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和文化人交往

我自己没文化，不到十九岁就从闺房里走出，早早地做了母亲。爱人和我一样都没文化，周围乡亲也没有几个会写自己的名字。

平时，乡村文化生活并不丰富。农闲时除了打牌，就是围在一起闲聊，听得最多的自然是那些因念错字引出的笑话了。

小张的媳妇过去因为家穷，只念过几年书，字就认得几个，但她就喜欢大声念字。一次和小张出门，沿路上，墙体广告、电杆上的标语，反正只要能瞅得见的，她几乎都要念，认不得的字就用“啥”来代替。小张实在听不下去，就说：“咱不认得就甭念了，免得人家文化人听见笑话咱。”

她一听来气了：“怎么了？文化人咋？我非要念！”

那次，她和小张坐公交车，车一停，往窗外一看她就高兴了，说墙上有一排字她都认识，不用“啥”替也能读，随后高声念道：“生育耍计划，经济耍发展。”

有人听到就笑了，说：“那念yao，不念shua。”

小张也笑着说：“咱这地方把生娃叫要娃，照这样说，要娃都成耍娃了。咱生了个娃就是耍了个娃吗？”

小张媳妇淡然一笑，走到银行门口，又听她念：“中国人民很行。”

这一出，差点没把人笑死。

乡亲们爱看秦腔戏，戏名念错是常事。老李看戏回来，老母亲问：“看的啥戏？”

老李张口就答：“火烧狗。”

母亲愣了，想了半天，就说她看了一辈子戏，从没看过也没听过有个叫火烧狗的戏。后来得知是老李把《火焰驹》错念成了火烧狗，母亲就说：“你认不得‘火焰驹’三个字也逮个音啊，咋就是火烧狗哩？”

逮音！其实乡下人最喜欢逮音，认不得字或没听准就靠逮音。就是人家说啥没听清就干脆凭听来的音确定。可光听音难免出错。有出戏叫《朱春登放饭》，乡里人逮音都叫他“《猪吹灯放饭》”；有个电影叫《归心似箭》，那回在我们村里放映，我去迟了，一位老者告诉我演的是“浑身是电”……

没文化的人自有没文化人的活法。婚后，我就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这下，念错字和别字引出的笑话更是层出不穷了。比如，把“麦熟一片割一片”念成“麦热一片割一片”，“颠倒”念成“镇倒”，“患者”念成“串者”，“黔之驴”念成“默之驴”，“尴尬”念成“监介”，“跌倒了爬起来”念成“失倒了爬起来”，“神圣”念成“神怪”，“狠抓”念成“狼抓”等。

有一天，一位大爷来我的店里，张口就说：“买一瓶白猪洗洁精。”

我愣了半天，说：“没有。”

大爷急了，手指货架上的白猫洗洁精就喊开了：“咋？不卖？那不是摆得好好的吗？”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知道自己没文化，平日里就不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为此我还订了书报杂志，闲了就翻阅。

这天，报纸送来时我正忙着，就随手放在柜台上。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一位翻报纸的村民大声地说：“呀！怪了！一个马下了两个狗！”

旁边顾客凑近去看，有人就感叹：“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年头啥怪事都能发生。”

还有人说：“这马绝对是和狗杂交了的。”

拿过报纸一看，我也急了：“你们好好看看，这马下了两驹都是少见，怎还下了俩狗呢？”

呵呵，这样的事很多，归纳起来真能出一本笑话集呢。不是我们不想多学知识，是过去压根儿就没有条件。

不说别人，单说我吧，过去当学生时成绩也不错，中学时的一次学区统考，我五门课得了489分，其中四门满分，只有英语89分。班主任刘会会老师总说我的智力水平和她过去的学生李丹妮相当，说李丹妮是博士生，能出国留学，我最次也能考上大学。王校长也说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让同学们学习我。然而，最终我连大学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我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为了不让弟弟和妹妹辍学，我决定回家帮体弱多病的父母种责任田。

我丢下书本，拿起了铁锹。我用架子车将麦子一车一车往家里拉，那路难走呀，那车子沉啊，再没有比那一车麦子更沉的东西了！它几乎要将我压倒了！

……

几年后，我抱着孩子去县城看病，路上遇见李兴斌老师，可能是我当时瘦得太厉害了吧，李老师七尺男儿竟然满眼泪水，他哽咽着说：“可惜你了，你王老师、邹老师他们都说可惜你了……”

