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古今融通——跨文化语境中金庸小说的当代意义

当下，中国文化呈现出多极复杂现象，既有文化自负、自信，也有文化的自卑、反叛，抑或是多种文化形态复杂共存。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和传统文化衰落的文化事实正在不断拷问着我们对待本土文化的思想和态度。这就引出当今中国文化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革中应当如何理性、成熟地看待西方文化。通过阅读金庸小说我们可以思考这些问题并且作出回答，从而展现跨文化语境中金庸小说的艺术转型和当代意义。

一、竞争·反叛·自卑——中国文化的当代问题

从美学价值、道德规范、伦理教化、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文化的许多层面具有经典性、规范化和示范性作用，社会要求其成员按照文化的示范性、主导性的基本模式从事一系列社会活动，这些活动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由此产生了文化等级。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就是文化等级成立的理由。如果默认这种文化等级，那就只剩下两种活动形式——模仿与竞争。文化模仿是文化创造的“影子的影子”，更多的是来自于文化自负，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如果仅仅是模仿、复制或粘贴，那是完不成国家或个人文化建构的。如果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文化竞争就是试图让本国的文化实践活动成为一种新的示范性文化，一种普世性的文化价值规范，就如同学界高度认可的一个文化话题——有朝一日如果世界真的实现大同，那么，真正能领导世界，能够全面管理和有效统治全球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应排在第一位。从个体角度看，如果不认可社会认同的经典性、示范性和主导性的文化，而是要创造一种反主流、个性化的文化，那就形成所谓的文化反叛。文化反叛从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规范、舆论、习惯及自我惩罚等，构成一股超强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想跳出这些框架，势必会打破旧有的文化格局，这是文化势力所不能容忍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平常温文尔雅的文化，会突然变得异常强硬起来，可能针对某人某事不依不饶，并可进一步强行控制其他人的行为，这就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有形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制和打压或无形的宣传、教化和诱导方式，也就是规范性、强制性或诱导性地将一种经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作为规范个人行为、实践的准则，织成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网络，逐步规范人的社会实践，使之同质化、秩序化，就像花园里只能生长适意花木而不能长杂草一样。能与之抵抗，于惊涛骇浪中劈波前进的只属于少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比文化反叛更为常见的是文化自卑，在经典的文化模式前自卑，就如当下中国人在美国文化模式前产生自卑感一样，产生的结果是抛却传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发展到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的文化活动，在经济大潮和消费主义挟裹下，在西方文化和价值理念肆意侵略下，已经渐渐退化为一种压抑的力量，成为一种新的桎梏、一种精神和文化遮蔽。在此语境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严重削弱，“文化主体性的失落，也就意味着这一国家历史的中断、民族精神和传统的丧失”。中国人民慢慢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心，转而崇拜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一种民族文化的崇拜感失落或遭受轻视，这对于塑造民族文化精神品格有着强大的反面牵引作用，产生的后果将无法估量。龚自珍曾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所谓“灭其史”就是灭掉该国的文化。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入侵中国，当代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所以才有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上“弘扬民族文化，抵制西方文化的侵略”的倡导话语产生。在2011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里，提炼价值观、建立文化强国的焦灼与迫切之情，更是见诸字里行间，显示其重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迫切性，也反映出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沉寂与衰落。因此，文化自卑的结果只能导致一种粘贴性人格，甚至是被动复制人格产生，不能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崭新人格，结果是民族文化意志的衰落、人的创造性的逐渐退化或丧失。因此，张柠认为：文化自负、反叛和自卑的最终指向，“都不可能指向纯粹的文化自身，而是指向确立文化等级制度的外部社会现实”，以及对它的抵抗或者屈从。

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统或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可能是一种融合传统和当代思想的新的文化，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想实践，一种文化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的策略和意志。弘扬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根），理性、成熟地看待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关键问题。

二、传承·变革·创新——金庸小说中当代文化问题的表达

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就隐然预示了文化发展的图景，试图表达出当代文化这一关键问题。金庸小说不是一种纯粹性的文化创造，而是夹杂着无数复杂的因素，历史的、现实的、商业的、政治的、个体的等各种因素在其小说中杂糅在一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对传统文化做出的变革和创新，甚或是一种否定和反叛，构成一种多元的文化奇观。

