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落的哀歌

——论吴宓《落花诗》

黄晓丹

一、清华园刮起落花诗风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由清华园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流连徘徊，忽然自沉，卒年五十一岁。王国维逝世前日为学生谢国桢题扇两面，分别书写唐韩偓七言律诗二首和时人陈宝琛《落花诗》二首。王国维的死激起轩然大波，围绕其死因，论说纷纭，传闻四起。有“殉清室说”“罗振玉逼债说”“畏惧革命说”“自亡学术说”等。而这四首准“绝命诗”，自然被视为理解王国维心境的重要线索，尤其是陈宝琛的两首落花诗，吐属凄婉，感慨深沉，其中如“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句，易与王国维的身世及其自沉行为联系起来。于是，在王国维逝世后，清华园刮起了一股落花诗风。

时与王国维同事清华研究院的梁启超，专门购得一檀香扇面，照录了陈宝琛的两首落花诗，赠与周传儒，并嘱曰：“以此兼纪念王师也。”^[1]言行之中表现出对这些诗作的关注。

而将王国维之死与落花诗紧密联系起来的应属吴宓。1928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吴宓作《落花诗》八首。其诗有小序和吴宓自注，内容如下：

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乃假春残花落，致其依恋之情。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兴感，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

（一）

花落人间晚岁诗，如何少壮有悲思。江流世变心难转，衣染尘香素易缁。婉婉真情惜独抱，绵绵至道系微丝。早知生灭无常态，怨绿啼红枉费辞。

注：此首总起，言世变俗易。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甘为时代之落伍者也。

（二）

色相庄严上界来，千年灵气孕凡胎。含苞未向春前放，离瓣还从雨后开。根性岂无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浊尘遍九垓。

注：此首言我之怀抱未足施展，然当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

（三）

无上蓬莱好寄身，云霞岁岁望长春。桑成忽值山河改，葵向难禁日月沦。铁骑横驰园作径，饥黎转死桂为薪。飘茵堕溷寻常事，痛惜灵光委逝尘。

注：此言我生之时，中国由衰乱而濒于亡。

（四）

曾到瑶池侍宴游，千年圣果付灵修。故家非是无长物，仙国从来多胜流。苦炼金丹经九转，偶凭夙慧照深幽。同仁普渡成虚话，瘏口何堪众楚咻。

注：此言我至美洲，学于白璧德师。比较中西文明，悟彻道德之原理。欲救国救世，而新说伪学流行，莫我听也。

（五）

枝头秾艳最天然，造物何心巧似颠。典则斧柯随手假，情思神理赋形妍。遥期万古芳菲在，莫并今朝粉黛鲜。绿叶成阴空结子，春归却悔让人先。

注：此言吾有志于文学创造及著述之业，恐终至奄忽而无成也。

（六）

一夜罡风变古今，千红万紫堕园林。每缘失意成知己。不计缠绵损道心。鹃血啼干人共笑，蚕丝缚定恨偏深。漫疑轻薄伤春意，白日韬光世已沉。

注：时衰俗变，不重学德，无复感情，故朋友中之贤者多不得志，而某女士之身世亦可伤也。

（七）

本根离去便天涯，随分飘零感岁华。历劫何人求净乐，寰中无地觅烟霞。生前已断鸳鸯梦，天上今停河汉槎。渺渺香魂安所止，拼将玉骨委黄沙。

注：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

（八）

浪蝶游蜂自在狂，春光羡汝为情忙。未容淟涊污真色，耻效风流斗艳妆。千曲琴心随逝水，三生孽债供回肠。歌成不为时人听，望里白云是帝乡。

注：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均操其手。^[2]

紧接着吴宓又作五律落花诗《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非关思绮靡，终是意凄清。

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滔滔流世运，凄断杜鹃声。^[3]

吴宓创作这些落花诗，将之传示陈寅恪等王国维生前诸位友人，并称“兹以落花明王先生殉身之志，为宓《落花诗》所托兴”。不久，其师张尔田作《题门生落花诗后》：

应有高枝果落时，近前粉黛已纷披。早拼绛腊同寒烬，忍委红蚕与断丝。

常是开迟那易谢，便教空遣更难持。情知此恨人间别，怊怅吴郎锦缎辞。

诗末有注如下：

尊诗凄泪哀断，读之辄唤奈何。宗教信仰既失，人类之苦将无极。十年前曾与静安言之，相对慨然。静安云，中国人宗教思想素薄，幸赖有美术足以自慰。呜呼！今竟何如邪！^[4]

吴宓《落花诗》八首发表于《学衡》第64期王国维纪念专号，置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之后，此期还同时刊载刘盼遂《落花感王静庵先生师练日作》。

1929年6月10日，吴宓又将其《落花诗》八首发表于《大公报》^[5]。尔后，徐际恒、张友栋、萧公权又先后唱和了吴宓的落花诗^[6]，使清华园的这股落花诗风持续了数年之久。

