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构建

《新青年》的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如果说近代学人梁启超、王国维首先吹响了中国文学迈向现代化的进攻号角的话，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的《新青年》，则使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探讨和落实。假如说《新青年》影响和规划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不同阶段上所出现的思想潮流、创作格局和运作模式，都可以从《新青年》那里找到踪影和迹象。因此，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新青年》是一个绕不开的文学事件。《新青年》是如何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话语体系，进而影响和预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走势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下面拟从这一角度切入来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

读者群的想象与建构

晚清大众传媒是异常发达的，创办报纸和杂志成为当时文化人借以传播新思想、普及新文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和途径。根据陈万雄先生考证，仅在清末最后约十年时间里，出现的白话文报纸和杂志（主要是报纸）就约有140种，其中在安徽办的报刊有30多份，这些数字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报纸和杂志中，许多都有自己的办报或办刊宗旨。例如，1901年10月21日创办的《苏州白话报》，就声称自己以“开通人家的智识”为宗旨；1903年4月6日创刊的《童子世界》月刊，则把宗旨定位为“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其文字多合于童子程度，妇孺皆可卒读”^[1]。纵观晚清的报刊，把读者群锁定在妇孺儿童的不乏其例，这是报业人员宣传革命、启牖民智的思想所决定的，但把读者群圈定为青年的却不多见。直到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即《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年杂志社告》，才把杂志的读者群明确定位在青年上。《青年杂志社告》全文如下：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与此前的报刊相比，《新青年》虽然“宣传革命、开启民智”的办刊意图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把青年确立为自己的读者群，为青年办，为青年写，让青年参与，与青年对话，这就与此前的其他报纸和杂志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此前的读者群体锁定为妇孺儿童，实际上显示了晚清文化人作为知识占有者话语权上的某种优越性，希望借自己的知识优势来提拔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不免显明报业人员充任人生导师的一种心态。《新青年》把自己的读者对象选定为青年，恰当地体现了刊物应时运而生、领时代风潮的思想意义。从年龄层次来说，青年是最富活力的一个阶层，抓住这个特定的读者群，也就意味着抓住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宣传的时效来看，青年人敢作敢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并能用所接受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实践，将其转化为从事革命的现实力量。分析上面的《青年杂志社告》，我们不难觉察，除第四条没有涉及青年外，其余几条都强调刊物与青年之间的密切联系：或与青年“商榷”修身治国之道理，或启发青年关心各国事情以养成世界之胸怀，或号召青年主动提出人生疑难、阐发行世之理等。“商榷”“可备攻错”“庶可”等词语的选用，意在尽量弱化刊物面对青年可能出现的话语霸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刊物的亲切感和吸引力。

杂志以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开篇，直赞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然而此青年非彼青年，陈独秀眼中的“青年”是世界型的和未来型的，而非当时“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或者“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的现实形态。陈独秀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新”的青年应该具备六种品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在这六条品格中，“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两条是后来《新青年》极力鼓吹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关键词的初次亮相；其他四条则分别贯串了进化论、参与意识、世界眼光和实用主义等社会规律与人生准则。《敬告青年》一文，可以看作五四时期指导青年思想和行动的一个总纲领、总信条，其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精神之间异常紧密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时隔不到一年，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做了陈述，呼吁青年们勇敢承担起振兴国家、民族的重责。这篇文章洋洋万余言，写得汪洋恣肆，充满了青春的激情。用青年人的情感方式和言说方式来表达思想，从而引起青年人极大的阅读兴趣，这是李大钊该文的特征，也代表了《新青年》的一种典型的书写策略。在文中，李大钊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国家和民族分为“白首的”与“青春的”两种类型，“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而观览吾国形势，不能不感叹：“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这样，青年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异常沉重。“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在文章最后，作者号召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激励的话语里散发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壮志豪情，对于热血青年来说，是极富煽动性和诱惑力的。^[3]

自《新青年》1915年创刊以来，刊物同仁以青年作为想象的读者，把为青年写和写青年当成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一直取与青年探讨、商榷之姿态，没有在刊物中明确以“青年”自居。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新青年》感觉自己已经收服了大量的青年读者群，自然行文处处显露出同青年心气相和、融为一体的倾向来。如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1号《新青年》就刊出了一则充满战斗激情的《本志宣言》，以青年代言人的口吻，借向社会各界“明白宣布”“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之机，书写时代青年的心声。这篇宣言气势恢宏，如入江之水，涛声鼎沸。以“我们”为人称，表达在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观念。“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云云，表现的是《新青年》充当青年喉舌的自然和自信。自此可见，在《新青年》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青年人作为刊物的读者群，已经由最初的假想变为了确切的真实。占领青年这一特殊的读者市场，使《新青年》的思想在以后的时空中不断蔓延开来，以至成为今天乃至往后人们回眸那段历史时不能不视之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这是《新青年》杂志比其他刊物更为高妙的地方。