金庸小说中既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又有洞察殖民和背井离乡背景下华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还基于现实政治和商业化的考量，使得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生活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各种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体，形成陈墨所认为的“生活在第二世界”，华罗庚所言的“成年人的童话”，以及陈平原所指出的“被拯救心理的释放”，金庸自己所说的“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是借小说塑造了另一个新社会本身，实现了阅读的古今融通。所以金庸小说在现实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经过创新的文化形态，越来越得到张扬与认可，它们在由生产价值、政治价值、社会管理价值和纯粹美学价值构成的符号体系之外，形成自己独特的符号世界——金庸的侠义观和文化认同：重新诠释传统的英雄、侠义观念，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全面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当代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作现代变革和创新，其中包含批判和否定。

虽然金庸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化符号的解释和评价思路，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文化思维的桎梏之中，但他在解除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善与恶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实践上，在弘扬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变革创新的实践上，在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上功不可没。于是乎，金庸小说以俗至雅终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今后或许会成为一种经典、一个坐标。在人物塑造上打破非善即恶、非恶即善的对立状态，区分了正邪势同水火的传统代际与边界，譬如亦正亦邪的黄药师凭空降临，“君子剑”岳不群扯下面罩直面人生，等等；在人性刻画上，彰显人性的现代精神和价值，如狄云厌倦了金银财宝的贪婪得脱大祸追求自己心中所爱，乔峰厌倦了江湖的暴力和不能忍受的人生孤独而自杀，段誉厌倦了杀人的武学和江湖的诡诈而乖乖做皇帝，令狐冲厌倦了对权力的膜拜与痴迷携任盈盈归隐西湖梅庄在追求人性自由中“笑傲江湖”等。逃避于时代主题和宏大叙事的结构和表述空间，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一种存在，作为对历史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人性的超脱和自由。

在金庸小说中，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既有对统治性符号的系统解读，亦即通常所说的帝王将相、社会政治、护国卫国、才子佳人的文化及其历史的重新表述，更有对不入“正史”的“野史”的审视和录用。通俗文化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古代著名小说《水浒传》能流传于世已可称是俗文学的奇迹了。而金庸创造了通俗文学的第二次光辉，使得通俗文学获得当代全球华人的关注，从读者的多层次、跨国界及庞大的阅读群看，金庸小说比《水浒传》获得更大成功，也许会逐渐演变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世景观。除了参照“正史”勾画小说情节外，金庸小说很多层面上涉及“野史”。“野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体系，其中无疑有许多尚未得到研究或触及的文化材料，这是一种摆脱单纯的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思路，从而为文化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民族志和地方志方法提供资源并开辟新的研究思路。对那些被压抑的文化形态的意义呈现和价值显现，具有相当重要的推进作用。

更能引发读者思考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借助通俗小说这种“古代形式”的大规模创作，其实是现实社会、当代境遇、现代心态和人类情感的重新书写。借助于复杂错乱的时序、大开大合的思维实践、汪洋恣肆的语言、现代性主题的表达、心理需求的情节确立、古代人物的装束与品格，掺和着当代人的孤独、迷茫、焦灼与渴望，构建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畅想型、怀旧式的侠义世界，满足现代人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从而达到古今融和。其实文学是复杂的，不单是创造出一个新世界那么简单，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韦勒克认为：

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

韦勒克心仪的是组成文学作品的文学要素，既有文学内部固有的文学要素（诸如主题、情节、结构、想象、虚构、审美等）和文学语言自身的奇特性（包括音韵、节奏、修辞、空白、期待等），也有涵盖更广的文化意义，亦即是文化的“话语霸权”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认为，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里，国家的统治方式是通过暴力和强权来实现的，而在民主程度较高的社会里，主要通过文化的宣传和渗透，通过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民众接受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统治目的。张柠认为：

大众文化实践的能动性，也就是为各种文化实践和符号生产争取表演的舞台，争夺话语权或者文化领导权。

金庸花几十年的时间对他的作品进行三次大规模的修改，其目的就是争夺文化的话语权和话语制高点，到了中晚期因为武侠小说的极度畅销，金庸声名日隆，他一改为《明报》销量而写作的初衷，转而为小说能否名垂千古而写作，因为武侠小说不能为历史叙说历史，只能为虚拟的世界增添色彩。所以他笔下的武侠世界已经不等同于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所美化的荷马式的“古希腊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古代完整文明”的人们向往的世界，而是一个分分合合、多灾多难、动荡不安近乎破碎的世界，在这种关乎当代世界悲伤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诙谐化、陌生化又有着熟悉感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社会和心理所存在的问题。带有浓厚现代性的创伤记忆，并通过金庸小说叙事、主题表达和运用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认同与批判。这里面有着对现代大陆政治的全景式的认知和再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运用，更有现代性的植入与展示，为阅读者提供阅读背景和阅读需求的一切可能，完整地展现小说的当代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作者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可以感受现代情感的生生死死，可以认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变革，可以认同作者对传统文化所做的批判和否定，更可以展示对西方文化的“拿来”策略。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武侠小说本身给阅读者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空间，而求得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文化、伦理、江湖道义、侠义精神的回归与怀旧。