二、吴宓作《落花诗》释“殉文化”说

吴宓称“兹以落花明王先生殉身之志，为宓《落花诗》所托兴”，而关于“王先生殉身之志”的讨论，当时学界的主要焦点集中于“殉清”和“殉文化”之辩。这些辩论极具历史象征意义，代表民国学人对晚清以来“近三千年未有之格局”的思考。吴宓的落花诗创作于王国维逝世后一周年，经过了一年的痛定思痛。吴宓以创作《落花诗》的形式申明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相对于一年前的看法是有所修正和改变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当天，吴宓在《雨僧日记》中记道：

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

在6月3日的日记中，吴宓又对前日不能详尽之语做了说明，记道：

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7]

在6月4日的日记中，吴宓记载与黄节关于王国维之死因的一番讨论：

黄晦闻先生（节）来，宓迎入述王先生死事。黄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宓又详述遗嘱种种。黄先生谓，如是则王先生志在殉清，与彼之志稍异。然宓谓二先生所主张虽不同，而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特因各人之身世境遇及性情见解不同，故有轻此重彼者耳。善为采择而发扬之，是吾侪之责也。

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吴宓又记道：

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由以上几则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宓对王国维之死因并不否认“殉清”说，而同时又认同“殉文化”说，之所以持此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此二者于王国维而言，是“表里相维，结为一体”的，这是王国维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因为像黄节、陈寅恪和吴宓自己都不曾像王国维一样有仕清的经历，有那层与皇室亲密的关系，所以吴宓接下去又认为“善为采择而发扬之，是吾侪之责”，言下之意，“殉清”是王国维作为政治遗民的特殊属性，不必否认，而“殉文化”则是广大的“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的民国学人之价值认可，应该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神舟系一身”的王国维之自沉，便是中华文化之沉沦的象征，其警世之意义非常。由此，吴宓在后来的王国维纪念活动中，便将文化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采择而发扬之，遂有了一年后的落花诗以作更深入的诠释。吴宓自称落花诗所托兴，乃明王先生殉身之志，而实际上，王国维殉身之志，已是经吴宓选汰过的，选择了那些与其自身价值相值相取的一面，所以王国维之死是吴宓眼中的“王国维之死”。这是吴宓的落花诗专注于文化失落主题表现的原因。因此，吴宓的落花诗，与其说是王国维殉身之志，不如说是吴宓己身之志向与遭遇的写照，所以吴宓自己也称：“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兴感，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

三、文化失落的主题意蕴

华夏民族遭遇过多次异族入侵，每一次入侵都激起激烈的反抗，而越往后推移，越容易把民族主义气节凝缩到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坚守上来。明儒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厘清，将捍卫民族精神道德文化传统临于保一家一姓的王朝之上，作为“匹夫之责”来倡导，其观点之产生，正是出于明末“斯文扫地”的道德文化困境。所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皆为“亡天下”之注解。

这种对精神道德文化沦丧的痛心疾首，在明末清初遗民的落花诗中即有所反映。如王夫之《续落花诗》其二十五：

煽艳三风如此月无，濡轮曳尾胡为乎。三英秀岂留朝菌，十里山聊远蟪蛄。天已丧文悲凤凤，人皆集菀忍乌乌。浮湘特吊蓉裳客，先鸣止隅。^[8]

《补落花诗》其十：

来何所见去何闻，侬自珊珊岂为君。南北东西谁国土，青黄赤白旧斯文。静怜彩色惊朝日，远引闲情入晓云。掷与余芳遮世眼，逐香劳尔嗅氤氲。^[9]

尹民兴《落花诗》：

唯我宁无忾在兹，昭英何所迫颠吹。重华已被灵根薄，云汉无光文种衰。考德自知芳且峻，衡才亦复姱而奇。背膺遑惜交离痛，索索天穷正可悲。^[10]

在他们的落花诗中，“斯文”是与“国土”并举的概念，意谓沦丧的不只是神州的国土，更有神州的文化。正是出于对“灵光暗淡”“文种衰亡”的道德文化沦丧的忧患及挽救意识的觉醒，才使得像王夫之、尹民兴这些人在参加“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失败之后，皆转而投入文化活动，以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历史文化整理为职责，由政治遗民转化成文化遗民。

对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而言，落花诗表达的对文化失落的悲痛，只是他们整组落花诗中的一部分，文化的失落与家国的沦陷、王室的颠覆是混为一体的，并没有单独地强调。直到民国时期，这个主题才被抽离出来，而专门赋予落花诗之文化失落的主题的，是吴宓的落花诗创作。

在王国维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上，吴宓又将所作落花诗发表于《大公报》上，并附《释落花诗》一文，进一步对其主旨及渊源作了交代：

予所为《落花诗》虽系旧体，然实表示现代人之心理，即本刊第七十四期所译登罗素评克鲁奇J.W.Krutch之书，所谓过渡时代之病候。而在曾受旧式（中西）文学教育而接承过去之价值之人为尤显著者是也。惟予诗除现代全世界知识阶级之痛苦外，兼表示此危乱贫弱文物凋残之中国之人所特具之感情。而立意遣词，多取安诺德Matthew Arnold之诗，融化入之，细观自知。^[11]

