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评话语的反思与重构：兼评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为活跃，也最引人关注。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言说话题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有着直接的意义关系；另一方面在于，由于从事此方面研究的学者对当代世界思想和文化思潮反应敏锐、接受力强，来自西方世界的许多文学批评话语得以最先在这一领域受到启用和演练，从而使中国学术界能与当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潮流形成及时的激荡、呼应和对话。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引入和调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不容低估的学术意义和作用，它们及时更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维，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视野，也不断敞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的阐释空间。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追新逐异的思维模式在表面鲜活的背后，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话语陷阱（或者说危机），那就是——它很可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所作的阐释中，最后演变成西方文学的“中国版”，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意义却在无形中隐匿甚至丧失了。因此，对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警惕，对中国文学现有研究范式的质疑，也就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李怡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1]正是一本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和重构的学术著作，该著对“现代性”这一批评话语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追溯，对“现代性”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多重歧义做了深刻的考辨，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可能性的“现代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示，也为中国学术界重构“现代性”批评话语开拓出一条新路。

毋庸置疑，“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它的意义捕捉和学理分析既有利于了解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也有利于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代性”到底意指何谓？它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表述对象和适用范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批评话语给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影响？又如何让它有效地介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之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并做出相应的回答。汪晖曾经说过：“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2]这显然是对“现代性”概念语义多重、让人莫辨一是之情形的一种表态。事实确乎如此，要对“现代性”概念做一个准确的界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并非因为资料贫乏或使用力度不够；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人们使用得太多，堆积在我们眼前的资料又过于丰富。人们已经从科学、人文、社会、历史等各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述这个语词，表达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认识。涉及“现代性”的西方哲学大师数以十计，包括康德、黑格尔、笛卡尔、韦伯、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哲学阐释与鞭辟入里的学理分析。这些哲学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但他们言述中意指的“现代性”含义其实都不尽相同，以至于后来专门研究“现代性”的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词义是游移不定的，“现代性”的概念是复杂多重的。卡林内斯库曾以善变的“面孔”来喻指“现代性”这一话语形态，并说：“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都没有。”^[3]同时，西方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现代性”理论的深化和扩散，这一话语所言说和牵涉的范围早已变得极为宽泛，已经从最初的哲学命题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不仅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现代性”语词在这些领域的广泛使用，不是使它的语义更明朗化，而是“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4]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同几乎所有的人文性语词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被逐步建构起来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5]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意义含涉中，并没有所谓必然性的知识要素，只是人们在不断赋予这个词语以意义。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卡林内斯库感到了“现代性”在解释上的无比困难，他曾不无幽默地宣称：“什么是现代性？就像其他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一样，我们认为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一旦我们试图表述自己的想法，就会意识到，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6]尽管卡林内斯库这样说，但他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还是尽可能明晰地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其中有关“两种现代性”（“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论述，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和掌握“现代性”意义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