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奸雄崛起

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希特勒

移花接木缔造纳粹

1918年11月，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更加不能忍受。他固执地认为，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其实，“背后中了箭”的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兴登堡陆军元帅都主张停火，根本不是“背后中了暗箭”的问题。

但是，德国右派势力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11月罪人”。

“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11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打人人民心坎中的一个口号。“背后中了箭”这一伎俩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夺权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

“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起来，我的眼病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希特勒逐渐认为要拯救他心中伟大的德国，唯有投身政治。“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从此，希特勒就投身于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对新共和国的“伟大”活动中去了。

尽管希特勒心中有豪气千丈，但是现实却是不容乐观的。这个初出茅庐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既无强硬的后台，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希特勒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希特勒于1918年11月底回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但这个寄寓的城市已经被几番革命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里的政权更迭得令人眼花缭乱。

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人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首领库特·艾斯纳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太作家，带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可是3个月后，他就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

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时间不长。1919年5月1日，被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推翻，他们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巴伐利亚的权力又落入右派之手。

巴伐利亚右派，除了竭力主张复辟王室的保皇派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复员军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堵塞了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战争使他们变得性格粗暴，希特勒形容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希特勒

当时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不久他们就卷入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

1920年3月，自由团的一个叫做埃尔哈特的上尉率领他的“埃尔哈特旅”，占领了柏林，让一个庸碌无能的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却按兵不动，共和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次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为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下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就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

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给了他一个锻炼演讲本领的机会，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他曾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上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当时德国正在魏玛共和国草创时期，国家虽然混乱但却相当自由，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组建政党，仅在慕尼黑正式登记的政党就多达四十九个。

德国工人党是慕尼黑的钳工安东·德雷克斯勒于1919年初创建的。这个党的第一批成员是德雷克斯勒所在的一家慕尼黑铁路工厂中的同事们。党的纲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大杂烩。德国工人党的背后有着不少国家主义社会团体和军界中颇具影响的人物。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希特勒看来，德国工人党的领袖们还很缺乏战斗精神。他对那些专事清谈的政客们的评价，说到底并不很高。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

这次参加集会的一共只有25个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听着这些愤世嫉俗者发泄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不满。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

但在他离开时，有人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这个人就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第二天清晨五点，希特勒醒来，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

开始希特勒看得漫不经心，但是读了一点之后他惊异地发觉，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这些文字仿佛就是为他而生的。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国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

就在那一天，希特勒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并请他于9月16日到绅士街48号老罗森巴德旅馆出席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会议。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

这场会议是在一家酒馆举行的。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账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

希特勒一方面很看不起这个小党，但又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有个政党作基础。如果另起炉灶建个新党，困难会更大；若先参加进去再设法改造它和发展它，也许是条捷径。

经过两天“周密”的思考以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在作为第五十五名党员的同时，又担任党的主席团的第七名委员。

德国工人党给了希特勒一个把自己维也纳时期的思想和前线经历所得出的认识在一种政治运动中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并且还为他提供了一种生活保障。所以，希特勒在继续履行他那“侦察员”职责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着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

但是，他的工作并不顺利，经常碰壁，有一次他发出80份请帖，而到会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7个人。此外，希特勒刚参加德国工人党时，该党穷得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希特勒是挖空心思，厚着脸皮到处伸手。

希特勒入党之后，经常召开演讲会，并向到会群众募捐。靠这种方法募集的款项虽然一般不超过数百马克，但对于一个只有七马克经费的小党来说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

后来他陆续向军方和资产阶级伸手，筹集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111人。”

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重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这些耗费了德国工人党的全部活动经费。但是，由此而赢得的成果也给了希特勒足够的补偿。

该党的名义首脑哈勒起初是表示反对的，他认为，希特勒搞别的名堂还可以，但演讲却绝对不行。希特勒冒着失败的危险，试着讲了30分钟，却收到难以预料的效果。他善于煽动的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会后自愿献出了三百马克的捐款。这是纳粹党第一次获得的“巨大胜利”。

希特勒用这笔款项继续更多地刊登启事、印发广告。1919年11月13日那天，第二次群众集会的出席者达到了130人，其中主要是大学生、小业主和军官们，这些人甚至不惜拿出50芬尼来购买入场券。

召开第一次群众集会时，希特勒还只是扮演第二演说家的角色，这一回则变成为对听众颇具魅力的主要角色。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唤起着听众们的爱国热情，煽动他们对“凡尔赛和约”，对“11月罪人”以及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

希特勒的演说单刀直入、通俗易解，他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和战壕中士兵们的行话。他的听众、那些昔日大战中的士兵们在希特勒那儿觅到了知音，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希特勒本人极力摆出的那副“普通士兵”的形象和他对旧军队士兵们的感召力使得他同那些正统的旧政党的演说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为他作为演说家和鼓动家初步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础。每当在他演说期间发生喧嚣之际，希特勒便立即召唤他那些军队中的战友们把捣乱分子驱赶出大厅，然后他才真正进人演说高潮。

他的演讲内容、他的语言才华以及他那雄辩的论据使他所组织的群众集会很快便遐迩闻名。希特勒想通过一连串的群众集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党的那种策略是非常奏效的。安东·德雷克斯勒在党内力排众议，将希特勒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长”。

就这样，在1920年初，希特勒就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当希特勒大权在手，就着手进一步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他重新安排了党的日常管理工作。

他首先动用党的资金和迈尔上尉政治基金中的一笔款项租用了一个办事处，安装了一部电话并雇用了一名专职办公室主任。1919年底，希特勒同德雷克斯勒一道起草了一个新的党纲。党纲以极其简明的形式概括了对党员的各项要求。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准备在在皇家啤酒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进行演讲，其大可容纳两千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表示怀疑。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

在这次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25点纲领。参加那次群众大会的有两千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插曲。

希特勒的发言顺序排在第二位，起初他从容不迫、不加褒贬地回顾了近十年以来的历史，尔后便声色俱厉地口述起十一月革命来。此刻，会场上响起了第一阵喧哗嚣叫，台下的啤酒罐纷纷向希特勒飞来。正在这种时候，希特勒那些军队中的伙伴们便挥舞着橡皮棍和马鞭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反而倒更加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听众们感觉到振奋。

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希特勒向大会宣读了党的纲领。会上狂呼声、嘘叫声大都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发出的，纲领在会上获得通过。从此工人党名声大振。

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对内专制、对外扩张。但因为它还包含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骗人玩意儿，所以除了犹太人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甜头。

当时，对于党纲这些条款的反应是毁誉参半，但是反对的意见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大会终于在欢呼声和吵闹声中宣告闭幕。新闻界对此仅作了简短的介绍。然而，党却赢得了上百名新的成员。

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利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他本人也在这一局部地区变得名声大噪。

希特勒所宣布的纲领可以说是个欺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党纲的25条当中曾经大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许诺不过只是一种争取群众的最为有效的宣传手法罢了。后来当希特勒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他既开始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也开始了消灭犹太人的运动。但是，没收资产、实行国有化以及进行土地改革，他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字nazi的音译。

仅1920年，纳粹党就召开了四十六次大型集会，与会人数超过六万两千人；希特勒在其中的三十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希特勒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他的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

他觉得，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不断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

早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就对资产阶级政党惯用的所谓“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很感兴趣。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疯狂肆虐又给了他新的启发。希特勒认为，要使纳粹运动迅速发展，必须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发挥暴力手段的巨大作用。

希特勒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专门负责在纳粹党集会时维持秩序。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不招风惹眼，引起非议，这支纠察队起初叫做体育运动队。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

11月4日，希特勒在皇家啤酒馆演讲，社会民主党派人来骚扰起哄，冲锋队首次亮相，大打出手，直到大批警察赶到才结束这场武斗。希特勒后来就此吹嘘说，五十名冲锋队员打退了社会民主党派来的七八百人。

从此街道就属于纳粹党了。这些穿褐色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政敌的集会，成了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的别动队。

冲锋队员接受军训，拥有武器，身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因而又称褐衫军。冲锋队员除了充任纠察之外，还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和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者厮打殴斗。开始参加冲锋队的主要是不能进人常备军的旧军人，后来则有大批社会青年被吸引加人冲锋队。到希特勒上台前夕，冲锋队已发展到两百多万人。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冲锋队的成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控制。因此，希特勒又在1925年11月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冲锋队员组成党卫军，专门负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们的保卫工作。党卫军身穿黑色制服，帽子上有骷髅标志，因而又称黑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

经过希特勒的疯狂活动，纳粹党有了一个很能骗人的纲领，网罗了各色各样的干部，筹措了源源不断的经费，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结果使纳粹党徒不断增加，纳粹运动飞快发展。

随着纳粹运动的发展，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开始，他只是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一般委员，但因他超强的活动能力，所以实际影响很快超过了其他领导人，成为党的中流砥柱。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反动大师。他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决定为纳粹党制作一面党旗。经过多方面考虑和对不少图样进行比较之后，最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的卐字。

卐，德文Hackenkreuz，译意“代钩的十字”。卐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卐字。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

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也许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许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们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卐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斯端恩堡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想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但是他又喜欢这三种颜色，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卐字。

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解释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不久，希特勒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希特勒就是这样靠着他的机智狡猾和反动宣传鼓动才能，为纳粹党带来了发展，同时也为他日后篡党夺权铺平了道路。一旦大权在握，他立刻使他的“同志”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和奸诈狡猾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使他在以后的许多重要的危机中取得了成功。

1921年7月，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领导人来到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试探一下把纳粹运动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并试图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

然而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希特勒对他们太独断专行了。

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委员会的成员们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挫败这些“愚蠢疯子们”的阴谋。他以退党要挟其他领导成员放弃合并计划。

他的退党是众人所吃不消的，因为希特勒不仅是他们中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宣传家。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也是靠他募集的，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外，还有来源于军队和资产阶级方面的。如果他走了，襁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

为了纳粹党的生存发展，党员们只得同意希特勒的条件。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现在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了。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等人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

他们谴责希特勒利用国家社会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的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小册子称希特勒是个奸雄，歪曲事实，用各种各样的假话来欺骗党员和群众。

这些指责并没有冤枉希特勒，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分而减弱了力量，因此并没有给反对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

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正如作家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1921年7月，纳粹党以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希特勒为该党党魁，并决定取消选举制度，确立了“领袖原则”，从而正式确立了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个原则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了。

后来纳粹党内又崛起了一位新的领袖人物，一度对希特勒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此人名叫格雷戈·施特拉塞，是北德地区纳粹运动的奠基人。他不仅在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同希特勒意见相左，而且风度翩翩，精力过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党内外的影响也不亚于希特勒。

为防被人取代，希特勒一再施展阴谋诡计对施特拉塞进行打击。最后于1932年12月8日迫使施特拉塞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希特勒逐步巩固了他在纳粹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无人再敢向他说个“不”字。

希特勒当上了一把手之后，立即着手改组纳粹党。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仿佛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很快他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

这个新办公室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1920年12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

收买这家报纸的六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

在1923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

这便是希特勒的本领了。随着纳粹党声势的增大，一些阔佬阔少陆续聚集到希特勒的周围。

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纳粹党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

特鲁德·冯·赛德立茨太太，也是《人民观察家报》经费资助者之一。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1923年3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一千美元。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帮了很大的忙。

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汉夫施丹格尔一家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

汉夫施丹格尔是个钢琴家，在希特勒柏林执政以后，常常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这些资本家认为，希特勒是个初升的明星，他的运动是个迅速发展的政治力量。不少人为希特勒的滔滔雄辩之才所倾倒。