关键词的意义赋予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的复兴期，现代社会的不少核心词汇，其蕴含的文化意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新青年》等杂志赋予的，分析这些核心词汇有助于我们弄清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些核心词汇中的主干部分如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以及民主、自由等，许多已被研究者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释，此处不再重复。但有另一组词汇，它们构成了《新青年》话语主体框架构建中的基本思维内核，同样显得意义重大，而且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但至今没有被我们加以细致的阐释和阐发，以期还原《新青年》话语主体的基本框架和运作模式。

任何期刊的内容和形式的选材都是有倾向性的。根据办刊者的个人志趣和价值选择，期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推倒什么，这在期刊组编、推举出的文章中都能得以鲜明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某一期刊的话语主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期刊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新青年》内容的偏向性在哪儿呢？我们可以通过鲁迅的一段话找到部分答案。鲁迅曾说：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4]

鲁迅这一番话用十分形象的语言点明了《新青年》杂志的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对过去思想文化的总结，另一个是对未来思想道路的探求。在《新青年》里，对过去思想文化的总结性文章以陈独秀的最为突出，他的文章以“孔教”为关键词来对旧有思想文化进行总命名，并对这一关键词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和分析。他首先对“孔教”的文化性质作了定性的归总，认为“孔教”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形态：“孔教之精华曰孔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5]而且“孔教”虽也被冠之以“教”，但不具有宗教性质，“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6]。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对“孔教”的伦理学意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明：

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7]

在把“孔教”明确界定在伦理学的范畴之后，陈独秀还对“孔教”的封建性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精神之铁证也耶？^[8]

在说明了“孔教”的伦理学意义和封建性特征后，陈独秀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要想建立现代社会，就必须反对“孔教”。因为“孔教”不利于培养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个人独立主义”，也妨碍了妇女身体、精神的正常发展。在对四川读者吴虞来信的回复中，陈独秀袒露了自己反对“孔教”的坚决态度：“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9]

如果说《新青年》是以“孔教”这一词语来作为对旧思想文化的总体概括的话，那么，“主义”则是他们对未来思想文化的命名。在文化建设上，陈独秀提出了“四大主义”来作为当时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培养目标，及强国富民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四大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分别对应着“了解人生之真义”“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和“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的历史任务。在文学革命上，陈独秀又与胡适相呼应，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陈独秀通过对这些“主义”的提炼和剖析，为我们绘制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新的思想蓝图。

“孔教”用来概括旧时代的思想形态，“主义”则用来标画新思想、新文化的图景。作为旧时代的思想形态的“孔教”是必须打倒的，而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特征的各种“主义”是必须逐步树立的。那么，该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推倒旧思想、树立新思想的目的呢？《新青年》拎出“革命”一词来作为达至这一目的的基本策略。其实“革命”在中国古语中早已存在。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兽皮治去毛曰革。”“革”含有剧变、脱离、死灭等意义；“命”有天命、命运、生命等意义。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政治话语，“革”与“命”结合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在这里是改朝换代的意思，以武力推翻前代王朝，既包括对旧政权的颠覆，也包括对旧皇族的杀戮，很合乎“兽皮治去毛”的古义；而英语“revolution”没有此层意义。在近代，“革命”话语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语言说明和行动诠释有了新的意蕴，既借鉴了西方“revolution”的内涵，又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某些意义，成了一个通胀的话语系统，是交织着现代性意义和传统性意义的现代话语。^[1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使用“革命”这个关键词时，显然吸收了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成果，一方面意识到“革命”在西方语境中拥有“和平渐进”与“激烈颠覆”的双重含义，如胡适在阐述他的历史进化观时就曾经说过：“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以叫做演进，后者可以叫做革命。”^[12]另一方面，还从传统的观念出发，阐明了在摧毁旧的文化和文学上，“革命”应表现出“兽皮治去毛”的决绝和残酷，如陈独秀在《再答胡适之》中所说的：“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13]从这段措辞的坚决态度中，我们不难发觉陈独秀对“革命”的传统之意的继承和借鉴。正是在陈独秀坚决的“革命”态度的影响之下，胡适将前拟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略加修改，并把标题换成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重新刊载。标题词语从“改良”到“革命”的改动，可以看出胡适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总之，在陈独秀和胡适这里，“革命”被看作是达到推倒旧文化和旧文学、建设新文化和新文学这一目的的最主要策略，而两人的“革命”论里，又不同程度地混融着西方和中国传统的不同观念。

