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功效

秦孝公是秦国有名的君主，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都咸阳，二是变法图强。

《史记》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 ：黄河、崤山以东有6个强国，君主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淮水泗水之间，有鲁、宋、卫、邾、滕、薛等十几个小国。其中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沿着郑国的洛水以北延伸，占有上郡。楚国北有汉中，南有巴、黔中之地。周室衰微，诸侯互相以武力相争斗。秦国位于西方雍州之区，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大家把秦国当作夷狄看待。

这些话说明，秦国是在西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初期在羌戎的包围中过着游牧的生活。周室东迁，羌戎的一部分虽被秦军驱逐，向东南迁徙，但是关中依然是羌戎之地，后来还与从北方来的狄人杂居，时叛时服。春秋时期，尽管穆公称霸西戎，但是与晋、楚相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落后得多。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乎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还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这些，大概和与羌戎长期杂处有关，但不可否认，在另一方面，秦日益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

公元前349年，咸阳城修建完成，秦国国都便从栎阳迁徙到咸阳。秦都移到咸阳，更贴近中原腹地，形势上显然十分有利。当初建设的秦都故城在今咸阳之东十多公里，1959年考古人士着手勘查，连续工作到1988年，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处，秦墓128座，还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渭水不断北移，现在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通过考古工作，发现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为最多，规模也最大；在它外围，发现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6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和出土遗物判断，这组遗址应该就是秦国的咸阳宫，墙垣或许是宫墙。宫殿区西面还有大片墓地，西南面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根据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参照汉代长安城内宫殿区占据了大部分面积的比例，初步推测出秦国咸阳城的大致面积，东西大约6公里，南北大约8公里。

考古发现的宫墙以内遗址，保存较好的是其中一处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推测是一座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平面上以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较小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在其西南100米处的宫殿基址处，建筑物互相连接，推测是带有回廊的一座殿堂，廊道两壁上还有彩绘壁画，画面主要是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图案。根据这些发现，得知秦国宫殿中，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而多座建筑物之间则以甬道、复道相接，构成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取对称式的布局。秦国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考古人士发现，两处遗址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代末年的烈火。

秦孝公除了进行咸阳城的大规模建设以外，还要赌一口气恢复霸业，于是推行惠政，救济孤寡，招募战士，颁布了论功行赏的法令。他一上台，就在国中下令说：“昔日我穆公在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扩地千里，天子称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是何等的光美啊！可是以往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公时期，国家产生了内忧，无暇顾及外事，于是三晋便趁机攻夺我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都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呵！献公即位以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还想东征恢复穆公的故地，重修穆公的政令。寡人思念先君这些意图，经常痛在心中。现在，你们这些宾客群臣中，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起来的人，我就委任他做高官，还要分给他土地！”

这些明确而响亮的召唤，确实引起了天下共鸣，当时就有个能人前来应征，他就是卫国的公孙鞅。他先是到了魏国，担任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掌管公族事务。

公元前361年，孟子曾经拜访过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急急忙忙地坐车前往相府，因为魏相公叔痤已经病危，他来到病榻之前，打听谁能做魏相的接班人。公叔痤感激地伸出干枯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府里的家臣中，有个公孙鞅，现在的职务是中庶子。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却是个真正的奇才。我死之后，就请大王把整个国政交给他吧。”惠王不觉愣住了，站起身来要走，只见公叔痤挥挥手，让室内所有的人退出去，接着对惠王悄悄地说：“如果大王不愿用他，必须把他杀掉，千万别让他走出国境！”这回惠王倒是痛快地答应了他，回宫去了。

躺在病床上的公叔痤，思想上产生了激烈斗争。他良心上很过不去，便把公孙鞅喊来：“今天大王来看望我，问我谁能继承相位，我倒是推荐了你，可是他似乎并不同意。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一军，对他讲如果不能用你，干脆把你杀掉，想不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我。这里有些金帛，你把它拿上，赶快离开相府，逃命去吧！”公孙鞅听后却不以为然：“相爷请勿过虑。吾王既然不听您的话用我，当然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您就请放心吧。”

后来公叔痤死了，公孙鞅一直也没有离开大梁。

这时，邻国的秦孝公求贤若渴。公元前359年，公孙鞅走了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到达秦国，参见孝公。听公孙鞅谈他的政治理论，孝公先是不断地打瞌睡，公孙鞅最后讲了强国之道，“内务耕稼，外劝赏罚”，孝公便兴奋起来，把坐席移到靠近他的地方，高兴地听他谈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疲倦。但是大臣甘龙、杜挚等人对公孙鞅的主张却不以为然，孝公便让他们公开辩论，这些大臣根本驳不倒公孙鞅。于是，孝公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公元前356年颁布了变法政令，立即在全国实行：

——所有居民编成什伍组织，有罪连坐。

——禁止私斗；有军功者受爵；宗室子弟，没有军功就没有名位。

——凡是靠耕织取得高产的民众，一律免除劳役；经商或因怠惰而致农业减产者，罚为奴婢。

非常明显，变法的核心内容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颁布依军功行赏的20级爵制。孝公定都咸阳后修建了冀阙，就在那门阙上正式公布了变法法令。有了国君的大力支持，秦国扎扎实实地提倡耕织，奖励军功，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当真一概废除了名位。功爵等级中，从第一级到第八级是民爵，第九级以上才是官爵。有军功的宗室子弟，最高爵位规定不能超过侯爵。即使他成了侯爷，封到了自己的领地，也只能收取封地里的租税，民事一律由派来的县令掌管，宗室子弟不得干预行政，不能为所欲为。

