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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自己挑两头骆驼的时候了。我挑了一头固执安静的老贵妇，她叫艾尔库塔·凯特，和一头美丽狂野的小家伙泽莱卡。萨雷认可了这一选择，祝我好运。我在巴索农场的朋友都搬进城了，把房子留给了我，可以一直住到它被卖掉为止。真是好运当头。在那个阶段，没有别的什么更合我意了。那意味着，我可以带着上绊的骆驼到没有围栏的荒野里，他们有大把的东西吃，我还能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里。没有人。

在帐篷的最后一天是个灾难。我外出的时候，阿肯纳顿跟朋友飞走了，从此再不相见；我得想办法把两头暴躁的骆驼弄到主干道上走六英里，既不能弄死自己，也不能弄死她们；凯特几周前坐到了一个碎瓶子上，划伤了前胸，但没人多加注意这个伤口，只是偶尔用松焦油抹一抹；泽莱卡的头上有一条感染了的大口子；丹尼斯和我最后一次任由冲动的敌意发泄。

在仅遭受了些小伤和一次濒临神经崩溃后，我把她们弄到了巴索农场。现在我除了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没有科特、萨雷和丹尼斯他们来帮我或妨碍我。我清洁了她们的伤口，给她们上绊，带到外面，开心地看着她们一路咀嚼，走在通往东边山丘的土渣路上。是我的骆驼。我的家。

那种干脆明亮的日子，只有盛季的沙漠才有。晶莹的水沿着查尔斯河的宽阔河床急流，在一些一两英尺深的地方，它绕着一棵斑斑点点的赤桉树巨桩打旋；黑肩鸢在它们后花园的猎场上方翱翔，闪烁的翅膀和血红色的掠夺之眼捕捉着光；有着艳丽橘色尾羽的凤头黑鹦鹉透过高树，鸣出乐音；日光爆发，刺目的冲击能量淹没了一切；蟋蟀断断续续地从盛开的石榴树里发出摩擦音，和厨房里丽蝇的嗡嗡声一起，为炎热的澳洲下午奏出一曲颂歌。

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离开寄宿学校的铁窗和宿舍管制之后，我就和一大帮朋友一起，立刻进入了廉价合租房的公社生活。在这里，我有一整座城堡，在这里，我是皇后。从太多劣质的陪伴突然转换到完全无人相伴的境界，真是愉快的震惊。就像从繁忙街道的喧嚣进入一间拉上百叶窗的房间的寂静。我漫游徘徊在我的领地、我的私人空间里，嗅闻着它的精华，接受它对我宣称所有权，把每一粒尘埃、每一张蛛网都纳入我占有的幸福狂欢中。这个张牙舞爪的破败老石墟，正优雅地沉入它所诞生的地面；这堆赏心悦目的无顶石头，伴着强悍繁盛的无花果树和让人窒息的高草；它永恒的客人，蛇、蜥蜴、昆虫和鸟类；它戏剧性的光影图案；它的密室和幽深之处；它没上铰链的门，以及它安处在阿兰达石阵中的合乎时宜；这是我的第一个家，我在这里感到一种解脱感与归属感：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任何人。

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以为寂寞是我的敌人。没有人在我的周围，我似乎就不存在。但现在我理解了，我一直都是个孤独的人，这种身份是种天赋，而非该去畏惧的东西。我独自在我的城堡里，能清楚地看到寂寞是什么。我头一次有了顿悟，我这一生的行为模式一直是在保留自己的那种疏离感，一直在保护那处高远、清澈的地方，一旦分享，它便有被破坏的风险。我一次又一次用片刻神经质的绝望为此付出代价，但都值得。不知何故，我一直与我不喜欢或者特别不靠谱、根本没希望保持长久关系的男人建立联系，以抗衡我的渴望，渴望一个穿着闪亮铠甲的骑士出现。我无法否认这件事。它明明白白地亮在不够格与挫败感下面，自我执导的聪明计划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达到这一觉悟。我相信，潜意识总是知道什么是最好。是我们受到制约、被极度高估的理性思维搞砸了一切。

