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起始于19世纪末，经历了先翻译后原创、先理论后创作的成长路径。这一过程印证了中国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和精英立场的启蒙性，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收获的众多结果之一。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上述显在特性，使得它长期以来被先验地视为“五四”以来启蒙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今天看来，这一精英价值取向的努力在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文学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理论的封闭，使得儿童文学批评对一些逸出或对抗精英启蒙立场的文本无法构成具有穿透力的言说。

从儿童文学的历史来看，古腾堡技术引发的文化革命、洛克教育思想引起的儿童观的改变、中产阶级对家庭的重视、医疗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因素合力催生了儿童文学在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的独立与兴起。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既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一个产物，也是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硕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形成的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于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思考，也基于对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内在文化逻辑的认识，从大众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所表现出的种种症候，可以说将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本书作为一项笔者历时五年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把中国儿童文学放在大众文化的视域中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基本框架如下：

一、以“蒙学中的儿童”、“图像中的儿童”以及“《世说新语》中的神童形象”为三个着力点对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儿童生活以及童年观念展开探索，从而较为立体地呈现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两份画报——《小孩月报》和《点石斋画报》为个案，借以考察“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儿童文学萌蘖期中国儿童文化的诸种症候以及它们对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某种潜在影响。

三、20世纪20年代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和30年代的“三毛漫画”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如果从大众文化的视角而言，这两个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演绎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四、“十七年”期间的中国美术电影和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闪闪红星》是传播极为广泛的儿童影视作品。它们不但构成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而且在成人世界中也享有盛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另一种大众文化实践。

五、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而言都意味着某种“转折”与“重新启动”。当代文学也终于摆脱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被“一体化”的固定轨道，走上重视个体经验与表达的“解放”之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了自己的话语叛逆，进入一个语言狂欢的实验阶段。

六、随着文化产业日益被经济发达国家视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儿童文化产业更是被寄寓了巨大的期望。从“天线宝宝”到“哈利·波特”，从“变形金刚”到“哆啦A梦”，一个又一个席卷全球的儿童产业富矿被成功开发出来。这对正在蓄势待发又尚显薄弱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来说，既提供了一个令人遐想的远景又构成了一种必须超越的压力。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创建富有生命力的本土儿童文化产业？这个命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值得我们长久关注。1904年，商务印书馆以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小学教科书为基点实现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飞越，并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机构。这家深度介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其起步之初敏锐把握了新兴的商业缺口——学校和儿童市场，这一历史记忆可以说为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深入思考的早期实践。

总而言之，本书以大众文化理论为思考基点，试图把儿童文学纳入儿童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框架内重新审视，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形成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与批评话语方式，并初步建立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虽然在研究过程中选取了多个典型文本为突破口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但由于时间、资料等限制，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对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缺乏深度扫描、对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化品质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图画书的文化研究未及展开，等等。

陈恩黎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