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突围与本土反思——试析《沧浪诗话》的首次英译及其文化启示意义

钟厚涛⁽¹⁾

［摘要］上个世纪20年代，《沧浪诗话》之所以能够受到作为“新批评”派“巨臂”的J. E. Spingarn的青睐，与当时美国文化的内在需求和论争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J. E. Spingarn对《沧浪诗话》的关注，是在一种“求用”而非“求真”的立场上来完成的。这种应用型的关注立场，对于《沧浪诗话》译者的翻译策略和选择对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文化个案的解析，本文还对中国古代文论异域翻译的价值意义、实践方法和推进策略，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沧浪诗话》 J. E. Spingarn 文化启示

长久以来，很多中国学者都倾向于把《文心雕龙》这部“体大虑周”之作，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来看待。⁽²⁾但饶有趣味的是，英语世界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著作进行翻译介绍时，首先关注的却并非《文心雕龙》，而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即如1922年J. E. Spingarn在为张彭春⁽³⁾翻译的《沧浪诗话》撰写的《〈沧浪诗话〉序言》中所言：“应我的强烈要求，张彭春翻译了这部‘诗话’（Discourse on Poetry）。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用英语翻译出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著作。”⁽⁴⁾

那么，为何是《沧浪诗话》而非《文心雕龙》，能够为异域学者所首先关注呢？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下，英语世界为何又是那么迫切地需要去翻译《沧浪诗话》呢？这背后又潜藏着一种怎样的文化动机和文化需求？《沧浪诗话》与异域文化所发生的这段姻缘关联，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突围出本土的文化区域，进而产生一种世界性的效应，是否又能提供一些文化启迪和经验借鉴呢？本文即努力对此诸多问题给予尝试性的解答。

如果把关注的视野投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彼时的美国文学界，“新批评”正力争去占据文坛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对于“文学性”以及与之相随而生的“文学独立性”的追求，也就成为他们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所在。这一奋斗目标，在J. E. Spingarn为《沧浪诗话》英译本的序言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艺术都被附属于哲学、科学、宗教、道德或者是感官愉悦上，因而这些艺术的价值也就在于，或教育人们，或提升道德，或提供愉悦。只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我们才慢慢认识到，‘美有其存在的独立理由’。”⁽⁵⁾为了凸显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独立价值”，J. E. Spingarn甚至还将艺术的价值提升到人类天性的高度上来，而且这种天性的表现方式是独一无二、其他无法替代的，即所谓“艺术也就成为人类某种天性（nature）的必然的表现方式，而且这种表现方式并无其他事物能够将之取代”⁽⁶⁾。同时，J. E. Spingarn还预先回击了可能会出现的质疑之声，为自己回护道：“艺术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天性的结晶，因而它并不需要更多地去为自己证明。”⁽⁷⁾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读解出，为诗进行“辩护”，进而试图把“文学”从其他学科的笼罩中拯救出来，这样一种愿望是当时的一种话语诉求。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坚持“文学独立说”的文学批评家，在对异域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念进行翻译接受时，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种期待，即对方的文学言说能否为自己追求“文学”独立合法性的命题提供什么资源。

在这样的接受期待之下，当《沧浪诗话》以其“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观点，经由张彭春的介绍被J. E. Spingarn了解之后，后者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张彭春赶快去将《沧浪诗话》翻译出来由此，严羽本来针对江西诗派所提出的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⁸⁾也就被J. E. Spingarn解读为是追求文学独立性的一种努力，姑且不论这种解读是一种“误读”还是一种“悟读”。

通过对这一文化案例的描述和呈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异域国家或民族“要想有学习外国的愿望，似乎首先必得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焦虑”⁽⁹⁾，也恰恰是由于此种原因，《沧浪诗话》才能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J. E. Spingarn所积极关注，并催促张彭春去将之翻译为英文。由此我们得出的一个启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理论如若力图有效地走入异域，进而实现世界性的突围目标，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对方文化语境中，必须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上的焦虑，进而对他者文化产生自觉的内在需求。否则，即便是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将之非常精准地译介为外文，对方也不会投以太多的青睐。