所以，在人生中第一次，我的孤独感是我如珠宝一般守护的财富。如果看到有人开车来看我，我多数会躲起来。这种宝贵的欢乐时光持续了一两个月，但，和一切一样，它也不得不遵循变迁定律。

我最近的邻居是艾达·巴克斯特，一个俊俏的原住民女人，有着狂野热情的天性和一颗温暖慷慨的心。她喜爱热闹时光和大壶的红酒。她的棚屋坐落在巴索农场后面，与小溪另一边她亲戚家的潦倒小屋截然不同。棚屋是她一连串白人男性朋友中的其中一位为她建造的（对艾达来说，与白人结交意味着地位），屋里是珍贵的小摆设和与物质社会有关的配件，她已经接受了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但它本质上不属于她。她经常过来分享佳酿，如果她觉得我需要保护，就在地板上扎营。尽管她不能理解我对独处的渴望，她的陪伴却从不侵犯我的隐私，因为很多原住民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可以毫不生硬地触碰和动情，可以舒适地与沉默共处，这对他们很容易。她一直以“我的女儿”称呼我，是一个我求之不得的和蔼而宽容的母亲。

关于这个非凡的女人，以前住在那里的陶工给我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有一晚，他们都坐在家中，听着回荡在艾达营地的醉酒打斗声。突然，吼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迫，我朋友过去看是不是出问题了。他及时赶到，眼见艾达的男朋友踉跄地绕着棚屋走，一路上倒空了一罐汽油，然后哆嗦着手指弯下腰去，打算点火。那时汽油都已经渗进灰土里了，所以还没有真正的危险，但艾达哪里知道。她已经去了柴堆，操起一把斧子，一下子把那个男人抡倒。他仰面倒地，血从伤口流到地上。我朋友心想艾达肯定把他砍死了，高呼别人赶快去叫救护车。他很确定自己没法处置这具血淋淋的尸体，仍竭尽所能，而艾达当时已经惊呆了。他双手颤抖着用毛毯裹住她，递给她一点龙舌兰。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呻吟。男人撑起一只手肘挣扎着坐起来，目光摇曳地瞪视我朋友，说：“老天爷，哥们儿，你看不出来她喝得够多了吗？”

就在搬进巴索农场之前，我遇到了一群年轻白人，在从事原住民权利方面的事情。像我一样，他们也带来了各种良好教育背景下的理想主义和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很多本地人所谓的“城里来的空想派麻烦鬼”就是针对这个小群体的。就算刚开始这句话是对的，也向来是对的，但后来就很难说了，因为爱丽丝泉的生活很快用精明取代了政治上和个人的天真。我喜欢这些人，赞同他们也支持他们，但我不想让他们在身边。我全靠自己赢得了这么多，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至少我在心理上感觉自给自足。我不想让潜在的友谊把事情变得复杂。毕竟，友谊需要精力，我的精力要用在骆驼之旅上。但是有两个人很特别，詹妮·格林和托利·萨万科，他们用诙谐、温暖与才智追求我，向我示好，直到我开始暗暗期待他们的来访，以及他们带来的芝士和红酒，这是我现在简朴的修道士生活中的极大奢侈。他们逐步巧妙地攻破了我的自我保留，直到几个月后，我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依赖他们的鼓励和支持，直到他们变得与那个时代难解难分，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一定会记起他们。

接下来几个月的扭曲记忆都一并储存在我的大脑里，像一团缠结的蛇窝。我只知道，生活从巴索农场如此美妙的开端急转直下，堕落成一场闹剧，几乎让我相信宿命。而且这宿命与我作对。

我仍与科特和葛莱蒂来往。一方面，我的手腕变得足够巧妙，想利用科特的院子、设施和知识。这件事我依靠自己的乖巧、歉意以及科特所赞赏的一切学徒品质成功做到了。但我付出了代价。哦，他真的让我付出了代价。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先前试探性的革命情谊。它被彻底的仇怨取代。再加上葛莱蒂。我想维持与她的友谊，她那么需要友谊。他敷衍地尝试以天价出售牧场，因而她一直说要离开科特。葛莱蒂想再坚持久一点儿，至少等到出售成功，那样她还能拿到一些钱——作为未被打败的象征，而非对金钱本身的渴望。再加上弗兰基和乔安妮，这是两个从南希山营地来的原住民孩子，葛莱蒂和我都跟他们相处了很长时间。

