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8年，时任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署名“鲁迅”在5月15日刊出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于是，这一年在文学史叙事的后见之明中，便充满了丰富而繁复的隐喻。“孩子”当然不是故事层面上尚未吃过人肉筵席的孩童，它更可能指涉着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起点的中国文明体系。诉诸“文艺”，以“疗救”“愚弱的国民”的思想姿态，尽管一度讽刺地凝固在后羿用曾经射日的弓箭射杀麻雀的无聊形象中，但“文以载道——启迪民智”对自古至今的中国文人而言，始终是最理想的自我定位，也是最恒久的终极诱惑。

现当代中国有关鲁迅的论述，不仅是部分专治鲁迅研究的学者的成果，同时也是迈入现代性门槛的中国知识生产的结果。这些论述所呈现的鲁迅造型是复数的。不同的情势，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景框，既构造着不同的鲁迅，也折射着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不同问题脉络中不同的自我期许。鲁迅已然成为解证百年中国思想问题的一个有效参照框架。因此，与其去追问“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如反思“鲁迅何以是这样或那样的”。

当“鲁迅”被符号化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等话语元素也就迅疾地被文学史“言语主体”分配到“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所从属的更庞大的符号系统或福柯所谓的“话语社团”中去了。“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是一个颇为宏大的标题，更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叙事。毫无疑问，这项研究依然摆脱不了为鲁迅“造型”的性质。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是，鲁迅生前的文学志业，启迪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事业。然而，困难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自明的概念，它更不是“20世纪”“中国”和“文学”的物理组合，而是多重历史机缘的有机化合，彼此间是交相缠绕、互为界定的关系。

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描述性概念，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早于1985年就着人先鞭，在《文学评论》和《读书》杂志上发表对谈，就此概念进行了充分的界说。三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这一概念，其学术价值及影响力自不待言。但在问题脉络与知识系统都已“天翻地覆”的当下，隔着二十年的思想历程往回看，不免令人意识到时地隔阔，人情已殊。1985年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说的诞生，自有其得天独厚的“80年代”的历史性契机，而这些契机既为其诞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之设定了局限。这些都一目了然，不必赘述，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天，在本项研究中涉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已然迥异于1985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当然，本项研究中涉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终究也避免不了其被“历史化”的命运。

既然鲁迅在1918年是以实绩（而不是以介入论战）的方式展示了“新文学”的成就，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20世纪”就必定不是“年代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沃勒斯坦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世纪”。这个用于限定“中国文学”的20世纪是一个“迟来的世纪”，它的起点是1918年。根据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文学”是西方19世纪末期以来的新词，在20世纪方始迈向当代狭义的文学含义。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应是西方知识专业化思潮在近代波及中国后的产物，使具有审美意义的创造性文化产品从一般性的经史子集杂合物中分离出来。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专科，标志着文学学科意识在中国的萌芽。学科即规训，“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专业化、制度化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内在地暗隐着一个舶来的学科在中国本土的跨文化转换过程。换句话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动词，它是20世纪中国在与“他者”文明的对话中，对自身的全球处境的观察、省思与协调，对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划与构建是这个“文学”词语中的应有之义。考虑到“文学”的专业化、制度化，以及现代中国作家（比如鲁迅本人就是）往往集学者、编辑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等因素，这个“文学”自然也包含了思辨性的“文学学”，而不单纯是审美性的“文学作品”，因此，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同样在以专业的方式回应有关中国的时代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看似一个国别文学的概念，实则是一个跨国文学的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中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参照框架，即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中的权力级差格局。近代以来的地理决定论，使用以欧洲为源点的丈量原则，把地理空间的距离作为尺度划分文化等级，构建世界观念秩序。以西方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世界地理的时空观念秩序塑造了“世界文学”的时空观念秩序，即西方文学的先进性与东方文学的滞后性。在晚清以降的“西方主义”氛围中，从绝对时空框架中想象世界的实践也开始在不同层面实施。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欧洲）文学的关系图式成为处于国族焦虑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考量“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的重要参照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学为标杆单向评估“中国”文学。但这仅是一种“迂回”的民族主义策略。借助前述“迟来的20世纪”的历史长镜头，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学”从业者们，从未中断过从人文的角度回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性命题：从灾难频仍的19世纪末期，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崛起，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贡献？这事实上是一个重新构建“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图景的艰难过程。

