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文学

南宋聪明才智之士若是名位不显或出身寒门，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这时就需要借助名流显宦来为其印证认可、扬名推荐，方能博采誉望、迅速功成名就。名流显人印可品题的重要作用，促使文人士子为了出人头地、进入仕途、获取生活资料而干谒行卷于名流显宦之门。南宋的名流巨卿大多十分看重前辈名流显人印可的功能与作用，故他们自己也以此为榜样，屡屡为后生晚辈印可延誉，表现出奖掖援引后进的可贵品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南宋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批评风貌形成的强有力推手之一。

第一节 小故事、大问题——名流印可对南宋士人前途与命运的影响

我们首先用几个小故事来说明名流印可在南宋士人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以阐述名流印可对南宋士人前途与命运的重要影响。举例如下：

例证一：据《四朝闻见录》载：

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暨调余姚尉，史越王（浩）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余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1]

熊克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幸运儿，他以行卷得到名流的认可，从而踏上仕途。这充分说明了“名流印可”是文人成名成功的一条捷径。

据史书载，熊克是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进士及第，因以文章见知于孝宗，除校书郎，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克博闻强记，淹习宋朝典故，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2]然熊克成就有限，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其《四六类稿》三十卷，评议道：

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复撰。皆四六应用之文也，亦无过人处。克以王丞相季海荐骤用。王时在枢府，赵温叔当国，莫知其所从来，颇疑其由径，沮之，而上意乡之，不能回也。^[3]

一个著述外无他嗜的士子，竟然“无过人处”，却也“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其中的关键在于“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得到了王的印可，并“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名流印可在士人进入仕途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或许也是喜好著述的熊克专攻“四六应用之文”的原因所在。

例证二：舒岳祥二十六岁时，将自己的作品呈给前辈名流吴子良审读，吴子良为其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印可文字：

余……谂游从于海内，欲求异禀灵识如汉贾谊、终军、唐李观、李贺、本朝王令、邢居实辈，杳不可复得，辄过疑天地间春淑秋澄之气，徒岁钟于奇葩怪植殊珍大贝，而人独受之者少，不然则余之耳目狭，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两编。余读《荪墅稿》，如登岱华……读《史述》，如神禹随山刊木，百川顺逆之势毕露；如季札观周乐，聘列国，逆料其理乱兴亡皆暗合；如冯妇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狱。盖其通达近谊，辩博近军，赡郁近观，奇诡近贺，劲挺近令，清峭近居实。余惊喜，恨得之晚，进之曰：谊也隘，军也谄，观也肤，贺也浮，令也激，居实也怆，生岂此之俪乎哉！余闻之也，论太高者奇胜正，其于行流之狂，辞太工者华掩质，其于学失之赘。惟趋平实则一祖孔氏，庄、列其诞者也；惟务正大则一宗孟氏，屈、马其靡者也。生既早猎群书，气豪骨老，不肯蹑举子后，方且磨砻浸灌于性命道德之说，骎骎焉异禀灵识，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异禀益宜养，灵识益宜充，又二十六年，岿然以行学立阆风上，追前哲而启后来者，必生也。^[4]

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在为后生晚辈的印可延誉中体现自己的审美观点、价值观念、人情世故及印可方式。

例证三：以南宋时期受到名流显人印可延誉而进入仕途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为例来说明名流印证认可、援引延誉的重要性。杨万里的仕途转机、人生命运与干谒请托、印可延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据悉：

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时公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怅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以忠鲠南迁，幸遇时平主圣。老矣，不获遂所愿矣！”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5]

杨万里一生仕途转机始于“以弟子礼谒张魏公”，终于“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得到孝宗、光宗“二圣”的印可延誉，真可谓流芳千古、名垂青史了，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得到“二圣”印可后的欣喜自得之情。杨万里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很有文才和表现能力，自然会得到爱才之人如张魏公、虞雍公^[6]甚至孝宗、光宗的欢心与赏识，而且他能够充分利用名流显人的赏识印可之辞，发挥其“延誉”扬名的最大效力，“故其自赞”，将“二圣”对自己的夸奖之辞挂在嘴边、形诸文字，当作对自己进行宣传报道的绝妙广告词，千载之下，犹呈现在世人眼前，善假良史之辞，巧托飞驰之势，与日月争光，与天壤同久，蜚声寰宇，绵绵不绝，以至于今。其缘由除了他论议挺挺、特立独行的主体特征，乐观闲适、幽默旷放的人生态度和清新自然、精妙绝伦的诗歌意境之外，他自己的干谒请托之勤与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之功，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因素。

例证四：吴沆因得到名流印可而名声大振，据《环溪诗话》卷一载：

环溪少时，终日沉默，伯兄觉其如此，每以文字强其学。一日，借到渊明诗，命环溪录。即毕，遂得《晚归》、《早行》二诗，写在几案间。……伯兄深喜，以为似渊明，因令读渊明诗。……兄弟强环溪以所作质于当代名公，环溪入临川，始作《邈兮》见邓著作，作《凤鸣》见刘直阁，不旋踵而二诗播于城内。^[7]

例证五：因誉望而受到名流显人的赏识后进入仕途的“永嘉派”代表陈傅良的生平事迹，也能说明南宋时期誉望之重要性，试看叶适《陈公墓志铭》载：

初讲城南茶院时，诸老先生传科举旧学，摩荡鼓舞，受教者无异辞。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藉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公不自喜，悉谢去，独崇敬郑景望、薛士隆，师友事之。入太学，则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四方受业愈众。^[8]

有此誉望，陈傅良中进士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其门生弟子蔡幼学在《陈公行状》中记载了陈傅良中进士时意气风发、蜚声寰宇的盛况：

公英迈不群，强学笃志，其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与传诵，从游者常数百人。……孝宗方锐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为人，于是临轩以太宗事策新进士，公对言……且以太宗求谏崇儒等事，反复规讽，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将请置第一，或议不合，犹在甲科。当是时，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外国，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未赴，参知政事龚公茂良为孝宗称公之材，特除太学录车驾幸学，改承奉郎，居岁余，力求外补。^[9]

誉望在南宋士大夫生命旅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例证六：邹登龙在《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中对戴复古的生活方式和风神意态进行了一番描述：