乔安妮是个美丽的姑娘，大概十四岁，有天生模特胚子的优雅和姿态。她也极其伶俐，反应很快，已经非常了解绝望。我理解她的抑郁，那是面对难以逾越的差距时产生的一种无助感。乔安妮想从生命中得到一些东西——因为肤色，因为贫穷，她永远够不着的东西。

“我有什么盼头？”她会说，“喝酒吗？嫁给一个每晚揍我的人吗？”

弗兰基稍微好一点。他至少有希望取得一个过得去的身份，当个剪羊毛手或牧场工——最多是个流动的散工，但这能让他有一定的自我价值。他天生是个小丑，弗兰基。我们爱怜地看着他穿着太大的靴子，模仿着别人的招摇步伐，从孩子变成青年。他会来巴索农场看望我，说话行事都是一副大人样，然后突然间，他注意到天色变暗，就怯懦地变回了男孩，问：“嘿，你不介意陪我走过小溪吧，嗯？我夜里害怕。”

一开始，营地的几个男人无法理解一个女人独居这种事。他们跟一两个镇上来的暴徒一起，有时深更半夜出现，希望来点酒后调情。我给自己买了一杆枪，点222大功率步枪，20号口径霰弹，双筒立式——一把美丽的工具，但我对它全部的了解就是，你握着一头，子弹会从另一头出来。我从来、从来没有给它上过膛。不过，这种把枪举出门外、躲在背后骂上几句粗话的行为未必不能让人印象深刻。我告诉朋友们我真的拿枪指过人时，他们都吓坏了。好吧，没有直接指人，我赶紧让他们放心，只是漫无目标地伸到门外，瞄向暗处。我能看出他们觉得我失去理智了，但我为自己这种与日俱增的乡巴佬心态辩护，鉴于我身处的状况以及对被侵犯感和财产的高度意识，这似乎完全合理。我后来获悉，枪的小插曲在营地里一次次地引起无休止的欢闹，带有一种敬佩的色彩。事实上，几个月过后，他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别的不说，我现在受到保护，有人帮我盯着，有人照顾我了。如果他们觉得我有一点癫狂，也是建立在好脾气的基础上。通过乔安妮、弗兰基、葛莱蒂和艾达，我开始更了解他们所有人，开始克服羞怯和我的白人负疚感，越来越了解复杂的问题——物质上、政治上和情绪上那些原住民要对付的问题。

爱丽丝泉及周遭有大概三十个营地，坐落在一块块公有土地或郊外的安置保留区里。这些营地是多年来为周围不同部落组织的成员建立的传统地方领土，他们从远在澳北和南澳几百英里以外的家园定居点到镇上来。城镇的一个主要吸引点就是容易搞到酒，但还能找到其他重要的地区资源。包括原住民居民法律援助、卫生部门、原住民工艺中心、原住民事务办公室、专门欺诈原住民的二手车行，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大城市的东西。爱丽丝泉的住地与家园定居点之间有相当规律的人员流动，尽管有些人变成了永久居民，用矮树木架、二手铁皮和在市垃圾场找到的任何能凑合用上的部件给自己搭了小屋。有五个水龙头为所有三十个营地供水，很多人穷困潦倒，依靠垃圾桶过活，吃在垃圾场找到的被丢弃的食物，以及在街上乞讨要饭。很多人是酒鬼，所以不管他们拿到多少钱，都直接送进便宜的大酒壶里。小孩和女人受苦最多，营养不良，遭受暴力，身患疾病。

南希山是小镇在经济上最成功、最有组织、最有社会凝聚力的营地。小房子（抗艾滋组织出资）开始取代了小棚屋，还在建一块洗澡区。相比较而言，最糟的营地就是托德河干涸河床里的那些，就在镇子的最中央。这里的人没有水、卫生设备和住所，除了酒，没有支撑。由于河流所有制的原因，这是流动原住民主要的宿营地。他们受到镇议会的威胁，议会一直试图把河边土地的租约范围扩展到河床本身——这是除掉营地的一种干净手法，为了游客，把环境变得干净美好，毕竟他们花了大把的钱从店里买假的原住民工艺品。