希特勒天生傲慢自得，但他很重视也很善于网罗亲信，培养自己的羽翼。从加人德国工人党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求支持者，组织自己的核心圈子，以排挤原来的领导人。在发展纳粹运动中，对希特勒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有六大金刚。

▲希特勒和纳粹旗帜

第一大金刚是恩斯特·罗姆。

此人原是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在希特勒之前就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被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殴斗，有“天赋组织能力”。

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11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

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干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

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第二大金刚是狄特里希·埃卡特。

此人是个比希特勒大21岁的新闻记者，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

他是一个机智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

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汇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面前，宣传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他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文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未来的助手。

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多次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称颂他是“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第三大金刚是鲁道夫·赫斯。

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十四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十四岁后回莱因兰上学。

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1919年5月1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文章说：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扎根越深，他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因害怕流血而退缩。重大的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

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但是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是实现了的）肖像。

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是他仍是个才能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第四大金刚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1月12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勒伐尔（现在叫塔林），1721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有人把罗森堡当作俄罗斯人，也是有些根据的。

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呆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

1918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当地的白俄当中活跃起来的。罗森堡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1919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

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堡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

就在1923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堡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第五大金刚是赫尔曼·戈林。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为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

戈林是德国“一战”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

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个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做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入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

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痫病，结过婚，有个八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一面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时，戈林出任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策划了许多阴谋，从而导致了纳粹的上台。

第六大金刚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此人面容瘦黑，身材矮小，而且瘸了一条腿，但是思维敏捷，文笔锋利，善于演说。他上过八个大学，有哲学博士头衔，曾想当个作家。1922年在慕尼黑听过希特勒一次讲演之后，他便信仰了纳粹主义，并参加了纳粹党。最初几年，他主要是追随施特拉塞从事纳粹运动，曾同希特勒发生过矛盾。但希特勒看中了他的才华，于1926年将其网罗到自己手下。从此之后，他便死心塌地跟了希特勒。他主持过柏林地区纳粹党的组织工作和整个纳粹运动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对他这两方面的成绩都很赞赏。

有了这六大金刚，希特勒在政治军事上就有了一个智囊团，这些人都为希特勒的“帝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那么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名声比较臭的人。

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

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的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的爱吵架滋事的人。

而他的“宫廷摄影师”则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御用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

希特勒的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酒，嗜之若命。

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亚于希特勒。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而且他毫不隐讳自己靠着几个情妇供养，并经常敲诈她们的丈夫。如果党内的同志有谁触犯了他，他都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

“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

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暖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希特勒正式脱离军队以后，他就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

1921年7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作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巨资。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党讲演时，不取分文。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

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

他的需要也很简单，一点也不奢侈。在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一种叫“莱德霍森”的皮短裤，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

1923年埃卡特和埃塞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给希特勒及其友人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战争爆发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他很少休息。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他要使他建设的法西斯党在激烈竞争中保持控制。这时德国局势千变万化，政治事件不断发生。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

初入政界枭雄峥嵘

德国战败之后，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对德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铁矿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

条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海军不得超过十五万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还必须交付一千三百二十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规定，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波兰。这是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

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的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协约国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于5月7日在柏林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到最后还沉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全国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政府拒绝签字。

在魏玛议会门前，群众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月8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照会协约国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

但是在十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

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3月13日，自由兵团发动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并推举右翼记者沃尔夫冈·卡普为总理。魏玛政府撤退到斯图加特，并提倡展开大罢工。罢工令经济停顿，故此卡普的政府在短短四天之后宣告崩溃。

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

大罢工同时也触发了在鲁尔区发生的共产起义。五万人组成红军，企图控制该区。在没有政府的命令之下，正规军与自由兵团再度镇压该行动。1921年3月，在萨克森与汉堡发生的类似事件都被镇压了。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判，也是判以最轻的判决。

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

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马克的贬值和法国占领鲁尔区，加剧了形势的混乱。

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披露，1923年1月法国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跌到了一万八千比一美元，到7月1日跌到了十六万比一；到8月1日跌到了一百万比一。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四十亿比一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丧失了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大笔银行存款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敏感的希特勒看到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正是他推翻共和国的良机。他要以巴伐利亚为跳板，攫取全国政权。

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的混乱局面已经造成了推翻共和国的绝好机会。但是，如果由他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

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为此，希特勒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希特勒的灵机。

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致力于实现“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11月罪人！”的口号。2月间，巴伐利亚有四个右翼武装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

9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月2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全场热烈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巴伐利亚的行政当局首脑，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严厉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

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中尉则要求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和亲信们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劫持巴伐利亚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这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不了解内情的人一定会想，这个战争狂人这一次不知又残害了多少无辜生灵。其实，这次暴动不但不恐怖，反而像是一场荒诞喜剧，十分搞笑。

啤酒馆暴动最初选在11月11日，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同时也是德国投降五周年纪念日。但后来的一件事让希特勒改变了计划。

11月9日晚，巴伐利亚州的三巨头—文官卡尔、洛索夫将军、赛塞尔上校要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希特勒也受到邀请。有人认为那是陷阱，劝希特勒不要去，但希特勒执意要参加，并决定把暴动时间改为当晚，因为他想争取三巨头的支持。

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斗志昂扬地准备造反。一个好抽烟叶的人是希特勒百人卫队的头头，在行动前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当希特勒的冲锋队将贝格勃劳酒馆完全包围时，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目瞪口呆。当晚的阵势的确唬住了一帮人，纳粹党为此群情激昂，信心百倍。

希特勒迈步进入大厅，二十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大喝：“别挡道—到那边去！”二十多名警察竟然乖乖地向后转，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1l月8日晚上的集会，慕尼黑政界和社会上的名流都参加了。希特勒在一根柱子旁边，与马克斯·阿曼、罗森堡、乌里希·格拉夫一道占据一角不显眼的位置，谁也没有注意他。当卡尔开始讲话二十分钟后，整个集会突然被打断了。

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冲锋队随即在门口驾起了一挺机关枪，封锁了酒馆的出入口。希特勒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跳上一张桌子，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这时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听众不知所措。

希特勒在赫斯和打手格拉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从讲台上退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经由六百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卐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最后一句话纯属虚声恫吓，但是在混乱中谁也不能判断真假。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冲锋队和他们的步枪及机关枪也实实在在地对着他们。希特勒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一间私室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搡下，巴伐利亚的这三个最高级官员只得听从希特勒的吩咐，而群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许多企业家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刚刚窜上来的暴发户。他们之中有一个向警察叫道，“别像1918年那样胆小，快开枪！”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已占领了整个大厅，因此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一个纳粹党的坐探，要他打电话给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预，只须报告情况就行。

人群开始越来越愤懑，以致戈林认为有必要走上讲台，叫他们安静点。因此，当希特勒再次走进大厅时，大厅里嘘声一片。此时，希特勒非凡的演讲才能显出了效果。

他的一个支持者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

但演讲取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真诚地说，“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大声叫道，“我们没有恶意。因此，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他还告诉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组织新政府。

的确是在组织新政府，不过这是在希特勒一厢情愿的胁迫之下进行的。希特勒非常兴奋，戏剧式地会见了卡尔和他的伙伴。

他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出去。”他接着又告诉他们，他们三个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前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职位。他宣布，他已经与鲁登道夫组织了新政府。

希特勒的确已经派人去接鲁登道夫将军了，不过这个将军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这三个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讲。但是他却继续向他们发表宏论。他们三个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他们都必须接受希特勒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卡尔将担任巴伐利亚摄政者；洛索夫将担任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将担任国家警察局长。

可是这三个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高官显爵所打动，继续保持沉默。他们觉得难以相信希特勒的疯话，尽管窗口有枪和武装卫兵。洛索夫后来声称，当他们走出大厅时，他向卡尔和赛塞尔低声说“欺骗”。

卡尔尽力装出勇敢的样子说：“你可以逮捕我或者把我枪毙。我死不死没有什么了不起。”赛塞尔谴责希特勒没有遵守他保证不举行政变的诺言。希特勒十分懊恼地说：“不错，我自食其言。请原谅我。但是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不得不如此。”

冯·洛索夫将军继续轻蔑地保持沉默。但是当卡尔在他耳旁开始低语时，希特勒马上制止说，“住嘴！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交谈！”

▲演讲中的希特勒

希特勒挥动着手枪，叫喊说：“我的手枪里有四颗子弹。如果他们不肯跟我合作，三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就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嚷道：“如果到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可是，希特勒的算盘落空了，这三个掌握巴伐利亚政权的人，即使枪口对着胸膛，也没有同意跟他走。政变没有按预期计划实现。忽然，希特勒灵机一动，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愤愤不满的人群宣布，隔壁房间里的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

“巴伐利亚政府已经改组！”他叫道："11月罪人的政府和总统也已经被宣布撤换。新政府将于今天在慕尼黑这个地方宣布成立。德国国防军将立刻组成……我建议，在同11月罪人算总账以前，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渊薮柏林的进军和拯救德国人民……要是明天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们就杀身成仁！”

希特勒巧妙的谎话，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不过他的谎话居然奏效了。当人群听到卡尔·洛索夫将军和警察局长赛塞尔已经同希特勒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转变了。有人高声欢呼，这些欢呼声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的三个人。

这时候好像演话剧一样，鲁登道夫将军亮相了，他被接来了。这位战时的统帅对于对希特勒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对让希特勒而非鲁登道夫担任德国独裁者，以及让他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的这种分配怒不可遏。

他对这个鲁莽无礼的下士一句话也不愿说。但是希特勒并不在乎，他只要鲁登道夫使这三个迄今没有被他的劝说和威胁所打动的巴伐利亚领袖回心转意就行了。鲁登道夫认为现在这已成了一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他只能去奉劝三位先生予以合作。

看到这位老将军也这么热心“革命”，这三个人就有些退让了，虽然后来洛索夫否认他曾同意听命于鲁登道夫。卡尔念念不忘为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效忠，最后还是说，他愿意作为“国王的代表”一起合作。

于是，他们达到了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全体列队回到大厅。当听众跳上了座位热烈欢呼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讲台上讲了简短的话，宣誓效忠，并互相握手。

希特勒喜不自胜，感到宽慰，激动地说：“我就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暂时双目失明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政府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再次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他一结束讲话，整个会场就爆发出“德国高于一切”的口号声。

会议至此宣告散会。在出口处，赫斯在冲锋队员的协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图混在人群里溜出去的巴伐利亚内阁阁员和其他要人。

混乱不堪随处可见。市警在撕毁暴动者的标语口号和逮捕暴动者，而暴动者也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暴动者、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在街上，市民们盘问年轻的暴动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一个十人的暴动小分队被问得无话可说，腼腆地奔回啤酒馆。

希特勒自己在啤酒馆里监视着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这时一个消息传来，一些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导致政变失败的致命错误—劫持人质又把人质弄丢了。

啤酒馆里，洛索夫是第一个想溜走的人。他告诉鲁登道夫，他必须到陆军司令部去，发出必要的命令。当希特勒的一个亲信施勃纳一里希特表示反对时，鲁登道夫绷着脸说：“我不许你怀疑一个德国军官的话。”接着，卡尔和赛塞尔也一个个溜了。

所以，当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酒馆时，发现鸟儿已经飞了，这是当晚的第一个打击，他不禁目瞪口呆。

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了。但是结果是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只有罗姆带领了另一个武装团体“德国战旗”的冲锋队占领了舒恩菲尔德街陆军部的办公处。除此之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甚至连电报局也没有占领，而政变的消息从这里传到了柏林，柏林要巴伐利亚军队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经过这里发了回来。