诗翁香价满江湖，肯访西郊隐者居。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贾岛少骑驴。但存一路征行稿，安用诸公介绍书。篇易百金宁不售，全编遗我定交初。^[10]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安用诸公介绍书”透露出“诸公介绍书”在戴复古的人生之旅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最有名的便是楼钥、真德秀、杨汝阴、赵汝谠、赵汝谈、姚镛等名公巨卿的“介绍书”，他们对戴复古诗的品题印可，让戴迅速成名。参知政事楼钥为戴复古诗卷作序时详谈了戴以诗拜谒他时的情景：

一日携大编访予，且言：“吾以此传父业，然亦以此而穷，求一语以书其志。”^[11]

戴复古还“见知于真西山”^[12]。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的真德秀品题戴复古诗时，高度评价道：

戴君诗句高处不减孟浩然，予叨金銮夜直，顾不能邀入殿庐中，使一见天子，予之愧多矣。^[13]

真德秀是南宋名臣及理学名家，有了他的品题印可，戴复古成名就指日可待了，故戴复古与他时相过从，深得其援引延誉。《（嘉靖）太平县志》卷六《戴式之传》载：

真西山称其句法不减孟浩然，繇是遂名天下云。然颇知自重，由庆元以来诗人为谒客者，相率成风，干求一二要路之书，副以诗篇，动获千万缗，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屐。式之则否，广座中不谈世事，缙绅以是益多之。平生好施予，即人有所赠遗，亦缘手尽。

姚镛亦撰《石屏第四稿跋》为其印可延誉：

诗盛于唐，极盛于开元、天宝间，昭、僖以后，则气索矣，世变使然，可与识者道也。式之诗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使生遇少陵，亦将有“佳句法如何”之问，晚唐诸子当让一头。^[14]

在《石屏诗集序》中，姚镛又道：

式之以诗鸣江湖间垂五十年，多识前辈，晚乃与余为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闽峤度梅岭，涉西江，吊余于衡岳之阳，此意古矣。观近作一编，其于朋友故旧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义根于天资，学问培于诸老，故其发见，非直为言句而已。式之复俾铨次，不敢辞。得六十篇，为第四稿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15]

姚镛的印可延誉，无疑十分有利于戴复古诗集的刊行流传，李贾刊行姚镛所选《石屏四稿》时作跋语道：

石屏南归，过仆于渝江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选《四稿》下卷，仆永歌不足，并入梓以全其璧。^[16]

时人关注到了名流巨卿对戴复古的品题印可对他成名的重要意义，由此引发了时人对名流印可与文学传播关系的思考。赵汝腾在《石屏诗序》中说：

戴石屏之诗有楼攻媿先生之序文、诸名公钜贤之品题，不患不传远也。^[17]

包恢之序也谈及名流显宦对其诗歌之品题印可，并由此抒发了自己对戴复古诗歌创作中“真意”的看法：

石屏以诗鸣东南半天下，其格律风韵之高处，见诸当世名公之所品题者，

不可以有加矣，况予他日未尝学诗，又安能措一词！第尝私窃评之，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来；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远，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备于经，经明则理明。尝闻有语石屏以本朝诗不及唐者，石屏谓不然，本朝诗出于经，此人所未识，而石屏独心知之。故其为诗正大醇雅，多与理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举子业，而专以诗自适，临终，以子在襁褓，而虑诗或遂无传。石屏长而有闻，深切疚心，求以传父业、显父名，是其志也，实继父志也。故其为诗，感慨激发，多与志应。陶靖节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读书不求甚解。黄太史称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然杜无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黄有意用事，未免少与杜异，不知四诗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语哉！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予谓其非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果无古书，则有真诗，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三者备矣，其源流不甚深远矣乎！故诗有近体，有古体，以他人则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则古尤工而过于近。以此视彼，其有效晚唐体如刻楮剪绘，妆点粘缀，仅得一叶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为奇者，予惧其犹黄钟之于瓦釜也。此予所私窃自评者，亦未始为石屏道。今敢以是质之，请石屏自剖决，予也奚敢妄为若是决！^[18]

此段文字所表达的虽是对戴复古一人之诗的观感，然而推广到整个南宋诗歌创作，亦大体得当。我们由此可感受到名流作序印可与当时文学批评关系之一斑。

著名诗歌评论家严羽年辈低于戴复古，与戴氏感情很深，两人是忘年交。严羽在《送戴式之归天台歌》中除了叙说与戴的依依惜别之情外，还特别提到名流时贤对他的推重：

三花树下一相见，笑我萧飒风沙颜。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诗五百首。共结天边汗漫游，重论方外云霞友。海内诗名今数谁？群贤翕沓争相推。^[19]

其中推崇戴复古的“群贤”之一就有名流王子文，他在关于石屏诗的题跋中赞美戴氏：

近世以诗鸣者多学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终乏实用。……式之独知之，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20]

而戴复古自己亦十分看重这些名流显人的评价，在谈及自己的文学见解时往往引用名流显人之语为自己作广告宣传，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如他在《论诗十绝》小序中，就特别看重王子文的意见：

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21]

名流印可，是作家成名成家的一个重要途径。^[22]方岳在《书戴式之诗卷》序中就提及戴复古“得诗名”之早，对戴复古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

石屏游诸老间早，得诗名又早，诸老凋谢，独石屏岿然鲁灵光耳！予生后三十二年，才此一识，秋风别去，因书数语集中。^[23]

我们从赵以夫的《石屏诗集跋》中，不仅能看出名流巨卿对戴复古声名远播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能感受到当时人托名流以求不朽的情形：

戴石屏诗备众体，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岂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东皋子二诗，虽斑驳不完，而思致风骨，概可想见，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诗，是固天授神助，而发源实自于审言。审言之诗，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东皋，又祖少陵，虽欲不传，不得而不传。少陵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名”者是也。石屏与游，皆当世鸿儒巨公，精笔妙墨，极力模写，曾不尽其妙，又假仆辈以为置邮，何邪？若仆辈，正有托于石屏者也！^[24]

赵以夫的自谦之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普遍存在的迷信权威、崇拜名流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当然，戴复古诗受到如此众多名流显人的印可品题，除了他的奔走之勤、干谒之切外，也确实有其过人之处。武衍最爱诵戴复古诗，复古既卒，武衍作诗悼之：

