念了《四书》”的林黛玉究竟念了多少书，书中没有细表，但在第二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

从贾雨村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5岁的小黛玉在见到贾雨村之前，就已经饱读诗书，并且知道避讳了。可见林黛玉的父母在她的早期教育上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的，否则怎么会有这海棠诗社中每每夺魁的潇洒仙子呢？

林黛玉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现实中又是如何呢？清代方德发为其女方芳佩所著的《在璞堂稿》题跋中说：

小女与书卷有缘，喜涉猎……老友胡且安，经师也，馆课之余，邀至书斋为之讲解四书，课诵诗礼。庚申春，黄绮村表弟来舍传写先代遗像，始教以临帖作诗。甫半年，谢去……癸亥夏，移家凤山之麓，杭荃浦太史挚眷同居，素托通门，辱收子女之列。

至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女性阅读，由于没有中国礼教的束缚，自古以来，西方女子的阅读更倾向于愉悦自己，面向女性读者的多为诗歌、小说，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女教读本。

公元前七世纪的萨福（Sappho，约前630～约前560）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她是第一位描述爱情的诗人。青年时期曾被逐出故乡，原因可能同当地的政治斗争有关。被允许返回后，曾开设女子学堂。这表明至少从那个时代起，西方的女性阅读已经开始。

加拿大的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1948～）在他的《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中说：早在古希腊时期，爱情小说便是专门给女性看的书；一直到曼古埃尔的童年时代，书店也依然特别区分，那些粉红色封面的书就是专供女孩子阅读的。

早期专门写给女性的书寥寥无几，从9世纪一直流行到15、16世纪，除了《圣经》外，一本个人祈祷的小册子——《凯尔经》（Book of Kells），几乎成为富裕家庭母亲教育孩子的唯一案头读物。

14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在1348～1351年间创作的《十日谈》（Decameron）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发表后蜚声文坛，大获成功。此后，他又在20年的时间内，用拉丁语陆续写出了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女子传记文学作品——《名媛》（De Mulieribus Claris）。作者精心收入书中的106位女子既包括堪为楷模者，也包括恶名昭著者；既包括神话传说人物及历史人物，也包括当时的现实人物，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妇女观向近代妇女观的演变。这些传记本来是为拉丁文百科全书撰写的，汇集成书后，立即大受欢迎。薄伽丘生前一直在对这部作品披阅增删，使它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读物之一。

Sappho，约前630～约前560

《名媛》是薄伽丘1361年夏天到1362年夏天在故乡契塔尔特完成的。薄伽丘说，启发他写此书的是被他奉为尊师的大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的《名男子传》（De Viris Illustribus）。薄伽丘采用了“著名”一词的宽泛含义，“将因任何行为而闻名世界的女子均称为（西方）名媛”，所以此书并非单纯歌功颂德之作。薄伽丘在书中收入不少以恶德闻名的女人传略，他认为：“赞美可嘉壮举，间或强烈谴责罪恶，这不仅能激励高尚者去追求荣誉，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恶人的为非作歹。”阅读此书，我们不但会诚心叹服作者洞悉世情、勘破人性的能力，而且会掩卷深思他在书中发表的议论，它们饱含睿智，褒贬分明，讴歌美德，鞭挞罪恶。

在这部作品中，薄伽丘将古希腊、古罗马的非基督教女子收入《名媛》，意在填补空白，因为当时“尚未出版过任何专门赞美异教女子美德的书籍，尚无任何人有此打算”，而她们的懿行与业绩也值得褒扬赞颂。全书人物可大致分成四个系列：

（1）从夏娃及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开始，然后是6个异教女神（第3章到第8章）；

《名媛》书页

（2）34个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子（第9章到第42章），她们或是传说人物，或为半人半神，并以《圣经》人物尼考拉（即示巴女王）结尾（第43章）；

（3）以年代为顺序的、有据可依的历史人物（第44章到第100章），其中包括亚他利雅和米丽暗两个《圣经》人物；

（4）收入的最后6个人物则都属于中世纪初期及中期。

从薄伽丘叙述的内容看，他的资料来源除拉丁语《圣经》外，显然还包括里维、老普林尼、普鲁塔克、奥维德和维吉尔等许多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此外，他还可能参考了中世纪作家的著作及同代人写的编年史。