洛索夫回到陆军第十九师师部后，就立即发出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到清晨时分，正规军已在陆军部四周布置了封锁线，包围了罗姆的部下。邦行政长官卡尔也发出了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及高地联盟和德国战旗这两个武装团体立即解散的勒令。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就迅速化为泡影了。他一直坚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诸如陆军、警察、执政的政治集团的支持，现在都已经垮了。甚至连鲁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亚的军队争取过来。

希特勒建议，他同老将军一起退到罗森海姆附近乡间，动员农民支持武装团体袭击慕尼黑，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是鲁登道夫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场政变，不是一场内战。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他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认识到他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他原来的打算是同陆军一起进行“革命”，而不是对陆军进行革命。尽管他在最近的演说中和用枪口对着巴伐利亚三巨头的时候显得杀气腾腾，但是他并不想让共同憎恨共和国的人自相残杀。

鲁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对他的妻子所说的，他很希望把共和国总统埃伯特和他那一帮人捆起来，高兴地看到他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他并不想杀害警察和士兵，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样都主张全国反革命行动的。

鲁登道夫现在向彷徨的年轻纳粹党领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许还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国士兵，甚至德国警察是不敢对他这个曾经在东线和西线领导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奇人物一样的司令官开火的。

因此，鲁登道夫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游行到市中心去，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军队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

11月9日上午快到11点钟的时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三千人的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花园里出发，跟随的有向林、施勃纳一里希特、罗森堡、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

一幅卐字旗和高地联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在头几排行列后面跟着一辆卡车，架着机关枪，载着机关枪手。冲锋队员们肩上挂着马枪，有的还上了刺刀。希特勒手中握着手枪。这并不是一支什么了不起的军队，但是曾经统率过德国百万雄师的鲁登道夫显然认为，要实现他的目的，这已经够用了。

离开啤酒馆往北，刚走了几百码，这些反叛分子就遇到第一道障碍。在横跨伊萨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上，有一队武装警察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

戈林一跃向前，对警察队长说，如果警察向他们开枪，他就要把押在队伍后面的人质枪毙。在前一天夜里，赫斯等人已经搜捕了一些人质，其中包括两名内阁部长，目的就是为了要应付这种万一情况。不管戈林是不是虚声恫吓，反正那个警察队长显然相信了他的话，不再阻挠就让队伍过了桥。

中午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这个时候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都还没有发过一枪。罗姆和他手下人员都是行伍出身，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不少战时伙伴。双方都无心杀人。

希特勒的忠实卫队曾经架起机枪，对准大楼，想要发动猛攻，但是思量了半天，因为不想看见流血，最后只能收起家伙。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卐字旗的市政议员们。

为了要到陆军部去救罗姆出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邸街，这条街在英烈祠旁边，通向开阔的奥第昂广场。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有大约一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

但是，纳粹党人又想用计骗过去。他们中间那个忠实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和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个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军队。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发生了武装冲突，顿时使希特勒的希望化为泡影。

施勃纳·里希特倒了下来，受了致命的重伤。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甚重，也倒了下来。在六十秒钟之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有不少人躺在街上，总共有十六名纳粹党人和三名警察，有的已经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鲁登道夫。他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莱克少校的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的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奥第昂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的、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而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一希特勒的右臂的，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

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伙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等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

鲁登道夫是当场被捕的。对于没有勇气同他并肩前进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视的份儿；对于陆军没有投向他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布，他从今以后不再同任何德国军官打招呼，他自己也不再穿军官制服。

受伤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银行里，由那家银行的犹太老板给他进行了急救，然后由他的妻子陪着，偷偷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进了因斯勃鲁克的一家医院。

最搞笑的是赫斯，他乘卡车成功地将这些议员运至郊外的一间别墅里，在他给慕尼黑打电话询问情况的一会儿功夫，看守议员的青年战士竟然被议员说服，用车送他们回家了。赫斯不但丢了人质，还把交通工具丢了。无奈，赫斯最终给他的未婚妻伊尔塞打了电话，让她帮忙找辆车来。

该地离慕尼黑三十多英里；伊尔塞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所以他们回城的行程异常艰苦。一人骑车先行一段，然后将车靠在树上，继续步行；另一人赶上来后，骑车追上前者，然后再重复这一过程。终于又回到了慕尼黑，赫斯非常沮丧，伊尔塞极力为他开解，几天后他与友人一起赴奥地利藏身去了。

罗姆在英烈祠前面的队伍溃败以后两小时，在陆军部投降了。

过了几天，除了戈林，所有反叛的头目都被捕入狱。纳粹党被勒令解散。

从表面上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似乎已经完蛋了。

法庭舌战奸雄扬名

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发动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着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八名被告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得过的新生和民主，也是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这次审判是在慕尼黑步兵学校的旧址举行，从1924年2月19日开庭，作证、审讯、辩护发言和指控罪行，前后共用去二十四天。审判由三名无精打采的法官主持。他们三个人对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格外宽宏大量，允许他们两个人随意打断别人的讲话，干涉法律程序。

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1920年3月13日到17日，德意志祖国党人卡普发动军国主义者和国防军军人的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暴动分子占领了柏林政府大厦，驱走了国民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成员，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由于工人发动总罢工和对暴动分子的武装斗争，暴动失败。参加者的覆辙。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

“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

▲希特勒

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很明显，希特勒就是想当铁锤，希特勒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被告。同时，也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

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这句话激怒了希特勒，但是他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份载人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虽然希特勒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冷汗……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

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远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

希特勒的这番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29日，希特勒做了一次公开抗辩。谈到他为之献身的一种狂热理想主义的所谓革命生涯，一开始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他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政党的第七位执行委员，这个党已经发展成对千百万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党，它的任务是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他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时，也与软弱无力的议会制柏林政府进行战斗。他希望建立一个反议会制的政府，借助革命力量的炽烈火焰统一真个德国。

然后，希特勒又讲了他对导致政变的一些事件的看法：“那天晚上八点，我驱车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通知巴伐利亚的三巨头，我有紧急事情要见到他们。这三个巨头可到好，没有一个来见我的，所以在8点34分的时候，我带着随身保镖闯进了啤酒馆。保镖是三个人。他们手中都有枪，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从背后向我们开枪。为了引起注意，我向天花板开了两枪。我迫不得已对天开枪，就如同整个事情一样，是合乎情理的。”希特勒解释的说道：“只是有的人以讹传讹，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希特勒还说他和巴伐利亚三名执政长官进人啤酒馆后的小屋子里去的时候有冯·洛索夫的参谋享林格陪同。因为见享林格把手伸进衣袋以为他是在掏枪，就立即跳过去用枪对准了他的前额。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但是在法庭上三位执政长官和其他人谈到它的时候都很谨慎，因为当时他们觉得政变和向柏林进军会成功的，希特勒会成为德国的独裁者，所以他们才向希特勒俯首屈膝，而且那时三名执政长官在讲台上热泪盈眶，深受感动的情景，希特勒也肯定会记忆犹新的。

希特勒现在就像对一个群众大会演说一样，声音激动得发颤，接着是必不可少的夸夸其谈。后来，在整个那天下午他第一次披露了真情：“事情由我一个人来负。”他宣称：“如果几天来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以革命的名义反对革命。”

当希特勒在审判斯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他决定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用片言只字谴责陆军。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

希特勒那咄咄逼人的狡猾目光，死死地盯着法官们。他继续说：“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到此为止，希特勒已经完全取得了法庭上的胜利，他不仅使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而且他以自己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世界不同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

被告被押入法庭的时候，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五年徒刑在德斯堡旧炮台监狱服刑的时候，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经拘留六个月。即使这样，群众舆论也表示判得过重，因此主审法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六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

鲁登道夫被无罪释放，也是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

鲁登道夫的猛烈抗议即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而希特勒这边，在刚被押进德斯堡旧炮台监狱的时候，他还是个隐没在鲁登道夫影子里的无名政治小卒。现在，他是个举国闻名的人物了，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讲话都被国内外的报纸刊登出去了。当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时候，他以民族复兴运动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形象出现了，虽然运动暂时还不具规模，但他的潜在力量是极大的。在希特勒被捕之后，这个党失去了活力；但是没有关系，他就是党，因为只有希特勒自己拥有雄辩的才能，也只有希特勒自己拥有决定革命命运的绝对权力。他对自己的权利有多大是很清楚的，而且决定在监狱里面利用他的权利。

虽然希特勒一再宣称希望被判刑，而且认为判刑是他能为他的人民做出的微小牺牲，但是他的话是不真实的。他的真实思想是，他憎恨和害怕监狱。当他从慕尼黑被押上汽车，经过两小时的颠簸，来到大门上钉着大铁钉的监狱门前时，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接近崩溃了。好像是法律的无情力量已经突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现在，他只有听任各种监规和看守的摆布了。

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希特勒看上去比以前更加的愁苦，但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希特勒从他的皮箱中拿出一本新的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名言下方，希特勒写下了：

心胸狭窄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奋斗。

希特勒

1924年4月1日于兰茨堡。

锒铛入狱著书立说

纳粹党的政变虽然遭到失败，可是审判、监禁并未损害希特勒那日渐扩大的声望。恰恰相反，这使希特勒成了他那些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成了千百万在这次审判前对他一无所知的人瞩目的对象。纳粹党的宣传也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伟大传奇之一。

希特勒被判处徒刑关进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后，他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懊丧，却在铁窗内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他婉辞了前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整天伏案沉思，检讨既往，展望将来。在他同狱难友赫斯的帮助下，开始一章接一章地撰写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野心勃勃的第三帝国的蓝图。

▲希特勒

最初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他抛弃了对自己生活真实的反映和直言陈述，而是在写一本政治小册子，带有十分偏激的党派观点，让事实为他所想达到的任何目的服务。所以人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怒气冲天、憎恶一切的人写的书。它是一个把个人自传和政治上凶狠的小册子融合在一起的产物。

在具有经济眼光同时又是出版商的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把它改成简短的《我的奋斗》。但是内容仍然没变，还是自传和政治性短文两个部分。

书的第一卷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以后年年再版，销数逐年增多，到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已销了一百万册，到了1940年，竟高达六百万册，这在德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就这样，在这动乱的战争年代，这本书在德国风靡一时，在日耳曼人身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魔力，驱使他们发疯发狂，为希特勒东征西杀，流血卖命。《我的奋斗》成了德国人所必须遵行的信条，成了纳粹人的当代圣经。在这本充满奸诈而又富有煽动性的书里，希特勒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和行动纲领，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希特勒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把写出来的部分念给他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听。莫里斯也确实很注意的听，就像在啤酒馆里听他的演讲那样认真。但是莫里斯毕竟是个修表匠，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也缺乏当秘书的能力。所以，原本可以属于他的秘书位置被鲁道夫·赫斯抢走了。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的反动思想是他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在维也纳形成的。当他在1913年二十四岁的那一年离开奥地利去德国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狂热，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发展了他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具体应用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去：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当时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这个国家要确立“元首”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身边的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他说：“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因此，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未来德国有朝一日能成为“地球主人”所依靠手段的轮廓概述，也是纳粹主义人生观的赤裸裸的表露。

《我的奋斗》是一本宣扬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学说的那种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词terribilta，其含义就极端胆大妄为、目空一切、当机立断和冲破一切障碍的可怕决心。这一切都包含在这本书中。

希特勒的目标是没有穷尽的，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征服者，他要横扫一切阻碍他前进的障碍。希特勒的想法就要建立新帝国的第一步就是要恢复德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接着就是走向世界霸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详尽地谈到了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至死还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德国必须在欧洲进行扩张。他说：“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正如希特勒讲演缺乏任何进步意义一样，由于他的思想总是顽固地围绕着最初形成的小硬核打转转，所以他在《我的奋斗》中蔑视任何合理的论点，一再重复他那令人厌恶的思想，而且态度坚定果断，直到以他那有限的思想和刺耳的乐曲把读者震聋，搞得人们麻木不仁为止。