三、古今融通——金庸小说的文化审视与录用

金庸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延及当代，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侠义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意见？早期他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的着力点在于儒家文化，“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郭靖一生好像就是为实践这些儒家的理想而活。他既不是朝廷命官，又不是武林领袖，以一介武林大豪带领一众英雄守护襄阳，最后随着襄阳城破而陨落，完成江湖中无人能企及的实践高度。然而儒家积极入世的民本主义和仁义道德、处世立人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求一个普通的武林人士为外族的入侵和御侮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更为艰难的选择。

学者何平曾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江湖多难，才需要更多大侠和英雄救世，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至高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就成为衡量英雄的标杆。但光靠儒侠不能撑起人类的全部心理天空，社会中，即使江湖中这样的机遇和英雄也是凤毛麟角，人们可能更为关注于造型别致的英雄形象。所以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金庸对文化作了相应的选择：《天龙八部》用佛理解释贪嗔痴怨怒，并对宿命文化作了文学的理解；《笑傲江湖》弘扬道学同时张扬人性的自由；《鹿鼎记》却借鉴西方小说的理念以“拿来主义”的方法完成韦小宝的塑造。可以看出，金庸已经向传统文化多层面多角度汲取营养，甚至把触角伸向西方文化，表明后期的金庸在思想表述上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偏向于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思想所进行的吸纳和应用，作为对武侠小说思考的最终成果，其封笔之作《鹿鼎记》选择借鉴西方文化来映照武侠小说的主题、情节和人物设置绝非偶然。学者何平在认真研究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变革后，指出：

《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韦小宝这个平民英雄的出现，既预示着侠义英雄尽成前朝故事，也预示着武侠小说的不可递延性。但在文化的审视和录用上，以传统文化为根，古今中外，都成为金庸小说共同的资源，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共同组成金庸小说在现实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四、沉寂·相忘——现实文化语境中武侠小说的衰落

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更进一层思考，为什么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会走向衰落？

基于文化的自卑、反叛和自信，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塑造英雄侠客形象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枯竭。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英雄类型塑造经过一千多年的写作实践已得到充分挖掘，作为创新的可用资源已不多。金庸尝试着英雄类型的创新探索，试图让更多类型的人物进入侠义英雄行列，身份显赫的如陈家洛、袁承志；家道衰败的如郭靖；平民孤儿如令狐冲；败类之后人如杨过；武林豪杰如乔峰，直至街头混混、无赖韦小宝都挤进英雄榜。特别是韦小宝已经是借鉴了西方小说的理念完成其对传统文化侠客类型的新思考，这种“中外合作”式产生的人物，是造成《鹿鼎记》毁誉参半的重要原因。如果再继续探索新人物类型产生，或者梦想能不断更新英雄榜上人物，金庸自己也认为江郎才尽再无创新能力。韦小宝已是武侠英雄的特例，是穷人发达、少年得志的典型，是平民式英雄的典范，亦即是金庸对“英雄”重新思考的终极成果，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化的理念。一个作家总不能随心所欲、毫无由头地将一个恶棍或民族败类之流经幻化转而成为一个英雄模板，这不符合久淀的民族欣赏习惯。孔子曰：“过犹不及。”在武侠小说中，失去传统文化认同的英雄脸孔，是得不到大众认可的，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韦小宝后，金庸找不到能够支撑其英雄理念的文化资源，他只好搁笔。

2．不单如此，金庸小说中改造了江湖文化，使得传统武侠江湖消失于我们的阅读视线。江湖与现实合二为一充满了政治隐喻，江湖与现实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不分彼此，原本经典、普世的江湖文化经改造后似乎成为某种政治或人生理念挥洒的场域。它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江湖性质，小说中的江湖经金庸改造后已不再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固有的文化形态一旦被打破，要么以文化反叛姿态展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要么是原有文化的经典性状况逐渐覆灭。金庸无力创造更具个性色彩又具有普适性的江湖文化，只好封笔谢绝江湖。由此，侠客活动开始失去了空间，没有了江湖也就没有了侠客。侠客如果生活在另类的世界里，武侠小说存在的意义又如何？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地走向没落。所以，读者在结庐江湖的同时，又只能相忘于江湖。

