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来路，想起毛、邓

文章大家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37年。政声人去后，尘埃落定，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以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帅、十大将，一千多个将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从井冈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驱蒋、抗美，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何等潇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挥之能，驭将用兵之能。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虽然他身边也有几个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笔墨，实在不能为之捉刀。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谈范仲淹一文中曾说到古今文章家有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五四”时期刚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你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从上面所举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气贯长虹，力透纸背。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先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曾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也论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来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从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了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

这有三种情况。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一个战士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引用它却这样给以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对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了。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做高深地掉书袋。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要端个架子，这是官场的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许多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的文章虽然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但是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幽默的谈吐。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举重若轻。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用长篇大论来阐述明白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毛曾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先看他的讽刺。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毛在新闻稿中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毛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是“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我们再看他的幽默。毛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机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这不容易。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毛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 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对我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也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鲁迅先生也曾有这样的用法：

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父亲的病》)

毛是很推崇鲁迅的，他深得其笔法。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中共早期的领袖有此才，二战时的国际领袖也有此才，如邱吉尔就以幽默闻名。战后英国国会通过提案，拟塑一尊邱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邱吉尔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会在我的头上拉屎，还是请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毛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毛之后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也是幽默的。1978年10月邓访问日本，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复邦交、学习先进的破冰之旅，任务很重。邓说，我来目的有三，一是互换条约，二是看看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仙草”的。日本人听得笑了起来。他们给邓最好的接待，给他看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苦难出人才，时势造英雄，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我们常说，领袖也是人，但领袖必须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真实的人，照葫芦画瓢是当不了领袖的。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记的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开头几句所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与他们的不同是又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我们先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我们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是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最好的典范。不管是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之前这样的人物不多，他之后这样的领袖也还没有出现。

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的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要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地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地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件假、大、空的语言多了，毛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他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在文风之江河日下，“假大空”之登峰造极，否则他会拍案大骂，或者会被活活气死的。

功过与才艺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有错、有过的人物。这在官方已有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章方面说，毛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他以大气魄写过许多好文章，但也写了气势不小的《炮打司令部》，发动了“文革”。他相信文章能指挥全党，调动天下。1959年，庐山会议时，“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败象已露，他仍大声宣布要亲自写一篇一万字的《人民公社万岁》。他辛辣幽默，痛斥反动与落后，但后来却以自己的错误来讽刺别的同志的正确，如挖苦反冒进的周恩来写不出“跃进”文章，说不愿加快合作化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他善用典故，却在庐山会议上借枚乘的《七发》来嘲笑反对“大跃进”的张闻天是发疟疾病，等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历史很有意思，总是把一个大人物推到最高的位置，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智，建功立业，却又给他权力，让他有条件去犯错误。

毛的功过自有评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勿让功过掩盖了他的才艺，勿因情感好恶忽略了他的文章。比如他的书法，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因为书法更偏重于形式艺术，离内容较远。其实文章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规律和技巧。毛泽东是职业政治家，但是死后的毛泽东并不全靠政治吃饭。“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不像我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退休后一没有会开，就坐卧不宁，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就是古代的皇帝、宰相(他们也是职业政治家)也分两种，有的人亡政息，有的死后还活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或者艺术王国里。这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多大关系。如魏武帝的诗、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艺术就是艺术。当年骆宾王曾起草了《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看后鼻子都气歪了，但还是忍不住夸奖是好文章。文章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名传后世，抗战时毛泽东还将它作了社论的标题。骆、武之争，人们早已忘记，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檄文的样板。可见文章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年，红尘过后，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2013年1月21日写毕，2月10日(正月初一)改定，《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整版刊发]

邓小平认错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30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帮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设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人孰能无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事后认错。普通人认错难，有光环笼罩和鲜花托举的伟人、名人认错就更难。但也正是这一点考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与能力。纵观历史，名人喜功、贪功的多，自责、担责的少。像邓小平这样，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错，是真伟人。平时，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说他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其实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是他承认了什么，改正了什么。当一个人承认并改正了前一个错误时，就为他的下一个创造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而当一个伟人这样做时，他就为国家民族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伤害了革命同志，毛泽东亲自到会道歉，脱帽鞠躬。1958年犯了“大跃进”错误，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错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当然，这次认错不彻底也为以后的“文革”种下祸根。“文革”之后，邓小平主政，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委错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后来他又多次讲，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这种谦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大转折时期的平稳过渡。一个领袖的英明，包括他的智慧、魄力，也包括他的谦虚、诚实。一个民族的幸福不只是有领袖带领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更是带领他们绕开了什么灾难。领袖一念，国家十年，伟人多一点谦虚，国家就少一次失误，多一次复兴的机会。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当我们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喜悦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党建》2008年第10期)

谁敢极言，谁能极言

我们平常讲到一个问题的重要，或者为引起重视，就说“极言之……”如何，如何。可见人们的思维习惯是要听要害之点，不愿听不痛不痒的套话。

我们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能忘记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的一段著名讲话：“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为强调不受干扰，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你看，“横下心”、“不受任何干扰”、“始终如一”、“顽固一点”、“买两吨棉花”，何等坚决，这就是“极言”，抓住问题的要点，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回首30年的大发展、大成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这段话的精辟。什么叫振聋发聩，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什么叫力排众议，此言之谓也。

就像名医号脉、扎针，政治家、思想家之评事论政也是号脉扎针，不过取的是思想之穴，号的是时代之脉。回顾28年前邓小平这段话，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也有一句“极言之”的话，讲得更彻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决不”，其口气之坚决，不容半点商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那段话，经30年的检验足见其真，而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已过去100多年，我们是在栽了几个跟斗，吃了许多亏后才深刻理解的。