希特勒继续分析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德国人民应该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的胃口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反对只要求恢复1914年的疆界。他说：“这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其荒谬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使这种要求几乎成为一种罪行。”

希特勒的“标准年代”是要回到六世纪以前日耳曼人把斯拉夫人赶回东方去的年代。希特勒指出：“今天我们在欧洲有八千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一百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两亿五千万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而且这两亿五千万日耳曼人都是在扩张了的新帝国的版图之内。按着希特勒所设计的大日耳曼帝国的蓝图，法国将要灭亡，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要并入德国版图。然后要征服俄国。”

关于未来纳粹国家的性质，希特勒明确表示反对民主政治。他说：“绝不允许那种‘无聊的玩意儿’存在。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统治，‘元首’要实行独裁统治。”

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正如他1923年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所说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

希特勒所讲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其独特的内容的。他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我的奋斗》这本书，大肆宣扬保种保族的反动的优生学。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书中不乏这样的话：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便这是残酷的，却是客观现实！

那么谁是上苍赋予“主宰的权利”的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呢？在《我的奋斗》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接触到了纳粹党的种族优越论的真髓，第三帝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希特勒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的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个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点燃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定基础，树起墙垣。”

在希特勒眼里，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糟粕，糟粕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糟粕就应当被奴役、被践踏。他和他的纳粹党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一个精选民族统一起来。他要纯洁他们的种族。他要使他们强大。他要使他们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有另一个方面是经常被人们所疏忽的，他有一种犀利、透彻的理解能力，这在他对宣传所做的分析上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这是他能够宣称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权威的依据。他的结论是令人毛骨悚然，但那些结论却是以他的经验为基础的，他在《我的奋斗》中如此写道：

“广大群众的感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智力低，忘性大。因此，要做到宣传有效，必须限定很少几点，并且要像口号一样地提出来，反复讲述，直到听众中的最后一个人明白了这个口号的涵义为止。如果忽视这个原则，而去竭力扩大宣传内容，那一切只能是浮光掠影，因为群众既不消化你讲的东西，也记不住，其结果是事半功倍，到最后，仅有的一点印象也将丧失殆尽。”

“绝大多数人的性格上都如此的女性化，以至于郑重其事地据理论证激发不起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只能激发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他们感情并不复杂，相反非常简单。他们的感情不存在许多细微的差别，只是爱和恨、是与非、真和假，既不可能各占一半，也不可能以其他比例存在。除非这条基本原则时刻牢记在心并加以应用，否则最高明的宣传技术也将一事无成。必须把内容限制在很少几点上，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重复。这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事情是一样的，锲而不舍是成功的首要条件。”

“宣传的目的不是为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连玩都觉得腻的少爷们取乐，而是让人们信服，我的意思是指让群众相信你的话。但群众的行动极其缓慢，在他们准备完全看清一件事情之前，总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停顿，而他们最终能记住的，只是那些重复千次以上的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希特勒的论点是以他个人的经验为基础的，他机警而狡猾地说明了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我具有将所有难题简化得清楚明了的天赋。”希特勒在研究了群众的思想活动后指出，他对群众的思想活动具有惊人的理解能力。

希特勒厌恶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几乎没有任何感情。蔑视贵族，尽管他利用贵族们为他个人的目的服务。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恨军队，而且为逃避兵役吃过不少苦头。他诅咒教师、教授和官僚政客。他喜欢与狄特利希·埃卡特那样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以及与弗利德里希·韦伯那样的牛皮大王兼打手之类的人为伍。他骨子里就深深种下了犯罪的种子，所以罪犯们自然而然就要向他招手。

希特勒所宣扬的反动的优生学和大日耳曼主义，虽然含有狂热的神经错乱的成分，但它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集德国历史上反动思想的大成，也是德国反动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纳粹党每年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大会上，经常围拢着一大群小贩在叫卖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元帅和希特勒下士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

“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美名。第三帝国的希特勒，要努力恢复富于侵略的军事帝国的名誉。但是，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处于三百个左右的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是靠普鲁士的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普鲁士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普鲁士原是位于易北河以东沙荒地上的一个边疆小国，名叫勃兰登堡。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的国土大都是十一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许了选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力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公元前二千年代末叶，多利安人的一支由北方迁入，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公元前八世纪征服西邻美塞尼亚，建立斯巴达国家。继而在南意大利等地从事殖民。

斯巴达人以剥削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为生。实行贵族寡头统治，成年男子，即全权公民，皆为战士。斯巴达人的野蛮征服和统治，多次激起被奴役人民的反抗。他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的憎恨表现也都是赤裸裸的，他憎恨的对象和内容也都不大一样，因为涉及到社会上几乎所有各个阶级和地球上除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全部国家。对法国人，他怀有极度的轻蔑，对英国人怀有掺杂恐惧心理的奇特敬意。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苏联人，对苏联人既没表示喜欢，也没有表示憎恶，可能是因为苏联人属于他所不理解的人吧。

希特勒相信，或者是假装相信，苏联已经被犹太阴谋家所征服了，支援反对苏联犹太人统治者们的革命是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重任，这次历史性的责任必将在可预见的将来落到他的肩上。他在《我的奋斗》第二卷里这样写道：

“俄国人单凭自己的力量要想摆脱犹太人的枷锁是不可能的。而犹太人要想永远保持那个强大的帝国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犹太人没有任何组织能力，但是他们是造成腐败的霉菌。东方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势在必行了。犹太人对俄罗斯统治的末日，也就是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命运使我们成为这次大变动的见证者，而这次大变动将成为人种理论之精确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大肆渲染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说：“犹太人曾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世界，现在又利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指望在工人的生存斗争中找到一条建立犹太人自己统治的道路。现在，世界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征服浪潮的胜利进军’。封建君主抵御不了，威廉二世就成了第一个跟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握手言和的德国皇帝，结果社会民主党搞了11月革命，在德国背上捅了一刀，导致德国的崩溃。资产阶级腐朽而懦弱，同样也抵御不了，尤其因为今日的西方民主制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先锋，没有民主制，马克思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希特勒因此既反对君主复辟又反对议会民主制。

在一切领域内实行“领袖原则”，对公民和青年进行“民族教育”使之“有拿起武器的能力”，因为能打仗的种族才是优良的，否则便是糟粕。从历史上看，民族不是由于打仗而毁灭，却是由于丧失任何抵抗力而毁灭。只有用武力的形式把争取独立的理想付诸战斗行动之时，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换言之，德国要“重新崛起”，必须对内消灭马克思主义，对外进行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为此厂必须建立军事独裁，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把整个民族变为军队，就像以“血统和土地”为纽带的古日耳曼部落那样。

在希特勒看来，战争作为生存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是“大自然的铁的规律”，没有正义非正义，人道非人道之分，只有“天生的弱者感到它是残酷的”，而“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德国要变成世界强国，就需要生存空间，需要夺取土地，需要打仗。希特勒就是根据以上种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提出了德国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基点是争霸。他放弃帝国时代的海外殖民和贸易政策，改为夺取土地的政策，承认英国的海上霸权，希望能以此换取英国和德国结盟。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成了“欧洲霸主”，英法之间有矛盾；意大利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张，也同法国发生了冲突。英国的传统政策是使欧洲巴尔干化，法国的传统政策是使德国巴尔干化，英国不希望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法国根本不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强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如果从这一点上出发看问题，那么，只有两个国家是德国的盟友，那就是英国和意大利，而德意志民族无情的死敌现在和将来都是法国，德国迟早要同法国“算账”。利用矛盾，取代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这是希特勒一个自作聪明的估计。

《我的奋斗》的实际销售量在1925年为九千四百七十三本，1926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1927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1928年只有三千零一十五本。1929年稍微增加了一点，为七千六百六十四本。1930年纳粹党走运后，销量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八马克，销量达五万四千零八十六本，次年稍有下降，为五万零八百零八本，1932年增至九万零三百五十一本。

头七年平均来算，希特勒的版税已是相当可观的，从1925年起，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比起他在1933年担任总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税来，上述几年就算不了什么了。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一百万本，他的版税收入达到了一百多万马克，折合成美元约为三十万美元，这也让他成为德国最流行的作家，也使他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

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而且还很得体。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是人人都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

希特勒入狱后显得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律师们向他保证，他的五年刑期在入狱服刑六个月之后就会改变。10月1日，也就是在他服刑六个月之后的一天，他得到通知，改判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他仍然需要呆在监狱里继续服刑，他的前景此时来看有些不太乐观，有可能服满刑期才能获释放。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当局对他的案子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辩，但是一直做不出结论。12月初，监狱长又称递上去一份报告，请求立即释放希特勒。“他并不是找借口或者施诡计逃避法律的惩罚。”监狱长在报告中写道：“在政治上，千真万确，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一句话可能失之毫厘，后一句话就是谬之千里了。

这位监狱长花费了许多笔墨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善良和蔼、毫无打扰别人安眠意图的人。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律师们也在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他们在上层找到了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最后，终于为希特勒的获释取得了允诺，答应希特勒在圣诞节前出狱。

1924年12月20日上午10时，监狱长出现在希特勒那间布置得很讲究的牢房里，通知希特勒已经获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位监狱长不仅对希特勒的印象很不错，而且对他有了一定的感情，所以，此时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当然他依然担心希特勒出狱以后再搞游行示威。“我对游行示威不感兴趣了。”希特勒说：“我只是渴望自由而已。”

监狱长告诉希特勒，他准备了一辆汽车送希特勒回家，但是希特勒却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告诉监狱长，他想要他的一个有钱的朋友、承印《人民观察家报》的前印书商阿道夫·缪勒尔来接他。希特勒此举可能是要和阿道夫·缪勒尔讨论一下他那本快要完成的书的印刷问题。监狱长向希特勒深鞠一躬，接着说道：“您是否愿意我把这个意思通知政府呢？这样，那些先生们就会更加放心了。”

监狱长对希特勒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但是他却不会想到，希特勒一直在欺骗着他。

当天下午，迎接希特勒出狱的阿道夫·缪勒尔早早地就开着汽车在门外等候了。这一天的天气特别不好，又冷又潮，道路也是又湿又滑。刚刚获得自由的希特勒却感到十分的心旷神怡。他让阿道夫·缪勒尔加大油门把车开得再快一些，他最喜欢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阿道夫·缪勒尔拒绝了希特勒的请求，说他一点都没有早死的愿望，他还想再活上二十五年呢。希特勒心里琢磨着攒一些钱，自己买一辆最快的汽车。

经济危机纳粹崛起

希特勒获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慕尼黑他那帮朋友那里，他们都跑到希特勒在梯尔斯大街的寓所里来，准备办一个小型的宴会给希特勒接风洗尘。希特勒那间小书房里摆上了鲜花，桌上放满了甜品与水果，还有一瓶酒。不知道是谁还用月桂的叶子做了个花环。希特勒对门水果店的老板格达列娜·施雷尔太太远远就向希特勒招手，然后跑过马路去和希特勒握手。后来她还记得希特勒的手像冰一样的凉，但是握手的力量很大，像把铁钳子。

当希特勒走进自己的那间小屋的时候，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又向希特勒敬献月桂花环，还唱希特勒最喜欢的歌。最后大家就座宴饮。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个女人跌跌撞撞地走上楼梯，请他们为圣安娜教堂购买风琴捐款签名。希特勒热情地接待了她，让她坐在一把椅子上，递给他一杯酒，翻看了一下她手里那个签名的本子，发现捐款数目都很少。虽然希特勒自己本身没钱，但是他却总有办法弄到钱。他转身向着阿道夫·缪勒尔和其他的人，要求他们每人捐献五十马克，几分钟后，钱拿到手了，他乐呵呵地把钱交到了女人的手里。这也是希特勒出狱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