《名媛》反映了薄伽丘的妇女观，其中虽仍有中世纪传统思想的烙印，但已经显露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一方面，他仍旧认为女子在身体和智力上不如男人，天性执拗、吝啬小气、胆怯多疑、淫荡贪婪、好逸恶劳，因此，他对女性的最高赞誉也只是说她“像男子一样”，或者说她做出了大多数男子都无法完成的业绩。这反映了中世纪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也是与他同代的男人普遍的妇女观。但另一方面，薄伽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对女性的流行偏见，更加注重赞美女性的智力成就、文学成就、高尚道德和创造力，例如他赞美女子发明了农业、纺织和文字，赞美女诗人、女画家，赞美女子在艰难逆境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忍精神，赞美古代社会当权女子的文治武功。这些无疑都是文艺复兴初期拉丁文学奏出的崭新音符。

《名媛》带有鲜明的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文学色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作家的作品以雄辩的词句和严谨的语言，寓道德训诫于篇章词采之中，而历史著作中则包含着智慧和高尚美德的众多先例。因此，深入研究古典文学和历史，会赋予当时的意大利社会领袖们雄辩的口才和明智的思维，会为他们提供道德范例，从而使他们正确地行使权力。在书中，薄伽丘十分推崇古罗马人的美德，即他们的自律自尊、雄辩口才、爱国精神、自我牺牲和英勇作战。这些正是人文主义者希望的当时意大利社会复兴的品质。他们认为：高贵并不完全来自出身门第，而是来自美德，即高尚的言行。这一时期，薄伽丘的《名媛》最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

薄伽丘遵循了古典传记作品的体例，大多先介绍西方名媛的姓名、父母和门第，再列举其出名的理由，然后以叙述的方式，详细解释其成名过程，但并不一一罗列史料来源，一是他并不完全赞同史料的说法；二是为避免枯燥，便于生发。薄伽丘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巨匠。他这些传记作品看来并不重在叙述历史，而更像是以古为题，阐明对人情、人性、人生及人世的见解，并以古为鉴，针砭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时弊，其中不乏精彩的议论，或弘扬正义，或揭露恶德，即使今天读来也堪称佳作。

《名媛》自问世后，六百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始终牵动着各阶层读者的浓厚兴趣。不但有了上百种《名媛》手抄本，其拉丁文本也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其中包括14世纪末由彼特拉克翻译的意大利文译本，阿尔班查尼（Donato Degli Albanzani，1328～1411）将它译成拉丁文，15世纪初由劳朗特·德·普莱弥法特（Laurent de Premierfait，1380～1418）翻译的法文译本以及由海因里希·施坦霍维尔（Heinrich Steinhowel，1412～1482）翻译的德文译本。1440年前后，出现了它的一种古英语译本，包括其中21个章节的内容、绪言及结语。1494年和1528年它有了西班牙文译本。16世纪后还出现了它的另一种英译本及另外两种意大利文译本。1473年，约翰·蔡奈尔（Johan Zainer）印刷所将《名媛》拉丁文本首次印刷成书。1539年波恩的玛西亚斯·阿皮亚琉斯（Mathias Apiarus，1500～1554）出版的拉丁文《名媛》，是它在16世纪唯一完整的版本。

《名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波及了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例如，早期英国文学名家乔叟（Jeffery Chaucer，1340～1400）在他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创作于1387～1400）第22章里，就使用了《名媛》第100章《巴尔米拉女王——齐诺比娅》的大部分素材，甚至包括逐句的翻译。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历史剧《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1607）也使用了本书收入的罗马贵族妇女维图里娅事迹的题材；他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1595）中的情节也有本书第13章《巴比伦少女——提斯柏》爱情悲剧的影子。后世作家也纷纷效法此书体例，写出了不少同类作品。正因为如此，这部《名媛》才堪称西方女子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天路历程》

到了18世纪，年均有两百多种写给女性的图书出版，宗教寓言故事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至1792年已发行了160版。随着热衷于说教的文人教士们为女性树立的“贞洁、谦卑、顺从”等“美德”形象的广为流行，那些中上阶层的女性，为了从阅读中学习在用餐、行动、服饰、伺奉男人、取悦男人等方面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便把目光投向了说教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于是“说教小说”成了女性阅读的新热点，一部《女人义务之探讨》一连印了17版，还有一本《父亲给女儿们的遗产》不但在英国连续出版，而且畅销美国。

这种小说与宗教训诲达成的某种协议，印刷商兼小说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成功地将道德和宗教的目的引入流行的以世俗内容为主的虚构故事中，进而大大增强了该类图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许多女性读者，尤其是那些缺乏教育的下层女性读者，多是以阅读宗教小说为起始，继而发展成更为广泛的文学兴趣。于是，世俗小说和浪漫小说以流行的浪漫感情、世俗内容为主的虚构故事，吸引了一大批对婚姻、爱情充满幻想和寄托，对社会习俗、女性出路等充满好奇和探索的女性读者。

