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教授的求知欲

西南联大铸造的辉煌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在短短几年间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为国家日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在21世纪的今天，西南联大已成为成功的大学教育的一个代名词。一所地处偏远的大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认为这一方面与它比较合理的办学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联大教授非同寻常的求知欲紧紧相连。

最近，央视《老故事》频道正在重播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片中说的两件事让人久久难忘。其一，联大教授朱自清、闻江泽涵一多做学问特别谦虚，别人写了论文，不管有没有发表，都要索来学习。其二，江泽涵等教授对新知识非常推崇。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寄给嫡堂内弟江泽涵一本美国新出版的《维数论》，江泽涵视为至宝，反复研读，联大数学系的教授们则纷纷手抄学习。西南联大的教授对待知识的态度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其实，当时能进入西南联大教书的一般都是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人士，他们自己在学术上就有非同一般的造诣，然而，碰到新的知识，这些文化科学精英不是故步自封地拒绝、别有用心地贬低，而是如饥似渴地汲取。正因为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具有这样一种自觉“充电”的精神，西南联大才成为我们今天怀想的对象。

西南联大教授强烈的求知欲，首先源于他们知识报国的理想。西南联大在昆明立足之时，中国正遭受外敌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处于大后方的昆明也时常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屋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看到祖国受难，他们怎能不想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

人是组织的产物，某个人、某个群体愿意为组织的事业付出自己的心血，一定是组织里有一种东西在吸引他们。

抗战后期，需要养活一家八口人的闻一多靠他在联大做教授的微薄薪水已很难度日，清华文科研究所的同事建议他业余治印贴补家用，闻一多同意了。1944年开始，他着手做这件事。得知此消息，包括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常委（校长）在内的9名（一说11名）教授替闻一多写了一个“润例小启”，挂在他的工作间，后来又将其登在报纸上，以示支持。还有一则事例更能说明西南联大的领导与普通教授的关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的实际生活水准大幅下降。最困难的时候，校常委梅贻琦的夫人也不得不上街卖糕点，赚点生活费。昆明的乞丐只要听到谁是联大教授，立即掉头而去。西南联大的常委们心急如焚，多次向国民政府反映情况，希望政府给教授们涨点薪水。限于财政能力，政府决定给在校内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一些生活补贴，其他教授不发。政府的决定下来，校领导和“双肩挑”的教授们一一签名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教职员工大家一起提高；要受苦，大家一起受苦。有这样的校领导和管理阶层，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对知识怎么会不如饥似渴，对工作又安能不尽职尽责？

西南联大创造的教育、学术辉煌值得我们推崇，辉煌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