出狱以后，希特勒下决心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全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另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成为一个可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合法政治组织。当然，这只是战略目标，而支持这个战略的是阴谋家高超的权谋手腕。

1935年2月底，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去世。因此，德国必须选择一个新总统。

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投票选举。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14655766票；马克斯，13751615票；台尔曼，1931151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参加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挂，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半数的多数获胜，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因为英国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同时，也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

▲兴登堡总统

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1925年10月4日，洛迦诺会议正式举行。在湖水边旁，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互助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物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

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签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果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敌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样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者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英国和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定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

他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渐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危险都似乎因为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在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英国就会感到很高兴了。

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意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英、法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自从缔结了洛迦诺公约以后，各国对德国有了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

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他们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的重整军备。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间，德国一直进行战败赔款，人民一直处在经济恐慌之中，虽然《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给魏玛共和国以巨额贷款，缓和了德国的赔款危机；同时，大量外资涌入，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德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越来越大。

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迅速下滑，到1932年8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6%，其中生产资料指数下滑到53%，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到25.3%，失业人数达600万，危机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

1928年6月上台的米勒大联合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就面临税收减少和财政赤字上升的难题，通过向国内发行1.8亿马克公债，并向瑞典大资本家罗格尔筹措一大笔四人外债，才勉强摆脱困境。

1929年秋，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阁中建议加工矿企业的税额，人民党人坚决反对，从而显露出内阁分裂的端倪。1930年初，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政策分歧进一步加剧。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维持并增加失业救济金的数额，所需经费由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共同承担。资本家集团和人民党要求缩减失业救济金，以摆脱国家保险公司的困境。

中央党和民主党建议采纳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布吕宁提出的妥协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险基金，另有政府提供一笔为数1.4亿马克的补助金，如果仍不敷所需，则开始消减失业救济金的数额。人民党表示赞同。为此，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总理米勒、内政部长泽韦林和经济部长施密特赞成妥协，劳工部长维塞尔站在工会联合会一边，坚决反对。1930年3月27日，米勒内阁倒台。

3月30日，布吕宁召集米勒内阁中所有的非社会民主党人部长，组成由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成员构成的内阁。布吕宁在一次大战期间曾任前线指挥官，参与镇压十一月革命。1920年一1930年，任基督教德国工会联合会执行主席。1924年一1933年，任中央党国会议员。1929年一1930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领袖。经济危机期间他认为多党制国家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建议加强魏玛宪法中的专制成分，逐步重建君主政体。1930年7月16日，布吕宁政府以宪法第四十八条为依据，依靠总统的紧急权力颁布自1925年以来的第一项紧急法令，以紧急法维持政局，开始摆脱议会的制约，强化行政权力。

布吕宁政府上台后，强调要维持国民经济的骨干企业和重要的生产部门，向垄断组织提供贷款和补助金，其中受惠较多的是联合钢铁公司的各大银行。1931年7月，德国发生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至13.63亿马克，整个金融系统濒于总崩溃的边缘。政府匆忙宣布为期两天的“银行休假日”，并向银行发放10亿马克的贷款，收购了全国私人银行70%的股份。

此外，政府还通过国家定货，强制卡特尔化等措施辅助垄断组织。1931年，政府拨出40亿马克以“东援”遭受困难的农业部门，结果95.8%落人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户之手。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大量开征新税，几度颁发减薪、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紧急法令。新增的税目大多由劳动人民承担。这些措施不仅减少了德国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进一步深化了危机，而且打击了中下层民众，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

在经济危机和布吕宁政府反危机措施的打击下，德国中下层民众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下降。由于政府以延长劳动日的办法降低工人工资，一个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由1929年40.2马克减少到1932年6月的22.1马克。1932年，德国约500万职员和公务员人均月薪只有150马克，70%的医生每月收入低于170马克。

工人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骤增。1929年，全国失业人数189.2万，占职工总人数的9.6%，1932年猛增到557.5万，占职工总人数的30.8%，其中1932年2月的失业人数达612.8万。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半失业者。而失业救济金微薄，1929年德国每个失业人中的救济金为每周6一10.5马克，由于布吕宁政府削减政府开支，1932年失业救济金大城市每人每月16.4马克，中等城市为14.36马克，小城市13.14马克。14%的失业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对现状也更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破产达几十万家。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艺工作者的失业人数有十万多，仅工程师和化学技师在1930年至1932年失业人数就增加了五倍。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经济地位素来比较稳定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没有不动产，完全依靠工资过活，全部的财产和希望都集中在银行储蓄上，在信用危机的打击下，积蓄荡然无存，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农民则受到日益增长的税收和高额押金的重压。从1928年到1932年，他们的债务增加了十亿马克。政府“援助东部”的四十亿马克救济金，95.8%落入大农户手中，农民只有破产一途。强迫拍卖土地的事件剧增，从1928年到1932年，被拍卖的农民土地达三十六万公顷。雇农的报酬也急剧下降。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下层民众的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在的现状。正如自由派事实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当时描述地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懑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热愿望”遍及整个德国。

同时，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国家强有力的保护，不论这个国家是实行民主共和国制还是独裁体制。由于德国的经济惨状与凡尔赛条约和战后赔偿直接相关，民众还强烈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使德国重新加人列强的行列。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则产阶级对内政外交的总方针的基本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道维斯计划实施后，德国获得美、英两国的大量援助，繁荣了经济，政治也比较稳定，因此资产阶级对一个能实行和平外交同战胜国合作，以民主政治调和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民主共和国政权是支持、拥护的。

但是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战胜国组织起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本位集团等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丧失全部殖民地的德国外贸量一落千丈。1929-1935年德国出口总额降低69.1%，进口总额降低70.8%。

此外，危机期间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激烈动荡。这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从整体来说希望找到一把双刃剑，对外能迅速调整国际秩序，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并进而夺取势力范围，对内能控制身怀不满情绪的中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但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处所的地位不同，对内政外交具体方针的要求相差甚远。一次大战结束以后，决定着德国经济政治生活的是量达垄断集团。一个由以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为主的垄断组织集团及有关的银行组成，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西门子电气公司财主卡尔·冯·西门子，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工业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等。

另一个集团由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组成，其首脑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钢大王基尔道夫、蒂森等人。前一个集团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且同国际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工业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接近西方，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把人民党和中央党作为其利益代表者，并利用社会民主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他们拥护魏玛共和国，不想作为冒险的尝试。后一集团是德国财政资本中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尔赛条约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上西里西亚等主要工业原料基地而受到较大损害，所以它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赔偿义务，要求立即着全面武装德国。这个集团中的蒂森和基尔道夫等，较早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

随着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不断巩固，以及纳粹当势力的不断壮大发展，希特勒开始踏上了攫取总理宝座的道路。在当时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在主要体现者是国防军，另一个体现为总统兴登堡—一个深受军官团崇敬的、传统贵族军官世家出身的老将军。

德国防军虽然标榜不参与政治，但一贯是德国军队上一支反对的保守力量。掌握国防军的军官团，50%出身于贵族军官世家，28%出身于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家庭，约20%出身于地主、商人和工人主家庭。在共和国、时期，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比例虽有所不下降，仍占22-24%，将军一级中占50%，他们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的势力一边，对于在德国11月革命中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持否定态度。

但是，面对当时高涨的左派革命力量，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避免内战”，“为国家服务”，维护陆军“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独特地位”，“有限度地参与政治”。

1918年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艾伯特与最高统帅部格雷纳将军之间达成一项秘密军事协议，双方“从维护国家、民族和民主的利益出发”赞同由德国军队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军队由此占到正在形成的共和国一边。开始了共和国与军队之间一种“强制性的并非稳固的合作”。

但是，军官团重的普遍情绪，仍然认为民主制的国家结构不符合德国的传统，表现出与共和国不妥协的态度。

不过，希特勒知道，纳粹党要夺取政权，迟早必须得到国防军的支持。因此，在1924年法庭对他审判时，他在最后发言中设法不得罪和不指责国防军。他重提过去曾提出过的与陆军联盟的意向；说德国机构中最强大和最具永久性的机构—陆军—没有卷进这一事件。

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垄断资本家会议，对希特勒夺取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是由垄断巨头蒂森主持。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反动纲领。希特勒根据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在内政方面提出要彻底取消德国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宣布民主是“愚蠢的统治”和“破坏的原则”。他说，纳粹党“已经作出坚定的决定，要彻底根除德国马克思主义，结束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向与会者保证，他将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改善经济状况”，即帮助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

希特勒提出的对外政策纲领是用武力来夺取政权，然后全面利用被奴役国家的工业、人力和物力，为德国统治阶级谋利益。希特勒对到会的资本家说：“如果我们要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我们就要运用整个民族积累起来的政治力量。所以现在大家争吵我们的军队是十万还是三十万，这都是无关痛痒，问题在于我们的军队至少是八百万。”八百万军队的建设和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说，那将意味着神话般的巨额利润。

所以，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心，博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在这一次会议上，垄断资本家们就纳粹党执掌政权的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从1932年1月起，希特勒及其党羽同德国有代表性的工业巨头进行了一系列会见和谈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叛卖政策，也为希特勒上台帮了大忙。由于他们的破坏，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致反动派曾提出兴登堡和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德国共产党当时曾提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

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国会议会，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人阴谋，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夺取政权。因此，越来越经常在街头闹事，同政敌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者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惨剧的。

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为纳粹运动制造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个名叫霍尔斯特·维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办事能干的组织者，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努力，因此他们的工作都要收他的监督。

他有着巴伐利亚人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有影响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但是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有可能带他这个奥地利来的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

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至于戈利格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由于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工人”这两字眼，曾支持社会党公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当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最后作为异端被希特勒驱逐出当。

希特勒身边五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区组织的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很为赏识。

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助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夺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做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确是完全相信的。

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异的思想，这对希特勒来说是颇有用处的。为了扩大宣传，他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进攻报》，戈培尔有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这对希特勒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五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当过坐探，因此希特勒一直很感激他。

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贰，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除了这五员大将外，在希特勒周围还聚集着一些诸如希姆莱、罗森堡、莱伊等一批乌七八糟的怪物。在共和国最后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首先，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他们为了帮助希特勒实现他的人生目标，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传统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结构，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纳粹德国的国家政权结构则是三权高度集中于领袖一身。从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魏玛共和国，过渡到希特勒个人独裁的领袖国家。

希特勒夺权以后，曾秘密地向军队作了保证，因此争取到许多高级军官倒向他的一边。1933年2月2日，即他就职后两天，他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的家中，向陆、海军高级将领讲了两个小时的话。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讯时透露了希特勒同军官团第一次会谈的大意。

他说，希特勒消除了高级将领们的疑虑，他还保证，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的这项主要任务。雷德尔海军上将承认，他对于建立一支海军的前景是极为高兴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元首打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

勃洛姆堡于1933年1月30日匆忙就任国防部长一职，也就消除了陆军方面要想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的任何打算。

为了要进一步鼓起军方领袖们的热情，希特勒在4月4日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3个月以后，在7月20日那天，他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开始从另外一个比较赞成的角度来看待纳粹革命了。

1933年3月23日，国会通过了《授权法》，使资产阶级国家传统的议会立法过渡到了“内阁立法”，不过当时纳粹党尚未在拥有立法权的内阁中占据多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特勒排挤甚至取缔其他政党，更替部长人选，设置新的部和增加任何不管部长，逐渐使内阁变成纳粹党的一统天下。

