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书店

以我住处来说，是港岛很中心的位置，但方圆500米内，大大小小有不下15家实体书店。

整个场地面积只有两平方米的样子，如此迷你的二手书店，坐落在香港湾仔道125号国泰商场内。

它的张姓老板说，一位台湾顾客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书店。虽然远远没有逛遍世界上所有的书店，我乐于暂且相信它就是世界最小。

书店的名字叫“溢记”。知道它，是通过庄士敦道与湾仔道交叉处一个像垃圾桶样的箱子上面贴的书店招贴。在人车滚滚、红尘万丈的湾仔，这个写在绿纸上的招贴，倔强地待在那里，任尔东西南北风。由于距离住地很近，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溢记”转一转，有时甚至不止一次。一年多来，还真从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店里淘到了不少宝贝。比如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胡秀英女士的文集，是我久觅不得的书，结果某一天，它就亭亭地立于“溢记”的书架上，让我瞬间幸福感爆棚。

胡秀英女士喜欢用打油诗记事，买到她的书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如法炮制，打油一首，表达喜悦的心情：春光明媚高阳照，上完大夜写完稿。迷你书店淘奇书，八方云集啖水饺。久觅之书惊邂逅，心儿狂喜似奔鸟。飘飘欲仙大街行，如此书缘真奇妙。八方云集是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打油诗虽不佳，但确实是心情的写照。

我还特意让张老板在这本书上挥毫留念，以志书缘。张老板酷爱书法，每次去，都见他坐在那里练字。由于书店太小，他只好在商场过道里摆一张小桌和椅子，供自己练字用。

我还在这里买过香港藏书家许定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黄裳先生的《锦帆集》。黄霑著名的“咸湿书”《不文集》的精装本，也是在“溢记”淘得的。此外，邵氏影业公司上世纪60年代的影迷俱乐部刊物、香港历史最久远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1949年的一期内刊，也得之于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店不在大，有书则灵。“溢记”虽小，令我难忘。

爱书人虽然在这家迷你小店里淘书淘得欢喜，但淘不走店老板的忧伤。香港实体书店近年来也在风雨飘摇中度日，不时传出书店关门的消息。即如“溢记”，如此迷你，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五六年前，“溢记”在另一处经营，面积要大得多，由于书业不景气，才败退到此。也许是我的错觉，总觉得张老板的笑容有几分苦涩。

“溢记”以经营书法、美术及文史哲类书籍为主打，也卖一些政治类书籍。它还卖毛笔与墨。有时候，也有顾客会找张老板写字，给些润笔费。张老板说，光靠卖书，是维持不下去的。“溢记”每月租金两千港元，卖书所得有几千。经常来的熟客有二三十人的样子，有大学老师、媒体人、大学生。“都是比较中高阶的”，张老板对自己顾客的构成有几分得意。

作为内地人，尽管知道香港书业勉力维持，但也有几分不解与羡慕。以我住处来说，是港岛很中心的位置，但方圆500米内，大大小小有不下15家实体书店。而在号称文化中心的北京，绝无此盛景。所以，我一直为香港背负“文化沙漠”的恶名而感到有些不平。我不知道，在香港商铺租金连年上涨，而港人又一直被诟病为“不买书”的情况下，在商业中心地段还能存活如此多的书店，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去年底，张老板告诉我，他要去加拿大旅游一周，书店要暂时歇业几天。我闻言很为他高兴，心想这么小的书店，还能挣到出国旅游的钱，真是不错。

旅加回来后，张老板给我看他用手机在加拿大拍的照片，其中有与加拿大警察的合影。照片中的他，笑容难得地灿烂。他对加拿大警察赞不绝口。我有时也与张老板聊聊香港的时事。他对香港的政治纷争不以为然，但说到香港的警察，骄傲之情则溢于言表。

每次付款时，不论多少，张老板都要连声道谢。其实，作为爱书人，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会比他少。

多年来，我顽固地认为，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有基本缺陷的。或许，张老板只是在为稻粱谋，但因为这家迷你书店的存在，香港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值得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