吴宓所谓“过渡时代之病候”，梁启超在1901年《过渡时代论》早有所剖析：

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12]

而吴宓作落花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变革和转型带来的混乱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道德标准、社会风气极其纷乱变异的时代，落花诗所抒发的正是这种对文物凋残、濒临消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花的哀悼，这种“破坏之局已完而建设难期，旧者已去而新者未立”的强烈落空感。

关于吴宓落花诗之渊源，吴宓自称其落花诗立意遣词多取自安诺德之诗。由此来看，吴宓也是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旧题加以国际化整合的先驱。他的学识背景使他处处将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比较维度中来思考，寻找异质同构人类文化之原理。

在吴宓所翻译的安诺德的诗歌中，有《挽歌》四首，最合吴宓落花诗之立意遣词。诗作由落花意象起兴而吊歌女之亡，吴宓谓托言吊某歌姬舞女，而实则写生人厌世之思。此组诗亦有徐志摩的新诗体翻译版本，诗名《诔词》。悼祭是落花诗传统的主题意蕴之一，由此可见，安诺德的《挽歌》与中国传统落花诗从外在体格到内在意蕴自有神合之处，故能引起吴宓的共鸣。

安诺德为19世纪英国诗人，吴宓比安诺德晚出生70余年。然而，吴宓投身文化事业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与安诺德进行诗歌创作的19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在本质上却极为相似，吴宓对此已经有真切的认识。在1923年发表的《论安诺德之诗》中，他开篇即道：

……世变以来，宗教道德失其信仰，人心旁皇忧疑，无所依归，欲另求一新信仰，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而卒不可得。如舟浮大海，遇风失舵，四顾茫茫，莫知所之，于是群情惶骇沮丧。而感锐思深之士，尤抑郁悲愤，莫能自遣。安诺德及克罗之诗，皆写此种已失旧信仰，另求新信仰而不得之苦。^[13]

这段形象生动的文字，既描绘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特征，又揭示了“感锐思深”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转型期的心理状态。紧接着，吴宓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处境与安诺德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

吾侪生当其后，承十九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世纪之余波，世变愈烈。安诺德等之所苦，皆吾侪之所苦，而更有甚者焉。且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学术思想各方变迁之巨，实为史乘所罕见。故生于今日之中国，其危疑震骇迷离旁皇之情，尤当十倍于欧西之人。^[14]

由上引两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安诺德的诗作在情感上之所以能引起吴宓的共鸣，就在于安诺德等之所苦，皆吴宓之所苦。吴宓身处“危乱贫弱、文物凋残”的中国社会，当他将目光投向西方，力图寻找救国之途时，则发现西方社会同样危机重重——16世纪以来，培根始创的科学主义发展为视人为物、泯没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18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为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和不加选择的人道主义。这两种倾向的蔓延扩张使人类越来越失去自制能力和精神中心，只知追求物欲而无暇顾及内心道德修养。由此，这种旧信仰弊端重重而另求新信仰又不得的彷徨与无奈的心情，为吴宓创作落花诗时的心态。

吴宓深感陈宝琛等人所作落花诗未有自注，寄托深意时人尚且不知，后人更勿再论，所以他对自己的八首作品不只作了总序，而且每首都作了注释。其七自注言“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便是概括性点明文化精神失落的含义。而其六自注言“时衰俗变，不重学德，无复感情，故朋友中之贤者多不得志，而某女士之身世亦可伤也”，则是以具体事件作注解。其诗本是写吴宓好友毛彦文遭弃一事。毛彦文与其表哥情深意笃，私订终身，因此不顾家庭反对而逃婚，但最后其表哥却因近亲遗传之说拒绝毛彦文。吴宓借该女士的不幸遭遇举一反三，揭露社会道德之沦丧。其八注言“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均操其手”，则讽刺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玷污行为。以上皆可一一作为吴宓落花诗之精神文化失落主题意蕴的具体注解。

四、余 论

也许无形的精神文化重建比有形的国土收复需要的时间和周期要长得多，因此文化失落作为民国落花诗的突出主题意蕴，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被磨灭。1961年秋，吴宓谒陈寅恪于广州，因陈寅恪诗注中盛称黄濬《大觉寺杏林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吴宓归渝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借得黄濬《聆风簃诗》全集读之，随后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亦即宓《落花诗》之本旨也。^[15]

而身居广州的陈寅恪则在1964年作《反落花诗》谓：

岭南不见落英时，四序皆春转更悲。初意绿阴多子早，岂期朱熟荐英迟。

东皇西母羞相会，碧海青天悔可知。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16]

正题反作，实则仍然是题材内的创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氛围并没有让一代学人真正欣感春天的到来，在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和扫荡下，神州的“文种灵根”不但没有发扬光大，反而更受摧残。所以作为敏感而富于良知的学人，不得不写下“四序皆春转更悲”之句，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失落留下了深深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