四海诗人说石屏，一时知己尽公卿。家传衣钵生无愧，气挟江湖老更清。重感慨时多比兴，最瑰奇处是歌行。九原不作空遗稿，三些吟魂泪为倾。^[25]

戴复古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及其不平凡的一生，都在这首小诗里体现出来了。赵汝谠^[26]甚至从戴复古诗中选了百余首作品，编辑成一部诗集《石屏小集》^[27]，对戴复古可谓青眼有加。这一行为，无疑为戴复古的成名起了巨大的广告宣传作用。赵汝谠之兄赵汝谈亦撰跋为戴复古诗印可延誉：

式之（戴复古）与蹈中弟齐年，而又俱喜为诗。式之谓蹈中有高鉴，尽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择焉，得百余首，此编是也。余读之竟，见式之才果清放，弟识亦尽精到，皆非朽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穷，奔走衣食四方，犹未得归休于家，而蹈中则下世逾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踬，其稍幸称遂者，天辄不假之年，盖存殁俱可哀也，余暇复论诗哉！姑命录藏，而归其本式之，且题其后，以致余叹息云。^[28]

此中所载“式之谓蹈中有高鉴”及“式之才果清放，弟识亦甚精到”，受到援引荐举的赵汝谈自己也十分注意为人延誉扬名，从其为江湖诗人戴复古诗集所作的序中，我们可看到他爱惜援引人才的一片苦心，这充分说明了时人把名流高明的识别鉴定能力当作品评名流显人风度才识的一个重要标准。

赵汝谈的印可延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让戴复古走了一条成名的捷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卷一四中特别强调戴复古成名一事：

赵南塘《题天台戴式之诗稿》云：“台岭散仙人，诗家小叔伦。”式之由此名重，有《石屏集》，南塘为选若干首。^[29]

在刘克庄看来，戴复古的名重一时，与赵汝谈的印可品题密切相关。

名流显人赵汝谠对戴复古诗歌的选编印可，也容易引起时人的注意，倪祖义在《石屏诗集跋》中道：

作诗难，选诗尤难，多爱则泛，过遴则遗逸。懒庵为石屏戴式之摘取百余篇，兼备众体，精矣。章泉所拈出，则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鼋美，窥管识豹斑，爱式之诗者，读此足矣。式之方尽屏世学，坐进此道，发其英华，见于章什，必当方驾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视旧编，遂成组绣。余未老，尚及见之。^[30]

赵汝腾在《石屏诗序》中也道：

赵懒庵为选其尤者别为小集，乃命仆为此序，无乃以非人为赘耶！懒庵于诗少许可，韦、陶之外，虽辋川、柳州集，犹有所择，今于石屏诗，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机有契合者乎？夫诗之传，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诗数百家，精者才十数人；就十数人中选其精者，才数十篇而已。惟少陵、谪仙能多而能精，故为唐诗人巨擘也。盖艺之难精者，文也；文之难精者，诗也。运奇于斧凿者，少从容之态；受成于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隽永，惨淡者乏脍炙；取妍耳目者兴未必高远，寄吟性情者词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诗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锼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懒庵之选，其旨深矣。^[31]

一经“有高鉴”“其旨深矣”的名流显人之印证认可，则士人的作品可声价大增。故“奔走衣食四方”的戴复古自己也颇以得到名流显人赵汝谠的“许可”而自豪，并特地将其写进《石屏诗集序》里：

懒庵赵蹈中寺丞作湘漕时，为仆选此诗，凡一百三十首。观者疑焉，谓懒庵古诗得曹、谢、韦、陶之体，律则步骤杜工部，其议论高绝一世，极靳于许可。今所取此编，何其泛也。复古议论斯语，使有五字可传，如崔信明“枫落吴江冷”一句；十字可存，如杜荀鹤“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足矣，果何以多为？……复古以朋友从臾，收拾散稿，得四百余篇，三山赵茂实、金华王元敬为删去其半，各以入其意者，分为两帙。江东绣衣袁蒙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后。明珠纯玉，万口称好，无可拣择，是为至宝。凡物之可上可下，随人好恶而为之去取者，断非奇货。绍定壬辰仲夏，复古自书。^[32]

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可以增加诗人的自信，戴复古在诗歌中吟咏道：

说破当年旧石屏，自惭无德又无能。向来江海疏狂客，今作山林老病僧。高卧一楼成宇宙，冷看独影当宾朋。恶诗有误公题品，不是夔州杜少陵。^[33]

表面上的惭愧谦虚，掩饰不了他受到名流显人印可品题的自豪喜悦，并以此印可品题为干谒请托之资，频繁奔走求售于公卿贵族之门。

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十三中对戴复古《岁暮呈真翰林》评价道：

石屏此诗，前六句尽佳。尾句不称，乃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干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34]

由戴复古的一首诗推想到整个江湖间人“求尺书，干钱物”的“谒客声气”，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亦大体得当，可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35]

我们从陆游《跋徐待制诗稿》中亦可以看出名流印可、“誉望”对于当时士人的重要性：

予以乾道庚寅入蜀，几十年而归。故人在朝者，惟许昌韩无咎，握手道旧，因相与论当世知名士。无咎独称待制徐公，以为文辞辨论，有贞元、元和间诸贤之遗风。恨予不及识，因诵其诗句，信奇作也。后三十年，徐公之子植，以遗稿一编示予，属以序引。予与待制虽出处不同时，然尝叹爱其笔墨，则亦愿托名卷首。^[36]

正因有了“无咎独称待制徐公”，陆游才有此“愿托名卷首”、为其印可延誉之举。

与此类似的是方信孺得到诸多名流显人印可延誉之事。方信孺尝从陆游问诗，陆放翁大书“诗境”二字与之，得此殊荣的方信孺后来亦屡屡受到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刘克庄在为方信孺印可延誉之际就特别提及陆游、杨万里等名流显人对其诗文的知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高度评价，以期扩大其影响力：

诗境方公少时，语出惊人，为诚斋、放翁所知。稼轩所居雪楼火，公唁之，有“何处卧元龙”之句。时稼轩乐章豪一世。……余与公素相亲狎。公于书一目十行，诗文操简立成，而宫羽协谐，经纬丽密，若素思而得者。事大如山，众相顾失匕箸，公神闲意定，起而应之。其条世务，画军册，他人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公片语而决。……四六多警策。^[37]

