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压政策、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南宋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南宋文人大多数与政治有着一定的联系，或者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与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心灵史上的一大课题。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是文人、学者、官僚三位一体的，而其中“官僚”身份又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怀有很浓厚的官本位情怀。

第一节“权”“势”的构成与作用

中国重视权势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韩非在《备内》中曰：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1]

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权“势”、官位之重要性。并在《功名》一篇中，进一步举例说明势位的决定性作用：

有材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2]

才能、道德在势位面前不堪一击。

这样的官本位思想，发展到南宋尤其突出，并由此导致干谒请托之风的盛行。据《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六载：

（大观二年）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学校，革去科举之弊，而复兴乡举里选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试，类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试官，而应举之士，未尝经历学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为去取。故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试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编集平昔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许印卖，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岂可容私自编集，以为请托之资乎。欲乞诸路州县应有出身之人，将来合差充考试官者，不得收接见任或他州县士人投贽所业经义论策文字，庶绝前日科举侥幸之风，而上称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实之意。”从之，仍先次施行。^[3]

宋室南渡以后，“编集平昔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的风气之所以盛行，就与“有司”的权势有关。

南宋末期文士金履祥的例子可以从反面证明势位的重要性：

（金履祥）以布衣游诸公间，率以文义相处。当宋季年，睹国势阽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济，为在位所沮，议格弗上。其语秘不传，然当时计画之士咸叹其策不用。^[4]

因“在位”者所沮，以“布衣”游诸公间的金履祥有再多的奇策妙计也无济于事，只能落得个“其语秘不传”“计画之士咸叹其策不用”的下场，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鲁迅要感叹“无声的中国”^[5]。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发出声音的大多是“在位”者，而无权无“势”之人任你再有远见卓识也只能默默无闻。

谢枋得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以上论断的注脚：

宋度宗时国子正余安裕，乃谢枋得之甥，少从枋得学。客有甚谈安裕之文学于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吕东莱中宏词科而归，学者群登其门，请升讲座。陈同父劝东莱勿许，曰：伯恭未是系籍圣贤，岂可升坐？东莱问其故，同父曰：官为宰相，可以生杀废置人；官为台谏给舍，可以弹驳荣辱人；官为国子监，可以考校舍法取去人。开口高谈道德性命，纵有错谬，人无敢争辨者，畏其势也。此三等谓之系籍圣贤。东莱大笑而止。今安裕为国子正，乃系籍圣贤，宜乎子之敬畏而称颂之也。”客大惭。^[6]

我们读了这段话，亦会如客一样“大惭”，因为陈同父的话揭示了一个令我们不安的事实：在“义”“利”面前，我们常人往往会选择“利”，为了利益不惜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除了少数的君子讲“义”，我们普通人大多还是讲“利”的，滚滚而来的利尤其是芸芸众生所不能抗拒的，而获利最便捷的方法便是有“势”，这个“势”，不仅指政治权力，有时还指由此政治权力派生出来的话语权力。行政权力、话语权力对人可谓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与社会价值，决定一个人的仕途地位与身份认同。

中国社会上的“权”“势”，可以让人无所不能，无往弗届。无权无势而要干一番事业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谢枋得在《辛稼轩先生墓记》中谈到辛弃疾时，特别指出他能“无位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7]，“无位”即指辛弃疾当时没有什么职位，可他却为朝廷舍生忘死地干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事，这就是难能可贵、常人所不能为的了，故“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就是看到了“无位”而能立功的可贵。而一旦辛弃疾有了地位，有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地位立身行事时，人们对他的人格个性和行为方式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认为他专横者有之。认为他难以驾御者亦有之：朱熹评价辛弃疾为官有“势”时说：“辛幼安亦是一帅才，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8]杨万里评价“辛弃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难驾御”^[9]。在我们看来，辛弃疾“纵恣”“难驾御”乃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有能力之人在干事业时自然而然的表现，乃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值得注意的倒是说他“纵恣”“难驾御”的朱熹、杨万里、周必大等人，他们的话语权力，对辛弃疾的前途、命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0]由此看来，人生世上，岂可不重视政治权力、话语权力、势位？