1740年由赛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创作并出版了小说《帕美拉》（Pamela）。这部小说是用当时颇流行的书信体写成。理查逊的初衷不过是想指点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孩子们如何写信，同时使她们得些品德上的教益。小说讲述年方15、虔诚规矩的女仆帕美拉如何春心不乱、坚拒她的东家、青年贵族B的诱惑威逼；最后使B于无奈中幡然悔悟，明媒正娶讨她做太太的事。帕美拉虽是女仆，但美丽出众，一向被老女主人宠爱，只干太太小姐们的轻巧营生，能歌善舞，知书达理，可谓多才多艺；此外她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动辄落泪，紧要关头必会昏倒。凡此种种，都是一位“淑女”断不可少的标志。而理查逊又着意刻画了她坚贞不移、谦逊自守的品德，所以小说的副标题叫作“美德得报”。帕美拉可说是“高尚淑女”理想的一个化身。

1801年的第14版《帕美拉》

《帕美拉》一经问世，国内外一派喝彩，连连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有该世纪最畅销小说之称。不但太太小姐们生怕落在了时尚后面而趋之若鹜，文人教士们也纷纷出来为其中的道德教训擂鼓助威。理查逊至此已是欲罢不能，乘势写了《帕美拉》的续篇，展示模范少女如何变成了模范的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后来他又完成了《克拉瑞萨·哈罗》（Clarrissa Harlowe）在这部两千余页的小说中，主题仍是贞洁的中产阶级少女如何抵制纨绔公子的引诱，失身以后终于以身殉节的说教故事。

1957年，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伊安·瓦特（Ian Watt，1917～1999）写了部名为《小说之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的专著，说当时大多数英国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尽管没人能提供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人们一般都相信3/4的小说读者也是女人。可以说，妇女是小说制造业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1832年，英国出了一幅题为“小说读者”的版画，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在餐桌上伏案读书，桌上杯盘狼藉，未曾收理，孩子在地上哭喊，小猫在坛中偷食，工匠打扮的丈夫刚刚进门，正指着老婆在发难。此类美术作品的问世，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至19世纪初，“迷小说”在妇女（包括比较下层的女人）中已是相当普遍的“流行病”。可笑的是，这些本来旨在培养孝女贤妻的小说却使女人们忘却了持家的“神圣”职责！这恐怕也是理查逊们所始料不及的。

广大女性读者日益涌动的阅读需求，是女性小说兴起的基本动因。尤其是在英国，迅猛推进的工业革命，历史性地改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会结构。机械化大生产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把众多的女性从小家小户经营的农业、手工业或商业活动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城里的公寓”还是在“乡下牧师的庭院里”，“年轻的伯爵夫人”和“农家姑娘”都在通过阅读小说来打发闲暇时光。1876年英国实行了义务教育，1880年，英国议会通过《芒德拉法》（Mundella's Act），宣布对全国5～10岁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189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免费教育法》（Free Education Act），正式开启义务教育的免费进程。至19世纪末，绝大多数儿童都能接受6～7年的正规教育，法定义务教育年限亦因此提高到12岁。英国的义务教育不分性别，这使得更多的女性有了学习和阅读的机会。

而英国的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也为女性的阅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850年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至1889年全国已建成153所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这些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文学类书籍，小说居多，其次是历史、传记、游记、期刊等。其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处在购书大众边缘而经济能力较低的读者，包括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店员，还有律师和传教士等。在众多读者中，女性读者占3/4，中下层女性尤其是女工、女佣占有很大比例。

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广大女性读者群的强烈呼唤，催生了女性小说首先在工业革命成熟的英国兴起。在英国，早在16、17世纪就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女性作家，但是名气不大。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埃芙拉·贝恩（Apha Behn，1660～1689）是17世纪末英国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女性小说家，她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凭其智力每年挣到500英镑的事实。到了18世纪，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作家。

1792年，英国著名女权主义先驱玛丽·伍史东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妇女权利的辩白》（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提出妇女的人格是独立的，应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等……，这是女权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从此，女性自由、自我独立的意识觉醒了，这种“觉醒”把英国推到了小说全盛时代。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女性成为小说制造业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其中才华横溢的四大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4）、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e，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她们谱写了英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8、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群，通过小说的创作，揭示了男权统治为基础的家庭黑暗、财产纠纷、性暴力和伪善，表现了对女性日常生活最真切、最根本的认识。她们站在女人的立场上，用女性化的语言写作，从女性视角看问题，让女性读者不由自主地在她的文本中阅读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看到自己遭受的苦难，听到自己郁闷的呼吸……女性小说的创作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意识的平台。