这样的印可延誉之辞无疑似锦上添花，进一步扩大了方的名声与威望。从屡经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方信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士人通过干谒请托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并满足了自我实现、得到他人认可的需要，这对文人群体的形成、文学流派的孕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许玠的请托干谒，受到名流显人的援引延誉，亦体现了这一现象。许玠，字介之，翰曾侄孙，魏了翁门人，曾得到刘克庄、周必大、杨万里等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38]后来又携诗请托奔走于真德秀之门，真德秀在诸名流显人品题印可的基础上继续高度评价其人其诗，称其翰墨、期以功名道德：

予闻介之诗名旧矣。岁甲申，携其诗数百首，访予于星沙，曰：“某之少也，获登平园、诚斋之门，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于词章之域。今齿日长矣，惧无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视其人昂然鹄立，其论说今古娓娓不穷，则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视子岂直诗人也哉！其智略纵横可以参阃外之画，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测之虏，二先生期子于词章之域，予将俟子以功名之会，可乎？”……若夫介之诗词之敏丽，则有诸公之题品在，故不复云。^[39]

真德秀表面上好像不够自信，在印可时屡屡引用别人之辞，实际上，这正是其人情练达、精通世故之处，一方面说明了他对请托援引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对其他名流显人的信任敬慕之情。在一篇短序中，同时取悦了多个人。又如其在《钓台江公文集序》中云：

钓台严先生之清风，更千百年未有能续之者，至谏议江公出，然后孤标峻节，仰配而无惭。……宝庆三年，公之诸孙润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钓台弃稿》者刻之郡斋，书来谓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马文正公已亟称其诗，而奏议之编，则近世张宣公实为之序引，藐焉小子，何敢复云！至他所为文，又多出于笑谈娱戏，其论前代文士，虽世所共宗者，犹讥其冗叶狂华，不根至理。则语言文字特公之弃余矣，故不复道，独惟其平生大节追配古人者，以告于史君而并刻之，来者其尚有考乎此。^[40]

这说明了南宋普遍存在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现象以及士人干谒请托时的重心所在。所谓“锦上添花到处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时来易借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得到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士子往往能够良性循环，不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而进入仕途，真正做到“名利双收”。

许多士子通过名流的赏识援引而出人头地、扬名立万，而且一旦得到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后，他的作品也随之洛阳纸贵，蜚声海内。钱泳曾道：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41]

陆游充分认识到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效果，并以杨万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长歌为君定声价，赏音但须一夔足。^[42]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也说：

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43]

这段鞭辟入理的话，生动有力地说明了“作者的招牌”的重要性，颇能反映名流印可延誉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我们试作演绎、引申：作品的力量使作者出名，而作者出名后又能使作品有名。其中关键在于“作者出名”，而作者出名的关键在于名流显人的印证认可、援引延誉。我们知道，作品的力量虽然能使作品出名，而作品力量的有无，往往也要通过名流显人、专家学者来鉴定。历史上那些有力量的作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利于名流显人的“慧眼”。可以说，名流显人的印可品题、推广延誉，是作者出名的重要途径。

所以，相当于广告宣传性质的序跋文字放在所刊锓书籍的卷首在当时商品流通盛行一时的南宋社会是必需的，即便是天下知名人士姜夔，其作品锓刊行于世时也请天台谢采伯作序为其印可延誉：

姜夔字尧章，番阳布衣也，自号为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尝请于朝，欲是正颂台乐律，以议不合而罢。有《大乐议》、《琴瑟考》、《饶歌》等书传于世。予略识于一友人处，知其为名士，颇敬之，不知其能书也。近阅其手墨数纸，运笔遒劲，波澜老成。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击书学之蒙者也。夫自大学不明，而小学尽废，游心六艺者，固已绝无仅有，而尧章乃用志刻苦，笔法入能品乎？固恨其不遇于时，又自恨向者不能尽知，而不获抠衣北面以请也，因为锓木，以志吾过云。嘉定戊辰，天台谢采伯元若引。^[44]

《砚北杂志》卷下亦载：

近世以笔墨为事者，无如姜尧章、赵子固，二公人品高，故所录皆绝俗。^[45]

无独有偶，我们从魏了翁所撰的《游忠公仲鸿鉴虚集序》中亦可明白当时名流印可与文人著述锓木流传的深层历史动因：

君壮时犹及见苏黄门，黄门谓君“使得见先兄，当不在六君子下”。一时所交如唐子西、张芸叟，皆敬称之。其文之有传，虽不遇犹遇，虽死犹不死也。了翁与君居异州，生不并世，尝闻其风矣，未见其书也。其从孙运达从余游既久，一日持君文一编求余叙，将再锓木以广之。余谓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叙？运达请不已，余感君之气节烈烈，不究其用，而托其传于言，又喜运达之强于学而肆于文，其必能昌其传也，于是乎书。^[46]

游仲鸿正因得到黄门“使得见先兄，当不在六君子下”的印可延誉，故“一时所交如唐子西、张芸叟，皆敬称之”，而当其从孙“将再锓木以广之”时，亦还需向名流求叙以广其传。

魏了翁所撰的《斐然集序》亦可说明当时名流显人作序印可对所刊著作起到的推广宣传之功：

长沙吴德夫间为予言：“胡仲刚氏学业行谊为世楷则，出一编书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为我广诸蜀。’予识之弗忘。后守广汉，将以刻诸梓，未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归自南，旋起家渡泸，叙州冯侯邦佐已刊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熟复之。……因冯侯之请，摘其关于世教者著于篇。^[47]

时人对“已刊之”的著作仍“求一言冠篇”，无疑是为了使其更加顺畅地流通与传播。如：

钱塘白珽，余识之早。幼颖悟，五岁以工属对，嗣而嗜学，刻苦忘寝食，泛滥书史间，得《离骚》意度为多。益之以左江右湖，胜概激濯，日以沉郁，卒敛而归诸诗。平而澜，癯而力，静洁恬淡而光自泽，味自腴。腾播散落，与春风草木争芳润。一时名贤如文本心、陈存斋、方蛟峰，皆为之印予。家性存、方虚谷、周草窗、何潜斋辈，又相为练核磨淬。积之久成集，好事者将取而锓诸梓，而以书闻于余曰：“何如？或其可也，敢求数语以开卷先。”……珽字廷玉，自谓四明名儒舒少度遗腹子。岂文脉果有自来哉？^[48]

