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国

二冬教授有关唐代省试诗的《唐代进士试年表》、《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一——以李善注本<文选>为重心》、《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二——以咏物、写景和宫廷、颂德为重心》和《南唐登科考——附考：吴、蜀、南汉、吴越、北汉、契丹》等四篇论著，凝结了他生命中最后岁月的全部心血，体现了他博大的学术胸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样既从大处着眼，又严格地从基础工作做起，不急功近利，不惜下大功夫的治学风格，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这些工作，为开展唐代省试诗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对于了解唐代诗歌、教育、文化、科举和铨选的发展，对于了解唐代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一——以李善注本<文选>为重心》，从命题出发，将省试诗对唐朝诗歌和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二》在对唐代应试诗逐一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唐代应试诗题中，大量的是咏物、写景之作；其次是以宫廷为中心，围绕着帝王及朝臣的言行与居处环境而进行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中，不少皆具有歌功颂德的性质，这也是唐代应试诗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这些对于研究唐代应试诗的内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两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所引诗歌的逐年排列，不仅使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应试诗的命题倾向，而且为我们研究省试诗与每一个时期各种诗歌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唐代进士试年表》实际上是一部“唐代应试诗的系年笺证”。年表详细排列了唐代科举中有关诗歌考试的诏令和举措。他还花了大量精力，收集了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应试诗，并按照年代先后加以排列。更重要的是，他对每一首诗歌的文字进行了细致的校勘，为了准确确定作者和诗歌的写作年代，对作者和年代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考证。还对所有应试诗诗题作了题解。他旁征博引，深入挖掘，务求找出命题的真谛。

《南唐登科考——附考：吴、蜀、南汉、吴越、北汉、契丹》，实际上是他的《登科记考补正》的续编，对于全面了解五代十国时期科举的发展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唐代进士科考试诗赋，唐代应试诗到底在什么时期开始的，长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中提出：“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由于还只是一种推测，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仍然是含糊其辞，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唐代进士试年表》通过有关考试杂文和诗歌的诏敕，通过现代可以收集到的所有的应试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唐代的科举和铨选考试中诗歌考试的发展轨迹，为研究唐代铨选和科举考试中诗歌考试的发展，特别是进士科诗歌考试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权威的材料，为我们准确地了解应试诗和唐代诗歌发展关系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科举和唐代诗歌发展的关系问题，长期为人们所关注。应试诗也早已为一些学者所注意，北宋编撰《文苑英华》时，把省试诗专门归为一类，《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八》还著录有“《唐省试诗集》三卷”。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他在引用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等人的省题诗句后说：“此等句与儿童无异，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他对省题诗虽然是持批判态度，但还是把握分寸的。而明王世贞在《艺苑巵言》所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就完全持否定态度了。此后这种看法就一直沿袭下来。程千帆先生认为，“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是由于省试”，并对行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在唐代诗歌发展与科举的关系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省试诗与唐诗发展的关系上，他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看法的影响，认为省试诗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这种看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前人的论点，无疑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吸收其中的科学结论和积极成果。但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前人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宋明学者的一些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对隋唐史研究还具有严重的影响和束缚。我们在隋唐史研究上的许多新的成果，往往都是摆脱宋明学者和前人成说的结果。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才可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二冬教授提出：“从唐代省试诗的角度入手，一方面研究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研究它与诗坛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实不失为研究唐诗发展流变及其内在因素的一条有效途径。”从1994年开始，他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由于感到“现有资料尚不足以支撑此课题的完成”，他放下了省试诗本身的研究，决心从根本上做起，开始着手对《登科记考》作全面的整理、核实、订正和补遗的工作。花费了六七个年头，直到2002年才完成了这项工作。此后他又忙于教学和支边，直到病倒之后，利用养病的时间，才重又回到省试诗的研究上来。他在《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一——以李善注本<文选>为重心》一文中指出，省试诗的命题对于文化的发展是起着意义重大的导向作用。主司的命题倾向，不仅直接为应试之作规定了内容与风格的基调，而且在无形之中还要求应试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范围与结构。对于众多诗人在诗歌的基本技能训练、功力的养成，乃至整个诗坛的发展方向，都有着异常深刻的影响。这些论点就为如何评价唐代省试诗在唐代诗歌发展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唐代教育和教育的内容，对于唐代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对于当时的社会思潮，都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对于唐代修进士业者的学习内容，长期以来在学者中都不成为一个问题。唐初进士科止试策，试时务策五道，内容包括经、史和时务。经、史学习的内容和教材见于唐朝的法令，为此唐太宗特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了《五经正义》。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请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但对学习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对策、帖经和试杂文三场试的格局在神龙元年就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作为进士和明经考试最主要来源的国子监，教学内容上没有任何的变动。而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通过进士科许多人进入高级官吏行列，大大刺激了民间学习风气。开元天宝年间，“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通典》卷十五《历代制下·大唐》)。那么“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的教学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没有引起过我的注意，其他学者似乎也是一样。

与此问题相联系的，是唐人重视《文选》。研究文学史者对此早已有所注意。近来也有学者就唐朝文人热衷《文选》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唐人喜《文选》，直接的原因就是受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科举考试诗赋的题目往往来源于《文选》。但是，这些论著，多还停留在笼统的描述上，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二冬教授把他所收集到的348题(542首)应试诗逐一进行了考察，指出在今存唐代应试诗诗题之中，有将近一半的题目皆可在当时流行的李善注本《文选》中找到其原典出处或相关的知识内容。这样就为唐代应试诗题与《文选》的关系做出了定量的分析。他还指出：“那么由此可见，后人关于‘《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绝非虚语；同时，杜甫‘熟精《文选》理’之说，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这就不仅填补了修进士业者，除了经、史，还需要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而且对展开进一步研究《文选》学以及《文选》和唐代的教育和科举关系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把这个问题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开以诗证史的风气之先，此后人们多把注意力放在乐府诗上。而对于省试诗，人们则完全没有注意。省试诗的命题和内容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导向和艺术趣味，是离不开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因此省试诗和乐府诗是有相通之处的。通过应试诗诗题和诗歌内容，去了解诗歌所反映的当时形势，是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一个新的角度。

作为唐诗研究来说，省试诗只是二冬教授的一个切入点。而作为省试诗研究来说，这几篇论著，还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始，唐代省试诗和唐代诗歌研究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