第二节 党同伐异的文化性格与道学兴废

对于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情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此已有很清醒的认识。王国维指出：

披我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再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11]

冯友兰也说：“中国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带官气的。”^[12]他作为一位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屡经沉浮起落的文人，^[13]对官场中扼杀人性的种种现象应屡见不鲜、深有体会，故能说出如此一针见血的名言警句。而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维护文化与学术尊严的纯正学者陈寅恪虽然毕生与实际政治绝缘，但也深知政治对文化的影响，他在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时指出：“宗教与政治不同物，……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14]宗教尚不能与政治无所关涉，何况文学。无论冯友兰还是陈寅恪，都清楚政治必影响到文化。

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中的党同伐异、干谒奔走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密切。宋人意气之争激烈、党同伐异严重，正如吕思勉所说：

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宋朝人的党见，闹得太凶了。不论什么事情，都几乎只有意气，并无是非。^[15]

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16]

沈松勤也说：

建中靖国以后，宋廷内部因此进入了更为激烈的意气之争，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直至北宋灭亡前夕，其中全然无涉国家治体。事实充分表明，非此即彼的两极理论君子小人之辨，始终是党派双方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理论依据，是士大夫自我标榜儒家道义而排斥异己，甚至迫害政敌的思想武器，并随着党争的不断激化，越来越变得须臾不能离去，亦越来越变得荒唐不堪。^[17]

自绍兴至庆元，各阶段的朋党之争，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无一不是“谈义理”者率先以“义理”发难，以“君子”自居，痛斥对方为“小人”，导致各自为党，相互排斥，这也就是廖刚所说的朋党之争“生于君子”。在相互排斥中，尽管“谈义理”者的人品不差，为人正直，不乏君子风范，且又每每以失败而告终，有时甚至惨遭人身迫害，但与迫害者一样具有“好己之同”“恶人之异”的陋习；易言之，在双方各自具有的这种陋习的互动中，都明显地体现出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18]

可见，喜同恶异、党同伐异、人际关系与面子私利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宋政治形势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对此深有体会。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林季仲即提出自己的忧虑：

祸乱未平不足忧，风俗未革深畏。比年以来，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废而逐之，辈出辈入，相倾相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于今未决也。^[19]

在“辈出辈入”“是非至于今未决”的生态环境下，当时士大夫意气用事、易动感情，全为私利打算，以至于“议论蜂起，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20]，甚至高宗皇帝也感受到了，他说宋室南渡后的“数十年来，士大夫相攻诋，几分为国，几分为民，皆由私意，托公以遂其事”^[21]，这就导致南宋一朝党同伐异、用人唯亲之风盛行。

即使是一代名臣赵鼎也不例外，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载，他在建炎三年己酉（1129）向皇帝进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犹配享庙庭，而京之党未族，臣谓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气哉！”结果，“上纳其言，遂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22]。而赵鼎自己也是党同伐异的典范，朱熹在给丞相留正的书信中道：

熹窃见绍兴初年，赵忠简公为相，一时收用人材之盛，后来莫及。然细考其间，亦岂无不满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势，此强彼弱，故虽少杂而不能害治，当时有“小元祐”之号。今者窃观丞相之心即赵公之心，然论一时人材贤佞之势，则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强，此则区区所以不能不深忧，而辄以分别贤否忠邪之说为献于门下也。^[23]

绍兴八年戊午（1138）二十四日（丁未），赵鼎迁特进，吕本中草制，道“谓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谓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惟尔一心，与予同德”，结果“右仆射秦桧深恨之”^[2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绍兴六年（1136），陈公辅也以“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来弹劾“以私意取程颐之说”的赵鼎。^[25]