这些材料说明了当时名流印可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像白珽这样能够得到“一时名贤”“皆为之印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一旦能得名流印可，就能使“其文之有传，虽不遇犹遇，虽死犹不死”，让人感叹“岂文脉果有自来哉”。在商品流通发达的社会环境下，南宋文人的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也一样需要有广告宣传推广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当时作者亲属所作的印可延誉之辞也颇能扩大销量，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如李杓所撰《巾笥本可斋稿跋》：

先公少保观文可斋《杂》、《续》、《三》稿，杓侍官荆渚时，窃伏会萃而锓之梓。继而庾使介轩刘公甄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岁戊辰，先公弃诸孤。^[49]

就是一篇典型的为亲属著作宣传的跋文。

名流显人的作品相对而言也较易刊刻流行。赵汝谈在《吴郡志序》中道：

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愚按风土必志，尚矣。吴郡自阖庐以霸，更千数百年，号称虽数易，常为东南大都。会当中兴，其地视汉扶冯，人物魁倬，井赋蕃溢，谈者至与杭等，盖益盛矣。而旧图经芜漫失考，朱公长文虽重作亦略，是岂非大缺者？何幸此笔属公，条章粲然，成一郡巨典，辞与事称矣。……侯父子世儒有闻，其治吴未期，百坠交举，既上此职方氏，将复刊《石湖集》，与《白氏长庆集》并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并志，以申后觊焉。绍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赵汝谈序。^[50]

因“守惮莫敢辨”，结果“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反而说明了只要认定“是书石湖笔也”，是范成大这种名流显人的作品，它的刊刻流行就应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我们从“何幸此笔属公，条章粲然，成一郡巨典，辞与事称矣”的记载中亦可看出时人对名流显人的崇拜、对权威人士的迷信。

可见，在商品流通盛行一时的社会环境下，多才多艺的读书人即使不入仕途为官也能够靠自己的才学在这个社会立足谋生，当然自己的才学要被社会认同，首先要刊锓书籍行于世，且还需要有人为其宣传延誉。

第二节 名流印可盛行下的文人行卷

名流印可的重要性，导致文人干谒之风盛行。行卷是文人干谒的一种重要方式。钱谦益在《王芳洲制义序》中指出：

唐人以科举取士，士子装卷轴以求知于先达，谓之行卷，或曰夏课。至王荆公创为经义，始破终结，犹然律赋八韵之意。盖合明经制科而一之，莫善于此。今士子有得隽于乡者，多集其平生揣摩之言，汇而行之，亦曰行卷，犹唐之遗语也。^[51]

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给行卷下定义，指出：“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了试卷不糊名的方式，使主试官得以审查应试者平素在学业上的表现，可能是九品中正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另外，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到了唐代，文士们更利用了这种办法来为争取进士登第服务。这就使之形成一种风尚，有别于通常的投送卷轴，而且出现了行卷这个专称。”^[52]

钱穆早在1952年春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讲演时就有类似的发现，他指出：

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至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53]

程、钱两位先生都深刻细致地发现唐代考试制度下名流显人揄扬品题对士人中第入仕的影响。

其中程先生指出的“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我们认为，这不但是“古已有之的”，而且是于南宋为烈的现象，这种现象换一个说法就是文人为了得到“名流印可”，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尤其是权威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印证、认可，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自己在官场或江湖上更加容易立足并且获利。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六《谢新胥口监征赵立之》诗序载：

立之，名闻礼，以声气相求袖诗访我，欲赓而未暇也。^[54]

这段文字特别提及赵闻礼为胥口监征时，曾以诗卷干谒程氏于蜀中。又如陈必复撰《端隐吟稿序》所载：

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诗来谒。……读之矍然而喜，因请见全稿。林君曰：“余平生苦于吟，所得亦不少矣。然微不合我意则裂去，惟恐缓，今存者无几何。公有命，其奚敢辞？”又数日，林君携短编以过，见之愕然而惊，离席而起，执其手，谓林君曰：“子肠肺间岂皆锦绣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余诚惧乎世之知林君者未能众，故乐为序其诗而表出之。后有知林君，必自此诗始。^[55]

此序记载了林尚仁以诗干谒陈必复，陈必复为其印可延誉的情形。

南宋士人的布衣比例增加，他们为了生活，大多干谒奔走于权贵之门，请托援引。费衮在《梁溪漫志》卷三专门撰写《行卷》一文，来探讨前辈行卷的风度及当时行卷风尚的弊端：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近年以来，率俟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56]

可见南宋时期“干请”即干谒请托与名流显人印可“延誉”之间深层密切的内在联系。正所谓：“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57]行卷是文人干谒的一种重要手段，是通过向达官权要投献诗文从而得到他们的印证认可的必由之路。

方回在《瀛奎律髓汇评》卷二○评戴复古《寄寻梅》诗道：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伯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高菊磵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58]

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南宋士人的行卷风尚与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密切关系。我们要追问的是：行卷在南宋表现出何种特征？有何特殊作用？

行卷，对南宋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的前途命运仍有着巨大影响，这在南宋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我们试举一例，《荆溪林下偶谈》卷四“东莱以誉望取士”条，有一则值得注意的记载：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举访东莱，东莱语以《春秋》题，且言破义。就试，果出此题。君举竟用之，且以语陈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59]

这则材料，记叙了一件典型的科场舞弊事件，舞弊在宋代科举考试中是普遍存在的。^[60]东莱（吕祖谦）将试题透露给陈君举（陈傅良），且告之以答题要义，陈君举完全派上了用场，并将试题告诉其从弟，结果两人都中榜了。我们固然应谴责东莱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但我们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可以从东莱告芮公的一段话中看出端倪，即“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东莱何以知道陈君举为“新俊”？原因很简单，即“君举访东莱”，这里的“访”即是干谒，因为据常理，或据人之常情、人情之常，君举绝不会空着手来拜谒东莱的，向东莱呈献自己的得意之作，即行卷，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无可厚非，东莱读了陈君举的作品，爱才心切，告之以题，也可以理解，至少当时论者是认可的。