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们见了我几乎都要说：“可惜你了！真的把你可惜了！”

我总是不说什么的。我知道，我对不起老师们的关心，我亏了老师们爱我的心，我辜负了老师们的希望。我忘不了自己的第一个书包、第一个文具盒都是老师给买的；我忘不了，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是老师送的；我更忘不了，那一次生病，是两位老师送我去医院，我不愿意吃药，他们在办公室里给我晾着糖水，站在一边看着我把药喝下，那样子简直就像我的父母……

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看着老师们送的纪念品泪流满面，为他们的期望落泪，为自己的梦想遗落忧伤。

有些事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我的“大学梦”像泡沫一般破碎了。“啥人配啥人，烂锅盖配草盆。”我的对象也只能在没文化的人里面找了！三锤两棒子，我把自己嫁了出去。“贵人吃贵物，烂烂人泡恰铬。”我开始强迫自己适应眼前的生活。

我喜欢交朋友，在农村，牌友容易找，说闲话的人也容易找。常有人约我打牌，我也很快学会了各种牌的玩法，而且越玩越精，并拥有了一大帮牌友。偶尔，牌打累了，我们也出去散步，令我不愉快的是，总有人要在这家地里拔根葱、那家地里掐把菜或偷些玉米棒子什么再回去，把别人好端端的庄稼糟蹋得一片狼藉，我看不惯，也觉得自己打牌不好，赢了心里也难受。我开始远离牌友，却没有人理解，我很孤立。

日子久了，我觉得生活在他们中间很累很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村民们大部分一天不着家，整天打牌，甚至梦都在牌桌上，他们的孩子也不学好，不是逃学，就是打架，自小养成一身坏毛病，小偷小摸，好吃懒做。父母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好多孩子早早辍学，不读书了，成了社会上的混混，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被警车抓去一次又一次，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最终进了黑房子。

我真的不打牌了，于是就渴望和文化人交往，渴望与他们在晚霞中散步。我想，文化人不会趁地里没人去偷菜；不会说“等等，我偷几个苞谷来”；不会夹着纸烟打牌，一脚踹倒来叫他吃饭的儿子……我想，能和文化人做朋友，也不枉来世上一趟，活着就不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了。

一次，一位不负责任的医生误诊我生了癌，没有几天活头了，我当时唯一感到遗憾和难受的竟是此生没有和文化人做朋友！

2003年5月，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城里人刘某，说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刘某也说他原先教过书，但总是不发工资，现在想与我合伙做长途贩菜生意。在我眼里，城里人似乎就是文化人，再说刘某说话慢声细气，听惯了街头巷尾狗叫声和乡野女人粗喉咙大嗓门笑骂声的我，心里自然很是高兴。后来得知他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我心里只想他是文化人，对他很是尊重，让他在我家休息，我自己叫上妹妹和弟弟去外地拉菜，然后再一车车去西安发掉。最后分钱时，我将大半分给了他，弟弟妹妹都责怪我，我还说：“文化人谁会做生意？我从学校回来不是连自家的菜都卖不了吗？咱对菜生意懂些，就帮帮他。”

几年后，我仍隔三岔五送菜给他，他也不客气，常带父母来我家逛，我变着花样做好吃的招待他们。逢年过节还去他家送礼。有段时间他突然消失了，他父母倒是经常来我家。一天，他来了，“扑通”跪在我面前，说他有了难事，急需钱，让我借给他。我给他父母打电话，他父母说他说的是真的，确有其事，于是，我就将仅有的五百元钱借给了他。

谁知从那以后他就永远消失了。我去他住的小区一问，他的邻居说：“他小学都没念完，大烟鬼一个！”虽然受了骗，但这并不影响我渴望与文化人交往的心情。

去作协办手续，我羡慕旁边开门店的；去广电中心，那些保安、门卫都是我羡慕的对象——能看到文化人在自己面前进进出出，甚至还能说上一两句话，谁说不是幸福的事呢？反正我去那里，身上就有活力，觉得那地方的空气都是有文化的，吸一口就滋养人，就能让人快活起来！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通过和他们的交往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想来想去，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结识有文化的人。我总觉得和他们交流不费力，和他们交往很幸福，也许整日生活在文化人堆里的您体会不到那种特别的舒心与快乐，但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