当然，仅靠小说来唤醒女性解放的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女权运动开展以来，各种面向女性撰写的宣扬女权的图书与报刊就大量出版了。

1792年玛丽《妇女权利的辩白》的发表成了当代女性主义的基石。

1832年，主张男女两性完全平等的圣西门的女信徒克莱尔·德玛尔（Claire Démar，1799～1833）出版了《妇女论坛》。女编辑们表示：“决心献身于改善妇女命运的事业”，同时指出：“妇女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谋求经济独立，和男子一样受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同工同酬。”

1848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Coffin Mott，1793～1880）在纽约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通过了主张“男女生而平等”的《女性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1851年，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全国代表大会由著名的女权运动宣传家露西·斯通露西·斯通（Lucy Stone，1818～1893）发起，1869年创立了“全美妇女选举协会”（Na-tional Woma n Suffrage Association，NWSA）会刊《妇女杂志》（Woman's Journal）。在此之前的一年——1868年斯坦顿夫人和苏姗· B.安东尼（Susan B．Anthony，1820～1906）创办了《革命》（Revolution）周刊。翌年，露西·斯通等人创办，争取地方各州修改宪法，然后用超过半数的办法迫使国家修改联邦宪法，使妇女获得选举权。

1913年3月8日的《妇女杂志》

1881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尔蒂娜·奥克莱（Hubertine Auclert，1848～1914）创办了法国第一家妇女参政报纸《女公民报》（LA Citoyenne）。

20世纪中叶，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经有超过100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女性研究理论论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Beau-voir，1908～1986）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的《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罗宾·摩根的《姐妹情谊是有力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舒拉米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45～2012）的《性别的辩证法》（Dialectic ofSex）（1970），伊迪丝·霍希诺·阿尔特巴赫（EdithHoshino Altbach，1941～）的《从女性主义到解放》（From Feminism to liber-ation）（1971），和维维安·戈尼克和巴巴拉·莫立（Vivian Gornick&Barbara K．Moran）的《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Sexist Society）（1971）等。

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南亚诸国，早期的女性阅读也与中国的女教相似，以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大日本史》为例，卷之二百廿四，列传第一百五十一为《列女》，共为衣缝金继女、福依卖、橘逸势女、夜叉女等42位女性作传。

其序云：

婉嫕淑顺，妇女之道也。古风淳朴，而夫唱妇和之义，既见于太初苇原之歌，为风化之始。椒房兰闺之椒慝，既各着其传。而衣缨以及草野，事亲能孝、夫死守节、治家整肃、临难果决者，往往有之。其秉彝之心存乎人者，昭然可睹矣。迨中叶文物聿兴，才女踵出，华藻艳发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贞特者，寥寥寡闻。亦由彤史之化不修，内则之教有阙也。易曰：“在中馈，贞吉。”女子以才称，其殆德之衰也欤。若源赖朝妻以女流操天下之权，亦可以见世变。而楠正成妻、瓜生保母，果毅明敏，有大过人者，又岂区区词章之比哉。今第其行事，洗孝女，次节妇，举母则，表才艺，作列女传。

这部传记中所记载的女性多为儒家标准的“贞节烈女”如：

高桥波自采女，对马上县郡人。夫亡之后，誓不改志。其父亦寻死。庐于墓侧，每日斋食。孝义之至，悲感行人。神护景云二年，表其门闾，复租终身。【续日本纪。】

额田部苏提卖，石见美浓郡人。寡居年久，节义着闻。且以能散财济众。神护景云二年，复其田租终身。【续日本纪。】

他田千世卖，信浓伊那郡人。少有才色，家世丰赡。年二十有五丧夫，守志寡居，五十余年。神护景云二年，褒其守节，赐爵二级。【续日本纪。】

真玉主卖，（真，类聚国史作直。）壹岐郡人。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供给夫墓，三十余年，一如平生。宝龟四年，赐爵二级，并免田租，以终其身。【续日本纪。】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加速了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在思想界的启蒙浪潮中，明治四年（1871年）7月，由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自助论》（Self Help）出版，取名《西国立志编》。该书内容及所取形式切合了明治初年的读者期待，刊行后畅销不衰，意外地成为引领风气之作。

在此风气引领下，日本于1976年（明治九年）刊刻的《泰西列女传》堪称第一部介绍西方女杰事迹的著作。不过，若论影响力，则1887年（明治二十年）由宫内省印行的《妇女鉴》还当首屈一指。这部应华族女学校教学之需，“就国史及汉洋诸书，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之可法者”编辑而成的传记，虽然记述的西方女性故事有限、且被纳入传统道德的框架中，但因凭借皇室之力，西方女子进入典范行列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在以皇后名义编印的《妇女鉴》的示范、带领下，明治二十年后，妇女传记的出版一度形成热潮。