我们以为吕祖谦“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在南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以誉望取士”不但有“唐人之意”，也有宋人之意，宋人对吕居仁这种“以誉望取士”、援引佳士、延誉后进的行为不但不排斥，而且顶礼膜拜、衷心赞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录一段很能代表南宋士子心声的《吕居仁集序》如下：

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如故紫微舍人东莱吕公者，又其杰出者也。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仕愈踬，学愈进，因以其暇尽交天下名士，其讲习探讨，磨砻浸灌，不极其源不止。故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晚节稍用于时。在西掖，尝兼直内庭，草赵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议，忤秦丞相桧。秦公自草日历，载公制辞以为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为诗，既已孤行于世，嗣孙祖平又尽裒他文凡若干首为若干卷，而属某为序。

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则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61]

陆游的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南宋士子对吕居仁为后生晚辈印可延誉、“以其暇尽交天下名士”行为的崇敬之情，以至于以“托名公集之首”为幸事，体现出南宋时人崇拜名流、迷信权威的社会心理，这是南宋行卷干谒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

程千帆还说：

试卷上的姓名既被糊没，笔迹又因重行誊录而无从辨识，因而采取誉望、事先加以推荐的方式，就不再有存在可能性，而行卷的风尚也就自然随之消失。^[62]

我们认为，行卷的风尚在南宋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誉望”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都是十分重要的。前面所引“东莱以誉望取士”条，就记载了吕祖谦在南宋科举制度下“以誉望取士”的事实。而郑兴裔的《荐举陈造状》更说明了誉望在当时的重要性：

臣伏见高邮陈造，明经修行，幼居乡曲，早有时誉。淳熙二年第进士甲科，以词赋声震艺苑。调太平州繁昌尉，摘伏发奸，不畏强御，政成报最，除平江教授。启迪生徒……撰《芹宫讲古》阐明经义，士子服其论议，憾师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称。每孤高自守，不欲取容当途。^[63]

还有，陆游《渭南文集》卷五《荐举人材状》中提及巩丰、王田、赵蕃等人，并极力为其荐举，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臣切见宣教郎知临安府临安县巩丰，材识超卓，文辞宏赡；从政郎前随州州学教授王田，学问淹贯，议论开敏。以上并可备文字之职。文林郎监潭州南岳庙赵蕃，力学好修，杜门自守，入仕以来，惟就祠禄，今已数任，若将终身。或蒙朝廷稍加识拔，足以为静退之劝，抑躁竞之风，于圣时不为无补。如或不如所举，甘坐责罚。^[64]

颇能说明誉望、荐举在当时士人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影响。

在南宋科举糊名制度下，文人行卷干谒与名流印可延誉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南宋士人的干谒请托不仅在应试前，而且在科举中第、步入仕途之后也仍然与原来的座师保持联系，时不时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献给前辈显人请托延誉，而名流显人一般情况下也不吝溢美之词，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前来干谒请托之辈身上。有些文士甚至直接行卷献诗给皇帝而得宠，据《宋史·姜特立传》载：

帅臣赵汝愚荐於朝，召见，献所为诗百篇，除阁门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由是得幸于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阁门事，与谯熙载皆以春坊旧人用事，恃恩无所忌惮，时人谓曾、龙再出。^[65]

姜特立对此也颇感得意，屡屡提及，《梅山续稿》卷九有诗题为：

甲辰岁，以诗一编进，孝宗圣语，且许其清新。骤蒙擢用。暇日感孟襄阳事，聊赋数语。

诗云：

襄阳孟浩然，床下谒至尊。一语不合意，放还归里门。我诗虽不工，骑马入帝阍。饱暖自兹始，永怀明主恩。^[66]

在《梅山续稿》卷一一中还作了《甲辰岁进诗一编孝宗许其清新翌日宣谕宰执召试再赋一首》诗。^[67]无独有偶，南宋时人刘仪凤在年轻时携文干谒尚书左丞冯澥，结果，冯澥“甚推许，遂知名”^[68]。无名小卒刘仪凤因一次干谒而得以成名，当时名流的推许援引岂可不重视乎？

甚至皇帝有时也愿赏赐科名给谒客举子，据《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

凡士不由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及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凡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大较犹可取也。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者，又不胜纪。

在两宋，文士只有多读诗书，方有被朝廷录用的机会。南宋时的吕本中、陆游就是赐第进士，他们因故未得科名，未能登第，后也“以上书献颂而得者”，这里的关键在于干谒请托者是否有才能和品德。周紫芝在《见李端叔书》中通过举例说明名公巨卿为谒客请托延誉的雅量高致：

某尝谓天之生贤，似亦有数。生之实难，遇之亦难。唐之文章三变，而后得韩愈。愈之门生如张籍、李翱……孟东野之徒，皆晔然有闻于世，后学者闻其风而悦之。韩愈死又二百余年，而生欧阳公，收拾贤者，汲汲如饥渴。当时门人皆一时胜流，如尹师鲁、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辈，实与异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间不三十年，而翰林苏公主盟斯文。苏公之门如黄鲁直、秦太虚、张文潜、晁无咎与阁下，诸门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后进，视韩、欧门下士未肯敛衽也。自元和以来至于五代，阅二十三帝二百余年，而三人者始于先生弟子传道授业，羽翼前贤，赖以不泯。^[69]

否则徒然自处轻微，人亦鄙视之，落得个斯文扫地。

这说明：行卷的行为在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依然存在，这是导致宋人干谒奔竞之风盛行一时的重要原因。《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六载：

（大观二年）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学校，革去科举之弊，而复兴乡举里选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试，类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试官，而应举之士，未尝经历学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为去取。故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试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编集平昔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许印卖，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岂可容私自编集，以为请托之资乎。欲乞诸路州县应有出身之人，将来合差充考试官者，不得收接见任或他州县士人投贽所业经义论策文字，庶绝前日科举侥幸之风，而上称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实之意。”从之，仍先次施行。^[70]

朝廷想革科举之弊，是因现实情况“往往编集平昔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这样的行为也符合人之常情，人人都想走捷径，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能够通过投贽文字而侥幸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从“有司之公取”的角度来看，往往能从投贽之文中看到真水平、真性情，而科场上的急就章往往靠的是即兴发挥、临场应试经验。