7月14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一天起，其他政党在组织上的结合或任何建立新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这样，在德国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希特勒党，一个实行最残酷的恐怖的党，一个最卑鄙的欺骗群众的法西斯党。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到3个月，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

纵横捭阖建立独裁

在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邦长受中央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法律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

这话并不错，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所有政党、团体都已经被消灭殆尽了。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4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1934年8月颁布《德国国家元首法》和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基本完成。虽说希特勒施展阴谋诡计，一个个打败自己的政敌，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成为德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但是，当193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希特勒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取得政权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对这个口号就不再感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

在目前，他还得巴结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混乱，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绝不允许有什么“第二次革命”。他在7月1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

纳粹德国举行内阁会议的频率越来越低。从1935年起，内阁例会被取消，仅在有事情的时候临时召集。这一年全年仅举行过12次内阁会议，1936年减至4次，1937年为6次。1938年2月4日，举行了纳粹德国时期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从此直至纳粹政权覆亡的7年多时间，没有再举行过内阁会议。至于内阁会议上的表决程序，则从希特勒就任总理时期便取消了。

▲希特勒检阅纳粹冲锋队

这样，通过在内阁中实行领袖原则，通过内阁成员的“纳粹党化”，通过改变希特勒与内阁成员的相互关系，《授权法》所确定的“内阁立法”就变成了“领袖立法”。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开始进行独揽大权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撤销内阁的军事部由他亲自接管军事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的职权。第二天，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大字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手中！”虽然这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秘密内阁会议，但是这一机构从未开过一次会议，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1939年8月30日，希特勒撤消了这个机构，代之以被称为战时内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它是1933年4月4日成立的德国国防会议的常设机构，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它在当年开过几次会，从1940年起不再举行会议。事实上希特勒从“分而治之”策略出发，坚持采取与内阁部长及各个部门头目单独联系的方式。部长们之间交换意见实际上是被禁止的。

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长期以来有着“地方自治”的古老传统，市长和统治镇长对参议会和乡镇负责，保持一定的地方自治权。1935年1月30日，纳粹政府颁布《乡镇法》，把国家一体化贯彻到基层政权组成，彻底废除地方自治的传统。

在消灭各邦地方自治，权的一体化过程中，纳粹当局还曾企图实行邦的“标准化”，即缩小各邦之间面积的差距。德国原来各面积相差十分悬殊。

1934年起逐步将普鲁士邦政府的重要部门—如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劳工部等并人中央政府相关的部，实际上取消了普鲁士邦一级的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原普鲁士邦的各省。这样，由纳粹党大区领袖担任省长的普罗士各省，实际上与其他同样由大区领袖担任总督的各小邦处于同等地位。

到1935年底，随着德国国内一体化的基本完成，希特勒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扩张，于是下令暂时搁置有关宪法和领土改革的事物。

希特勒图谋世界的蓝图是，要征服欧洲，必先征服德国。一旦他消灭了国内的反对者以后，他马上就转到一直使他感兴趣的外交事务方面了。

现在希特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宣传裁军与和平的方法来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同时睁大眼睛寻找他们集体甲胄中的弱点。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是欺骗宣传的杰作，它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使他们团结在他的周围，而且在国外造成了一个使人有好感的印象。

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刚刚向四十四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动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国在裁军与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希特勒很快地响应了美国总统的呼吁，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希特勒说，他的政府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表示热烈的欢迎，德国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也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和有武装的国家也这样做的话。他还强调，德国不想进攻别国，只想谋求安全，愿意同任何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德国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从这个性格暴躁的纳粹独裁者口中说出来的，竟不是如许多人所预料的蛮横威胁，而是甜言蜜语，全世界都给迷住了。而在国会中，甚至那些还没有被投入狱中或自行逃亡的议员，也没有表示异议，都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使得国会能够一致地予以通过。

1933年春季，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更糟了。第三帝国在外交上空前孤立，军事上软弱无力。整个世界对于纳粹的暴行，特别是迫害犹太人感到憎恶。德国的邻邦，特别是法国和波兰，态度是敌对的和多疑的。

早在1933年3月，波兰在但泽举行了一次军事示威之后，毕苏斯基元帅向法国人表示最好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甚至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上台执政，事实上也并不热心，尽管在表面上他装出欢迎第二个法西斯国家出现的姿态。一个潜力上大大强于意大利的国家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墨索里尼这位领袖黯然失色。

一个狂热的泛日耳曼德国，对奥地利和巴尔干各国都有野心，而在这些地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也已经提出过他的领土要求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支持共和，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这样，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国的确是孤立无友、失道寡助的。而且，它又没有武装，或者说，同它的高度武装的邻邦对比之下，是不堪匹敌的。

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当前战略和策略，是由德国的软弱和孤立处境这个严酷现实所决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处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数德国人最强烈希望的自然目标：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况下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不致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重新武装。

只有在他完成了这双重的短期目标以后，他才有军事力量，才能毫无牵制地实现既定的长期外交目的，而它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十分露骨和十分详尽地规定了的。

在德国军官团的心目中，波兰是比法国更为可恨和更受鄙视的敌人。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缔造者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用一条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隔绝，成立但泽自由市和把波兹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割让部分的居民虽然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自从瓜分波兰以来一直是德国的领土。

在共和国时期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愿意把波兰的占领看成是永久不变的事情。当时的总理施特莱斯曼甚至不愿考虑同波兰签订东方洛迦诺条约来补充同西方签订的洛迦诺条约1925年to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同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

条约主要规定：德、法、比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实行非军事化的协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争端等。条约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欧洲的和平”，实际上是英法企图固定战后德国西部边界，把德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

但希特勒上台后，于1936年3月7日首先向莱茵区进军，并于1939年4月28日首先宣布废除该条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国防军之父和共和国初期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将军，早在1922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他又说，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波兰灭亡以后，凡尔赛和约的最坚强支柱之一法国的霸权也将完蛋”。

希特勒看到，在灭亡波兰之前，必须先使它脱离同法国的联盟。他现在所采取的方针，除了最后的长远利益以外，还可以取得眼前利益。由于宣布放弃用武力来对付波兰，他就能够加强他的和平宣传，并且减轻由于他突然退出日内瓦会议而在西欧和东欧所造成的疑虑。由于诱使波兰人同他进行直接谈判，他就能绕过国联并且削弱它的权威。这样也就能够破坏法国在东欧的联盟关系，而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波兰是个重要的堡垒。

1934年1月2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执政一周年纪念日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前四天，德国和波兰宣布了签订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一天起，波兰开始逐步脱离自从1919年复国以来的保护人—法国，而越来越接近纳粹德国。这是一条导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

当希特勒在1934年1月30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回顾过去一年的情况时，他可以自豪地说，这是在德国历史上获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十二个月之内，他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和国的民主，消灭了一切其他党派，只留下纳粹党，摧毁了邦政府和它们的议会，统一了德国，取消了联邦制，消除了工会，取缔了任何民主结社，把犹太人驱逐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在纳粹党统治下，使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体化”。在外交事务上，他使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宣布德国坚持享有大国平等待遇，得到德国大多数人的持。

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备力量，希特勒在建立独裁专政的同时，开始全力抓经济。希特勒在头几年中所以能获得成功，其基础不仅在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不流血的战争和胜利，而且在于德国的经济恢复。这种经济恢复，党内人士甚至某些国外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确是个奇迹。经济大危机期间，希特勒利用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争取下层人民支持以夺取政权的需要出发，曾制定过纳粹党的经济纲领。1931年初，希特勒下令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全国领导机构中设立奥托·瓦格纳主持的经济政策处和由迪特里希·克拉格斯主持经济学科处。

至于希特勒本人，他事实上对经济问题既不感兴趣，有一窍不通。希特勒重视的只是权力意志。在他的头脑中，政治的权衡始终占绝对的优先地位，经济只不过是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许多手段之一。

在经济危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常常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利用纳粹党内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群体，提出和宣传不同的经济主张，连丰克也承认：“党的领导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下面这两点却是始终十分明确的：

第一，希特勒绝对维护“经济私有制度”。他曾在同大工业巨头的会晤中几次强调，“经济生活的建立是根据成就、人格价值的感念以及人格的权利，因而证明私有财产时有正当理由的。”

1930年5月，当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要求工业国有化时，希特勒斥责“这会使德国的经济毁灭”。他强调：“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展至顶点，这一次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当施特拉瑟问他，如果他当政，他将怎样对待克虏伯家族时，希特勒立刻回答道：“当然，我应当不力口干涉。你认为我该发疯以至于毁灭德国的经济吗：只有当人们不能为了民族利益行事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国家才可以进行干预。”

第二，希特勒强调，“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在德国，往往是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而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德国必须“攫取新的土地，避开一切世界工业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这就是希特勒的“经济思想”。

希特勒当政最初几年的经济，同沙赫特的名字密切关联。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的第三天，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纳粹政府将实行“伟大的”四年计划；在四年内“彻底克服失业”，“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农民。”希特勒强调：“政府保证避免一切可能危及通货的尝试”，“不靠由国家组织的经济官僚机构的间接方法保护德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而是依靠私人创造力量最大限度的推动依靠承认财产所有权。”

他说：“胜利的原则在于对企业的组织和引导以及从赔款和不可能履行的债务与利息义务中解脱出来。”这就确立了以克服失业、控制通货、保护私有制、依靠垄断资本恢复经济，同时调整经济关系与领导权力。摆脱凡尔赛体系重压，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的目标与原则。

国家兴办公共工程和扩军备战，需要大量的资金。筹集大量的资金，通常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增税；增发货币；借债。第一种不仅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以至于反抗，而且会直接削弱本来已经不足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就业的好处将被抵消。第二种途径必然直接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这是德国之大忌。

为了使第三帝国在进行战争方面做好准备，得到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沙赫特把他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他操纵通货的神通至广大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然有237种不同的价值。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换。

而且使正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用事实表明：你欠一个国家的钱愈多，你同他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为一个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操作圣手的杰作。

从总体而言，沙赫特时代纳粹德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借助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机制，以消除失业，克服经济危机，摆脱凡尔赛体系为主，同时为向战争经济过渡作准备的经济体制。

沙赫特更多地依靠极权国家强力控制，实行“松财政，紧货币”、“低工资、低消费”和逐步向战争经济过渡，社会有效需求内部结构倾斜于重工业。

在1936年9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为经济独裁者，虽然他对经济几乎像希特勒一样无知。在他的铁腕下，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德国转入了总体战争经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能自给自足，这样战时的封锁就不会使它窒息。进口减到最低限度，物价和工资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红利限定不得超出6%，设立了巨大的工厂，制造人造橡胶、人造织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国自己的原料制成的其他产品，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从本国的低级铁矿中炼出钢来。

总之，德国的经济为战争而动员起来，企业家们虽然利润激增，却变成了战争机器中年齿轮，他们的工作受到了限制，需要填写大量表单，以至于在1937年继任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和在1939年又继任沙赫特为国家银行总裁的丰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同官方的通讯，现在占了一个德国制造商的全部商业通讯的一半以上，”“德国的出口贸易每天有四万笔交易；然而每一笔交易要填写多到四十种不同的表单。”

虽然企业家们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但是获得的利润却很大。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重工业的利润，从兴旺年份1926年的2%增加到最后一个和平年份1938年的6.5%、即使法律超过这个比例的数额就得在政府公债—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

实际上，大多数公司把未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50亿马克。而这一年的各储蓄银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

希特勒在重工业纳入战争轨道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作为后盾的农业。多年来，纳粹党一直在为取得农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变更”的党纲第十七条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将进行“土地改革，颁布无偿没收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机。”