根据我在南希山的见闻，人们靠共享金钱过活，包括他们从兼职放牛工作挣来的钱、儿童捐助金、寡妇和被抛弃妻子的抚恤金，以及极少、极稀有的失业补助支票。赌博是一种财富再分配，而非获得财富的方式。关于原住民的其中一个谬见是，他们都是长期“领救济金的混混”。事实上，接受社会福利的黑人比白人要少，然而他们的失业率却高十倍。

即使少数和白人一样住在镇上的混血原住民也遭受各种形式的隐性种族歧视。这是爱丽丝泉黑人的日常经验。这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卑微感和自怨自艾。无法改变命运的持续挫败感让很多人放弃了希望，把他们变成酒鬼，因为至少酒精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解脱感，离开无法承受的处境，最终，赐予他们湮灭。

正如凯文·吉尔伯特在《因为白人永远不会这么做》里写的：

我的论点是，澳洲原住民遭受了那么深刻的灵魂强暴，以至于这种摧残仍存在于今天大多数黑人的头脑里。尤其是这种心理上的摧残，导致了我们在保留地和教区见到的情况。一代代人重蹈覆辙。

教育一直是个问题。学校是混合的，黑白混杂，部落混杂。必须读那些关于迪克、朵拉和他们的猫毛毛的故事，必须学习历史书，书中叙述库克船长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人，“构成万物最低人种的土人”“在白人奋勇前进之前就快速消失了”，等等，就好像嫌这些还不够，且不说还得带裹着牛皮纸的砖块而不是午餐去学校，因为没有钱也没办法准备午餐，且不说因为没写作业就被骂出学校（有可能在锈蚀的车身里就着火光写作业吗），且不说鼓膜穿孔、眼部感染，有疮有营养不良，且不说得应付很多老师固有的种族歧视，那些都姑且不提——他们可能还不得不坐在某个部落宿敌的孩子隔壁。

怪不得孩子们不想经历这种格格不入的险恶环境。它不会教任何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们唯一可能得到的工作就是流动牧场工，这不需要读书写字的能力。怪不得说他们无可救药、学不进去、猪耳朵。“啊，对，”白人悲哀地摇头说，“这东西流淌在血液里。他们永远无法被同化。”

在大型矿业公司开始垂涎原住民保留区的土地之前，“同化”实质上就是秘而不宣的政策。它对原住民实际的生活方式几乎不起作用。如今，它是一种把原住民赶离他们的土地、赶到镇上的手段，而土地是唯一能赐予他们一点自尊的东西，他们在镇上找不到工作，必须越来越依赖白人的体系过活。它同样也为政府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公关演练，这样总理就能大声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维护干净的国际声誉，同时依旧执行一种表面看似与种族隔离相对立的政策，但进一步检验后，其实产生同样的效果。即这一政策确保原住民的土地再次落入白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多国白人的手中），通过清除所有黑人的伦理和文化痕迹，提供廉价劳动力，纯化白人人种。这正是南非建立种族隔离政策意图实现的。同化政策是反土地权、反民族自决的，黑人不愿接受。再次引用凯文·吉尔伯特的话：

每一个……原住民被问起时，都会一再重申，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澳洲白人给黑人一块公正的土地基地，以及公正的金融手段，让社区开始自助。

学校教育的问题就像其他很多问题一样，本可以很容易补救，只要政府一方拨出一丁点儿开支，引入改进的流动学校。可以预见的是，现任政府非但没有增加财政预算来解决这种问题，反而在原住民支出方面进行了巨大削减。（原住民事务部最近做了一项澳洲原住民调查。在住房板块，问题是这么设计的：“有多少原住民无家可归？”在另一部分，“无家可归”不包括住在棚屋、披屋、锡皮遮篷和车身里的人。）