3．而在叙事模式结构上，金庸也无法突破唐传奇以来一千多年形成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湖叙事形态。《鹿鼎记》作为金庸多年探索的最终成果，把全景式的皇宫生活和争斗植入江湖文化，展示作者构思上一次重大突破，但在叙事上依然无法摆脱“纷扰—平静”模式。随着天地会英雄陈近南的失败，韦小宝的归隐同样非常明显地昭示江湖已从纷乱走向平静，江湖仍然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金庸始终无法超越武侠小说叙事固态，一切努力终将化为乌有。

4．武侠小说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已经悄然生变。20世纪中晚期无论是政治活动频仍的六七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经济落后的是文化上的弱势，文化弱势导致国家民族地位弱化，全球华人在弱势中渴望被拯救的心理需求便显得紧迫而必须，张扬被拯救主题的武侠小说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上得以流行。21世纪初期，国力的强大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苏醒并确立，被拯救的欲望逐渐被个性及人格魅力的张扬和渴求国家文化的强势所取代。在此文化语境下，武侠小说渐次被读者遗忘，符合新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的军旅文学（包括影视）开始大流行，在2005年至2006年到达鼎盛就是一个显证。

金庸创造了一个时代，成为一种标志，但同时形成了一种遮蔽，让人高山仰止。后金庸时代的卧龙生、诸葛青云、温瑞安、萧逸、聂云岚等作家虽然从金庸小说汲取营养，但已经无法赶超，只能仰望高山，感慨生不逢时。即使后来武魔、玄幻小说（韩云波命名为“大陆新武侠”）一度崛起，但与金庸时代的壮观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毕竟无法超越自己，他在深刻地审视自我后，放下如椽之笔，留给读者更多的“空白”（伊瑟尔）和“视野期待”（姚斯）。这是金庸的绝顶聪明之处。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短时期内可能不会出现才如金庸之人，在出不了大师的年代里我们只好感之慨之，终将惜别挚爱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研究资料相当广博，在这汗牛充栋的评论中，我不想或许也无能力全面系统评价金庸的得与失、功与过，我仅凭对金庸和阅读的喜爱，以接受美学为基本理论支持，从跨文化语境入手，紧扣文化创新，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地透视和把握金庸武侠小说艺术转型，在阅读中接受和感悟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内涵。对金庸小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变革做一点小小的告白，实现阅读的古今融通。并对小说提供的文化现象进行有破有立的现代解读，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确立金庸小说的当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歌德说得好，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已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思考而已。换言之：

也许一切都已经有人说过了，只是还需要理解。

在阅读过程中对金庸及其小说的几个横断面不断进行重新思考和理解，他的成功或是他的不足。

通过文学展示文化的方式，能让世界对中国更少一些误解，多一些真切、生动的感知。当前，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重要的当代意义，而金庸小说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弘扬。总之，金庸小说实现了古今融通，在现实文化语境中有其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1. 文化的等级现象很复杂，一般理论认为，文化无所谓好与坏，但文化前面的诸多修饰语，如腐朽、高尚；传统、现代；专制、民主；地域、民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红色、强盗；农耕、工业；主导、从属等等，显示文化优劣和等级的存在。在目前这个世界大格局中，西方国家依旧是第一等级，以美、英、法、德、意为首；泛西方国家为第二等级，以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东亚的日、韩等为主；而剩余国家在第一等级的眼里都是第三等级，比如中国、俄罗斯，在一个以西化为中心的文化世界里，西方文明成为核心，从而产生了各种为其服务的概念、观点、理论，共同形成一种西方价值观、伦理观、哲学体系，离核心越远则其等级越低，高等级的越有优越感，低等级的越自卑。这种文化的等级性主要来自于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2. 意识形态的特征很复杂，不单单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纷争。从另一角度观察，任何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带有乌托邦色彩，较负面的看法是，现实永远是枯窘苦涩，再怎么粉饰、打扮也无法取得大众认同。意识形态欲行之有效，必定许上一片精神和物质的乐土。
3. 楼宇烈：《文化交流与文化主体意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8月25日第6版。
4. 张柠：《文化实践、符号等级和文化研究》，《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5.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6. 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认为对待西方文化应当“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为拿来主义。《鲁迅文集》第六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8.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读书》1991年第4期。
9. ［法］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吴岳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