像这个党纲的其他大部分项目一样，向农民提出的这些诺言也没有实现，只有最后一点防止土地投机除外。

在1933年9月29日，农场继承法是一种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一百二十五公顷的足以使一个家庭衣食温饱的田地，一概被宣称为受到古代限定继承法约束的世袭地产。这些土地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是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收。

农民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德国粮食局的严格管理。这是根据1933年9月13日的一项法律而设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对农业生产、销售和加工处理的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权管理。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使农民获得稳定而有利的价格和使德国粮食自足。

粮食自足，这是纳粹领袖认为必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在策划战争。但是这个目标永远没有达到，而且把德国这块土地的质量和数量跟它的人口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尽管纳粹党在大肆宣传“生产战斗”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这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达到83%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国领土后，德国人才有足够的粮食来使他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撑得那么久。

惨绝人寰迫害犹太人

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

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

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希特勒上台后，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立即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反犹太人的暴行。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界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给德国主子做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苏联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

他们的发达工业的设备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头目们认为，欧洲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纳粹德国1938年宣传漫画‘犹太人正控制世界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到1939年战争爆发；第二阶段从1939年到决定“最后解决的1941年”；第三阶段从1941年到1945年，在这一阶段中，德国人在所有的占领区开始消灭犹太人。

1933年4月，德国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公务员法》，要求下属政府部门把“非雅利安人”清除出去。11日，又规定了判定非雅利安人的标准：凡是父母或者父母中的一人为犹太人者都属于非雅利安人。这个法令首次在德国人中划分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一笔勾销了犹太人数百年来的努力和德国社会融合的成果。

同一天，政府还颁布了禁止犹太人从事法律行业的法令。它规定了德国法庭不得录用非雅利安人血统的律师，不准犹太律师出庭为当事人辩护。

随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一批禁止犹太人做法庭推事、陪审员和商业法庭法官的法令，使得四千多名犹太律师丢掉了饭碗。

4月22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使得犹太人无法继续从事医疗工作。政府在全国卫生保健计划中规定，凡是在犹太人的诊所里看过病的职工医疗费一律不予报销。采取这一项措施后，全国大约有一万多犹太医生、护士一夜间成了半失业者。4月25日，政府又制定了《防止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它规定，犹太学生在高中生中的比例不能超过5%的地区这一比例才能适当地放宽。

▲德国纳粹军队迫害犹太人

到了1936年，德国小学开始拒绝招收犹太学生。而在各中、小学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个胸前缀有犹太徽章的学生被纳粹教师叫到黑板前低着头站着，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大大的圆圈，上面写着：“犹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谨防犹太人！”

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

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人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

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首先，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

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从1934年起，施特莱特尔又发起了一场“无犹村”的运动，2月，暴徒们在波米兰尼精致的阿森瓦德村进行了清犹运动。

几车冲锋队员冲进村子，用石头猛砸犹太人住房、店铺和犹太会堂的门窗，然后冲进屋子里开始疯狂的打砸抢，直到把全村的犹太人统统逼走为止。

3月，施特莱特尔的贴身保镖库尔特·拜尔领着一帮人到贡泽豪森里逞凶。该村子里面有十九户犹太人，他扯着半醉的沙哑嗓门在街头狂呼乱叫，命令犹太人自己滚出来，接着又开始亲自下到地窖地里把躲在里面的人一一拖出来。一位不愿意走的妇女被他揪着头发从村子东头拖到了西头。

那天夜里，拳打脚踢声、鞭子抽打声、暴徒的叫骂声和犹太人的惨叫声一夜没有停止过。到了第二天早上，惨叫声沉寂了，贡泽豪森村的村民发现犹太人都已经跑光了，这个村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无犹村”。

但是后来发现还有两个犹太人没跑，他们实在跑不动了。一个是74岁的犹太老头罗森菲尔德，他被冲锋队员用刀来了个大开膛，肠子流了一地，另一个是31岁的罗森劳，他被人吊死在苹果园的篱笆墙上。

1934年5月26日，一家纳粹报纸欣喜若狂地报道了施特莱特尔的战绩，它在描述施特莱特尔在自己领地法兰科尼亚省赫尔斯布鲁克地区的业绩时说：“星期四下午五点一刻，当最后一个犹太人离开赫尔斯布鲁克地区时，那里庄严地升起了纳粹党的旗帜。现在赫尔斯布鲁克地区的犹太人已经被肃清了，人们怀着自豪满意的心情证实了这一事实，我们确信其他地区也会迎头赶上的，整个法兰科尼亚省离清除犹太人的日子不远了，整个德国找不到一个犹太人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1935年9月15日，由纳粹头子希特勒主持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两部反犹法，一部是《帝国公民身份法》，另一部是《保护日耳曼血统及德国荣誉法》。这两部法就构成了反犹的基本法，人们称之为纳粹的纽伦堡法。

《帝国公民身份法》是核心，它的宗旨是否定德国犹太人是德国公民，由此也就是取消了宪法中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保护。这个法还在血统上做文章。

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及后来的一些反犹法令都是从血统上人手，但对犹太人是不是德国人这一点表述不够清楚。但这个法则表达得非常清楚，它强调：“德国公民必须是具有日耳曼或属于日耳曼血统的国民，或者从其行为中表现出确实愿意并适合为德国人民和德国服务”这样一来，德国犹太人就不再是德国公民了。

▲德国纳粹军队迫害犹太人

《血统法》的宗旨是划定犹太人的贱民地位，使他们成为德国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它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者日耳曼血统的公民结婚或者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佣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或者日耳曼血统的女仆；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的颜色及其他规定的颜色，等等。

这个法是针对犹太人所谓的“性罪行”制定的，以此来确保雅利安人的高贵血统不被犹太人的玷污，这是希特勒最关心的问题。这个法刚刚出笼就有人触了霉头。

10月20日，一个犹太人医生因违反此法被关进了集中营。他叫汉斯·赛里尔曼，在一次抢救病人的医治中他用自己的血给病人输了血，当局指控他犯了有意进行“种族混杂”的罪行。

在随后的几年中，尤其是在1938年，纳粹政权又根据需要先后制定了十三个补充法令来完善该法律。比如，1937年11月16日，普鲁士州内政部密令下属不得再给犹太人发放护照，也不得准许犹太人改名字。

1938年5月17日，德国进行人口普查，纳粹官员决定把《纽伦堡法》的种族歧视精神贯彻进去。8月17日的一则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带上犹太特征—男人名字前面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前面要加上“萨拉”。

10月5日，根据瑞士外交部的要求，又规定犹太人护照第一页上必须盖上红色大写字母“J”，以便人们对他们的身份一目了然，11月15日，禁止犹太儿童到德国小学就读。1939年1月1日规定，凡是十五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随身携带特别身份证。

光这样还不够，施特莱特尔之流继续狠毒地把犹太人往死路上逼，他们一方面在犹太店铺上钉上“犹太人”、“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人的咖啡店”的牌子，提醒人们不要在里面买东西。另一方面则指使纳粹党徒在德国人开的副食杂货店、肉铺、面包房和牛奶站门上钉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使散居的犹太人为孩子买点儿牛奶都很困难。

对那些不听招呼的德国公民也有一定的“教育”手段，那就是在他们脖子上挂上牌子站在犹太商店门前示众，牌子上写着“我是雅利安人中的败类，我在犹太商店里买了东西”！

在整个社会已经弥漫着反犹气氛的情况下，药房不把药卖给犹太人，旅馆也不让犹太人住宿，到处都竖立着“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人此地安全自负”的侮辱性招牌。

在公路容易出事的地段，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警示牌：“急转弯！减速小心驾驶！犹太人此处的速度为每小时120英里！”

纳粹暴徒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味，又于1938年6月9日焚烧了有数百年历史的慕尼黑犹太会堂，接着施特莱特尔又带人在当年8月10日烧毁了纽伦堡犹太会堂。

在巴登地区的犹太会堂内，党卫队员强迫来礼拜的犹太人全体脱帽立正，跟着他们高唱纳粹战歌和行纳粹式伸手礼，然后强迫犹太人朗诵：“确实如此，我们是肮脏的、令人作呕的犹太人。”

1938年秋纳粹当局开始大规模掠夺犹太人的资产。这种先制造恐怖后趁火打劫的做法与历史上如出一辙。当然在这之前纳粹当局已经急不可耐地动手了。早在1936年9月7日，政府就颁布令犹太人另外征收25%的财产税。

1938年4月到12月间，戈林让手下人搞出一系列的反犹经济法令，其中4月26日内政部颁布的《犹太人财产申报令》规定，凡是价值两千美元的东西，犹太人都得申报，即使珠宝字画也不例外。

而且规定，犹太人必须以“合理的价格”把60一75%的财产卖给德国人。与此同时，当局在广播报刊上号召德国人不要高价购买犹太人的资产。此令一出，整个德国和奥地利立刻变成了一个抢购犹太人财产的减价商店，犹太业主最后能拿到财产价值一半的钱已经算是万幸了。

1938年10月14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声称要修订有关法律，限制犹太人在工商业中的规模。这个法还没有出笼，措施就现出来了。

10月中旬，所有犹太影院的老板都接到通告，命令他们在两个月之内把电影院卖给雅利安血统的德国人。当然一般德国人老百姓捡不着这个便宜，有专门的纳粹机构掌管此事，许多豪华影院在“没有”买主的情况下以不值一辆汽车的价钱落到当局手中。

同期电影厂的两千多名犹太制片人也接到通知，收缴了他们的营业执照。11月12日当局通过法令，开始堂而皇之地“收购”犹太人零售商店。

12月3日又通过能使其魔爪伸向犹太人大企业的法令，著名犹太富豪罗斯柴尔德被迫把一座巨型钢铁厂“交”了出去。据粗略统计，最后支付给犹太人的“收购金”仅为七十亿马克。

至此，犹太人除了身上携带的少量细软和保留一些房产外，可以说是一文不名了。

纳粹党徒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专门执行屠杀任务的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这支部队是1939年根据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指示组建的。它最初的任务是在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押送到艾希曼在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设立的犹太隔离区，其残暴行为当时就引起过一些德军将领的非议。

德军攻人苏联后，它的任务改为杀人，尾随着野战部队展开肃清“敌对分子”的行动。为掩人耳目，下达的命令是叫他们“清算”苏军政治委员和敌对犹太人。但谁都知道战俘中的苏军政委人数很有限，用不着专设一支部队去执行这种任务，因此他们真正要清算的对象是人数众多的犹太人。

苏德战线拉得很长，要杀的苏联犹太人又多，特别行动队颇感人手不足。于是这支部队便被扩大为A、B、C、D四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从五百人到一千人不等，成员由挑选出来的德国党卫队员、武装警察、风纪警察以及当地招募的帮凶组成。

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达成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犹太居民的一部分任务。据战后活动在乌克兰南端地区的一个名叫奥仑道夫的特别行动队长供认：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集体被枪决。

纳粹德国经济部外贸专家、中央保安总局第三处处长奥托·奥伦道夫，曾被临时抽调出担任过一年D支队的队长，把在纽伦堡审讯时说明了这支部队的使命。他告诉盟军检察官，所谓“清算”就是“杀死”的意思，他还供认他的支队一年中就干掉了九万犹太人，其中包括儿童。

这位眉清目秀的知识分子在谈起过去的业绩时显得很轻松，似乎并没有感到良心上受到了什么谴责。他还坦然地告诉检察官们，他接到的命令就是消灭所有落到手中的犹太人。

策划慕尼黑阴谋

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凯特尔、罗森堡、鲍曼和拉麦斯到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开会，再次说明他对新征服区的计划。