南宋士大夫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激烈程度可从当时高文虎起草的《禁伪学诏》中窥见一斑：

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协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谋坏散，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舛忤，流言间发，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国家秉德康宁，不汝瑕珍，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渐于流俗之失，弗可复反欤？将狃于国之宽恩。^[26]

这段文字虽然是为了打击异己而作，其中意气之争的成分比较明显，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南宋时期，除了赵鼎之外，张浚、秦桧甚至韩侂胄本身也是党同伐异、结交党羽的典型。

陆游在《跋蔡忠怀送将归赋》中感叹北宋熙宁、元祐党争之祸：

予读《送将归》之赋，为之流涕，不为蔡氏也。宋兴百余年，累圣致治之美，庶几三代。熙宁、元祐所任大臣，盖有孟、杨之学，稷、之忠，而朋党反因之以起，至不可复解。一家之祸福曲直，不足言也，为之子孙者，能力学进德，不为偏诐，则承家报国，皆在其中矣。^[27]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游借北宋时期的朋党之争来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忧虑及希望将来能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吏部侍郎吕祉曾上书详析当时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深刻原因：

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时中”，程颐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排挤之，则又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号为伊川之学者，类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盖小人之所不为。有李处廉者，知瑞安县，专事货赂，交结权贵，取程颐文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者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近闻处廉犯入赃已系狱，罪当弃市，远近传笑。^[28]

宋室南渡以来，士大夫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绍兴八年（1138）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兼直学士院吕本中罢。我们从侍御史萧振的弹劾言论中可见当时人情世故、官僚结构之一斑：

本中外示朴野，中藏险巇。父好问受张邦昌伪命，本中有诗云“受禅碑中无姓名”，其意盖欲证父自明尔。赵鼎以解《易》荐李授之除秘阁，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荐，遂怒形于色，欲缴还词愿。已而知出于鼎，乃更为授之命美词。其朋比大臣，无所守如此，望罢本中，以清朝列。^[29]

南宋乾道六年庚寅（1170）五月二十八日（戊寅），辛弃疾入对延和殿，作《九议》上虞允文，亦看到了朝中“党同伐异”的现象，并指出其危害：

某窃惟方今之势，恢复岂难为哉？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君子曰“不事仇雠”，小人曰“脱有富贵”，如是而恢复之功立矣。虽然，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尝有也。持天下之危事，求未尝有之大功，此缙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以为不可者欤！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而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则夫用兵者，讳兵之始也。某以为他日之战，当有必胜之术，欲其胜也，必先定规模而后从事。^[30]

稼轩一介武将，用兵如神而又有如此远见卓识，本应是南宋朝廷的福气。南宋朝廷继承了“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整个宋代以文武双全著称的词人只有贺铸、岳飞、辛弃疾等寥寥数人。辛弃疾与岳飞皆有用兵之才，且都有“直捣黄龙”之志，并都曾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功勋卓著，都是南宋时代的悲剧人物。其间的区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辛弃疾却是料事如神，从此次辛弃疾入对延和殿所作的《九议》一文中，可见其对将来局势与自己坎坷不平的命运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遭受小人嫉妒，却还要去担任艰危，这种舍身赴难的勇气，更令我们扼腕长叹。

正因达官显宦愿意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一般文人士子也就愿意趋炎附势、请托援引。这在中国社会关系中是人之常情，也是南宋官僚结构的具体情况，或曰中国特色。到了南宋，一代儒宗的朱熹盛赞党同伐异，甚至将其上升到“爱君忧国”、治国安邦的理论高度，在《与留丞相书》中他直抒己见，其中对党同伐异的赞赏之情沛然莫之能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言论出于以理遣情著称的理学大宗师之口：