即使对“不屑习举子业”的南宋士人来说，“采取誉望”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有多方面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原理，人除了有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有自我实现即得到他人认可的需要。同样的道理，南宋士人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利禄的需要促使他们干谒行卷之外，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使他们频繁奔走干谒于名流显人之门，希望自己的文采风流能得到有识之士的赏识，从而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需要往往更能反映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岁月蹉跎、时光易逝，“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这是自古以来聪明才智之士普遍存在的对生命本体的忧思。而南宋士人行卷干谒在很大程度上除了科举的需要，也是为了消解这种忧思。名流显人显然了解这些才智之士的忧思，故常为他们印可延誉，以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我们从孙嵘叟^[71]所撰的《方壶存稿序》中可见一斑：

方壶居士抱迈往轶群之气，颐神天隐，高蹈物表，不屑习举子业，以名利之网。发为文章，雄壮奇伟，飘飘然如驭风骑气，与造物者游，无一点烟火气。古赋似宋玉，诗歌似太白，长短句似坡翁，不受音律束缚者，真是邦之英材间气也，韦斋、龙溪岂得专美于前欤。夫以方壶之望，受知于文公、慈湖、西山三先生，实焯焯自足以名世矣。^[72]

孙嵘叟是当时的名流显宦，请他印可品题以“采取誉望”之士应当不少。他是深通人情世故之辈。在这篇序中提及的方壶居士虽是一名“不屑习举子业”的才士，可他既能“受知于文公、慈湖、西山三先生”，其中所行之卷必不少，所干谒奔走之名门显族必多，才能得到这三位名流显人的印可延誉从而“自足以名世矣”。而对于汪莘这种“以布衣上封事，不用，退而筑室柳溪之上，囿以方渠，自号‘方壶居士’”^[73]的隐逸高蹈之士，孙嵘叟照样为之作序印可，只是印可延誉的角度着重放在其“德行”“文学”方面，而不是其“政事”上。可谓避重就轻，针对干谒请托之士的优点和特长来为其印可延誉。^[74]

元初，科举废止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名流印可品题的现象。南宋文士吴渭入元不仕，居于吴溪，立月泉吟社，延致宋遗民，互相品题酬酢。元至元年间尝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共征集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仿科举糊名考校例，延请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判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今存所编《月泉吟社》一卷，系录前六十名之诗，有四库全书本。^[75]这说明南宋名流显人印可品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方凤、谢翱、吴思齐作为名流显人，他们的印可延誉对士人们的成名成家、实现自我价值也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南宋时期文人行卷还是存在的，只是并不完全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行卷的手段与表现形式与唐代略有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节 反思中的开拓——南宋士人对前辈名流印可的态度

南宋士子投诗行卷名流的主要目的是请托延誉，而名流显人一般也能以往圣先贤为榜样，通达人情世故，乐意为执贽干谒之徒印可援引。

以今鉴古，我们甚至会发现“以誉望取士”，还有“今人之意”。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程千帆的有些论断值得商榷，如：

行卷之风的消失，就使得宋以来应举的人，除了习作历代朝廷规定了程式的文章外，无须再从事其他文学创作以谋取科第。这样，科举制度就只能桎梏人的思想并败坏人的文笔，而不能再对文学发展发生任何好的作用。^[76]

类似的观念，钱穆早在1952年春即已提出，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77]

我们知道，这并不完全符合宋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范仲淹、王安石、曾巩、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文化巨人都是宋朝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人才，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因科举而被桎梏，反而更见豁达大度，而且名流显人印可延誉的风格与热情，也往往成为他们品评名流显人境界高低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徐鹿卿所撰《赵司戎诗集序》中对欧阳修的识鉴及爱惜人才的品评及对时人赵司戎的评价中，我们可感受到南宋士人对前辈名流印可的重视程度：

昔余读六一先生《送东阳徐先生序》，其词典以正，其意闳以深，未尝不叹君子之爱人以德也。及来横浦，司戎赵君时举一见如旧交。间诵其为文，沛然如决川东下，虽龙门砥柱横扼其冲，而不为避，噫，亦锐矣。于后交益深，情益洽，每寮友会辑，则论人物短长，赋诗歌，谈江浙岭海间奇胜事，可骇可愕，无能发一矢以当其锋者。……祭遵之雅歌投壶，羊叔子之轻裘缓带，时举盖不多逊也。久乃出诗词四帙示余。余熟之复之，于是尽得时举之为人。今将御秋风东行，过六一之乡，试持杯酒酬先生，味其言而想见其风，其必有得矣。他日一笑相逢，幸为余道之。^[78]

这段文字令人感佩。宋科举之下文士的文笔，并没有被败坏，苏东坡“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文笔，令后人赞叹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的道德文章受到南宋时人的普遍好评，甚至得到皇帝御笔品题。而经苏东坡品题印可的作品更能名声大振、垂范后世。刘兴祖在《摛文堂集序》中指出：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为百代之师者，文忠苏公而已。是以皇上万几之暇，亲御翰墨，为之序赞，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大哉王言，诚万世不刊之典也。当时学士大夫有经品题，皆足以垂世，况深蒙见知者乎。尚书文友公……雅为苏公所器重，诚以道德文章有默契于言意之表，宜乎声相应、气相求也。公司凤阁，直銮坡，登八座，五知贡举，天下服其文鉴之高，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扬历华途垂三十载，惜乎位不满德，未足究其所学。而恭和御制，敷演辞命，忠言谠论，高文大册，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真足以造作者之渊源，垂将来之轨范也。^[79]

周必大在撰《澈溪居士文集序》时自然而然地提及东坡品题印可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惟有其实则名从之，是不可求也。虽然贤如夷刘，学如颜渊，皆得夫子而名益彰，彼身居岩谷，砥行立名，非附青云之士，湮没无传者多矣，此司马迁所以深嗟而屡叹也。朝奉大夫庐陵彭公讳醇，字道原……自号定庵，又曰卧云翁。有《澈溪居士集》五十卷，议论平正，如其为人。今四世孙乡贡进士叔夏既谱公出处，侄孙信州永丰主簿汝翼复裒遗文于兵火之余，得二十卷，求序于余。共惟本朝元祐以来人才盛矣，忠言正论著于籍者三百九人，极天下之选，颁之郡国，载之国史，垂之万世，而公姓名在焉，则公之贤为何如？六一先生之后，文章莫如东坡，时人或得一语，终身荣之。考前后集答士大夫启才四十篇，而获麟骑箕之岁《回贺州启》在焉。^[80]