弗兰基有个朋友叫柯立飞，他年纪更小但世故得多。他是个屡教不改的惯偷，我不介意；事实上，考虑到他的情况，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营生，只可惜他也偷我的东西。可怜的穷困的我，每周存五毛钱用来买成箱的铆钉、螺丝刀、皮革和刀具之类的东西，都是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的小玩意儿。我很难招架。一方面，我知道，他们对财物的态度与我迥异，即，实物不能被一个人所有，是可以共享的物品。另一方面，巴索农场有东西不见时，通常是永久性消失，要不就是被一个满怀歉意的母亲送回来，砸得稀烂，坏的。于是我时常为柯立飞和弗兰基的小偷小摸烦心，这会带来暂时性的几回道歉，但本质上无济于事。

一天我从镇上回来，悄悄地从厨房走回房间。有一个房间上了锁，里面放着我最宝贵的财物。弗兰基和柯立飞正忙着想办法钻窗户。他们像珠宝大盗一样窃窃私语。我只能强压住大笑，一直憋着，直到情况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然后显出一副非常严厉的表情，说：“你们在打什么主意呢？”

我发誓，以前从没见过人被吓得魂飞魄散，就好像他们摸了电门。然后消停了一阵子。

几个月之后，柯立飞摊上大事儿了。我不知道是怎么起头的，但他做了一些相当蠢的事。我想他是偷了刀子和一把枪，又从警察局偷了一瓶威士忌用来收官，然后一个人跑进丛林里住了几个星期。无疑被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的后果吓坏了。他最后终于挣扎着回家了，被福利部门和警察局宣告为少年犯，从他瘸腿的母亲和所有亲人的身边带走，有关当局说，这些人没有能力妥善照顾他，把他送去了南部某处的少年收容所。柯立飞才11岁。

在此期间，我的头脑里悄无声息地生出一种悲苦、挫败感。独自一人住在幻境里做旅行的大梦，不让步于现实的这种喜悦开始走味。我渐渐明白，我在拖延、假装、演戏，那是我不适的源头。如果所有人都相信我最终会带上骆驼远走沙漠，我不相信。它是我闲来无事时，搁在头脑边缘把玩的东西。它给了我一个肤浅的身份，或者架构，让我在低落的时候可以爬进去，像衣服一样穿起。

这种不安被混乱的日常细节和小问题搁置了。我的两头骆驼都病了，需要持续的关注。我会在夜里给她们上绊，带出去吃食，七点起来追踪她们（这会花上几个小时），带她们回家，医治她们，训练泽丽，敷衍了事地尝试准备她们的装备，诸如此类，磨到该骑三英里的车去餐厅的点钟，深夜再骑三英里回来。

泽莱卡瘦得吓人。在被捕获继而带上火车后，她就彻底掉膘了。她一直被十几头受惊的野骆驼挤搡，被关进畜栏，推倒，上绊，然后被丢在那里让她自己琢磨了几天。她被威吓，被狠命地撞来撞去，就好像那还不够似的，她又被上了鼻栓。在最好的情况下，从野外带回动物都是一桩残忍的行为。有时一半的兽群都会死掉，要么死于追逐的衰竭，要么死于跌倒后的断肢。

凯特不用经受这种体验。她几年前被当成驮畜使用，被恶劣地对待，这事她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在耄耋之年跟一个朋友一起被送到阿尔库塔牧场休息。萨雷从那里挑来了她，留下了她的朋友。她记得人类，憎恨人类。她没有希望成为乘驼，自始至终都跟鼻绳过不去，而且岁数太大，陋习难改。不过，她是一头不错的驮畜，强壮而耐心。我设想可以训练泽丽来骑，用老凯特来驮重物。尽管她从没想到要踢人，却会在不高兴的时候，龇起丑陋的大黄牙对着四面八方咬牙切齿，况且她一直不高兴，直到嘴唇被扇了几巴掌，被人劝服，才不再做那种荒谬的举动。可怜的凯特，她就这么轻易让步了，但不管我后来多么和蔼、多么爱怜地对待她，她从不信任我，也不喜欢我。她有一块十英尺的“私人空间”，如果任何人类踏入半径以内，她就会摇头晃脑地咆哮，直到那个人从那里退出。她会平静地站着，张开大嘴，像头狮子一样咆哮再咆哮，只在喘口气的时候停歇一下。如果你在那里站两个小时，她就会咆哮两个小时。她还胖得让人恶心。我有一天领她去卡车过磅台，打卡数值显示有大约2000磅。对一头粗腿的老母骆驼来说，很不赖。她的驼峰是落在背上的一座畸形的软骨大山，走路时，肥厚的大腿互相摩擦甩动。她整个儿就是一头非常令人敬畏的野兽。