“尝试”的现代性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为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20 年3 月正式出版发行。在诗集的“自序”上，胡适说明了自己诗集取名的由来，是出于对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的反驳。在对陆游的这一诗句作了简短的评析后，胡适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哪）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这首颇有点“打油”味道的文言诗，从古体诗的格式规范角度来说，其艺术水平是不高的，质量上无法与陆游的原有诗歌相提并论。但是从探索诗歌创作的新路子、创造现代汉语诗歌的角度而言，胡适的这首《尝试歌》以及整部《尝试集》，却有着为中国文学开辟新天地的历史功绩。《尝试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曾在《新青年》上刊载过，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创作成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成果的艺术成色并不高，但胡适等人在当时甘愿冒创作失败之危险，“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大胆“尝试”新的诗歌写作方式的行为，却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胡适等人的文学“尝试”，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现象，主要体现了以下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向世人展示了敢于实验的精神。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最早出现在《新青年》的时间是1917 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到1918 年1月15 日《新青年》发行第4卷第1号时，则集中发表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和刘半农的《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八首白话诗歌，这可说是《新青年》新诗创作阵营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自此以后，《新青年》每期都要登载几首新诗作品，不少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也参与了进来，他们先后交上自己的新诗“试验品”，对白话诗写作的推广与普及作了有力的声援。这批作家从事新诗创作的意图并不是想着要使自己的作品名垂千古，更多的是一种“实验精神”的体现。正如胡适后来将自己的诗歌结为《尝试集》出版时，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贡）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14]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试验的态度”“实验的精神”等理念，在胡适的白话诗创作中是极为受尊视的。

贺麟先生曾经指出：“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此主义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为倡导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15]也就是说，胡适所看重的“试验的态度”和“实验的精神”，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要求之间的遇合。我们知道，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是治哲学和文学的，而当时以杜威、詹姆士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正极为时兴。实用主义哲学属于经验主义哲学的一脉，它极力摈弃欧洲一贯以来从抽象到抽象的哲学玄辩，而强调理论的经验化、具体化，正如詹姆士所说：“实用主义代表了哲学中人们很熟悉的一种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但在我看来，比起经验主义已经采取过的形式，它更加彻底同时也更难以反驳。……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与力量。……它意味着开放的气氛和自然的各种可能，反对教条的、人造的和假冒终极的真理。”^[16]实用主义拒绝抽象、看重实践的哲学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胡适后来就把实用主义称为“实验主义”，并极为认可詹姆士提出的世界实在是人化的实在、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理解的哲学观念。胡适说道：“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17]由此可见，胡适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实用主义哲学催生下的产物，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历史要求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亲密合作。

第二，给了人们“放胆创造的勇气”。正如许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样，胡适对中国新诗的“尝试”之作，其价值并不在诗歌本身，而是在行动的意义上。杨义曾指出：“就胡适的尝试精神和参差不一的成果而言，他的《尝试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诗外，在于他为新文化运动率先试作白话诗的胆量，在于他拓展人们创造新诗的视野和勇气。”^[18]陈子展认为：“《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19]的确，放弃旧有艺术的陈规，另辟蹊径，垦拓一片新的天地，其精神可取，其勇气可嘉。胡适具有的这种“放胆创造的勇气”，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先锋精神。先锋就是探索，先锋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先锋就是打破陈规、大胆创作。如果不从诗歌的质量上来衡量，而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在20世纪初期古典诗歌占据主流地位时，胡适等人所创作的白话诗歌的出现，代表的正是当时的一种先锋诗潮，胡适等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路者和文学革命的先头部队。文学革命正是在“实验的精神”“放胆创造的勇气”的支配之下，不断地取得成功并最终走向胜利的。新文学也是在这种“精神”和“勇气”的感召之下，不断开拓自己的疆土，并最终成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审美形式。

（原载《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