春秋以来，中原诸侯国往往是贵族专政，君权旁落，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拔有军功的人，抑制宗室权贵。《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贵族，是凭借血缘关系取得世卿世禄的特权，而今要凭借军功授官授爵，才能取得土地、奴隶和财产，因此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成为变法的最大阻力。

公孙鞅害怕民众不去执行这些法令，想了个取信于民的办法。有一天，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放了一根三尺长的木头，旁边贴出告示——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发给他10块金币作为奖金。因为这件事做起来实在太容易，而奖金又意外地高，过路的人或者以为是开玩笑，或者以为是设陷阱，看一看就走了，一连三天无人响应。于是公孙鞅便重新贴出告示，把奖金提高到50块金币。不久，有个胆子大的汉子，扛起这块木头放到北门去，结果真的拿到了那笔丰厚的奖金。此事一传十，十传百，风行秦国。从此以后，凡是公孙鞅出的告示，无论大事小事，大家都踊跃回应。就这样，他那些新法，有了民众支持，推行开来就顺利得多。

变法之前，他曾要求孝公答应三个条件：执法不避权贵；国君和大臣须深信不疑；举国唯法是从，宫室宗亲违法亦须与庶民同罪，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孝公欣然答应，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这本是国君之罪。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改革之初产生了不少反对派，“宗室贵戚多怨王者”，但孝公始终没有动摇过。

公元前350年，升任大良造的公孙鞅曾经出兵占领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此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设郡县，任县令；按户口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

井田制本是“公社所有制”。后来公社土地被贵族掠夺而去，农民“助耕公田”，实质上变成了宗室贵族的农奴。变法以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民也成为国家所有的“编户齐民”，按照户口授田，向国家缴纳租赋。刚刚受田的农民，由于“赋税平”，显然就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如果立了战功，还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爵位。这样，农民就固定在乡村土地上，不致流入城市。那时秦国地广人稀，变法所采用的免除兵役、赐给田宅等优惠政策，以及招募邻国农民前来开荒种地，大大增加了国内劳力，无形之中还补充了兵源和粮食储备。

通过十多年的改革，秦国由一个偏僻而欠发达的邦国，一跃成为兵强民富的强国，很快压倒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霸主。秦国民风也随之大变，国力在大幅度地不断上升。《史记》说那时的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执法过程中，公孙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公元前348年，8岁的太子嬴驷出外游玩，行动上触犯了法律，按条例应当受罚。公孙鞅说：“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又未成年，不能用刑，就让他的老师公子虔代他受刑；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有教育不严的责任，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过了4年，恚忿的公子虔自己又犯了法，这回受到了劓刑，被割掉了鼻子。他受刑之后，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整整8年没出家门。

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公孙鞅以计谋俘虏了魏公子卬，迫使魏国献出部分河西之地以求和。公孙鞅立了大功，由大良造受封为商君，拥有15邑的领地，被人们称为“商鞅”。

公元前337年，45岁的孝公因病去世，19岁的太子嬴驷继位，是为惠文君。公子虔觉得复仇的时机已到，就向新君诬告商鞅谋反。商鞅感到风头不对，想逃回魏国，但魏国不敢接纳；他只好跑回他的领地商邑，组织起一股军队，向北进入郑境。秦国大军赶来擒拿，他抵挡不住，终于在渑池被杀。秦国军将把他的尸体运回国都，听候发落。惠文君下令将遗体加以“车裂”，进行五马分尸。

在这段时期，秦国有个人思想上特别紧张，他就是商鞅的老师尸佼。他本人是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人称“尸子”，最初在秦国活动，做商鞅的门客。商鞅变法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经常向他请教，并多次采用他的策划，他可说是一位幕后的高参。由于尸佼具有科学的思路、扎实的功底，因此，商鞅公开称之为老师——其实他的年龄并不比商鞅大。但就是这一称号，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因为太子犯法，刑及老师，商鞅被害，援例会连累到他，所以他赶快往南逃跑到了蜀国，给蜀人播下文化种子 。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渐强，需要向东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因此秦国与三晋的战争最为频繁，也最剧烈。公元前337年惠文君上台时，楚、韩、赵、蜀各国都来朝贺，连周显王也派来了使臣。

惠文君这人野心很大，首先想把近邻魏国一口吞掉。公元前332年他便开始伐魏，魏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与秦，秦人便把这块地方改名为“宁秦”。次年，秦军再次伐魏，俘虏了魏将龙贾。再过一年，魏国终于把原属秦人的河西之地割让给秦。下一年，秦军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国的汾阴、皮氏、焦邑。又过一年，魏国再将上郡15邑割让与秦。秦国这样张牙舞爪，狼吞虎咽，吃相实在难看。

公元前327年，惠文君将曲沃和焦邑退还给魏，但使西戎族臣服于秦，设立了义渠县。公元前325年，惠文君继魏、齐之后也称“王”了，于是将次年改称“更元元年”，从此“秦惠文王”的称号便正式诞生了。

1. 《史记·秦本纪》：“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2. 以上文字基本上录自拙著：冯广宏，《天府哲学面面观》，成都，巴蜀书社，2006；冯广宏，《上善若水——道与人生修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