另外，这种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来完成美国当时自我文化向前行进的选择策略，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界的未来走向，也是有着一定启迪意义的。在当下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当中，是一如既往地以西方文学理论唯马首是瞻，还是能够以退为进地重返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资源，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症结所在。事实上，中国文论界的一些敏锐学者已经通过西方的参照，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例如童庆炳先生在《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一文的结尾处，就曾看似轻轻一笔，其实却是意味深长地点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界来说，是更多地吸收以‘理式’、‘神权’、‘科学’、‘高科技’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论呢，还是要更多地吸收并转化中国古代文论？这就是西方不断的‘为诗辩护’命题给我们留下的思考。”⁽¹⁰⁾毋庸置疑，这一画龙点睛式的提问是发人深省的。但在没有达成最终的结论之前，笔者只是打算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以后更为深入思考的一个逻辑起点，在此不予过多的讨论。

让我们还是把笔锋扭转到《沧浪诗话》的首次英译这一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上来。上文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当时美国文化出现内部需求和外部求助时，《沧浪诗话》才能得以顺利地进入J. E. Spingarn等人的关注视野。那么，由此生发的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美国文化语境之下，中国的《沧浪诗话》为J. E. Spingarn等人的“为诗辩护”又提供了怎样的话语资源呢？或者说J. E. Spingarn对《沧浪诗话》的兴趣关注点又是被锁定在什么意义层面上的呢？我们还是先行引入J. E. Spingarn自己的论述：

《沧浪诗话》……认为应当以精神（spiritual）而非技术（mechanical）标准对诗歌进行评判。诗歌与学习、哲学、科学、宣传以及修辞，都完全不同，它关注人类最基本的“嗟叹之音”（the music of joys and sighs），而非仅仅关注“理”（the reasons of things）、“书”（books）、“议论”（opinions）或者是“文字”（“words”）。它的核心就是“妙悟”（spiritual intuition）。⁽¹¹⁾

这里，J. E. Spingarn特别强调了严羽的“应当以精神而非技术标准对诗歌进行评判”。这一论点其实与J. E. Spingarn长期所坚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关于J. E. Spingarn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林语堂曾在为J. E. Spingarn《新的文评》（New Criticism）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有过这样的交代：“Spingarn所代表的是表现主义的批评，就文论文，不加以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也不拿他与性质宗旨作者目的及发生时地皆不同的他种艺术作品作平衡的比较。”⁽¹²⁾“不加以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显然与Spingarn所理解的严羽的“以精神而非技术标准对诗歌进行评判”，是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的。J. E. Spingarn认为“艺术只是在某时某地某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的表现”。⁽¹³⁾而这一点又恰好与J. E. Spingarn所认为的严羽的观点——诗关注的是人类最基本的“嗟叹之音”，而非仅仅关注“理”、“书”、“议论”或者是“文字”，是比较吻合的。

由此，我们甚至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定，J. E. Spingarn之所以催促张彭春去翻译《沧浪诗话》，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表述的观点与J. E. Spingarn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追求，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而一旦J. E. Spingarn发现或者听说了异域这种与自己思想相吻合的观点，在当时的论争文化语境下，通过引入异域学术来为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理论支持，也当为其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这种论争的文化语境，林语堂曾根据自己的亲身参与，有过这样的回忆：“近十数年间美国文学界有新旧两派理论上剧烈的争论……旧派中如Paul Elmer More——据说也是一位闲暇阶级——Shoreman，Irving Babbit——这些是大学教授——当然也有相当的毅力和见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Babbit教授……至于新派中，在理论上自以Spingarn为巨臂。”⁽¹⁴⁾在“新旧两派激烈论争”的文化氛围之下，作为新派巨臂的J. E. Spingarn当然是渴望通过援引中国文化中的相关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和合法性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J. E. Spingarn论敌之一的Irving Babbit，对中国文化也是相当熟悉甚至是颇有造诣的，例如林语堂就说：“Babbit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¹⁵⁾所以，尽管J. E. Spingarn和Irving Babbit都对中国文化颇为认同，但二者的观点却是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这一文化现象本身，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在异域场域中进行传播的历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种种极为复杂的文化场景。⁽¹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同一文化场域之中，不同接受者由于所秉持的接受前见和期待视野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他们在具体接受过程中，所关注的意义层面和得出的观点也会出现较大的分野。因而对于在跨文化接受过程中接受者所持有的“接受前见”进行分析，也成为我们在解析《沧浪诗话》初次在英语世界流传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J. E. Spingarn在为《沧浪诗话》的英译本序言中，曾以西方的“狂喜”说等概念，作为“接受前见”和参照体系来对《沧浪诗话》的“妙悟”说进行解释：“严羽所使用的‘悟’，与印度佛教的‘禅’，或者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狂喜相类似，都有一种与逻辑概念完全不同的神秘意义。”⁽¹⁷⁾