第一周，我就把兽医请来检查我的姑娘们。这是与爱丽丝泉的动物医生们漫长交往的开端。到我离开前，几百美金进了他们各自的账户，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出于同情，都没收我的咨询费。总有一天，这些神奇的人看到我进了他们的诊所，会逃窜躲藏，要是被我揪住，就会叹口气说：“今天又有谁要死了，小罗？”然后在我说出那些毛病的最新进展时，他们的面部就抽搐起来。但他们当时教会我许多东西，像如何把针飞进肌肉、如何把针戳进颈静脉、如何用柳叶刀切和割、缝合、消毒、阉割、上药、包扎、清洁，以及一个铁石心肠的职业医生要超然冷静做到的所有事情。

兽医给骆驼们做了深入体检。他告诉我泽莱卡断了一根肋骨，然后他见到我脸上的表情，赶紧安慰我说骨头已经长好，只有她再次跌倒才会有麻烦。她的感染用抗生素粉很容易就能清洁干净。然后我领出凯特那个颤动的大肉团，给兽医看她的前胸，此时那里正在大量地滴脓。前胸，或者叫基座，是长在前腿后面胸部上的一块软骨。长在前腿和后腿上类似的肉垫是骆驼坐下时的压觉点。它被一层硬皮覆盖，就像树的皮。我一直在用软管、消毒剂、抗生素粉和松焦油处理里面的伤口。兽医检查了前胸，停顿一下，把手插得更深，然后吹了声口哨。我不喜欢那口哨的声音。

“看起来不好，”他说，“感染是从囊袋的肉里蔓延出来的。那里面可能有玻璃。不过，我还是会给她灌大量的土霉素，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他继而拿出一支巨大的针筒，上面的针头有吸管那么粗，递给我，让我站到离凯特的脖子两英尺以外的地方去，像扔飞镖一样朝她投掷针头。我投掷的力气不够大。凯特的怒吼高了一个八度。我再次站回去，瞄准后用尽全力投掷。它彻底扎进去了，我很惊讶它竟然没有从另一头戳出来，就像科学怪人身上的螺栓一样。然后我连上针管，注射进十毫升的黏性物质，留下一个蛋形的大包。

“干得漂亮，”兽医说，“现在，每三天那样注射一次，再注射两次，然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我勉强透过下巴的颤抖，哽咽地说了一声“好”。我对针头的憎恨马上就要永远痊愈了。

我曾经有过的任何赢得凯特信任的美梦现在都飞出了窗外。我每天至少包扎伤口两次，或者给她打针，让她疼痛，加深了她对我这个物种的憎恶。她的防护半径对我增加到20英尺，对别人还是10英尺。还是没有起色。兽医再次过来时，我们决定用宁比泰镇静剂把老姑娘麻昏，然后切开伤口引流。要不是太为这家伙担心（没人知道一头骆驼的正确麻药量，所以我们得靠猜），我真会为凯蒂对麻醉药的反应大笑一番。她慢慢地跪下，嘴唇傻傻地完全松弛，出神地盯着小小的草叶、蚂蚁和一切时，目光呆滞，口水从松垂的下巴流出来——她被麻翻了。

手术很严肃。尽管我们看不到有玻璃碎片，感染却比兽医先前预计的深得多，本希望避免彻底切开创口，这下必须得切了。然后，等手术结束，又开了一个疗程的注射后，我有信心一切都会没事的。凯特没有好转。我生命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奉献给了她的安康——在她身上花钱如流水，使用大剂量的各种抗生素，通过草药和书上的阿富汗疗法治疗。我尝试了镇上每一位兽医建议的每种治疗。凯特全无反应。