在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中，关涉西方女杰且相对重要的是下列数种：

由上可知，明治时期的西方妇女传记，在书名上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列女”到“名妇”再到“女杰”的变迁过程。这种称谓的转换，实际上蕴含着逐渐挣脱自中国传入的刘向《列女传》传统、重建女性典范的历程。与之相应，在内文的分类上，也呈现出由德行到职业的转移。1879年刊行的《西洋列女传》，尚依照“孝行”、“友爱”、“贞操”、“慈母”分为四部；1892年出版的《泰西妇女龟鉴》与《妇人立志篇》则处于中间形态，前者的类别“有贞女、有孝女、有文人、有诗人，又有爱国家、慈善家、勇妇等”，后者在人物的姓名前开始冠以“政治家”、“教育家”、“贞妇”、“殉教者”、“理学者”、“慈善家”、“文学者”、“大神学家”、“旅行者”一类名目；而到1901年编印的《泰西名妇传》，带有道德意味的指称已完全消除，只剩下“法国画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女杰”、“英国慈善家”、“法国小说兼政论家”、“美国女教育家”、“美国女科学家”、“美国杂志记者”、“英国慈善家”的身份介绍。对西方女杰的认定，也由1877年的《古今万国英妇列传》之专收“女王”、“女帝”、“皇妃”、“大统领（即总统）母”，渐渐扩及兼取“法国女杰”圣女贞德、“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慈善家”南丁格尔等，至1902年的《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女帝”、“女王”、“王后”的分量已大幅缩减，只保留了4人。显然，西方女杰所属阶层的下调，对日本女性无疑可以产生更普遍的激励效应。

晚清以来至民国初年是中国报刊业的兴盛时期，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830～1908）创办的《申报》（Shun Pao）成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这份报纸自1876年3月30日开始，用白话文编写的中文增刊《民报》，旨在“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以拓知识而增见闻”。其后，各种女性报刊层出不穷，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一大盛况。

1900～1911年之间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有署名“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冷情女史”的《洗耻记》、“如如女史”著的《女举人》、王妙如著的《女狱花》、“绩溪问渔女史”著的《侠义佳人》、“慧珠女士”的《新金瓶梅》等12部。还有《女儿叹》、《家庭乐》、《猴刺客》等发表在《白话》、《月月小说》等刊物上的短篇小说。由于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既无须出资，又有较广泛的读者，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短篇小说受到重视，大量涌现。依《中国近代小说目录》进行统计，辛亥革命之后署名“某某女士”的长篇小说仅有“次眉女士”的《双泪痕》和《玉如意》、“湘州女史”的《潇湘梦初编》和“雪莲女士”著的《雪莲日记》等几部，而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的作者就有48人，数量达81篇，漏录者尚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民初女性小说的创作，不论是作家阵容，或是作品数量，均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女性小说终于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了。

民国时期，一大批优秀女作家横空出世，如张爱玲、沈祖棻、庐隐、梅娘等，她们不但拥有一大批女性读者，同时也有大量的男性拥趸。同时，一些男作家的作品也为女读者们争相抢阅。

在1934年5月，鲁迅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原来，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的粉丝，难怪鲁迅几乎骂遍了所有“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作家。唯独对张恨水网开一面。

进入现代社会，女性的阅读已经从“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唐·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为目的的塑造屈从于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期待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变成了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培养气质、提升品质的为己读书。

据2009年《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对18～40岁大专以上的女性抽样调查显示：61．33％的女性读者认为读书“增加知识开阔眼界”，认为“阅读能提高修养”的占41．33％，认为是“工作需要”和“满足兴趣爱好”以及“消遣娱乐”的也占相当大比例，此外，“掌握实用技能”和“应付考试”也影响阅读，“与别人谈话时有交流的谈资”占4％。

另据2010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委托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问卷调查显示：66．2％的被调查者希望提升生活品质；60．8％希望通过阅读修身养性；47．5％希望提高文化素质；42．0％希望提升职业技能；39.1％希望学习人际沟通技巧；29．2％希望解决心理情感问题；24．7％希望掌握教育孩子的知识，她们占已婚有子女被调查者的75％。

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女性最广泛的兴趣爱好与自由权利。阅读在丰富女性的心灵的同时，也在改变她们的气质与容貌。

林清玄在《生命的化妆》一文中借化妆师之口说：

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才是生命的化妆。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