在此，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就去质疑J. E. Spingarn的叙述逻辑，即质疑将“新柏拉图主义的狂喜说”与严羽的“妙悟”说进行平行罗列，是否会陷入被当代学者所极度鄙夷的“X+Y”的论述模式。事实上，此处的“狂喜说”已经不再是与“妙悟”说平行并列的话语，而是变成了J. E. Spingarn接受“妙悟说”的理解前见。而带着理解者的前见来进行阅读异域文本，这乃是人类互动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也只有在这种“不同文化的激荡和照亮中”，才能“产生新的因素和建构”⁽¹⁸⁾。而且严羽的“妙悟”说与新柏拉图的“狂喜”说，二者在其意义层面上还是有着许多可以互相通约、彼此对话的文化因子的。如这里J. E. Spingarn就点出了二者至少在这一层面上对话的可能性，即二者“都有一种与逻辑概念完全不同的神秘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对把中西或东西文化进行二元对立化的这样一种观点，保持足够的警醒意识。或许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并不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尖锐对峙”的，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对立和不可调和或许在更多层面上只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其实“万国之上还有公民”，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所存在的多重共同点，彼此之间的很多内容仍然是可以相互通约的。

但我们承认文化之间的通约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天真地相信不同文化通过翻译可以完全透明地对等起来。其实，只要稍稍对翻译理论有所涉猎的人都会明白，翻译乃是一种必要的然而却又无法真正完成的任务。关于这种透明翻译的不可能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美学：科学的表现》的第六章标题即为“论翻译之不可能”，而且开篇就先行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由此还可得一种结论，就是翻译之不可能。”⁽¹⁹⁾显然，在克罗齐看来，透明的对等翻译只是一种痴人说梦。而J. E. Spingarn又是克罗齐的忠实追随者，“Spingarn是意大利美学家，思想家Benedetto Croce的信徒”⁽²⁰⁾，那么，J. E. Spingarn也就自顺其然地不会相信，翻译能够一劳永逸地一次性完成。J. E. Spingarn的这一观点，也已经为中国学者所关注。例如，钱锺书在其经典论文《林纾的翻译》中曾作过一个注释，引用J. E. Spingarn的观点来为自己的论述补充论证：“斯宾迦（J. E. Spingarn）编注《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1册《导言》自51页起论当时的翻译往往等于改写。”⁽²¹⁾

或许是由于坚持“翻译往往等于改写”的理念，J. E. Spingarn对于《沧浪诗话》英语翻译的态度，并非是为了对其进行学理层面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即并非是在“求真”的意义上去关注译文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原文的本来面目，而是在“求用”的立场上去关心主要在于这种文化资源能够对他们提供怎样的启迪。⁽²²⁾对此，J. E. Spingarn曾在其“序言”的最后结语部分，有过明确的交代：“西方世界或许会对下文的片段感兴趣，但这一片段并非是为了引向对中国天才的研究，尽管对这些天才至今尚无人进行深入探讨。”⁽²³⁾话语表述得非常清晰，翻译《沧浪诗话》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引向对中国天才的研究”，而是要为自己的“文学独立说”提供一种话语资源。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较多篇幅的论述，在此不予展开。

这种关注动机的确立和关注角度的设定，对于《沧浪诗话》的英语翻译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少直接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的选择对象。例如，张彭春作为《沧浪诗话》的最早译者，就对其翻译策略和选择对象作出过这样的解释说明：

由于该书充满了大量的历史典故（historical allusions），在翻译过程中，如若不对其中所涉及的诗人和诗句进行解释的话，那么翻译将很难完成，但只有专业的学生或许才会有这种需求。普通的读者，只是想大概地了解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宝贵的诗歌评论。因而这里只是简要翻译了其中的两章，相对而言，这两章没有太多的典故和文本依据（textual proofs）。这两章就是《诗辨》和《诗法》。但即便是这两章，也并非是全译。⁽²⁴⁾