熹又蒙垂谕，深以士大夫之朋党为患，此古今之通病，诚上之人所当疾也。然熹尝窃谓朋党之祸，止于缙绅，而古之恶朋党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亡人之国。盖不察其贤否忠邪，而惟党之务去，则彼小人之巧于自谋者，必将有以自盖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无所回互，往往反为所挤而目以为党。汉、唐、绍圣之已事，今未远也。熹虽至愚，伏读丞相所赐之书，知丞相爱君忧国之心，无一言一字不出于至诚恻怛，此天下之贤人君子所以相率而愿附于下风也。而未能不以朋党为虑，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贤否忠邪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于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于进退予夺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阴邪谗贼，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势。丞相又虑此身自陷于君子之党，而使彼之蓄憾久而为祸深也，又稍故为迷乱昏错之态以调柔之，反使之气豪意健，旁若无人，敢于干禄之章，肆为诬善之语，而朝廷亦不问也。夫杜门自守，孤立无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纳贤能，黜退奸险，合天下之人以济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职也。奚必以无党者为是而有党者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处，无党则无党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长，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虑将有不可胜言者，则丞相安得辞其责哉？熹不胜愚者之虑，愿丞相先以分别贤否忠邪为己任，其果贤且忠耶，则显然进之，惟恐其党之不众而无与共图天下之事也；其果奸且邪耶，则显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尽而有以害吾用贤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为党，而不惮以身为之党；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是又将引其君子以为党而不惮也。如此则天下之事其庶几乎。

且接着指出“丞相不此之虑，而虑士大夫之为党，其亦误矣”！^[31]正因为这段文字出自朱熹的集子中，而且是写给当朝丞相留正的书信，所以才更能代表其权威性与普遍性，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精英分子对此现象的共同认识。

南宋时期士大夫党同伐异的文化性格及由此形成的官僚结构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思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载：

绍兴初，秦会之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俄为吕元直、朱藏一所逐。朱、吕罢，赵元镇相，彦明以布衣入侍讲，经生、学士多召用焉。元镇罢，张德远独相，陈司谏公辅上章力排程氏之学，以为狂言怪语，淫语鄙论，镂榜下郡国切禁之。康侯疏言：“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是入室而闭其户也。”其后，会之再得政，复尚金陵，而洛学废矣。^[32]

士大夫之间变化莫测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与南宋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南宋士人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其实，党同伐异的民族性格是有其来源的，儒家经典《易经》中道：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33]

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34]这种注重家族亲情的人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可以说就是直接继承孔子伦理道德观的，在《孟子·尽心上》中有一段记载：有人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对这样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舜）窃负（其父瞽瞍）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35]这个回答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此类问题的标准答案。而且在这方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相通的地方。道家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也十分看重由血缘结成的人伦亲情，他们都十分注重小集体的利益。两千多年前的纵横家鬼谷子也教导我们：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36]

旷世绝学《鬼谷子》的教导，可以说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国人的性格里大多深受“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有徇私枉法、用人唯亲的倾向。

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人情世故深思熟虑的鲁迅对《鬼谷子》一书并不陌生，他在《补白》一文中道：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的老师所作；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37]

鲁迅接着说：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38]

可谓是鬼谷先生“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的最佳注脚。

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不是“公”而是“私”，不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才智以适应社会为社会服务，而是如何跟上司搞好关系结成私交，最好能结为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或志同道合的“死党”，这样办事、成事就容易多了。故广结社会名流、王公巨卿就成了读书人实现理想、获得实惠的重要手段。南宋江湖游士姜夔为了安身立命，广交天下名流巨卿，其中有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张镃，他们在姜夔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9]又如，与姜同时的戴复古“以诗鸣海内余四十年，……所酬唱谂订，或道义之师，或文词之宗，或勋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钓酒侠之遗，凡以诗为师友者，何啻数十百人”^[40]。此外，我们从郑刚中、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张孝祥、周必大、叶适、刘克庄等名流显宦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帮文人士子印可荐举的文字，南宋文人奔走漂泊、干谒请托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