在当下的问题脉络与知识系统中重新思考和界定“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表述，不难发觉其中充满了修辞上的“自我指涉”。鲁迅在1918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在“自我指涉”的修辞中清晰地呈现为一个关于“文学教育”的叙事原型。这个原型释放的能量，穿透了“20世纪中国”不同的历史时空和“文学”文本。“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相关研究，正是在这一智识前提下，再次为鲁迅造型的。

在鲁迅“文本的褶皱和沟回”中，其修辞的文质双赢对中国现代修辞学有着无限的启迪，《祝福》与《肥皂》分别提供了“狭义修辞”和“广义修辞”的范例。（郭洪雷：《跟着鲁迅学修辞》）在巴金、孙犁、邵燕祥等人的散文写作中，“或以‘抉心自食’的思想深度、或‘孤峭深广’‘发愤抒情’的文体”，无不汲取了鲁迅的营养，延续了鲁迅的传统。（吕若涵：《散点透视：当代随笔杂文大家与鲁迅传统》）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否借鉴了莎士比亚的《考利欧雷诺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互文视野中，“莎士比亚”打开了《狂人日记》的一个叙事缺口：文本叙事者允诺了一个可以产生“真的人”的政治起点和语言结构，却又如此犹疑不定。（周云龙：《鲁迅“阅读”莎士比亚：〈狂人日记〉中的三种动物与“真的人”》）“在学科未曾完善之时，教材未曾统一之日，文学教育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鲁迅生前的文学课堂“记录”都为当代中国以文学史教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有丰富的启迪。（黄育聪：《文学如何教育：试论鲁迅的文学课堂与二十世纪文学教育》）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现实主义”几乎成为鲁迅唯一的标签，但深入到鲁迅复杂的诗学思想世界，可以看到他并不仅仅策略性地思考现实问题，他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力求探寻现实中种种问题的根本，直至追问各种问题的形而上学的基础。（雷文学：《鲁迅的形而上诗学思想》）“鲁迅及其文学在民国大学的新文学课程中是如何存在的？”这一思考关涉到当代鲁迅传统的型构问题。从清华大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到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的选修课中的鲁迅教学为文学家和学生们提供了重要精神与文学资源。（林强：《作为文学课程讲授对象的鲁迅：以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为考察对象》）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都使他的文学具有鲜明的‘警世’功能和教育意义”。“面向大众立人”构成了鲁迅文学教育思想及实践的核心。（王炳中：《面向“大众”的“立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及实践》）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遵从‘与实用无所系属’的审美规律，创造独特的审美形式对国民加以启蒙教育，激发其自强和救亡热忱”。这一兼容审美与人文的双重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学语文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镜鉴作用。（谢刚、兰明花：《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鲁迅传统”，那么孙犁的文学创作就得益于此。从孙犁的文学生涯可以看到，“鲁迅的精神世界正是以其丰富、复杂的可能性，召唤着不同的后来者与之对话，并因此激发更多的可能”。（徐阿兵：《鲁迅与小说家孙犁的生成》）中国“儿童”的发明，是现代性规划的一部分。鲁迅笔下的闰土、迅哥儿等形象背后，是一个“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父亲形象。“有效把握鲁迅的儿童文学与思想及其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教育的重大意义，如何使之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资源与思想武库，这是摆在当代文学教育工作者面前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大现实命题。”（颜桂堤：《“儿童”之发现：鲁迅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其意义既不在于为鲁迅重新造型，也不在于重申某种“鲁迅精神”，而是要去试着揭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当我们继承“鲁迅”这笔极其丰厚的思想遗产时，同时亦是对一笔沉沉如甸的债务的再度确认。这既是当代学人的宿命，更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