能极言，敢极言，除了深刻的洞察力，还要有坚持己见的勇气，自信自己是站在真理一边的。彭德怀在庐山遭批判后六年不认输，1965年毛泽东给他分配工作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近读到一则史料。当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毅然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其中有一段可谓极言，掷地有声：“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当年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生育受到批判，他也是这种勇敢：“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重申我的请求》)

极言，是指极准确、极深刻、极彻底，决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气用事，故走极端。逞一时之快决不算什么英雄。敢极言之人恰恰是深思熟虑，敢当大事、能为大事之人。当年，中英香港遗留问题是个难题。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想再拖延交还香港。外交谈判一般讲究方式、方法，甚至用语还要圆滑一点。但邓小平却以一席直白的铁板钉钉、力不可撼的极言，敲定了香港回归的大局。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这段态度极为明确的表态，让号称“铁娘子”的首相夫人一时头晕，走出大会堂时竟失态跌了一跤。当时我方一部长失言，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邓说，无知，立即将其撤职。极言的后面必有极坚决之立场和行动为证，当年梁启超讲了那段极言之后就与他的学生蔡锷联络，策划起兵反袁了。

“极”是什么？是极点，是思想的最深处，问题的最关键点。观察事物要能找到那个点，写文章要能说出那个点。福楼拜说：“你要描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动词；你要描写一种形状，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形容词。”中国古代叫“推敲”。这是在语言层面求准确，而进一步求思想层面的准确，就是要找到那个问题的唯一的关节点，也就是极点、拐点。这样的文章才有个性，才有深度，才是一把开启人思想的钥匙，是一座照路的灯塔。

古今文章无不在追求两个极点。一是形式美的极点：字、词、音韵、格律、结构，如“落霞与孤鹜齐飞”之类；二是思想的极点，一言成名彪炳千古。我们还可举出一些著名的例子。如毛泽东在1930年革命低潮时讲：“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林则徐那道关于禁烟的著名奏折：“鸦片不禁，几十年后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并且表态：“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还有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遭人构陷，险掉脑袋。大臣潘祖荫等上书也有一句极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救了一个历史功臣。凡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极言都成了思想的里程碑。可惜我们现在报章上的套话太多，有思想光芒的极言难得一见。这是学风、文风不振的表现，极言之，将是民族思想的萎缩，令人担忧。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文章。

(人民日报社《大地》杂志2008年第9期)

邓小平的坚持

被称为“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将作为共和国的“中兴”史载入史册。相信以后许多史家会来研究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其中原因诸多，“文化大革命”教训，时势使然；人民意志，时代潮流；时势造英雄，小平来掌舵；等等。这所有一切，当然都是多难之后兴邦的因素。但像一切领袖的成功一样，邓小平的性格、意志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他坚定果断，敢于坚持己见。

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既要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还要能力排众议，坚持这个新思想、新方针。二者缺一不可。历史上提出方案，未能坚持，虎头蛇尾而流产的改革实在不少。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思路已为人所熟知，而在战术实施中的坚定不移，则还不大为人注意。近读史料，发现其例甚多。

1977年8月，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主张恢复高考，但又觉得今年来不及，希望从明年开始，而且教育部的原招生方案报告也已送出。小平说，就从今年改！打破常规，冬季招生。让教育部追回发出的报告，他亲自修改。这一步棋改写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教育史。人才兴，国运兴。

“百科全书”，向来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工程。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最早就是通过编译百科全书(史称百科全书派)进行思想启蒙、普及新知识而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百科全书》随时增改，渐成一部世界性的知识总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指示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1768年英国初版，20世纪初转让给美国，1974年出到第15版)。消息传出，社会上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能出版美帝国主义的书？小平不为所动，他接见美方人员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在小平的坚持下，中美双方组成联合编审委员会，历时十年，全书终于出版。

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政策性强，处理起来较复杂。1983年5月香港记者故意设套，问回归后我方可否不驻军。我一高级官员，含糊答道：也可不驻。港报纷纷登于头条。小平大怒，在一次招待香港记者的会上，本已散场，小平说：请你们回来，给我发一条消息。说可以不在香港驻军，胡说八道！英国人能驻，我们自己怎么反而不能驻？他给外交部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92年，小平视察南方，下面汇报时说：“我们一定贯彻您的指示。”他说：“我的话可能有点用，但我的作用就是不动摇。”

敢坚持，不动摇是领袖的基本素质。领袖一身而系天下，稍有犹豫就地动山摇。轻者是一件事的失败，大者影响民族命运，历史方向。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特殊时刻竟是英雄一念铸就历史。朱可夫在回忆苏联艰难的卫国战争时说：许多时候我们实在顶不住了，但就是由于斯大林坚强的意志让我们转败为胜。坚持真理是政客与政治家的根本区别。政客是从私利出发，看着风向走。政治家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向着理想前进，他认准的事，就是再难，再险，杀头牺牲也不改变。毛泽东敢于坚持的典型例子是在井冈山革命低潮时，他敢说革命高潮就如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这信念一直坚持到20多年后新中国成立。邓小平坚持最久的例子是1962年就提出，让农民自己选择生产关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直坚持到16年后，1978年中国开始全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是意志力的表现，但意志力的背后是思想的穿透力。

两个摔跤手的坚持是谁压倒谁，两军对阵的坚持是谁吃掉谁，而一个领袖对正确方针的坚持则是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