无独有偶，方万里在《题武衍藏拙余稿》中亦特别特强调东坡品题印可的重要性：

东坡见齐安朱广文小诗云：“官闲厅事冷，蝴蝶上阶飞。”谓其可入图画。适安此卷绝句，模写景物，吟咏情致，多有可笔于丹青者，惜不遇坡之品题。^[81]

甚至于为杨万里诗印可延誉时，周必大也引用到韩退之、苏东坡谈艺论文之语：

韩退之称柳子厚云：“玉佩琼琚，大放厥辞。”苏子瞻答王庠书云：“辞至于达而止矣。”诚斋此诗可谓乐斯二者。^[82]

南宋“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周必大所撰的《跋老泉所作杨少卿墓文》：

予生晚，不知中大夫何如人。然碑成于嘉祐七年秋，而刻于英宗治平之初元，是时三苏名震京师，广渊直集贤院，为群牧、三司判官，君卿自藩邸以艺文被幸，由奉礼郎换内殿承制。三人虽不同，同为当世所贵，非中大夫好学而笃志，则其文其书岂易得哉？韩退之谓唐人欲铭其先，必得三服。予谓杨氏此碑非三难乎？厥后谨仲既以学行为乡先生，今诸孙又表而出之，不陨其业，将无愧于老泉之辞矣。^[83]

我们从此跋中可见周必大对名流印可延誉事件的向往、推崇之意。作为名流巨卿的南宋士大夫对唐人韩退之、北宋三苏父子喜好为后生晚辈印可延誉精神如此提倡效仿，下层文士干谒请托、奔走求仕之风盛行一时则亦是情理之中的了。

南宋士大夫对名流显人的迷信、崇敬还体现在真德秀所撰的《跋东坡书归去来辞》中：

东坡谪岭南，故旧少通问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吴则僧契顺，皆徒步万里，访之于荒陬绝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号称卓行，契顺亦托此以传，真可敬哉。契顺之言曰：“惟无所求，故来惠州。”盖有求则有欲，有欲则失其本心，是非颠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视君子，至欲挤之死者，岂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尔。^[84]

由此可见名流印可对苏东坡道德文章在文学史乃至文化上地位的影响。正是有了皇上对苏东坡的印可品题，广大热爱苏东坡其人其文的南宋文士才能理直气壮地谈苏东坡，而被苏东坡品题过的学士大夫甚至于方外之士的人品与作品，也就更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与仿效，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南宋士人还喜欢以韩愈为例来说明品题延誉的重要性。杨万里在《答澧州赵知府》中道：敢谓执事度越一世之拘挛，追怀千古之奇伟，得其书，跃如也；举其人，沛如也。又且报之曰：“来书之品题人物，一言一字，无非真实语矣。”退之云：翁，大人，不疑人欺己。侯高何足道哉？微执事，孰可以当退之之所云者乎？多言何足以谢大恩之万分？独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为执事贺也。^[85]

林希逸在谈及文学创作风格时亦提及韩愈，从中可见他十分看重韩愈印可品题的风度：

自退之为诗，正易奇之论，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题者。抑尝思之，张说、徐坚之论文也，其曰“良金美玉，无施不可”，非正乎？其曰“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非奇乎？不妨为俱美也。前辈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退之亦自谓怪怪奇奇，不施于时，只以自嬉，然则奇固不若正矣。虽然，李长吉辞尚奇诡，而当时皆以绝去翰墨畦迳称之。李义山受偶俪之学于令狐，及其自作，乃过于楚，非以其为文素瑰奇欤？^[86]

林希逸以道学名世，今存作品有《老子口义》《庄子口义》《列子口义》《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然其集中却大多都是应酬品题之作，如其在《刘侯官文跋》中为其“同年实斋侍郎之子”刘某印可延誉时道：

山居刘君，少掇高科，而学问不少辍。其为文日锐日进，正如秋水方至，至波洄澜激，姿态横生。今观此集，有豪爽似曼卿者，有崛强似徂徕者。其间纡余夭矫，又有文潜、少游之遗风。他时霜降水涸，一见涯涘，当知退之所以迎、所以察、所以肆者，其不名家矣乎？比因南来，访余溪上，与语及此，君以余为知言，遂书集后以归之。名某，余同年实斋侍郎之子也。^[87]

这是一篇典型的印可延誉文章，是林希逸受到后生晚辈拜谒请托而作。他在为他人印可延誉时也流露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念。

即使是在科举糊名制度已经成为录取人才的规范化手段后，南宋士大夫对“糊名取士”的制度尚有微词，认为这样是“弃实务华”，更相信名流巨卿在鉴定士子行卷时体现出来的慧眼卓识。周必大对此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糊名取士若弃实务华，然主司贤矣，自有以得人。盖遣辞近古，决非碌碌之士，而纤啬浮艳者，违道之文也。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所放进士，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与！元祐三年，东坡先生嗣典斯事，即文观行，所得为多。是举也，奉议郎葛公奏名第七，学问文章抑可知已。后八十年，其从孙携家集相过，使予一言。昔我外祖给事中王公亦以古文论周秦强弱见知东坡，置在前列，已而廷试唱名第五。政和中入掌书命，专用西汉文体，为用事者敲撼，赖天子仁圣，力保全之。未几，竟坐元祐学术斥去。于公盖同年进士，以道义言之又同门也，则予与葛氏不为无契。然而公之行实樱宁李公志之，公之逸事杉溪刘公跋之，其文则有澹庵胡公之序在，振宣幽光，三绝备矣，复何言哉？独一事偶阙特书，宁征荆轲者有待夏无且耶！予尝观书太史氏，按崇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书，定元符末党籍五百四十有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罢确山宰，废于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党籍。人谓公久困当少折，其诗乃云：“从今益勉为忠义，一噎如何便废餐。”味公此言，夫岂以利禄得丧二其心者！使天不夺之年，得进为于世，不负东坡审矣，况肯负国乎？此事与吾外祖相类，皆所谓不易乎世者，故表而出之，复以其书归。强学笃行，为文有家法，兴葛氏者其在斯人与！^[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