从张彭春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读解出，如果是要面对专业的学生或读者的话，他会将《沧浪诗话》中所涉及的诗人、诗歌、典故等等，都加以详细的注解说明，以方便读者进行阅读和研究。但如果要是将读者群定位为“只是想大概地了解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宝贵的诗歌评论”的普通读者，那么张彭春就只是翻译了其中的两章，而且即使是这两章，他都没有给出全部的译文。从中可以看出，“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不同定位，直接决定了张彭春在翻译《沧浪诗话》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选材取舍。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反观《沧浪诗话》的首次英译过程，必须首先考虑到作为译者的张彭春在作出上述翻译选择时的具体文化语境，而在这一文化语境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写作对象为谁。只有明确了这些语境因素，才能真正地理解张彭春努力的动机所在以及其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否则，如若以“原汁原味”的本真性为旨归，来让西方学界理解明白《沧浪诗话》的话，那只能以木刻之竖排版的汉语繁体字版本让他们阅读，而这对于并不了解汉语——即便是稍稍有些了解——的外国学者而言，除却扭头就走之外，可能并不会有其他更好的对待方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于异域文化思想在中国的旅行传播也同样适应，也就是说异域文化必须经过本土的有效转换之后，才有可能会在本土文化语境下延承下去，否则可能只能走向一种“消沉歇绝”。对此，陈寅恪曾在其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撰写的第二份“审查报告”中有过这样的例证解析：“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²⁵⁾

因而张彭春在关于《沧浪诗话》的翻译过程当中，有意识地根据读者定位对《沧浪诗话》进行了有效的裁剪。这种裁剪与其说是对《沧浪诗话》的有意切割或人为破坏，毋宁说是为《沧浪诗话》走出本土的局域、朝向更为宽广的接受语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突围策略。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一部作品要想成功存活下去，就必须经过“来世”转换——所谓“来世”是指不同读者（也包括译者和译文读者）对原文所作的不同层面的阐发和解读。⁽²⁶⁾

《沧浪诗话》作为一部创作于12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著作，于上个世纪20年代首次被翻译成英文之后，也就获得了一种在异域重生的生存机遇。这种重生之后所呈现的图景面貌和意义阐释空间，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沧浪诗话》里面的诸多概念，乃至整个《沧浪诗话》的理论价值，都可以提供颇有启发意义的借鉴和参照。但是，我们在对异域翻译一再加以肯定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清晰地意识到其所潜存的陷阱所在。固然，异域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加深或拓展对于《沧浪诗话》某些意义层面的理解，它也可能会掩盖很多其他的意义层面。关于这一点，J. E. Spingarn也是通过援引住斯特林（Stirling）在《黑格尔的秘密》（The Secret of Hegel）中的陈述，表述了自己自觉而又清醒的认识：

非常奇怪的是，一旦某一教义（doctrine）在历史上被确立下来，我们经常惊奇地发现，在他前人那里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述，而且这些表述也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如同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一样，这些前人对教义也没有太多的洞见（insight）。假如教义没有被确立，我们在阅读这些表述的时候，应该能够从这些表述中发现非常不同的东西。⁽²⁷⁾

因循着斯特林的这一见解，我们今日对《沧浪诗话》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文本在异域所发生的首次英译，进行重新反观，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这种异域翻译和阐释，来敞开对《沧浪诗话》某些意义现象进行多层面解读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J. E. Spingarn才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对它（《沧浪诗话——引者按》）进行阅读”⁽²⁸⁾。而重新反观的另一重要目的乃在于，通过对这段近乎被世人所淡忘的历史经验的再次进入⁽²⁹⁾，来为《沧浪诗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有效地走出本土的区域传播，进而获得一种更大范围内的解释效力，提供一些策略、方法甚至是立场上的借鉴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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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厚涛，北京大学中文系。

(2) 例如在游国恩等五位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对《文心雕龙》有过这样的评价：“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57页。

(3) J. E. Spingarn（1875—1938），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上个世纪初J. E. Spingarn曾为美国文坛上极富影响力的一位批评家，林语堂在为其所著《新的文评》的中译本序言中，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详文可参见〔美〕J. E. Spingarn著、林语堂译：《新的文评》，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序言”第1—15页。张彭春（1892—1957年），字仲述，天津人，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关于张彭春的生平，可参见：《张彭春生平及著作》（Peng Chun Chang: Biography and Collected Works，Compiled by Ruth H.C. and Sze-chuh Cheng，1995. p.8）。1922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的部分章节翻译为英文，并发表于同年的“日晷”杂志总第73期上。

(4) J. E. Spingarn，“Forwa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in The Dial，Volume Lxxiii，The Dial Publishing Company，1922，p.271.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列表排序，去呈现究竟哪部中国古代文论著作是被最早译介为外文的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或许应该是最早的，它在翟理斯于189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已经有只言片语被翻译为外文。但由于时代条件等多种因素，这次翻译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因而虽然在真理的物理事实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英文翻译要早于《沧浪诗话》；但由于J. E. Spingarn并不知道或并未阅读过《二十四诗品》，因而在心理事实上，J. E. Spingarn仍然认为《沧浪诗话》是最早被译介为英文的中国古代文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