这位纳粹元首恶狠狠地说：“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的任务，即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切开这块蛋糕，以便能够：第一，统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当时，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还不到一个月，但从德国的初期胜利中已明显看出，很大一块苏联领土即将沦入德国人手中。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清楚表明，德国要从俄国和东欧取得广大的“生存空间”，现在这个目标终于即将达到了。他命令纳粹匪徒们疯狂掠夺和攫取被占领国家的一切资源，为其雄心勃勃的侵略计划服务。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这就是希特勒所大肆宣扬的欧洲“新秩序”。其实，利迪斯的情况还不是最典型的，它只不过是纳粹占领区千千万万个受难村庄的缩影罢了。对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罪恶的“新秩序”，为时不久就被苏联红军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铁拳摧毁了。从1943年起，苏联红军开始转入反攻，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在逐步走向联合。

希特勒软硬兼施，叫嚣以战争从地图上抹掉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政府张皇失措，也使张伯伦心惊胆战。张伯伦给希特勒发了一份急电：

“鉴于目前形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见我，并请赐告会面的地方。盼尽早赐复为谢。”

希特勒看到张伯伦拍来的电报，高兴得手舞足蹈，并大声叫道：“我的天啊！”那位掌握在大英帝国命运，年近古稀且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老人竟不怕坐七个小时的长途飞机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不自禁。

希特勒所以对张伯伦如此了解并不是偶然的，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张伯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1937年5月上台执政。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是大军火制造商的董事，死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而且是一个“软骨病”患者，尤其害怕战争。

▲希特勒（右）和张伯伦（左）

他一上台就全面推行绥靖政策，姑息侵略。这正好适合法西斯国家的愿望和需要。德驻英大使写道：

“张伯伦政府是战后英国历届内阁中第一个把谋求对德妥协作为自己政纲中最重大事项的政府。”张伯伦刚上台不久，同年11月中，就派遣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去德国拜见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希特勒答应在六年内不会认真提出归还殖民地的问题，哈里法克斯则表示：

不反对德国在中欧扩张，但德国必须避免公开使用武力。他还恭维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暗示德国可向东欧方向进军。

1938年9月14日晚上，伦敦和柏林同时宣布，英国首相张伯伦第二天将飞往德国，会见德国元首希特勒。这一消息使世界上很多害怕战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停战以来，再过几周就是二十年了，很少有人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遮天蔽日的轰炸机就会把整个城市炸成废墟”。

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飞机场着陆的，尽管下着小雨，但是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旁边，依然占满了人。他们的热情洋溢，不停地高呼“万岁”，还抬臂敬礼。张伯伦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三个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

在路上，他看到一列列载满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地从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彬彬有礼地等待他的贵宾，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架子。

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之行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多方面的建议”，希特勒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张伯伦一到，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照例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千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希特勒说，他今年四十九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领导德国度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

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张伯伦简直无法插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伦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接着，希特勒提出了他的建议：“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

奇怪的是，张伯伦并未因此而感到震惊，相反，他表示，他个人可以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但在没有同法国政府和伦西曼勋爵协商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发表这种声明。并且，他希望回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想法，并取得政府的批准。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谈以前，他不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候，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一股劲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9月16日，张伯伦回到伦敦，当晚，他就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让阁员们了解希特勒的要求，并电召伦西曼勋爵从布拉格回伦敦提出他的意见。令人吃惊的是，对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伦西曼勋爵更为干脆。

他主张把主要由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立即移交德国，并必须以合法的手段制止各政党和个人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为的任何批评，同时要剥夺捷克斯洛伐克“侵略”各个邻邦的能力。尽管伦西曼勋爵的建议荒谬不已，但是它却加强了张伯伦准备满足希特勒要求的想法。

9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借以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9月18日这一天，正当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就向他的五个军团，共计三十六个师下达了行动时间表。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他对匈牙利和波兰不断施加压力，要它们参加趁火打劫的分赃勾当。9月20日，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希特勒说，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

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第二，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不作任何保证。从希特勒向匈牙利人说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

9月21日凌晨，英法两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第一个最后的通牒，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必须“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英法建议，否则，英国和法国将不再关注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

捷克斯洛伐克的自卫抗德计划乃是假定在西方有与法国的结盟，在东方也可说有与俄国的结盟，如果同时遭到匈牙利的攻击，则也有与小协约国的更早的联盟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总参谋部他们可以顶住德国人3个月到6个月，必要时甚至还可以顶住匈牙利人，这样便能争得时间让俄国支援部队取道罗马尼亚及时到达，让法国进攻莱茵兰。

但严酷的事实表明，英法两国在绥靖政权的主导下，为了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不惜牺牲一切，当然也包括法捷两国的联盟关系。同时，由于英法的背信弃义，苏联假道罗马尼亚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德国真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只能是孤军奋战。

9月21日下午，无可奈何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布公告决定接受英法建议。希特勒一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紧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为更有力地打击捷克斯洛伐克，报复贝奈斯总统，希特勒不断地对波兰和匈牙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趁火打劫，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德国、波兰、匈牙利三国屯兵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战争一触即发。显然，对于整个欧洲来说，9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为了“避免战祸”，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

在赫斯顿机场登机前，张伯伦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实现欧洲和平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当张伯伦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只是当地要员，希特勒照旧没有露面，但德国人还是为张伯伦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后者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9月22日下午在莱茵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表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会谈开始后，这次先由张伯伦发言。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

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关于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的建议。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希特勒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

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在场的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

“是的。”张伯伦微笑着回答。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涨得通红。不过显然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涨价。

张伯伦所惋惜、着急的只是，他牺牲捷克人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

为了做到这一点，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的正直人士指责为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希特勒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最迟要在9月28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

这样，张伯伦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来因河彼岸去考虑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商量以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克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显然，德国的独裁者并不愿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把捷克人撤退的期限推迟在10月1日。希特勒卖乖地说：“张伯伦先生，买你的面子，我愿意在日期上作一个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可以同意规定10月1日为撤离期限。”说着，他拿起笔来，在备忘录上把日期改了一下。

希特勒还表白说，如果他用武力，那么，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取得的土地和他现在提议割让的地区就完全不一样了。张伯伦随即表示，他准备将德国备忘录转交捷克政府。第二天上午，希特勒和张伯伦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分手告别。在分手之前，他们两人又单独会谈了一会儿。

希特勒说，就他而言，苏台德问题是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他还说到德英的密切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合作，说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又耍起他的老一套来了。“我们两国没有必要产生分歧”，希特勒说，“我们不会干预你们在欧洲之外的利益，而你们让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由行动，也无损于你们。当然，到一定时候，殖民地问题也得解决，现在不急，况且也决不会因这个问题而打仗。”

然而就是这一点，对英国首相来说，也似乎颇有作用。他对希特勒的“开恩”十分领情，并表示愿向有关方面转达。最后，张伯伦真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由于过去几天的会谈，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

希特勒感谢张伯伦这一番话，并告诉他，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再次保证捷克问题是他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攫取领土的声明，看来对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她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做这番表示时“怀有极大的诚意”。

9月24日，张伯伦满脸高兴地回到了伦敦，就马上设法做他曾告诉希特勒他不会做的事情：说服英国内阁接受希特勒的新要求。但是这一次，张伯伦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希特勒的保证，提议立即实行总动员。外相哈利克斯也对希特勒的保证持怀疑态度。

英国人民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也方兴未艾。法国政府也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于24日下令部分动员。同时，捷克大使扬·乌萨里克代表捷克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认为备忘录实际上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项权利，并指出：“我们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

这于这些，张伯伦十分着急，而希特勒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尽管希特勒狂妄地叫嚣要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并已经做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但柏林的老百姓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同时，欧洲各国对此的反应也是希特勒不安。

从布达斯来的消息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他进攻捷克的话，他们就将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战争就会扩大到巴尔干，而这却是希特勒不愿意看到的。

巴黎的消息更为严重，那里的德军武官来的电报说，法国的部分动员几乎不亚于总动员，因此估计，到下令动员后的第六天，第一批65个师就可以在德国边境部署完毕，而且，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这时希特勒又想起了张伯伦，写信要他继续努力，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刻恢复“理智”。

9月27日，这位英国首相给贝奈斯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如果明天（9月28日）下午2点，捷克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

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放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国。”

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

他讲道，“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当晚10点30分，希特勒要张伯伦“继续努力”的信到了，这正是张伯伦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

“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此外，张伯伦还给墨索里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并让他敦促希特勒接受这一建议。

法国准备在慕尼黑会议上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苏台德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这时也积极协助张伯伦策划慕尼黑阴谋。9月24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报告说，英国驻德大使对英国国内反张伯伦势力的发展十分不安，并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张伯伦的倒台就意味着战争。

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张伯伦，以巩固他的地位。美国驻英和驻法大使也向本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美国总统为了搭救张伯伦、达拉第，于9月26日发给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国务卿赫尔则给张伯伦和达拉第发出两封同样的信，呼吁他们继续谈判，以便“和平地、公正地和建设性地解决争论的问题”。

9月27日，美国总统又给墨索里尼一封秘密信件，请他“帮助继续努力，以求用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就争论问题达成协议，而不要诉诸武力。”当晚，罗斯福又单独给希特勒去信，建议在欧洲某一中立地区立即举行会议，由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直接有关的各国参加。这个建议说：“继续谈判仍然是唯一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眼前的问题可以在持久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终于粉墨登场。9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他曾经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里的阴暗住室里开始其卑鄙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经遭到啤酒馆政变惨败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会谈12点45分在科尼希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进行。参加这次会谈的有：

阿道夫·希特勒（德国元首兼总理）

约阿希母·冯·里宾特洛甫（德国外交部长）

尼维尔·张伯伦（英国首相）

霍拉斯·威尔逊（英国首席工业顾问兼张伯伦私人顾问）

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领袖兼首相）

加里亚佐·齐亚诺（意大利外交大臣）

爱德华·达拉第（法国总理）

亚力克西斯·来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

保罗·奥托·施密特（德国外交部正式翻译）

张伯伦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最后，张伯伦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

在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来了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驻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隔壁一个房间里。直到晚上十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英国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

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就走了。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捷克人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讲得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凌晨1时30分，一份与会者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台上，希特勒第一个在上面签了字。

凌晨2时15分，捷克代表马斯特尼和马萨里克被带进了举行会议的大厅。对捷克的判决马上就要宣布，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法国人显然十分紧张，还竭力想在法庭面前保持法国的威信。

张伯伦长篇大论，介绍了协定的内容，达拉第便把协定的文本交给了马斯特尼博士，并要求捷克政府遵照协定的内容执行。捷克斯洛伐克终于被自己的盟友法国和英国出卖了。

上午，贝奈斯总统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和军界的领袖们会商捷克的前途。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12点50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世界提出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5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几乎与此同时，张伯伦正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里同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并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和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出乎张伯伦的意料，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这使张伯伦大为高兴，并对希特勒表示热烈感谢，再三强调他预料这文件将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事实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这次会议中商量好，一旦时刻一到，他们将并肩对英国作战。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出乎张伯伦的意料。

然而，当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一纸空文而欢呼雀跃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慕尼黑会议的最大赢家是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得到了他在戈德斯堡所要求的一切，而“国际委员会”又在他的威胁之下拱手奉上更多的东西。

1938年11月20日的最后解决，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给德国2.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住着28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80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之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它们构成了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除外。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10月5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各分得了一块土地。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第三帝国元首的鼻息下苟延残喘而已。

希特勒不费一枪一炮征服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给第三帝国平添了1000万人口和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为德国称霸欧洲打开了方便之门。希特勒也因此丰功伟绩而威望大增，将德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